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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要厚道,别舒服了自己,惡心了别人。

作者:雨中窗前亂翻書

莫言先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自己購置了一套《莫言文集》,雖然大部分還沒有讀過,但從《紅高粱》開始,也陸陸續續看過《紅高粱家族》(小說集)、《豐乳肥臀》、《檀香刑》等作品,對莫言先生的作品應該允許有自己的看法。

文藝作品是用來審美的,還是審醜的,雖然有很多不同看法,而且文藝的審醜功能從清華美院“眯眯眼”開始,顯示出越來越強大的趨勢。但是,這仍然無法徹底消除文藝作品的審美功能。

有人認為:“莫言先生是大陸第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先生獲得諾獎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是以莫言先生獲得諾獎是為國家赢得了榮譽,并以此作為擋箭牌,對于任何質疑莫言先生的言論大加鞭撻。

首先,這種人的這種認識,本身就不符合基本的邏輯。

莫言先生确實是大陸第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的作家,獲得諾獎确實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否則,村上春樹也不會陪跑好多年卻又多次與諾獎擦肩而過。

做人要厚道,别舒服了自己,惡心了别人。

又說我嗎?

但是,獲得諾獎就是為國家赢得了榮譽,是沒有什麼必然的因果關系的。

其次,這種人的這種認識,本身就不符合人類的普世價值。

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和1789年法國《人權宣言》都強調“天賦人權”。而言論自由,是上天賦予的人權之一,就是每個公民,依據憲法規定,享有表達自己的意思見解或者其他意思的自由。

網友們就納悶了:這剛剛想玩點“天賦的人權”,就因為西方人說你是一朵花,我們就不能表達不同看法了?就必須跟着西方人齊聲高唱“你真的就是一朵花”嗎?

這還有沒有一點言論自由了?這還有沒有人權了?

第三,這種人的這種認識,本身就沒有區分文學創作與生活現實的差別。

①文學創作,是允許虛構的;沒有虛構,就沒有文學藝術。

自己從來就對虛構情節沒有什麼反感。

《紅高粱》公映後,我們中文系的同學并沒有對酒坊夥計集體對着酒壇子撒尿而感覺有什麼不妥之處,反而讓我們看到了這個國家對于“創作自由”的了解、尊重與寬容,并在當年就是靠一首《酒神曲》獲得年度“校園文化節”大獎。

做人要厚道,别舒服了自己,惡心了别人。

當年很火的歌曲

莫言先生的創作中即便有醜化中國人形象的内容,還真不能就此徹底否定莫言先生,~因為從其身上,我們一度看到了中國作家對中國社會的獨立思考和深刻認識。

但是,有一點不容否定,即便是虛構,也是帶有作者政治傾向的;

這所謂的政治傾向,就是你想對這個社會施加什麼影響!否則,我們國小生課本上就不會有什麼“奴隸主華盛頓砍櫻桃樹”、“日本鬼子在南京背中國老太太過馬路”、“清華美院眯眯眼風波”……等“精彩”篇章。

然而,小說畢竟是小說,不是生活;

如果你真的把你的小說當成生活現實向”歐美自由社會”宣洩的時候,像我這等思想自認為非常開放的網友,也感覺你是在“獻媚”。

一走出國門,莫言先生是走到哪兒說到哪兒,利用各種場合,回憶自己那一點不堪回首的生活經曆,就有那麼一點為了迎合西方人的“好奇心”而“奉命而行”的味道了。

結果則是雙方一拍即合,皆大歡喜,起立鼓掌,廣受好評:

莫言先生十分認真投入地講了西方人想聽到的“中國現實”,“中國曆史上重複出現的同類相殘的行為證明了這些苦難”,“揭示了中國社會的變遷和他所處的時代的特征” ,“他用誇張、滑稽模仿加上變異的神話和民間故事,對50年來的宣傳進行修正,并令人信服”。~這話讓”歐美自由社會”紳士淑女們聽上去,如沐春風、心花怒放

高傲地”歐美自由社會”,從莫言先生口中滿意地聽到了自己想聽到的東西,又一次印證了自己對中國的看法:“高密東北鄉是莫言先生文學創作的重要舞台,它不僅是故事的背景,也是人物情感和生活态度的展現。在這裡,驢和豬的聲音淹沒了人的聲音” ~不要反駁吆,這可是你們中國第一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先生先生親自說的吆!

②悲憤出詩人,更容易出“噴子”,而且出的最多的就是“噴子”。

莫言先生在斯坦福大學發表演講,談了談自己的創作經驗,題目是《饑餓和孤獨是我創作的财富》。

這個演講題目雖然給人有一點感覺,實際上也沒有大的問題,應該算是四平八穩吧。畢竟,“悲憤出詩人”,也是我們關照文學創作的一種基本理念。《毛詩正義序》就說過:“怨刺形于詠歌,作之者是以暢懷舒憤”。

但在現實生活中,悲憤情緒控制下的人們,不但容易出詩人,也更容易出“噴子”。

做人要厚道,别舒服了自己,惡心了别人。

膠河農場的5歲男孩,穿開裆褲上學,是因為窮嗎?

