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鎮做題家：我從未成為一個城市人 | 正午書架

界面新聞

2024-05-17 12:04釋出于北京界面新聞官方賬号

文 | 謝愛磊

編者按：他們來自農村和縣城，從聯考的搏殺中脫穎而出，卻在大學裡進退維谷，飽受匮乏、隔閡、分裂、迷茫與孤獨的煎熬，而這隻是漫長的社會階梯攀爬的第一步。這些被稱為 “小鎮做題家”的學生，有怎樣的心理掙紮和身份困擾？過去十年，學者謝愛磊對中國四所高校近2000名學生開展了追蹤研究，其中三分之一來自農村和小鎮。他将研究成果彙內建了新書《小鎮做題家：出身、心态與象牙塔》。以下摘自該書第三章，集中探讨了農村籍學生的身份認同困境。

伊威：生怕暴露另一個自己

大三時，當讨論到有沒有感覺自己已經是這個城市的一員時，金林大學的伊威略有沉思，喃喃地說道：“感覺自己是一個農村人。”但他又提到：“這也沒什麼大不了，我喜歡回到村裡的感覺，另外，我适應性強，兩邊都能應付。”

有學者指出，處在社會流動程序中的個體很有可能成為文化雜食者——他們既能夠應對目的地社會階層的文化規範和要求，又能夠保有原有階層的文化實踐。不過伊威所說的“兩邊都能應付”則有另一番味道。在他的認知圖式裡，城市和農村兩個社會空間天差地别、文化分殊。置身城市的金林大學顯然是城市文化的象征，其間充盈的自然也是主流的城市文化，而他的行為舉止和習慣顯然不太符合這個空間的要求。伊威說：“大一剛來的時候很小心，跟大家說話、做事之類的，有意識地去控制自己的行為舉止。”在他看來，城市的要求顯然是“高于”農村的，因而才會“怕自己會說丢人的話”。在新的文化世界裡，伊威小心翼翼，他說：“過了兩個學期，才真正不小心了。”

伊威來自河北南部一個小村。在回憶家鄉的情況時，他想起兒時的平原、緩崗和沙丘，說家裡原有八九畝（約0.53—0.6公頃）地，父母一直耕種，但後來，當看到鄰裡陸續從事羊皮制作和售賣，父母便也改行以增加收入。由于隻做些簡單的加工——将羊皮曬幹後販賣，家庭收入并不理想，即便如此，父母還是支援他一直讀到大學。伊威回憶起讀國小時的情形：“當時村裡有個公辦國小，但教學品質不行，父親便想辦法把我送進一所私立國小，但每年我的書費、學費什麼的都是最晚交的。雖然學費貴，但教學要比公辦的好，我想這是父親堅持的動力。”

伊威回憶起自己國中升高中那一年：“當初考分可以讓我上當地最好的一中，但報名的時候，發現招滿了。要再上的話，就要交六千多元的報名押金，而父親當天隻帶了兩千元。”伊威 “隻好”選擇上二中。好在伊威勤奮、努力，聯考考進長三角排名靠前的金林大學。上大學自然意味着更加沉重的經濟負擔，談到這裡，伊威眉頭微蹙，說自己的母親因身體差無法再勞動，家庭的重擔便落在父親一人身上。但父親又發現自己再也“做不動了”，沒辦法接着幹原來的行當，便離開了家鄉，出去打工。

經濟上的緊張困擾着父親，也困擾着伊威。訪談的時候，伊威想起自己所在的學系上學期組織的一次調研。調研的地點在長三角的另一個城市，“往返交通、吃飯，再有其他消費，花錢比較多”，等他傳回金林的時候，發現自己已經“沒有錢了”，“就向家裡要”。但“臨時要家裡給錢，父親估計一時也難以拿得出”，就“等了幾天，但等待了幾天就餓了幾天”。伊威說：“那個時候，我也沒有感覺餓，然後就挺，挺着一天就過去了。”

經濟上的持續緊張，自然讓伊威有一種不安全感。他想着要通過自己的努力在經濟上更加獨立一些，便在大三的時候嘗試着去做些兼職：“一開始在市裡的電腦集散中心‘百腦彙’幫商家站台、賣東西，後來又試着在校園裡為一些商家發傳單、搬東西，做些零工。”但伊威提到，隻依靠這些“低技術”含量的工作，要實作經濟上的獨立自然“不太現實”。他說自己盡量省錢，“仔細算計一天的開銷”，“早飯要花兩三塊錢，午飯花五六塊，下午再花三四塊。盡量少買東西，偶爾買衣服”。

