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我們發表了《食堂每年虧200萬，27年無一員工患癌，中國最“傻”公司，學不會！》一文，講的是蘇州德勝洋樓的故事，目前閱讀量已達100萬+，有讀者留言感慨，“這是一家把‘烏托邦’理想照進現實的公司”。
坦白講，說德勝洋樓像個“烏托邦”倒也并不為過，随便舉幾個例子便足以颠覆認知。
比如，成立至今的27年裡，它未發生過一起勞資糾紛事件，員工穩定率高到完全不需要進行社會招聘；
比如，在35歲成職場“隐形攔路虎”的當下，他們員工的年齡幾乎都在35歲以上，老闆更是直言，想着淘汰35歲以上的員工，這麼做人太缺德；
再比如，除了養老保險的終身俸外，它還為每一位退休員工發放補充終身俸，這筆錢由公司承擔……
而德勝洋樓背後的締造者更是一位“狂生”“奇才”，他叫聶聖哲，留過洋，教過書，當過導演，編過舞台劇，平時喜歡寫詩填詞，現在又是一位每日點評各類社會現象的企業家“網紅”……其興趣與經曆不可謂不豐富過人。
那麼，聶聖哲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如此多的身份背後他是如何經營好企業的？對于一些社會事件和現象又有着怎樣的看法？
不久前，我們聯系到了聶聖哲，就誠信、教育及企業經營理念等話題與其展開了一場詳談。他的一番言論與見解，直言不諱，個性十足，大有“語不驚人死不休”之感。
以下是我們與聶聖哲的對話，内容很“勁爆”、很風趣、很值得揣摩。
口述：聶聖哲 德勝洋樓創始人
訪談：陳為 正和島總編輯
編輯：正風
來源：正和島（ID：zhenghedao）
一、怎麼根治不誠信的人？
陳為：見面之前，我準備了幾個問題，希望您能系統地聊一聊。
第一個問題，誠信的缺失一直是社會中的一個痛點，大家都感同身受。目前來看，很多人寄希望于小氣候來影響大氣候，希望一家家企業先把誠信建設起來進而影響整個社會的氛圍。
從您的經曆來看，您本身也是說真話、講誠信的既得利益者，除了您自己的以身作則外，企業内部想要形成誠信之風，還有哪些方式方法？
聶聖哲：這個問題，我先從一部戲講起。
2003年12月18号，有一部戲在長安大劇院首演，戲名就叫《公司》。
這部戲的編劇、導演、服裝和舞美都是我一個人做的，主演請的是著名黃梅戲表演藝術家韓再芬，整部戲的主題就是誠信。
為什麼叫《公司》呢？因為公司是人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個單元，就像當年老舍先生寫《茶館》一樣，茶館當年就是北京人生活的基本單元之一，是以我定了這個名字。
沒想到的是，這部戲在北京引起了很大的轟動。韓再芬被“中央文明辦”評選為文明大使，也邀請我參加了文明大使的授予儀式。我在會上做了個即興發言，講了一段話。
我說我們以前都覺得誠信是品德問題，是道德問題，但誠信其實是市場經濟中的營運成本問題，如果我們的誠信問題不解決，營運成本就會特别高。
舉個例子，在西方的一些市場經濟國家裡，雙方合作時并不是處處都需要簽合同的。
常見的一種情況是，我今天把貨給你發過去了，發票就粘在這批貨上面，你收到貨把發票撕下來看看上面是多少錢，然後再把錢彙給我，這筆交易就完成了，不需要大費周章的簽合同，這個交易成本多低啊。
我最近也在講一個詞，叫“收場文化”，什麼意思呢？就是你一定要知道這件事情最後能不能收場。
就像我們的手藝人一樣，他們非常講誠信，很注重自己的承諾，為什麼？因為東家給他們的材料就是這些。比如一塊木料，既然你答應了人家拿這塊木料打一個櫃子或者一張桌子，如果最後沒打出來，你就收不了場，這就叫收場文化。
