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仁先生（右）與作者在上海合影
求證文學研究的權利和自由——王富仁學術形象略述
李林榮
一
當整個學術事業被時代的巨手安頓在别一事業附庸的位置上時，文學研究和文學研究者自然也沒有特立于外的自由。但一當學術事業需要發揮自己的輿論功能，為時代的轉型盡開道義務時，文學研究和文學研究者卻往往會被推到最前沿。這時候，文學研究者以文學研究的名義所發表的種種言論，到底是否真的與文學有關，到底是否算得上一種學術研究，人們其實并不在意。随着時代轉型由疾而緩漸趨消停，人們寄予文學研究和文學研究者的期望也日益降低，于是對于繼續像先前那樣說話、作文的文學研究者，人們不再喜聞樂見，不再寬宏大量，甚至也不再給以關注，相反，批評這些文學研究者隻重思想不重學術、隻重觀點不重方法、隻重結論不重材料的聲音，會一天比一天地多起來，僅僅因為聽到這一類的聲音便開始全面否定、全面厭惡、全面冷落文學研究這個行當的人，也會随之變得越來越多。——在這樣的一種社會文化怪圈被多數人當作司空見慣的生活常态而淡然處之的時代裡，從學術的意義上推進文學研究事業，顯然僅僅隻能是一種停留在個人志趣範圍内的個人化的行為。凸現在王富仁迄今為止30餘年的文教生涯之中的，正是一條相對于上述這種社會文化怪圈漸行漸遠、終于深深地進入個人化的精神思想世界内部的軌迹。
對于自己文教生涯早期的那段淹沒在大合唱旋律當中的寫作經曆，王富仁的總結是：
“那還不能算是‘學術研究’，正像一個小偷要到一個大戶人家去偷東西，先得站在院牆外面往裡投幾塊小石頭，那時的一些文章起的也就是這種‘投石問路’的作用”。①
但是當他通過《魯迅前期小說與俄羅斯文學》（1981）這本後來被譽為“新時期中國比較文學奠基之作”的專著，真正獲得了入籍“學術研究”這個“大戶人家”的資格時，這個“大戶人家”表面上富足而實質上貧困的真相，也同時就在他眼前暴露無遺了。永遠感覺不到匮乏或不足的人，不管他的言辭和口号多麼豪邁，他都注定是永遠無所創造的人，這大概并不是什麼難于了解的高深道理，但在向來盛行趨時從衆之風的中國“學術界”，這點道理卻時常從反面轉化為一種怪異的事實。更奇特的是，多數專以玩弄智語口号為能事的人，往往還兼具壓制和曲解别人的創造行為及創造成果的特長。這使得自滿于制造和維護虛假繁榮的人，在中國的“學術界”裡，總是比勇于正視現實的人活得更理直氣壯。
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王富仁依循着自己真切的内在感受和基于對魯迅“少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的主張的認同而形成的知識素養，不僅洞察到了“新時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思維層面上的陳舊與粗陋，而且也進一步發現了整個中國人文學術事業在方法論和功能層面上長期偏離思想文化領域的本位而滑入政治實踐領域的事實。——對王富仁這一今天看來仍極具現實針對性和曆史批判性的認識，進行了最初的集中展現的，就是面世之初即招緻非議的《〈呐喊〉〈彷徨〉綜論》（1984）。現在，假借着意識形态正統的威嚴來批評《〈呐喊〉〈彷徨〉綜論》這類著述的人，基本上已經銷聲匿迹了。但從學理意義上真正了解并接受《〈呐喊〉〈彷徨〉綜論》所确立的觀念原則和思維架構的人，即使是在魯迅研究和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界，似乎也還不多見。比較而言，人們從王富仁的工作當中得到更多的，是一系列閃爍着思辨光彩的具體研究結論。隻有少數自身的學術抱負和思想氣魄也相當宏大的人，才樂于承認他們從王富仁形式宏偉的魯迅研究中領受到了觸及思維深層的巨大啟發。②這從一個側面顯示，以《〈呐喊〉〈彷徨〉綜論》為起點，王富仁的學術研究一躍而進到了旁人較難企及的思想高度之上。
王富仁先生簽贈作者書影
二
1980年代中後期，對中國的學術，特别是人文學術來說，是一個夢幻和試煉相交織的時期，在這一時期的中國社會裡，不管有沒有獨立的思考能力，但凡是個以知識分子或學者自命的人，就很有一種激揚文字、指點江山的沖動。放言無忌、思想活躍，這種社會局面，是所有時代所有立場上的文化人都歡迎的。王富仁當然也不例外，後來談起自己這一時期的學術興趣時，他作了這樣的分析：
“我出身農村，從小接受的是正統的思想教育，思想偏于保守，與當時各種新産生的思想潮流并不完全合拍，但那時中國知識分子對本民族現實文化的思考熱情對我同樣發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我那時主要思考的是中國近現代文化的發展問題，同時也兼及于中國的傳統文化。這實際與我此前從事的魯迅研究也有很大關系。魯迅是一個文化巨人，對整個中國文化、特别是中國近現代文化的發展沒有更細緻的思考和了解，是不可能對魯迅作品的價值和意義有更深入細緻的分析和把握的”。③
而在對中國近現代文化史展開具體研究的過程中，王富仁最關注的是知識分子這一在社會變亂時期常常充當思想文化的開路先鋒而到了社會重組時期又每每被擠到邊緣的弱勢群體的精神狀态和命運遭際。
