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戴阿拉法特式“庫非亞”頭巾，手裡揮舞着巴勒斯坦“西瓜旗”，歐洲多國大學生正在接過美國學生轉來的接力棒，走上街頭，占領校園，要求立刻結束加沙地區的種族滅絕。5月初以來，歐洲多地爆發支援巴勒斯坦示威遊行。歐洲已經成為繼美國之後另一個支援巴勒斯坦示威遊行的中心。真實的戰場上，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内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即便是頂着美國總統拜登斷絕武器援助的威脅，也要進軍拉法地區。然而，以色列的襲擊已在加沙造成35034人死亡。以色列群眾也有1139人喪生。不過世界各地抗議的聲音似乎并沒有傳到特拉維夫。iWeekly五月初走訪觀察了歐洲多國抗議，為您還原抗議現場。
阿姆斯特丹萬人遊行
當地時間5月11日下午2時許，近萬人聚集在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達姆廣場（Dam Square），參加當地支援巴勒斯坦的示威遊行。這場遊行從達姆廣場開始，一路行進到幾公裡之外的博物館廣場（Museumplein）。那裡有荷蘭國家博物館、梵高博物館等一衆博物館，收藏有倫勃朗的《夜巡》、梵高的《向日葵》、維米爾的《倒牛奶的女工》等知名畫作。在博物館廣場，示威者揚起了巨幅巴勒斯坦國旗，向當地政府和公共機構表達訴求：停火，停止種族滅絕，以及“抵制和撤資”（Boycott and Divest）——要求當地公共機構抵制與以色列的合作。
根據荷蘭媒體DutchNews報道，這場遊行由阿姆斯特丹本地的巴勒斯坦社群、阿姆斯特丹市内大學學生組織、部分左翼政治團體發起。現場維持治安的阿姆斯特丹警察主要集中在博物館廣場附近，但未見安排過多警力。阿姆斯特丹警方告訴iWeekly，這場遊行在當地警察局進行過備案，并獲得了準許。遊行沿途都有身穿熒光馬甲的急救和輔助的從業人員。
“從河到海，巴勒斯坦必須被解放。” 這一口号經常出現在在歐洲及其他地方的支援巴勒斯坦集會上。在阿姆斯特丹的遊行示威中，這一口号也頻繁被示威者使用。然而這一口号本身的争議性，一直以來都是“反猶太主義”指控的風暴眼。不過就在哈馬斯-以色列沖突開始不久，去年10月下旬，荷蘭最高法院裁定，這句口号在荷蘭屬于“言論自由”保護的範疇。
遊行示威現場很多人佩戴了阿拉法特式的“庫非亞”頭巾，有人高舉巴勒斯坦國旗，也有身上佩戴西瓜配飾表達對于巴勒斯坦的支援。由于和巴勒斯坦國旗配色相似，西瓜成為示威者表達支援的符号。“庫非亞”頭巾則是巴勒斯坦解放運動已故上司人亞西爾·阿拉法特（Jassir Arafat）的标志穿搭。1993年，正是在阿拉法特的上司下，巴以達成了《奧斯陸協定》，這也成為解決巴以問題的基本架構之一。也是在這份協定中，巴以雙方達成兩國方案邊境的共識：1967年邊境。
“占領校園”運動在歐洲面臨困難
阿姆斯特丹5月11日的示威遊行一直持續到當天下午5時。盡管這次遊行相對順利，但是iWeekly也觀察到現場有部分示威者佩戴了口罩，或者用頭巾包裹住全臉。同時也有示威者拒絕被拍攝照片。在遊行示威接近尾聲時，部分停留在博物館廣場的示威者甚至遭受到一群黑衣人的襲擊。這反映出歐洲支援巴勒斯坦抗議的複雜現狀。
與美國學生以搭帳篷的方式占領校園的抗争方式不同，支援巴勒斯坦的校園抗議在歐洲演變成了學校和學生乃至教職工之間的拉扯。就在這次遊行前不久，荷蘭警方剛剛驅散了在阿姆斯特丹大學内的占領校園抗議。是以5月13日，荷蘭數所高校學生開始組織“校園散步”行動（walkout）。不過根據Politico Europe報道，這場活動随即演變成了占領校園運動。學生再次被驅散後，阿姆斯特丹大學宣布關閉2天。