精打細算地過日子自然也意味着在籌劃大學的生活時要将某些需要“花錢”的開銷和社會活動排除在外。要做到格蘭菲爾德說的“僞裝”和“模仿”中上層學生的消費和穿着自然不太現實。伊威說自己從不去聚會，不想讓同學遇見自己的“窘迫”。但也正是是以，他的“交際圈特别小”。訪談的時候，他反複提到自己“和大家交流得比較少，比較熟的就是宿舍和隔壁宿舍的，而且主要是男生……交際圈幾乎不出學院”，學習之外的空閑時間“主要是一個人留在宿舍看小說和動漫”。

伊威心中有兩個自己，一個是來自農村的，另一個是在金林大學坐落的這個城市的。身份認同是個體組織語言和社會行動的重要依據，它是個人在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種心理認知，既包括個人對自我身份的确認，也包括對所歸屬群體的認知，是個人擁有某種情感或者采取某種行為的重要依據。

伊威顯然認為，在金林大學的這個自己最好不要摻雜那個來自平原小村的自己。他仔細體察兩個世界的不同，有意識地去控制自己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和行為，生怕在這個新的社會空間裡暴露另一個自己、穿插另一種身份：

這裡吃飯，有飯有菜，老家就是一份，加一個大碗菜，吃的也是大碗的飯。另外，家裡的個人衛生倒是不太講究，在這裡要每天洗澡吧，或者最起碼隔幾天洗一次澡。在家裡面生活很随意，自己穿什麼倒不用那麼注意。

伊威一直“小心”，大學一年級的時候，這種小心常導緻焦慮，直到大三，他才覺得稍微“輕松”些。但是“人多的時候，見到生人依然會緊張”，依然要控制自己的言行舉止，在所有那些有他人的社會空間——教室、圖書館、餐廳——裡都是如此。

他“生怕自己說丢人的話”。在讨論什麼是“丢人的話”的時候，他舉例說：“例如，老土的家鄉的話。”在伊威關于身份認同的兩分法裡，城市那一端自然要更為主流和光鮮，另一端則更為非主流和老土，需要加以掩蓋，而他最有效的掩蓋措施就是在所有的場合“盡量少說”。

沙瀚：“他們竟然愛去電影院看電影！”

在大學三年級接受訪談時，金林大學的沙瀚和伊威一樣，突然感歎自己“一直是農村人，從來沒有成為城市人”。他說，上大學之後，自己才深刻地認識到：“原來農村和城市有這樣的差别！”

雖然已經步入大三，沙瀚說自己還像大一大二時一樣“習慣自習”。盡管成績一直在專業前三，但他還是說自己總感覺有點缺憾。他所說的“缺憾”主要是指在大學裡的社會活動不夠，這阻礙了他“成為一個更完整的自己”。沙瀚說，他在金林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來“寫作業”和“打工”。他打的工有兩類，一類是校内的“勤工助學”崗位，另一類是校外的“家教”。沙瀚回憶說，大一大二的時候“勤工助學做得比較多”，“大三的時候也還繼續做一些，主要就是在圖書館整理書，在學校的計算機中心幫助整理儀器、打掃衛生這些”。“（在）外面做家教則主要是從大三開始的”，不過，“家教的曆史很短，大概是三年級開始的時候，又很快結束了”。他回憶起那年夏天：“當時我的客戶要求晚上7點到10點去給她的孩子補習功課。雖然補習功課的地點離校很近，但我總覺得很晚，有危險，于是做了一段時間就幹脆不敢去了。”

訪談的時候，他說自己“不想再打工了，覺得沒意思”，想要一種“共同體”的生活、另外一種“存在感”。而打工帶來的存在感并不那麼真實。在《微小的總和：新精英階層的消費選擇》一書中，伊麗莎白·科裡德-霍爾基特提到，人類從根本上是群居動物，我們尋求和他人的聯系，而聯系的要件則是一系列的規範和共同的身份。它的外在表現是，我們“希望有可以分享思想、文化和故事的人，希望身邊的人與自己讀着相同的書，看着相同的電影”。

但對于沙瀚而言，到大三為止，給了他“共同體體驗”的還隻是金林的一個社團。他鮮有參加社團活動的想法，也“錯過了大部分的社團招新”，唯一的一直在參加的社團是金林大學專門針對“成績又好、家庭經濟條件又差”的農村籍學生設立的自強社團。沙瀚介紹說：“裡面三十幾個人，全是同一個年級的。我加入的時候，它剛好第一年創立，我們也是第一年參與。雖然小，但是一旦辦一點活動，每一人都要去參與。”他笑着說自己“每次活動都去參加，這讓我覺得自己是在一個集體當中”。

