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看點

離開縣城後,才獲得了故鄉

作者:水木社
離開縣城後,才獲得了故鄉

老街角,雜貨店。黑長直,麻花辮。

藍襯衫,落淚臉。小縣城,舊情人。

大概是從五一假期起,順着“反向縣城旅遊”的走紅,一組以縣城、小鎮為背景,以泛黃的懷舊風格取勝的人像寫真或街頭攝影,被推到大衆視線内。

人們将這種風格稱為“縣城文學”,繼“凡爾賽文學”“廢話文學”“發瘋文學”之後,它再次攪動網際網路一池流量。某網絡社群上,“縣城文學”的話題浏覽量超1600萬,而相關短視訊平台上的播放量則達到4.2億。

“河南說唱之神”在5月9日釋出了作品《工廠》,它包含了一首回看故鄉的歌曲,一部在焦作拍攝的MV,一個将村莊碾壓為腳下瓦礫的坍塌過程。高贊評論說,“這才是真正的縣城文學”。他唱“我沒有熱愛這裡,我隻是出生在這個地方”,唱出了無數從縣城出走的遊子的心聲。

離開縣城後,才獲得了故鄉

《工廠》MV截圖

他們從縣城走出,漂在大城市,成了無名之輩,化作大資料的分母。城市很大,卻容不下他們;想回家鄉,卻心有不甘。

縣城文學,有鄉愁的核心,也有個體叙事的疏離。

這一場網際網路自發的碎片式創作,無論是否能被真正冠以“文學”的名義,都确确實實将縣城推到輿論場的中心。

向前溯源,我們會發現,縣城其實從未在當代文藝創作中缺席。從1980年代在縣城落地生根,到1990年代對縣城感到彷徨,世紀初時初見城市微光而逃離縣城,如今再回望縣城,一代又一代文藝工作者用他們的生命經驗哺育了縣城文學的創作。

文學與影像,始終與縣城的進化和人口的流動亦步亦趨。

在縣城,看世界

1986年,作家路遙創作的《平凡的世界》,開始在《花城》雜志上發表。

這是關于一個貧苦青年從農村出走,到縣城裡求學、工作,像牛馬一樣咬着牙忍受勞累和被生活和命運錘煉的痛苦的故事。

縣城,比黃土山溝裡的小村莊寬廣、豐富、精彩得多,那有劇院、法院、銀行、工廠,是孫少平的全世界,容得下一個小人物的夢。兜兜轉轉,他最後以煤礦勞工的身份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離開縣城後,才獲得了故鄉

電視劇《平凡的世界》中,袁弘飾演的孫少平

孫少平的故事,也有路遙人生的痕迹。“農民的兒子”路遙,是“城關國小最窮的學生”,曾因為出身貧寒而差點辍學,在鄉親的托舉下,他才得以進入延川縣城的中學繼續學業。

成為作家後,他繼續偏安黃土高原一隅,忍受貧苦、寂寞與病痛的折磨,用紙筆創造了《平凡的世界》這樣一本文學巨著,以一名農村人的奮鬥丈量人類精神的寬廣。

跟路遙一樣,縣城是很多人觀察世界的起點。

1997年,汾陽小子賈樟柯,完成了北京電影學院的學業後,回到故鄉縣城,将鏡頭對準了一名随處遊蕩的閑散青年小武。

小武偶爾借錢,慣于盜竊,總是發呆,很想戀愛。伴随着人物遊蕩而出現的,是縣城髒亂的街道,迷幻的歌廳,破落的磚牆,逼仄的民居。這樣的人,是真實出現在賈樟柯生命裡的小偷朋友,他們也同樣出現在你我的縣城生活中,是從國小習不好被留堂的同學,是長大後的整日走街串巷的街溜子、小混混。

離開縣城後,才獲得了故鄉

《小武》劇照

如果說,路遙筆下1980年代的縣城,給予了孫少平實作階層躍升、開啟人生可能性的故事,那麼賈樟柯鏡頭裡,在1990年代正在劇烈轉型的縣城,則是一種人的隐喻,小武是縣城青年們在跟不上環境發展的寫照,是受到外部沖擊的而逐漸崩塌的傳統社會關系。

前者,被縣城接納,是昂揚的叙事,是個人奮鬥的華章。後者,被縣城抛棄,以念舊的心态頻頻回望,卻無力改變。

叙事基調的不同,取決于人與環境的關系,是同向同步,還是背離抛棄。但不變的是,縣城一直在前進。

電影裡的縣城

1998年,《小武》讓汾陽小子在世界影壇大放異彩,之後,賈樟柯繼續對準着縣城的太行山脈、滔滔黃河和邊緣個體,在21世紀的頭15年,他陸續創作了《站台》《天注定》《任逍遙》《三峽好人》等作品。