如果說魯迅是一個在自己有生之年即成功地實作了自我社會價值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因而魯迅研究也就相應地成為了一個不需要在社會功能層面上花費太多力氣的學術項目，那麼，對作為一個整體而存在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則恰恰相反，他們不但沒有把自身的文化追求和價值取向貫徹到社會意識層面上，而且連他們自己，也很難盡人生的全程來承擔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應有的文化追求和價值取向。像魯迅那樣終其一生而不折不扣地承擔着中國現代文化使命的知識分子，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為什麼幾乎竟成了一個孤例？這大概是每一個真正走進了魯迅的精神世界，體知過魯迅對衆獨戰的心理經驗的研究者，轉而面對中國近現代文化史這樣宏觀的考察對象時，遲早都會遭遇到的問題。然而這樣的問題，在“中國知識分子大都非常樂觀”④的1980年代，是不會受到廣泛重視的。頂着“新中國第一位文學博士”的頭銜，王富仁對自己在1980年代中後期中國人文學術狂歡節般的熱潮中表現得是否入時、是否奪人耳目的問題，顯得漠不關心。在衆語喧嘩之中，他沉靜地推進着自己尋繹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精神曆程的研究課題。自這時起，在個案化的微觀研究方面，王富仁對中國現代作家作品及流派思潮的剖析開始向魯迅以外的廣闊範圍全面延伸，——從曹禺、馮雪峰、郭沫若、茅盾、郁達夫，到聞一多、冰心、許地山、巴金、老舍、朱自清，從“維新派”、“洋務派”，到《新青年》，再到“創造社”，曾經展現在《〈呐喊〉〈彷徨〉綜論》中的那種洞燭幽微而又别開生面的觀察力和判斷力，在這一系列新課題當中，得到了更純熟、更具立體感的運用；而在整體性的宏觀研究方面，通過《兩個平衡、三類心态，構成了中國近現代文化不斷運演的動态過程》（1986）、《中國近現代文化發展的逆向性特征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的逆向性特征》（1989）、《論“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意義》（1989）等一組長篇論文，王富仁擅長提取和把握重大思想文化主題，在紛繁複雜的曆史事實當中往複穿行，而同時又能夠展開縱橫捭阖、鞭辟入裡的概括和分析的新的學術風格，鮮明地确立了起來。
事實上，當經曆了強烈震驚之後的中國人文學界，在荒涼難掩的1990年代初重整旗鼓的時候，一些人發現，正是類似王富仁這樣看起來未免有些低調然而在精神層面上卻堅實地踏住中國社會文化的現實的學術姿态，才是足以與曆史累積在中國當代人文知識分子肩上的那份責任相比對的。當然，在更多不乏才智的人從知識分子的暢想和清夢中醒來，并越來越習慣以商人或官人的辦法來經營或對付“學術”的1990年代，王富仁這樣的學術姿态所取得的認同，隻能是很有限的。這雖不是照理應有的正常現象，但也不值得怪異。無論是在什麼時代什麼地方，一個走向職業化的行當，總要經曆一段被利益所驅動起來的異化和分化的變亂期，搶魚搶肉的人，沽名釣譽的人，不把社會配置設定給這個行當的一份職業化待遇糟踐得徹底貶值，是絕不會善罷甘休的。1990年代是知識分子階層在中國實作大規模職業化的一個開端，它原先的那個被動形成的整體形态，由此開始出現了一點較明顯的異化和分化的迹象，就長遠而言，這是一個現在需要人們加以促進而不是反對的漫長過程。對于這一過程的成因及其消極的一面，王富仁曾作過相當精彩的揭示：
“知識分子的專業化和職業化一方面是社會實作思想感情交流的必要，而要專業化就必須為知識分子階層提供必要的物質生活條件，并且按照生産知識分子比生産一個普通的勞動力需要花費更多的社會資金的道理，知識分子也理應獲得多于一般社會成員的物質報酬。但也正因為如此，它把越來越多的社會成員吸引到知識分子的隊伍中來并加劇了知識分子之間的競争。這種競争可以采取兩種不同的形式：知識的競争和職業利益的競争。前者的競争有利于社會文化的生産，而後者的競争則不利于社會文化的生産。但這兩種競争又經常混雜在一起，極難明确區分。在職業利益的競争加劇的時候，知識分子不但不再成為社會思想感情交流的積極力量，而且會成為雍塞交流管道的主使者，指鹿為馬、歌功頌德、欺上瞞下、傳播謠言、陷害無辜都是知識分子中部分人的拿手好戲。……有的知識分子為社會思想感情的正常交流付出了嚴重的代價直至貢獻出自己的生命，有的知識分子則在破壞社會文化的生産中擷取高官厚祿。是以，知識分子的職業化一方面為社會文化的繁榮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同時也成為産生交流梗阻的重要原因。”⑤
王富仁先生簽贈作者書影
三