在《饑餓和孤獨是我創作的财富》中,莫言先生對20世紀60年代初期進行了如下定義:“是中國近代曆史上一個古怪而狂熱的時期”,用“物質極度貧乏”“在死亡線上掙紮”“勒緊褲腰帶”“進行共産主義實驗”“餓得半死”等詞彙魔幻那個艱苦奮鬥的年代,接着“描述”了自己饑餓的童年的形象,并信誓旦旦地說:“我敢擔保,我想象的都是真實的”。

在人類漫長的發展曆史上,對食物的争奪與占有,畢竟是很長一段客觀存在的人類曆史;以對食物的基本需求為寫作動機,也反映了人與食物的關系,這本身無可厚非,也并不淺薄庸俗,有時候還可以寫得很深刻。

如果把挨過餓當做一種絕對的政治正确,不斷編造謊言,以此來樹立人設,這才是淺薄庸俗的,而且極其容易走到“媚俗”的道路上。

雖然莫言先生曾經信誓旦旦地說:“我敢擔保,我想象的都是真實的”。

但真實情況是:莫言先生的想象真的不是真實的。

當”歐美自由社會”聽到莫言先生“小時候窮得光着身子到處跑”、“上學了還穿着開裆褲”(存疑,因為軋裆沒有什麼技術難度)、“十歲前不知道啥是照相”……而留下“高尚”的淚水的時候,他們應該很容易地“百度”到,莫言先生7歲的時候,不僅照過相,後來還寫了一篇散文《從照相說起》。

做人要厚道,别舒服了自己,惡心了别人。

方面大耳,衣褲完整,頗有福相

當莫言先生飽含熱淚地回憶起 “小時候餓得吃煤塊”、“像小狗一樣把任何能吃的東西塞進嘴裡”的時候,也許是為了蹭熱度,莫言先生的大哥管谟賢出了一本書《大哥說莫言》。在《莫言的爺爺奶奶》一章中,莫言先生的大哥管先生是這樣說的:

做人要厚道,别舒服了自己,惡心了别人。

管大哥比莫言大12歲,1963年就考上華東師大中文系,是時代的佼佼者,記憶力、智商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奶奶“很能幹,直至去世,奶奶是我們家實際上的大總管。那時父親和叔父沒有分家,一家十幾口人的吃穿,全由奶奶安排。

盡管那些年月生活極艱難,奶奶勤儉持家,精打細算,一家人也未受凍餓之苦。奶奶的手極巧,我不止一次的聽我的大爺外祖父誇她做的飯菜好吃” 。

莫言先生獲諾獎後,出了一套《莫言文集》,不知道編者是否發現莫言先生曾寫過一篇《過去的年》?莫言先生在《過去的年》中回憶說:

“過年為了吃到餃子裡的硬币,連吃三四碗那餃子,傷到胃;經常搶堂姐的飯吃,堂姐受了委屈,就告狀,搞得家庭不和睦。”

③一切行為的背後都有它的動機和利害算計。

每個作家都有其寫什麼和不寫什麼的創作自由。

但很多人也總是被一個問題所困擾,想破腦子也無法了解莫言先生文字中的“醜惡”,簡直就是非常燒腦:就如同《饑餓和孤獨是我創作的财富》這個題目一樣,饑餓和孤獨是莫言先生創作的财富,但貫穿于文學創作全過程的思想傾向是哪裡來的呢?

做人要厚道,别舒服了自己,惡心了别人。

這位網友肯定是沒有掌握文學創作的基本概念:寫小說是允許虛構的。

這讓我突然想起一個故事:

我們那裡有一個“鄉紳”,49年丢下老婆孩子,從青島孤身一人跑到了台灣島,幾十年如一日,孤苦伶仃,孤獨終老。死後,鄰居們幫助他操辦後事,掀開他的被褥,隻見床闆上鋪着一層花花綠綠的紙,撿起來細細一看,原來是老家的“地契”。

這個幾十年離群索居的“鄉紳”,也許就在每一個夜深人靜的時候,一張一張地端詳着這一床闆的地契,支撐了他在異鄉生活下去的信念和力量。~如果也會搞搞文學創作,他會怎麼寫?

做人要厚道,别舒服了自己,惡心了别人。

有誰讀過方方女士的《軟埋》?

《大哥說莫言》有這一段文字:

“從出生到當兵,在農村整整生活了20年,這20年正好是極左路線愈演愈烈的20年,階級鬥争,年年講,月月講。20年的農村生活,莫言先生曾用八個字概括,那就是提心吊膽,抑郁寡歡。

因為我們的爺爺土改時被定為中農成分,是以盡管父親是共産黨以來就參加了村裡的工作,盡管莫言先生土改時還未出生。但都隻能是團結的對象,是依靠不得的。為人處事,舉止言行都得小心謹慎,低人三分。

加上大祖父是地主,大祖父唯一的兒子在台灣。全家人都被籠罩在政治陰影之下,忍氣吞聲,受窩囊氣,吃啞巴虧”。

華中師範大學教授戴建業說過:“1949年建國前後,未經審判就沒收鄉紳和資本家田地财産,剝奪有産者的人身和政治權利,不僅對國家經濟是災難性打擊,也使國家完全偏離了正義。”

這兩點,不啻為閱讀、了解莫言先生作品的一個契入點;也許真正了解了這一點,才能真正讀懂莫言先生的作品。

李敖先生對諾貝爾文學獎有過自己看法:“你要出賣自己的祖國,你才有機會得獎”。

“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既然涉及到如此情深的問題,就不是理智、邏輯所能解釋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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