給沙瀚帶來這種“共同體體驗”的或許是相似的集體命運——“基本上是家庭（條件）不好的”，有“一些共同的特質”。社團裡的所有人“都不太擅長表達，或者不太愛積極表現”，“有時候組織集體活動，要求大家出來表演，唱個歌、跳個舞啊，講個笑話之類的，活躍氣氛，都沒有人出來”。

這給了沙瀚一些關于自己是誰的線索。他把這些線索稱為自己身上“很難消散”的“階層氣息”。沙瀚說：“（我與）城市家庭背景好的同學是有差距的，而且是客觀的……一些興趣愛好，像樂器上面的，舞蹈上面的，都是家庭有意培養的結果。能跳什麼拉丁舞的，或者能跳民族舞的，或者學小提琴的。”而這些氣息又框定了沙瀚的社交圈。他提到，除了社團裡的幾個背景差不多的同學外，自己的朋友圈就局限在“大一班上的幾個同學，另外就是室友。

當被問及他認為自己現在是農村的一員還是城市的一員時，沙瀚果斷地回答道：“農村人，我從來沒有成為城市人啊！我隻是在城市上學！”他說自己在上國中、高中之前“從來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而上了大學才知道農村和城市（差别）這麼大”，才認真地思考過這個問題。

生活方式和消費觀也不可避免地劃定了沙瀚認同和社交的邊界。他時不時将自己和城市同學做比較，提到城市的同學“愛喝檸檬水”。他說觀察到這一點的時候，自己非常驚訝，甚至好奇地問同學：“你是什麼時候開始喝的？”“我問過兩個人，一個人說從小就喝，一個人說是最近，上大學之後才喝這個的。”而他顯然不同，一開始嘗試時，“難以忍受檸檬水的酸味”。

在食物味道上的取向是階層邊界的标志，讓沙瀚在感情上體會了誰是“你們”、誰是“我們”。在消費上也是如此，他說自己的消費觀和城市的同學“其實還是有差别的”，“覺得大學城裡的特别是中産的孩子跟農村的孩子最大的差别就是他們特别講牌子，但我從不關心什麼牌子”。他覺得自己和同學的這點身份邊界“不是一天兩天就能沒的”。這條邊界還從物質消費一直延伸到文化消費，沙瀚訪談時略帶驚訝地提到：“他們竟然愛去電影院看電影！”是的，社會分層不僅決定了個體能夠獲得的文化産品，還塑造了消費文化産品的方式，而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個體的社交網絡。

還有一個讓沙瀚印象特别深刻的例子：“周傑倫來南京開演唱會，我們班條件比較好的，好像都去了，基本上是我們班成群結隊去的。”“他們說從小就愛聽周傑倫的歌，但我就沒有那麼強的感覺，就沒有去，可能也是我個人不太喜歡聽，但他們就真的是周傑倫陪伴長大的那種感覺。”

共同的成長回憶構築了共同體，也構築着身份認同，但沙瀚則在這個共同的記憶之外。訪談時他提到：“我覺得他們的背景基本上都是一個層次吧。是以興趣愛好上面，就是包括對音樂的喜愛上面，其實都會有點相似。”而沙瀚顯然不同，他沒有這些興趣愛好和共同的記憶，自然也處在這個身份認同之外。雖然學業優秀，但他一直說自己沒有什麼社交圈——“最好的朋友，也都是農村的”。他不時地評價自己：“太封閉了，真的太封閉了，還是要多外向點，我覺得這不是壞事，應該要做出改變的。”

與欣：“有一種跟家脫節的感覺”

對海一大學的白與欣而言，從一種身份向另一種身份的過渡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價值判斷。當被問及覺得自己現在是屬于城市的一員還是農村的一員時，大三的她很确定地告訴我，自己正處于中間狀态——從一端滑向另一端，但既然向上流動的征程意味着獲得新的更好的身份認同，過去的身份則不可避免地有了負面的含義。這正是困擾與欣的地方，她說自己逐漸地在很多方面和城市同學變得很像，但時常又會覺得“自己很low（低檔）”。

與欣是通過國家貧困地區專項招生計劃進入海一大學的，因為有專業限制，她的選擇不多。進入海一之後，她一直不太喜歡自己所學的專業。正因為“興趣不大”，再加上“不熟悉大學環境”，剛開始她的學業投入并不多：“一年級的時候剛來，忽然一個下午都是自己的，就感覺不知道我要做什麼，學業挺荒廢的，後來就好了，我知道自己學業不行，還是要補一補。”與欣笑着說，也正是短暫的學業陣痛給了她重新思考學業意義的機會。

在大一和大二，與欣都積極參加學生活動——例如，她報名參加了學生會。她回憶說由于自己所在專業“性别失衡，女生較少”，結果“面試的時候受到傾斜關照”，被錄取了。不過她又說，能夠被錄取的更重要的原因應當是“自己的熱情”。錄取後，與欣一直積極參與學生會的工作，做了一年的學生會部門幹事之後，她決心積極競選部長，“部長之後又再去競選主席團”，大三訪談時，她已經是副主席了。