這段時間,也是城鎮化的列車加速前進的時期,2000年之後的十年間,人口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37個百分點,一半人口已經完成城鎮化的轉型。

離開縣城後,才獲得了故鄉

《天注定》劇照

在這場農村人口往城市的流動遷徙之中,作為城鎮化程序中的基本單元、鄉土中國往現代化國家的過渡地帶,縣城往往承擔了執行者與中轉站的功能,機器轟鳴,車流不息,人口複雜,縣城面貌多樣而複雜。

現實為文藝創作提供了多樣的素材。有一批人像賈樟柯一樣,用影像忠實地記錄着或主動或被動逃離鄉村和縣城的故事。他們共享同一個名字:中國第六代導演。

地理特征往往是建構影像與文學的重要元素,與以對準黃土地上生死疲勞的鄉土故事的“第五代”的不同,對于“第六代”來說,縣城複雜繁茂的風貌為他們的叙事提供了核心意象。

伴随着電影背景從鄉到縣的推移,這一代導演的創作母題,從家國同構下的鄉土寓言,轉入到邊緣個體迷茫。

似乎是曆史的巧合,當下網絡“縣城文學”被人讨伐的命運,也降臨到第六代導演頭上。當他們用鏡頭對準縣城城鎮化建設下個體生活的流離、精神的迷茫、環境的封閉落後,這種創作風格曾被人批評為個人經驗的局限、以“審醜為美”。

但這種創作風格來源于作者對時代的強烈敏感賈樟柯說:“在當下的中國我覺得有一種超現實的氣息,因為整個國家、社會都在一個莫名巨大的推動力下飛速地發展,人們承載着前所未有的壓力。”

在他鏡頭下的汾陽,“每天下午都有濃烈的陽光,在沒有遮攔的直射下,将山川小城包裹在溫暖的顔色中”。正是從這裡出發,巧巧、斌哥、韓三明,被滾滾向前的時代所裹挾着前進,三峽縣城的時代家園被時代洪流淹沒。

離開縣城後,才獲得了故鄉

《任逍遙》劇照

同樣是三峽邊上,在“第六代”導演章明的故鄉巫山縣城,常年被從長江升騰而起的水汽雲雨覆寫,像冥王星一樣被人遺忘,但邊緣的處境阻擋不了江城青年男女自發的欲念,像連綿崇山裡的植被一樣,蠢蠢欲動而富有生命力。

王小帥鏡頭裡,父輩為建設背井離鄉在貴州縣城紮根,而“青紅”們則通過離開閉塞無序的縣城,逃離命運、代際和愛情給她造成的傷害,渴望在城市的繁華中流放和治愈心靈。

時代走到這裡時,人口流動的坐标系已經形成了鄉村—縣城—城市的順序,“青紅們”的故事,将縣城叙事延續到北上廣的浮華和大城市的開放中。

逃離與回望

逃離縣城,一度是縣城有志青年們的宿命。具體到這群以“70後”為主的“第六代”導演身上,他們大多擁有一個标簽:北漂。

賈樟柯說:“我真正獲得故鄉,其實是因為離開了它。”章明的機關和戶口都是北京,但他說:“北京好像跟我都沒什麼關系……我始終沒有把北京當成我的一個故鄉,我永遠覺得是一個客居者,總是回到巫山的時候才會有一種親切感。”

離開縣城後,才獲得了故鄉

《青紅》劇照

他們都懷着強烈的鄉愁,尋找歸屬感,漂泊在偌大、冷漠的城市裡無所安定,卻頻頻在城市裡回望家鄉,在影像裡重塑故鄉。

世紀之交,城市化如同鐵軍強旅一般在華夏大地上攻下一段段程序,市場化與全球化的浪潮洶湧而起,網際網路鋪開,超級城市崛起。以制造白日夢為基調的網絡文學,遵從了資本邏輯,通過網線與無線通信走到台前。

越來越多從縣城逃離出來的人,加入網絡文學的創作。以80後作家為主體,不再寫縣城了,要寫城市,寫光鮮靓麗、紙醉金迷的城市,“青春文學”的概念浮出市場。

2003年,一名出身自貢富順縣城的作家,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長篇小說《幻城》,一時引人矚目。至此,這名來自小縣城的、身材矮小瘦削、此前無人知曉的作家,一夜天下知,他就是郭敬明。

2008年開始,郭敬明的文學商業帝國随着《小時代》的出世而向上走,如同郭敬明的小說所反映的那樣,時代與世人紛紛将注意力揮灑給了城市,現實主義縣城叙事,淪為了小衆的品位。

離開縣城後,才獲得了故鄉

《小時代》劇照

但還有人在堅持記錄縣城。與郭敬明、韓寒等同為“80後”的作家孫頻,堅持在記錄小城故裡的人們。孫頻同樣來自山西縣城,位于呂梁山區裡的交城縣,自隋開皇十六年置縣以來,已有千年曆史。