包括那些曾風光無限的房地産大佬們，為什麼如今不少人退出江湖乃至锒铛入獄？因為在該踩刹車的時候他們不踩，他們為什麼不踩？因為他們不講誠信，導緻最後收不了場了。
是以誠信不僅僅是品德和道德問題，同時也是一個營運成本問題，這一點要搞清楚。
另一方面，誠信的建設也離不開大的環境。比如一些政策不能朝令夕改，不能說早上講的事情晚上就改了，或者今天講的事情明天就改了。
還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點是，這些年來，我其實也交過很多騙子朋友，于是我就問他們，你們都知道我是一個極度痛恨騙子的人，為什麼還願意跟我玩呢？
結果有一個騙子講了一句話，我深深地記在了心裡。他說，聶老師，你不知道嗎，我們騙子也喜歡誠信的人啊，我們騙子更願意和誠信的人打交道啊。
至于具體該怎麼培養誠信風氣，我認為有這樣兩個方面：
第一，自己要進入到一種自虐的狀态。
什麼意思呢？就是在誠信這件事上自己得和自己過意不去。比如在建築上，我們有自己的一套标準，房子建成後如果有瑕疵，哪怕客戶沒看出來，甚至已經覺得非常滿意了，也要重新返工，因為這沒能達到我們的标準。
一句話，在做事上，絕不能産生能糊弄過去就糊弄過去的想法，不能當“差不多先生”。
這方面荷蘭人的做法就很典型。比如，他們的國歌裡有一句話，叫“我們永遠效忠西班牙國王”，因為荷蘭曾經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于是很多人就問，那他們獨立之後為什麼不改國歌呢？荷蘭人說我們不改了，我們沒時間改，就這麼一直唱下去吧。他們把時間用在哪了呢？用在高端技術的研發上。
比如阿斯麥（ASML，全球最大的光刻機制造商），上午研制出了7納米的光刻機，下午就開始讨論5納米工藝，等5納米成功了，馬上又準備研制2納米，連慶賀的時間都不留。
為什麼這麼趕時間？因為他們知道，你今天晚上12點搞出來了一個晶片，明天中午另一個工程師就有可能搞出一個比你更精細的晶片。如果自我滿足了，覺得這樣就可以和别人吹噓了，那阿斯麥早晚會被别人超越，就成為不了頂級晶片制造商，這就是一種自虐。
當然，我們不能把這種自虐強加到每一個普通人身上，但在一些高端技術上必須要自虐，自虐是誠信的一個最高境界。
第二，絕不和員工開誠信上的玩笑。
我有個原則，在員工面前，隻要是從我嘴裡講出的話，那就是承諾，哪怕是我胡講的，我也必須去兌現，我的嘴唇就是公章。
為什麼？因為你要想在員工面前起到表率作用，靠的不是以身作則，而是以誠信作則，永遠不要跟員工開誠信上的玩笑。
我的員工其實也知道我是一個很喜歡說話的人，有時講着講着就講成脫口秀了，但在他們的生活保障上，在他們的工資待遇上，我沒有說過一次脫口秀，說到一定做到。
久而久之，員工自然也感受到了我對誠信的重視，以及誠信給人帶來的這份感動。在這樣一種氛圍下，他們也開始誠信待人，去為産品品質負責，口碑就這樣做起來了，然後客戶之間再口口相傳，說德勝這家公司是可靠的，我們的工作就會比其他企業好做很多。
在誠信的建設上，我們其實還有許多奇奇怪怪的規定，比如堅持付錢不過夜。
這點也好了解，就是字面意思，我今天答應要付你一筆款，協定上寫的是明天到賬就行，但隻要條件許可，我今天晚上一定把錢給你打過去。
為什麼錢不過夜？因為我想的是，萬一我們這個公司明天出了什麼事，比如要倒閉了或者被查封了，這筆錢可能就付不上了，我豈不是就欠你人情了，那我不如今天就把錢給你，不欠這個人情。
以上就是我對誠信的一些了解。當然，這也使德勝的一些做法在外人看來可能有些過激或者不近人情，但不可否認，對誠信的重視給我們帶來的更多是收獲。
