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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出現了很多“西漢古紙（特指植物纖維紙）”，一時中國造紙的時間被提前了一二百年。蔡倫好像也被人拉下神壇，不再是我們心目中的那個為人類文化做出了劃時代貢獻的造紙英雄。
那麼這些所謂的“古紙”到底是不是紙，西漢真的就已經有“紙”了嗎？
蔡倫，東漢宦官，永元九年(97年)成為監制禦用器物尚書令。他發明了一套完整的造紙技術工藝，故稱“蔡侯紙”
我們先來看看如何定義“紙”的概念。
造紙術的基本步驟包括：植物纖維的切斷、漚煮、漂洗、舂搗、簾抄、幹燥等等。判斷是否是手工紙的一個關鍵點就是“帚化”，也就是粗糙的纖維經過打漿處理後被粉碎，使纖維端梢壓潰呈絲裂狀，形如掃帚。帚化的作用是使紙漿纖維在抄造成紙時提高結合點和結合強度。
考古出土的古代紙狀物無論外表看上去如何像紙，沒有這道工藝，都不能稱為真正的紙。埃及的紙莎草紙和中國古代有絲絮紙，都是紙狀的薄片，也能夠書寫，但都不是真正的紙。
那麼讓我們來看看這些出土的“西漢古紙”的種類以及它們的鑒定結果：
第一，“灞橋紙”
“灞橋紙”，是1957年大陸陝西省西安市灞橋地區的一個工地上的漢代墓葬中出土的片狀物。出土時“紙”已裂成碎片，面積最大的約100c㎡，最小的約12c㎡ ,厚度約 0.14 mm，一共88片。後來經過科學鑒定，發現這些隻是一些以亂麻絮為主體的纖維團，是用于銅鏡下的墊襯物。
第二，“居延紙”
1978年第一期《文物》報道，1973 年，在甘肅居延地區漢代遺址中出土了兩片（一片較大，一片較小）居延紙。考古工作者認為，這兩片“紙”分别早于蔡倫紙 150 多年和 100 年。這兩片“居延紙”收藏于甘肅曆史博物館。
後經檢測，居延紙是由本色廢舊麻絮、繩頭、線頭、布頭和少數絲質纖維制成，質地粗糙松弛，表面凸凹不平，并起毛，不宜用作書寫材料。但由于它經曆了打漿和纖維切斷的基本工序，我們認為可以算做紙的雛形。
“居延紙”
第三，“扶風紙”
從外觀上看，扶風紙和居延紙相近。纖維白淨，白度 40% 左右，紙質粗糙，紙面上麻段、麻束明顯可見。紙平均厚度約為 0.22 ～ 0.24 mm，但不均勻，厚薄相差達 3 倍以上。
纖維形态與居延紙近似，亦為苎麻、大麻類纖維，打漿程度略高于居延紙。洗滌情況很差，有很多泥和纖維扭結成團或分散在紙的組織中，或者成為泥沙層浮于紙面上。從紙質結構看，扶風紙和居延紙同屬一個類型，系麻質廢料經過簡單的切、舂（或錘打），成為薄片，沒有抄造。它具備了紙的初步形态，但是十分粗糙，也還不宜用作書寫材料。
第四，馬圈灣紙
馬圈灣紙是指 1979 年在甘肅敦煌馬圈灣烽燧遺址發現的西漢麻紙殘片，殘片是分别在 5 個探方處發現的，這些殘片有的與畜糞堆積在一起，上面的灰層約0.3 ～ 0.5 m。殘片面積最大的長 32 cm、寬 29 cm。
顯微鏡和電鏡觀察，纖維成分為麻，有中等程度的分絲和帚化現象。試樣也可以書寫，稱之為紙是沒有問題的，這種紙還不是一般簡單生産的紙，造紙技術較高。
可是從出土的幹燥環境以及可查史料，這些“紙”被認定為東漢晚期甚至是更晚的産物，是随後人混入西漢長城烽燧的。
第五，放馬灘“紙地圖”
1986 年 3 月在甘肅省天水市放馬灘地區古墓群中出土了一件文物，是一張類似地圖的殘片，冠名為“放馬灘紙地圖”。
鑒定結果認為，“放馬灘紙地圖”殘片不是紙質品，而是若幹紡織品殘片的集合物 ；所謂的“地圖”也不是地圖，殘片中的所有黑點并不是地理圖示，全部是蟲蛀過的孔眼 ；殘片中的所有線條疑似出土并幹燥定型後由後人畫上的。
放馬灘“紙地圖”
第六，“懸泉置紙”
1992年在甘肅懸泉置發現有20多張所謂“西漢紙”，其中4張有文字。但懸泉置遺址是從西漢到魏晉時期的一處垃圾堆積，年度跨度大，環境擾動劇烈，很難做朝代劃分。鑒定出的紙張形狀也各不相同。而有字的紙根據書法和遣詞被判定為西晉時期的産物。
懸泉置紙
綜上所述，以上列舉的各種“西漢紙”并非科學界定的“紙”，但并非僞造，隻是因為一些原因被錯判。我們應該秉承科學的考古學态度，統一标準，然後去糾錯改正，否則會損害科學的聲譽和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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