孫頻對小城的記憶,總離不開女人的謾罵聲和蘋果腐爛的味道,那麼尖銳,那麼濃郁,那是她成長過程中的一則鄰居往事,也是殘忍生活對世間萬物的痛苦産物,辛辣鮮爽。

2008年,孫頻從蘭州大學中文系畢業後的第二年,她在太原日複一日的痛苦絕望中開始寫作,她忠實地記錄着山民從鄉村到縣城,從縣城到都市,而後又折返的故事。她将“山林三部曲”,稱為自己對“故鄉的重新發現”。

《以鳥獸之名》裡,在縣城紮根的主人公,永遠失去了故鄉和童年。《天空之城》裡的工廠子弟,突然降臨的紡織廠,是城市化的象征,沖擊了縣城的平靜生活,新舊交替之間,個體離散,無處紮根,内心不安。而後的“海邊三部曲”,她走出太行山脈,來到最南端的小鎮,但不變的,是她繼續書寫着那些在大城市、小縣城、老村子之間遊走的青年男女。

孫頻說:“我對時代夾縫裡的人物充滿興趣,他們……險峻、幽僻、孤寒、不乏狼狽,如一根針深深嵌進時代的肌理中。”而縣城,何嘗不也是在鄉土格局和現代化程序的夾縫之間生長發育的生命?共2844個大大小小的縣級行政區,散落在半個中國版圖的各個角落,長時間來努力地向外吸收、自我發育,他們也像那些邊緣小人物,等待着時代與命運的呼喚與召見。

重 返

如今,時代的重任已落到縣城頭上。2022年,一紙政策檔案落下,縣城成為城鎮化建設的重要載體。随之而起的,是縣城叙事的重返輿論場。

“被熱議的縣城貴婦”“北漂青年被縣城生活窮笑了”,将縣域經濟的強勁消費力擺在了台前。各大品牌紛紛下沉到縣城設店,星巴克,覆寫中國超800個縣城,而類似的跨國集團與一線品牌,将縣城視為藍海市場,趨之若鹜。“縣城婆羅門”、縣城體制内剩女、縣中坍塌、縣鄉中國等學術議題,讓界視野對準縣城這片田野。

具備高度統一的創作特征的“縣城文學”在網際網路當道。人物的清冷氣質,彷徨神态,倔強眼神,帶着破碎感的回眸和流淚。人物眼前是凋敝、破落、殘舊的縣城街頭。“走不出,看不破”“帶我走好嗎,離開縣城”的文字,是悲涼傷感的基調。

這些日常的元素,是這場網際網路狂歡的文化基因,建構了一組高度同質化的模闆公式,人們隻要通過模仿便能輕易複制生成。

他們穿着褪色的藍襯衫、複古的紅裙子,拿着卡片機、CCD、膠片相機,紛紛湧入縣城,拙劣地模仿着賈樟柯和王家衛的影像風格,或高飽和,或褪色,拍出膠片感,打卡、拍照、發朋友圈,以相似的景觀和情緒氛圍,拼湊了他們想象中的縣城模樣。

離開縣城後,才獲得了故鄉

演員徐若晗在社交平台釋出的“縣城文學”寫真

用居伊·德波的話來說,“景觀不是影像的堆積,而是以影像為中介的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而社會關系延展到現實生活,便由外部環境、生活方式、人際關系、内心情感交織而成。這些是故事的基本要素。這可以解釋為何當下大衆常用“故事感”來評價衡量一部文藝作品是否足夠吸引人。相同的評價也出現在“縣城文學”的文化現象之中。

追逐“縣城文學”的人,被其中的懷舊風格,人文煙火氣和寫真裡人物傷感卻堅毅的眼神和破碎與韌性同在的人物氛圍所打動。

但“縣城文學”也招惹了生活在縣城的人。他們認為,“縣城文學”廢舊的城市圖景,抹黑了自己蒸蒸日上般發展着的家鄉,他們在社交平台上,曬出家鄉對标一二線城市的發展細節,細數自家附近的奶茶店、咖啡店,商場裡的高端品牌等,以顯示當下縣城生活的時尚、便捷、安逸。

一邊是現實世界裡縣城現代化建設的嶄新靓麗,另一邊是賽博世界對縣城凋敝盡情想象的文化狂歡。而無論褒貶,本質上都指向了同一種心态:如今我們在懷念縣城,也在向往與擁抱縣城。

離開縣城後,才獲得了故鄉

《天注定》劇照

現代化的千軍萬馬碾過縣城的土地,掀起的漫天塵土模糊了一個個鮮活生命的個體。幸好我們還有文學,有電影,可以将這些面目模糊的個體,将他們的身形和輪廓從生活的洪流中打撈起來,在文藝的世界裡将這些鮮活的生命複刻、描摹、記錄、儲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