這方面，我可以再分享一個故事。
當年，某地一位主管城建的上司欠了我們500萬的工程款，我們的房子已經建好了，結果這最後一筆工程款就是不給我們付，一拖再拖。
後來我跟他講，今天下午四點半之前，如果你再不付款，你要承擔一切後果。
我是怎麼做的呢？那天下午我找了很多記者，有商業媒體的，也有黨媒官媒的，讓他們就坐在那些房子對面。
然後我買了一口巨型大鐘，設定了下午四點半的倒計時，又雇了四台推土機。沒錯，下午四點半不付款，我就當着各大媒體記者的面，讓推土機把房子都鏟平，就是這樣一種魚死網破的态度。
當時的想法就是我甯可在法院上賠償幾千萬，也要讓你這個人下不了台。
你欠我500萬，說好的今天給憑什麼不給，你不給就是不誠信，這事兒我們沒有商量的餘地，今天下午必須得付款。好在這位上司最終按時付了款，我們後來還成為了很好的朋友，也算是不打不相識了。
這就是德勝在誠信上的态度，我們守誠信，合作夥伴也必須守誠信，不然就沒有合作的空間。
陳為：有些人擔心當别人都不講誠信的時候，自己守信會吃虧，但其實物以稀為貴，正因為我們守信，運氣可能反而會更好，是不是這樣？
聶聖哲：我覺得關鍵在于要形成一貫性的風格。
林語堂先生有一句話，你要麼做淑女，要麼做破鞋，你不能白天做淑女，晚上做破鞋，那就不行了。我覺得林語堂先生的這句話是非常對的，破鞋有破鞋的路，淑女有淑女的路，這兩個路子就看你選擇哪一個。
整體而言，我還是希望更多的企業都能夠講誠信，因為相對來說，誠信的成本還是很低的，甚至都不需要請人吃飯。
說到這，我再講一個故事，這件事裡我們倒的确是請了一頓飯，但相比其它方式，這頓飯已經是最低的成本了。
大概十六七年前，某市一個主管工程的機關，也是欠了我們600多萬工程款不給，我還是采取老辦法，規定個時間，不給錢推土機就推過去。
後來他們機關派了一個處長來談這件事，也按時把錢打給我們了。但後來這個處長找到我們的總經理，說晚上你請我們吃頓飯吧，我們也不是要貪這筆錢，隻是别的工程項目的人最後一般都會給我們包個紅包，你們德勝什麼表示都沒有，我們心裡一下子有點不适應，至少請我們好好吃一頓吧。
我和我們經理說那就請他們吃一頓吧，現在想想其實挺有趣的，有機會我想把這些故事再拍成戲，應該會很有意思。
陳為：看來現實生活的确經常比影視劇精彩，劇情也要更複雜。
聶聖哲：生活遠遠高于藝術，說藝術高于生活，來源生活，那都是藝術家自己講的，他們不懂得生活。
陳為：這就叫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你的手段比那些壞人更高，他們就沒辦法了。
聶聖哲：是啊，我們這麼一幹，他們就守規矩了，慢慢地他們也就适應了。
遇到一些事情時，有些人可能更偏向于息事甯人，或者拿原則做交易。但誠信就是一個原則問題，是經濟交易中最托底的一個東西，如果你連這個托底都沒有了，那就真的沒有底線了。
比如說你賣房子，老百姓一家幾口辛苦積攢的首付款給了你，也按規定月月還着房貸，結果你說房子交不了了，這怎麼能說得過去？你讓人家沒法生活了，不能這麼幹的。
二、怎麼把農民工變成君子？
陳為：觀察下來，華為是把知識分子變成戰士，您是把農民工變成君子，這其中都有哪些經驗？（備注：德勝洋樓的員工中，絕大多數人都是農民出身，德勝洋樓緻力于“讓農民工成為優秀的産業勞工和君子”，内部奉行“君子文化”。）
聶聖哲：農民工是我一輩子都要感謝的一群人。他們就像一部部嶄新的手機，裡面沒有什麼垃圾軟體。來到德勝以後，我再給他裝上很好的軟體，這樣一部新手機用起來就特别流暢了。
在我看來，反而是一些亂七八糟的學校把這些“手機”給弄卡頓了。因為這些學校給手機裡裝的全是盜版軟體，手機用起來就發熱，反應也不靈敏。