順利地融入新的圈子，進而再融進新的群體，獲得遊戲感，習得新的能力，也逐漸讓與欣有了更多勇氣，在社會生活領域樹立起新的生存心态并建立新的認同。在她這裡，新認同的起點就是嘗試去接觸新的文化符号和消費模式。她提到自己“開了一個微網誌賬号”：

一開始我發現自己就是個白癡，什麼都不懂，然後他們會說在微網誌上看到的什麼什麼，後來我自己也就開了一個。

與欣說，她也像其他同學一樣出去消費——“出去逛街，坐地鐵”，還說自己擅長從别人身上學東西——“比如我有兩個上海的閨蜜，就會和她們學習平時的生活态度和對生活的看法，買東西也一起讨論，比如她們推薦什麼，我也嘗試買一些”。共享新的文化符号、接納新的生活态度和觀點、接受新的消費模式，都是身份認同過渡的标志。她提到自己“會去圖書館兼職賺賺錢”，但不再是“像過去那樣為了攢錢”，而是“像同學一樣買一兩件衣服打扮打扮自己，然後過的生活品質稍微提高一點”，與欣也實實在在地覺得“這樣自己和同學的距離就稍微近一些”。

在由城鄉的基本文化色調構築的“外向與内向”“全面與局限”“豐富與單調”等社會能力兩分法裡，與欣第一次覺得自己其實“沒那麼内向”，“甚至覺得自己變得外向”。從社會能力兩分法的一端走向另一端，自然意味着從身份認同的一端邁向另一端。她口中的“我們”，已經逐漸變成不是自己曾經所在的另一個群體：“我們班有一個男生，家裡比較困難，比較内向，不太愛說話，成績不是很好，跟我們的關系也不是很好，我覺得他需要改變一下！”斯科特·羅伯茨等人指出，社會再分類（social recategorization）是一種重要的身份認同管理政策，通過将自己歸入更主流的群體，個體才有可能借其擺脫過去的那個身份及其被附着的污名。

大學三年級接受訪談時，與欣就提到：“我覺得，我還是比較粗了一點，就是生活比較粗糙，談吐也不夠，比方說我說話的時候說不出形容詞。”“我覺得我很窮！穿得很low！”談吐和穿着屬于布爾迪厄所說的“具身性”的文化資本。在與欣這裡，跨越社會階層不僅意味着從社會經濟地位連續體的一端踏向另一端，也同時意味着脫離一種地位文化并進入另一種。但由于社會結構本身的隐喻，文化規範和實踐上的差異經常被賦予高低等級關系，是以文化資本的多寡自然或多或少有了縱向的道德意義，而與欣注定要背負這層意義。

萊曼所聲稱的社會流動中的個體在轉變自我時要面對的另一類“隐形傷害”為，既然否定過去，就要減少和過去的聯系。與欣也是如此，她說自己甚至“有一種已經跟家有一點脫節的感覺”，她提到放假回家，自己“和同齡人的交流尤其少”。

迪迪埃·埃裡蓬在《回歸故裡》一書中提到，對新舊社會關系的處理是身份認同轉變的标志；接納新的，疏遠舊的——即便無比眷念——是身份認同轉變的重要結果。訪談時，與欣也提到：

我心裡面藏了一個很好的朋友，是一個我從小玩到大的朋友，我們國小國中高中都是在一起上的，可是現在也不太聯系。她在我心中一直是好朋友。大學這邊也有一個，我們兩個的關系就挺好的，有什麼心裡話我就跟她說說，她也跟我說說啊。這可能是我目前的好朋友吧，然後家裡面的那個雖然關系特别鐵，但現在聯系就不是特别密切。

理查德·L.奧赫伯格和威廉·科莫解釋說，當我們處在社會流動程序中的時候，家人和過去的朋友可能以我們所獲得的成就為榮，但并不一定能夠了解和欣賞我們步入的那個新世界所看重的東西……我們是否過于輕浮？過于忘本？過于自私？過于不切實際？而此都可能導緻我們不可避免地感到被過去的一切人事所邊緣化。我們與過去的聯系可能隻剩下情感，不過，最終的結果隻能是各自相安。伊麗莎白·M.李和羅裡·克萊默說，它背後是一種斷裂的生存心态，代表了兩個分裂的世界。

《小鎮做題家》，謝愛磊， 上海三聯書店，北京貝貝特，2024-5，ISBN: 9787542684738

——完——

作者謝愛磊，教育社會學學者，華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

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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