就在荷蘭遊行前不久，當地時間5月7日，位于德國首都柏林的柏林自由大學也發生了占領校園的運動。當天下午1時許，柏林自由大學的教職工收到了一份郵件：“目前警方正在對 Rost-, Silber- und Holzlaube 大樓進行搜查，随後将會封鎖這些建築。請通知您的員工，并安排他們在剩餘的時間裡在家辦公。” Rost-, Silber- und Holzlaube 大樓是柏林自由大學的主樓，大學半數以上科系都在這棟大樓中工作教學。當天抗議者在大學校園内部支起帳篷，準備占領教學樓。當天下午3時許，本地報紙《柏林時報》（Berliner Zeitung）就報道稱，警察已經對運動清場。據稱，警察在清場時使用了胡椒噴霧。
與柏林自由大學情況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法蘭克福歌德大學的抗議并沒有受到警察驅散。德國社會民主黨黨員Gaby在現場參與了遊行。Gaby告訴iWeekly，當時警察隻是一旁維護治安，抗議的人在現場聲嘶力竭地喊。“這就是很典型的德國抗議”。根據Gaby提供的照片，法蘭克福當時的抗議并非是“占領校園”的形式。
“反猶太主義”争議
和“反猶太主義”搭上關系是歐洲各公共機構在面對抗議運動時共同的擔憂。但是各國對于何種行為是反猶太主義的，判斷标準也各有不同。在德國這種判定标準極為嚴苛。一個在社交媒體上以“柏林學生聯合會”身份出現的團體宣稱對柏林自由大學的占領行動負責。據稱，這個團體由柏林各高校的學生組成。學生聯合會列出了他們對大學的要求。其中包括呼籲“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制止加沙地帶的“種族滅絕”，還呼籲全面學術和文化上抵制以色列，并停止與以色列大學的所有合作。這一團體明确支援“抵制、撤資和制裁”運動（BDS, Boycott, Divest and Sanction）運動。但是這個運動于2019年5月被德國聯邦議院譴責為“反猶太主義”。
與此類似的，位于柏林市中心的洪堡大學也發生了類似的占領活動。參與了洪堡大學占領活動的留學生Moty告訴iWeekly，當時洪堡的活動是在大學市中心校園内的院子中進行的。活動開始1小時後，柏林警察迅速拉開了隔離線，封閉了現場，隻能出不能進。現場約有20個警察左右。在被問及為何學校會如此迅速地呼叫警察清場時，Moty說道：“按德國法律校園是屬于私人領地的，本來就理論上是不可以進行大規模抗議活動的。原來可以在學校裡抗議的，大部分都是因為議題沒有那麼敏感，或者類似于學校上司層面的有溝通和默許，不然理論上來說，可以随時叫停。”
柏林自由大學在網站上刊出的一份問答印證了Moty的說法。柏林自由大學稱：“在柏林自由大學場所内的封閉空間舉行的示威或類似的政治活動，理論上需要獲得柏林自由大學的準許，或者至少需要大學的授權，才能進行。” 在柏林，在公共場所舉行的集會和示威必須提前至少48小時向相關當局登記，才能釋出廣告。不過根據Moty的說法，洪堡和自由大學的活動未能登記，也未取得校方允許。
“比例性原則”成為對于采取支援巴勒斯坦立場的學校批判以色列的切入角度。“比例性原則”是國際法和國内法的基礎性原則之一，意味着一國實作一個合法目标的的手段必須是的合理和理性，同時不能過度侵犯個人或其他國家受保護權利。柏林自由大學占領運動發生的同一日，比利時根特大學也開始了占領校園運動。現場視訊顯示，學生和部分教職工參與了這次運動。他們将之稱為“用過夜對抗種族滅絕”（Sleepover vs Genocide）。形成對比的是，根特的占領運動未受到校方制止。甚至在占領開始前一天，根特大學校長給校職工和學生發了一份内部郵件稱，會根據根特大學的人權政策調查與以色列的合作情況，不希望根特大學的國際活動涉及人權侵犯。“加沙的嚴峻局勢無人不為之動容。盡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的沖突并不是近年才發生的事情，但是去年十月暴力更新以來，人力和物力損失極為嚴重。以色列對哈馬斯恐怖活動的回應是不成比例的，并伴随着系統性和廣泛的人權侵犯。”
（Gaby和Moty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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