我們的做法是，先把人招進來，比如我們有自己的木工學校，采用師傅帶徒弟的方式，對他們進行專業的木工訓練，幾年下來，他們就對建築的特性和結構有深刻且透徹的了解了。
是以德勝的建築師全都是木工出身，年輕的時候都在施工現場幹過，他們知道哪個地方容易出問題得重點盯着，也知道怎麼畫圖更能讓現場勞工看懂。而我就像是“武大郎開店”，雖然他們沒有一個人學曆超過我，但水準都比我高。
再舉個例子，我們這裡之前有位老奶奶，現在已經去世了。清朝的時候她就在蘇州絲綢學校學習過，織了一輩子絲綢，最後到達了一個什麼樣的境界呢？哪怕是閉着眼睛，她搭手一試，就能摸出來手裡的絲綢是特級、一級還是二級。
而我們現在一些高校裡的絲綢設計專業的學生在學什麼呢？他們在上化學課，在學絲綢是由什麼元素組成的。
是以别說是閉着眼睛了，很多學生就是睜着眼睛仔細看也分不出哪個是一級哪個是二級。絲綢是給人穿的啊，如果天天盯着化學公式，而自己不去織絲作綢，這些學生怎麼可能成為專業的絲綢工匠呢？
在之前一次教育會議上，我就直接把這個問題講了出來。我說無論是教育廳裡的職教處，還是縣教育局裡的職教科，有哪個上司是職校畢業的？隻要有一個，我今天就從這裡爬出去！
你們有人是木匠嗎？有人是鐵匠嗎？都不是，你們都是博士，還把我拉進了一個“大國職教博士群”，我都覺得可笑。說得難聽點，這就像一群太監在研究嫖娼，這要命啊。
等我發完言，他們也給了我一個友好的建議，讓我以後少說話。
是以我真的覺得企業辦學是一個很好的思路，一些孩子可能文化課不好，但就是愛做手工活，他們國中畢業後就可以來企業辦的職業學校學習，畢業了直接就能上手工作，這些人裡培養出來的管理者水準也都很高。
而且現在各地人社局也很支援這件事，隻要湊夠二三十人一般都會同意給企業批個班，這個班裡的學生，将來就是你很好的接班人。
陳為：确實，教育會培養出一些“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學生。我之前參訪了日本的伊藤洋華堂，它有一個理念，就是不要純粹從書面文字的角度來思考，實踐能力的缺失的确是當下一個很大的問題。
聶聖哲：一方面，這與我們的儒家文化和國學有關。這些文化裡講的是君子動口不動手，是一以貫之的生活上的理念追求，打架的時候用不上。
另一方面也和知識分子的追求有關。過去幾千年裡，中國的知識分子有很長一段時間都以當官為畢生目标，但元朝是個例外。
元朝時期，科舉制不再被重視，考試次數和錄取人數較之前都大幅減少，很多士人失去了晉升的管道。因為元朝統治階層認為知識分子是最沒用的一群人，那什麼是有用的？工匠有用、婦女有用、牲畜有用。
這就導緻知識分子普遍感覺沒有當官的希望了，為了謀生他們開始研究起了天文、水利和醫藥等學科，于是促成了元朝科技文化的繁榮。
是以為什麼《德勝員工守則》能夠有百萬冊的銷量，就是因為我們設計的規章制度别的企業拿去就能用，守則裡的各項規定能夠對員工起到指導作用，對他們的工作實踐有所幫助。
說到這，我再講一個關于用人的問題。
前些年，富士康發生了一連串的跳樓事件，被人稱為“血汗工廠”。後來我和郭台銘見了一面，我說，郭總，你們的人力資源經理是不合格的，為什麼這麼說呢？我給你講一個小明和小強的故事。
小明和小強兩個人是國中同學，小強成績不好，畢業後沒考上高中，來到了深圳富士康的流水線打工。不過小強的手很巧，人也勤快，幾年下來從普工做到段長最後做到了工廠中的房間主任，還認識了一位姑娘，兩個人後來也結了婚，買了房和車。
小明成績好，順利考上了高中，後來一路讀到大學畢業，但畢業後找不到工作，怎麼辦呢？他想到了小強，希望小強能在富士康給自己安排個好點的崗位。