或許正是由于王富仁所注意到的那種來自知識分子内部的“梗阻”因素的存在，他自己在學術探索上的持續努力，一直處在習慣勢力和流行勢力的屏蔽之下。某些以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專家自居的人，在不得不承認王富仁專業工作實績的同時，對王富仁專業著述中所特有的思想激情和思辨鋒芒，頗有微詞，以為是于行規有所不符的非正統的表現。這些貌似珍重專業規範的論調，究竟出于怎樣一種不便明示的心理反應，大可略而不論，單從專業規範本身來講，就不難看到與這些滿含怨艾的論調完全相反的事實。在王富仁近20年間的學術收獲中，最具光彩的那個側面正是在文學研究的規範和原則上接連不斷、日趨深入地展現出了除舊布新的建設意識和拓荒意識。
盡管遠不能說在王富仁的魯迅研究成果問世之前中國沒有出現過真正學術意義上的魯迅研究，但魯迅研究1980年代中後期之是以一度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和中國現代思想史研究兩個學術領域共同的制高點，卻分明是以王富仁的《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1986）為代表的少數幾部著作促成的。而作為1990年代中國人文學術方面最引人矚目的所謂“文化研究”這一領域，也是因着包括王富仁在内的少數幾人的貢獻才漸漸從方法論和認識論的意義上顯現出了相對獨立的品格。按照過去流傳在專業圈子裡的一個說法，一項成功的學術成果，應該成為所有後來的同一課題研究者無法忽視、無法擱置的一條文獻，王富仁迄今為止的大多數學術著述，在思想方法的創新及與之相應的研究角度的靈活變換上，對于關注類似課題的後起的研究者而言，都具有無可旁代的借鑒價值和啟發意義。就這一點來看，他17年前在自己博士學位論文的引言當中提到的兩句話——“絕不以自己的論述限制或斫斷向深層次空間作無限伸延的研究根須”，及“願做起點，不願做終點”，确實預示出了他學術思維上的一個難能可貴的特點。⑥
關于學術規範，除去那些實質上是适用于健全社會裡所有職業範疇的最基本的人格和公德上的自律性限制之外，在我們的社會裡，還有些什麼配稱得上是“學術規範”的規範或準則呢？在延續至今的一個相當長的曆史時期，我們的文學研究、文化研究、乃至整個人文學術事業，究竟應當遵循什麼樣的規則，又應當依照什麼樣的标準來衡量其優劣高下或成敗得失，這些問題是不需要也不允許知識分子自己來考慮和決定的，因為我們的整個學術事業都被“天然”地規定為别一種事業的一個形而下部門，我們的學術研究本質上隻能是一種簡單的機械操作，我們的學者也隻能把充當一個規規矩矩的腦力操作工視為自己的本分。不止一代的所謂學者和專家們，就是從這樣的大背景中成長起來、成熟起來的。——忘記或者回避這一事實的人，還有資格舉着“學術規範”的招牌來苛責别人嗎？這大概并不是一個在紙面上就可以争執出眉目的問題。至少在王富仁這裡，對鬼鬼祟祟賊喊捉賊式的非難是從來不以為意的，他重視的是如何切實地面對包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在内在整個中國人文學術事業内在的結構缺陷和方法論上的空洞，以及如何一步一步力争有效地扭轉這種局面。
1990年代中期以來，王富仁以更多的力量來具體地進行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密切相關的概念重審及理論重建的工作，《中國魯迅研究的曆史與現狀》（1994）、《中國現代主義文學論》（1996）、《中國新古典主義文學論》（1998）等含量厚重的文章陸續刊發，映見着王富仁在這一龐大的學術工程中一磚一瓦從容而踏實的勞作。與此同時，他也開始以較之以往更為積極的态度從事他自稱為“助跑”的學術随筆的寫作，《蟬聲集》、《蟬聲與牛聲》、《呓語集》、《說說我自己》4本1995年以後出版的随筆集，以更生動更輕松的形式記錄了他日常思想活動的許多細節，這是他逐漸重視起來的一種用以同專業界以外更多的讀者實行交流的方式。在社會文化層面上出現更多變數、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和中國人文學術界的裂變日趨顯豁的21世紀之初，王富仁對勇于在社會生活和學術活動中堅守知識分子使命的那部分人的處境，不能不以各種力所能及的形式，表現出更進一層的關切。至于對自己，面臨當今這樣一個學術事業和學者個人的正當權利和正當自由時時受各種外因的幹擾而暧昧不明的年代，王富仁的要求是——
“我将艱難地支撐住自己”。⑦
2000年8月于北師大
注釋：
①④⑦分别引自王富仁：《我走過的路》，《王富仁自選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頁、第5頁、第9頁。
②關于這一點，可參閱汪晖：《魯迅研究的曆史批判》，《文學評論》1988年第8期。
③引自王富仁：《認識自己，認識自己的時代，認識自己時代的文學》，《說說我自己：王富仁學術随筆自選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30頁。
⑤引自王富仁：《文化危機與精神生産過剩》，《文學世界》1993年第6期。
⑥參閱王富仁：《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