但這裡面有個問題，因為富士康是底薪加計件制的，小明上了三年高中，又讀了四年大學，這就是七年的時間了，而那些和他同崗位的人七年前就在做這份工作了，人家早就是成手了，是以他再怎麼做也做不過旁邊的那些人。
最主要的是他心裡不平衡，我讀了這麼多年書，如今在這裡打螺絲，學的專業知識完全用不上不說，工資還比其他人低，到現在連個對象都沒有。
小強對小明其實挺好的，有時候還招待他去家裡吃飯，但看着小強和他媳婦有說有笑的在那做飯，小明更想不開了。你國中畢業去打工，如今房、車、媳婦都有了，我大學畢業現在掙的錢還趕不上這些普工，吃完飯回去後他越想越難受，最後實在是想不開，就跳樓了。
是以我就和郭台銘說，你一定要做好一件事，就是嚴查學曆造假。
比如招聘勞工時要求的學曆是高中，就不能讓大學生乃至研究所學生進來，高學曆填低學曆也屬于造假，經濟上有個詞叫負增長，這種學曆造假就叫造負假。
郭台銘這個人很有意思，他真聽進去了，回去就在學曆這塊做了嚴格規定，這之後就沒聽說過再有跳樓事件發生了。
後來郭台銘和我說，老聶，你這個辦法太絕了，你就是高人。我說你比我大，叫我小聶就行，我也不是高人，我就一米七五，我隻是對這些事深有體會罷了。
是以，現在一些大學盲目擴招，在我看來其實是一件飲鸩止渴的事情。因為你培養出的學生沒有實踐能力，來到工作崗位上還得從頭學起，沒辦法很快做出産品。
往大了看，我認為真正的科研人才也應該是紮根在一線工作中的，而不是在一個僞高大上的位置做事情。因為當我們腳踏實地地把中國制造做好，自然就有了中國精造，有了中國精造自然就有了中國創造，制造是創造的基礎。
包括現在很多人講AI、講Sora、講ChatGPT4.0，但這些人工智能描繪的景象再好，想要實作，需要的也是我們擰好一顆顆螺絲，在一個個工段上，把想要的産品一點點打磨出來。
無論何時，人的實踐是一切創造的根基。
三、王樹國校長能讓福耀科技大學走出一條新路
陳為：聶總對教育的了解很深刻。聽說曹德旺老先生創辦福耀科技大學後，最初也想邀請您做校長？
聶聖哲：是這樣，一開始曹董是準備請浙江大學的一位老師做校長，後來這位老師讓他來找我，說聶聖哲能幫你把這個大學辦好。
但說實話，和曹董聊了之後，我其實覺得這個學校想要辦好難度很大。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國家缺的不是一所清華、北大或者中科大這樣的頂尖高校，我們缺的是一所新型大學。
新型大學走的是STEAM路線，是一個融合科學、技術、工程、藝術和數學等學科的綜合教育，它培養的是擁有不同知識和技能水準的多元人才以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
是以我和曹董說，如果辦這個學校，一年招生不要超過400人，人不能招多了，而且最好實行師徒制。就像愛因斯坦的母校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一樣，最早就是一個職業技術學院，辦學的目的就是培養工程師和科學家。
因為你要知道，那些能上北大、清華的學生，他們無論是在福耀還是在其他學校都能學得很好，甚至都用不着你教。
另外就是不要搞碩士和博士學位，設定三年制和五年制這兩個學位就可以了。道理很簡單，一個專業花了三年或者五年的時間都學不明白，那隻能說明你不适合這個專業，就不用畢業了。
這其實也符合“過橋原理”。什麼是過橋原理？舉個例子，比如，一個崗位原本要招的是碩士生，那些能按時畢業的碩士就符合這個招聘條件，他們就過了這個橋。而你如果沒能按時畢業，等你再想應聘這個崗位時，再想過這個橋時，對方可能就要求博士學曆了。
因為在這些過了橋的人裡，很多人其實是想拆橋的，就是想讓你過不了。是以，三年和五年制學位會增強學生的危機感和緊迫感，讓他們專注于學業，不斷提升自己的技術水準。
這裡，可能有人說那美國怎麼還有碩士和博士學位呢？在我看來，與其說美國是一個國家，不如說它是一個擂台，世界各國的人在這裡競技。
但問題是，這些競技者中很多人是在讀完高中或者大學才過來的，美國不了解他們之前的水準到底如何，是以就設定了碩士和博士學位，測試下他們的水準，最後能拿到學位的絕大部分都是人才，這些人就能留下來。
當然，也有些國家已經看透了這點，像我們的一些留學生就說在美國很少能見到日本同學了，因為日本要把人才留在自己這裡。
過去一些年，日本人發現一提到諾貝爾獎獲得者，都是些美籍日僑，那這些獲獎者能不能是日籍日人呢？于是就在人才政策下了很大功夫，希望越來越多的人才能留在本國。
2001年，日本提出要在50年内拿到30個諾貝爾獎，當時在全球引起了一片質疑。可誰也沒想到，此後23年間，日本就誕生了20多位本土諾貝爾獎獲得者，幾乎保持了每年一位獲獎者的節奏。顯然，政策的效果是顯著的。
回到福耀科技大學來看，王樹國先生最近就任了這所學校校長，我覺得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消息。
我和王校長也是好朋友，當年他任哈工大校長時就特聘我為哈工大教授，還把美制木式結構這個專業幹成了全國第一。可以說，在校長這個職位上，包括在和教育系統打交道上，他是非常有經驗的。
第二，王校長為人很大氣，他其實是有評上院士的機會的，但他還是把精力放在治學上，沒去評院士。
第三，王校長是一個很有思想的人，非常重視創新人才的培養。如果福耀科技大學能按照他的教育理念來辦學，或許是能走出一條新路的。
總之，我還是希望福耀科技大學能培養出一些世界級的頂尖人才，曹老先生也是一個非常有情懷的人，有機會我也會去看望他。
四、為何60歲時還拜師學藝？
陳為：前段時間，您拜梁宏達為師的消息引發了一輪熱議。感覺能讓您佩服的人應該不多，梁老師為什麼能入您的法眼？
聶聖哲：我拜梁宏達為師有幾個用意，第一，他在他們家的輩分小，這就使得他受到了他爺爺完整的私塾教育，私塾教育裡面的一些内容是非常寶貴的，很值得研究一番。
第二，他受過黑龍江大學新聞專業的教育，在評論方面是一個大家。而且他還不是博聞強記，他是博聞會記，他講的事情如果轉換成文字就是一篇文章，口頭表述和文字表達完全一緻。
第三，在一些事情包括人生上，他看得非常透徹，這點我也很服氣。在我心裡，他可以說是中國文科第一教授，和那些寫亂七八糟文章的教授是完全不同的。
另外，就我個人而言，這次拜師也是要開兩個先河。
有人說“人過三十不學藝”，而我六十還學藝，這是第一個先河。第二個先河是拜了一個比自己小的人為師，梁老師比我要小七歲。我覺得這兩個先河也讓我們中華民族的文明史向前走了一小步。
其實我對一個學者的評價，很大程度上就在于這個人對人類文明有沒有起到推進作用。
比如新文化運動的幾位上司者，大力倡導白話文，使文字工具得以日常化，同時也把過去文言文中一些含糊其辭的内容解釋得更詳細了，他們就對文明的前進起到了推動作用。
陳為：您結交的朋友很廣泛，這些三教九流裡，您感覺還有誰的水準比較高，或者讓您受益比較多？
聶聖哲：其實有一些怪人的水準是很高的，比如學者鮑鵬山。有一次他來我這裡吃飯，我給他打出的橫幅是“商鞅克星鮑鵬山老師”。
為什麼叫克星呢？因為他潛心研究商鞅遺毒，嚴厲地批評了《商君書》裡的内容，還有自由學者王東嶽，特别善于舉一反三，能讓你對哲學和古典自然科學有很深刻的了解，包括《三體》的作者劉慈欣，他雖然寫的是故事，但講的是文明和道理。
同時，這些人也給我一個非常深的感觸，就是我們中國人是有才的，中國是能夠培養出一流人才的，我願意和這些人才交朋友。
相反，如果對方是蠢貨，我真是一句話也不想多說。之前，有一群人來找我聊天，我說我今天身體不舒服，不講了，跟蠢貨聊天是沒意思的。
五、到了這一天，公司就可以倒閉了
陳為：我跟一些朋友聊到您時，多才多藝是他們對您的一個共同印象，說您既能當導演、木工，又懂戲曲還通學術，又做時評。但也有一些朋友替您擔心，他們擔心您身上的各種身份會不會跟做企業發生沖突？
聶聖哲：這倒沒有，兩個方面的原因，第一，德勝這家企業很幹淨，它和我既有關系，又沒關系。
有關系是因為我算是員工的精神領袖，或者說是一個玩伴，沒關系是因為從《民法典》來看，我連這家企業的實控人都算不上。
第二，我們的員工和其他企業的員工不一樣。
在别的企業裡，員工見到老闆可能畢恭畢敬，但我們的員工見到我那真是喜笑顔開，他們願意和我聊天，問我有沒有什麼新段子可以講講，特别喜歡和我在一起玩。
當然，在一些原則問題上我們也是很嚴肅的，是絕對不能開玩笑的。比如誠信、品質和待人的真誠。
舉個例子，我們有一條規定，叫巴掌不打進門人。什麼意思呢？就是你來到了德勝，那你就是我們的客人，我們就要熱情招待你。
有一次，一個人從我們園區外的欄杆翻了進來，我就帶着幾個人上去攔他。等我們抓住他後，他說自己沒有惡意，就是想進來看看，但之前一直沒有參觀的機會，這次又恰好路過，就沒忍住翻了進來，想看看裡面到底長啥樣。
他這麼一說，我的情緒立刻就轉變了，趕緊笑臉相迎。我說歡迎參觀，但闖進來是不行的，當然，你現在既然進來了那就是客人，然後熱情周到的帶他參觀了一圈。
我們還有句話，叫“醜話說透，關愛給夠，員工不是企業的主人。”一些企業會講員工是企業的主人，或者公司是員工的家，但我們不這麼認為。
道理很簡單，你要是企業的主人了，那我是誰呢？公司又怎麼可能和家一樣呢？公司要是家了，我能随便去你家睡嗎？
我們的原則是各司其職，你拿了這份工資，就得對這份工資負責。當然，公司也要努力提升員工的收入，是以一有機會我們就搞收入改革，想着法的讓大家收入更高一些。
不過，我們不準備搞股權激勵，我認為每個人的價值沒辦法用股權來衡量，搞來搞去反而會搞的不團結。在美國，一些傳統企業會直接和員工講，我這裡不是一個股份企業，并以此為榮。
因為這樣它就不用受資本市場的影響，可以專注于把品質做好，員工也能各司其職，不用分心想别的事，企業就能夠得以穩定發展。
陳為：華為素來強調集體奮鬥以及利益分享，您企業内的一些高層次人才會不會對期權有一定的預期？我們會不會考慮給他一定的期權？
聶聖哲：世界上的公司是各種各樣的，就像我們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我知道，一些網際網路公司是有期權的，也必須要給期權，但在我們公司，員工都同意我的一句話，雖然這句話很難聽。
什麼話呢？中小型公司，就是一個天才帶領一群傻子辦起來的。我一個人的智慧是用不完的，是過剩的，你們跟着我玩，按我的智慧做事就可以了。
雖然沒有期權，但我們也有一些很多企業沒有的東西，比如退休補助金。
目前，德勝已經有幾十位員工退休了，他們每個月除了能領到養老保險的終身俸外，還能領到公司給他發的補充終身俸，每月大概是三到五千塊錢。
我外婆曾跟我講過這樣一句話，“孝子，不如枕頭底下的銀子”，這其實講的是人性。
老人年紀大了，幹不動活了，天天在家待着，如果自己能有一筆終身俸，他在家庭中的地位與那些沒有終身俸的老人往往是不同的。
像我們這些退休員工在家裡面就牛哄哄的，因為他們心裡有底氣，我即使退休了，我也能靠這些終身俸養活我自己。
另外，我們公司已經很多年沒進新人了，目前這批員工都是20多歲的時候進來的，好多人都幹了10多年了。現在外面有一種淘汰35歲以上員工的說法，德勝完全相反，我們35歲以下的員工幾乎一個沒有。
我覺得，特别是對于一些老員工而言，人家年輕時把最寶貴的時間給了你這家企業，如今年紀大了，35歲了，你想的卻是把人家淘汰掉，這麼做人太缺德了。
你知道我的終身追求是什麼嗎？就是我去世的時候，我視線裡的這些員工還是我認識的，等到他們再去世時，德勝這家公司就可以倒閉了。
整體來看，我們就是這樣一家安居樂業的企業，我從沒跟員工要過業績，比如讓他們多簽幾個單子，他們壓根就沒聽說過什麼是業績。當然，我們也不愁訂單。
不過，去年初疫情剛放開的那段時間，我感覺形勢應該會不錯，在市場方面采取了一些比較激進的打法，造成了一些經營難題。好在今年已經調整過來了，這也讓我再度想起30年前在美國留學時，一位老師和我們講過的一句話：
“當一件事全國人都認為是好事的時候，它的結果肯定不會好。”
回到股權、期權這件事來看，多年以前，其實我也考慮過上市這件事，那時候上市是一件很火的事，還有補貼可以領，我就開始籌備。後來，一位朋友的幾句話把我點醒了。
他問我缺錢嗎？我說我不缺錢，他說那你聽我一句話，你不适合上市，以你的性格，上市對你來說是個壞事。當時還沒發上市公告，我覺得他說的有道理，就把這件事停掉了。
是以，我們這個公司就是我們的一家之言，這也注定我們不可能發展得太快。而我對員工的期待，核心就一個字——混。也可以再加幾個字，就是認認真真地混，來到德勝後，你就好好的混，混出個名堂來。
仔細想想，人的一生不也是這樣嗎？
大家的起點肯定是不一樣的，你也沒辦法決定起點，但終點很大程度上是自己能決定的。你可以輸在起點，但不要輸在終點。
六、如何活成自己想要的樣子？
陳為：我覺得您也是能寫《活法》的人。一個人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樣子不容易，這其中有着怎樣的經驗？
聶聖哲：我認為關鍵在于要把人生這件事看透。前兩天我拍了個短視訊，大家看了以後很感動，名字叫“長大後，我就成了你”，講的是我帶孩子去掃墓的故事。
我和他說，孩子，我今天帶着你去給我的爸爸、媽媽掃墓，再過幾十年，你就要來給我掃墓了。人在這個世界上走一回，有時候，有些事情不可看的太認真，也不可把自己很當回事，不能什麼都想要。
作為美制木結構别墅這個行業的龍頭，我之前兩次被推選為院士，而且推薦人的身份都很不一般，但我都拒絕了。我算了算，即便倒貼給我三千萬，我也不能要這個頭銜。
為什麼？因為一旦我成了院士，我不是在開會就是在去開會的路上。
舉個例子，我老家的鄉鎮書記和我是好朋友，鄉裡面要開個會，他說老聶，咱這會級别低了點，大院士請不來，你幫我跑一趟吧，來開個會。
你說我是答應好還是不答應好？
回去要一天，開會要一天，開會這天晚上大機率還要喝個大酒，第三天頭暈腦脹的回來，三天的時間就這麼沒了。一年要是有一百個這樣的朋友請我去開會，我就沒時間了，是以這種事怎麼能幹呢？
說得再直白點，人都有離開的那天，等你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又有幾個人能記住你是院士呢？沒什麼意思。
陳為：是以還是要看穿想透。
聶聖哲：對，最好還能有一個樂觀的心态，在樂觀的指令下看透，是一種最好的狀态。
排版 | 沈望望編輯 | 正風 主編 | 孫允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