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産開始返貧了

羅sir職話

2024-06-25 16:16釋出于四川職場領域創作者

一個經濟體的增長如果最終不能以撬動大多數群體為代價，那麼這種反噬将會很快到來。

2022年12月7日，大陸全面解除新冠病毒的各種封控，結束了三年的清零政策。當時國内外的一衆大公司CEO都曾預測，中國經濟将會很快迎來“報複性消費”，商家據此大筆投入，擴大經營範圍。

但從2022年12月7日解封至今，消費降級、中産返貧、青年失業率、通縮、35歲危機，斷崖式降薪等話題都在不同的時間點上占據國内網際網路的熱搜榜。

從樂觀到悲觀，往往隻需要一瞬。

人們的樂觀預期有多大，随之而來的悲觀失落就有多大。

何謂中産？

根據北師大2019年釋出的研究報告顯示，大陸月均收入5000元以上的群體有7000萬人，媒體随之把這這部分群體劃分到“中産”。

随之而來的，就是樂觀下的大公司對未來中産擴大所做出的消費更新布局。不僅僅是阿裡，星巴克、山姆等國外消費公司也在為這7000萬且還在不斷擴大的中産群體布局，一切都為了想當然的更多中産所帶來的消費更新。

但曆史不總是前進的，經濟也是如此。

今年1-4月大陸個人所得稅為5007億元，同比下降7%；前兩個月全國個人所得稅為3262億元，按年下跌15.9%，個人所得稅的降低，為中産返貧提供了紮實的資料支撐。

從2019年到2024年，差不多五年時間過去了，中産群體沒有呈現顯著的增長，反之各項資料都在表明，這一群體不僅僅沒有擴大，反而有萎縮的迹象。

消費降級成為了趨勢。

站在一個宏觀的角度來看，2018年大陸GDP增長率為6.6%，2023年降至5.2%，今年預計有5%的增長，GDP增長率放緩，随之而來的就是消費和中産的塌陷。

而具體到微觀上，更多人的就業出現困難，收入下滑甚至是增長停滞，這些問題都進一步凸顯了大陸宏觀經濟所面臨的結構性問題，正如國内外許多經濟學家所呼籲的那樣，GDP的增長率應該更多由國内家庭消費貢獻，而不是再依賴過去的出口和投資。

但消費降級本身，就是市場下的個體選擇。

當大多數人都選擇消費降級減緩支出的時候，反映到宏觀經濟上，那就是消費的疲軟和萎靡。

為什麼經濟複蘇會乏力？

要回答這個問題，答案可能是多種多樣的。

除了房價下跌影響到家庭資産占比中最重的一環導緻消費縮減之外，更多行業的不斷凋零，也進一步影響到人們的消費信心。

2021年，針對教培行業的雙減政策，也讓大量校外教培企業虧損或倒閉。大陸教培行業從業者高達千萬人，盡管在看不到的地方，依然有大量的小型教培機構或個人存在，但在明面上，這個行業失去了數千億美元甚至更多的可能。

如果把新冠病毒作為一個時間節點的話，哪怕是在2024年的今天，我們的很多資料依然沒有回到2019年同期。

盡管在新冠病毒解封後，的确有一些報複性的消費存在，但更多的消費“失去了就是失去了”，幾乎再也找不回來。

一個人一個月理一次發，一天吃三頓飯，失去的消費場景是無法彌補回來的；哪怕是在解封後的今天，一個人也不會因為解封，就多理一次發，多吃一頓飯。

失去的消費回不來，而消費信心就是在這樣的長周期性下，慢慢被消磨殆盡的。

相較新冠病毒期間經濟活動的停滞，在解封後經濟的反彈當然會有，但反彈不是回到之前的位置，失去的東西，或許永遠也找不回來，這不僅僅是指心理上的，經濟上的也同樣如此。

一個人的消費就是另一個人的收入，當消費開始放緩和低迷的時候，人們的就業和收入就會受到影響，這兩者之間彼此影響互為因果，疊加房地産的下行，共同導緻了今天的消費降級和中産返貧。

房地産在其中的作用，堪比就業和消費。

過去由于大陸投資工具相對較少，加上資産不能自由進出，是以更多人選擇買房和儲蓄，是以家庭總資産中房子的占比一直很高，高達70%，而随着恒大和碧桂園事件的影響，房價普遍下跌之下，家庭資産總值不斷縮水，财富效應縮減之下，消費支出低迷也在情理之中。

更重要的是，人們的消費偏好一旦形成固化，可能就再也回不去了。

例如今年五一期間，盡管大陸旅遊人次和消費總量創新高，但具體到人均消費上，人均六百多元的消費額，依然不及2019年同期。

當人們習慣了以更節省的狀态來應對生活，那麼對宏觀經濟來說，無疑是緻命性的，現代商業社會建立在消費之上，當人們消費支出開始放緩的時候，危機也開始醞釀。

随着國内的天花闆不斷開始顯現，越來越多的公司開始選擇出海，尋找更廣闊的天地。

其中拼多多和位元組跳動的出海成績是最亮眼的，當然在國内智能手機厮殺最慘烈的那幾年，傳音手機也在非洲開辟出了自己的賽道。

公司出海是不得已的行為，但對國内的消費者而言，出海往往隻意味着公司的收益，這種收益很多時候也很難反哺到國内經濟上。

最關鍵的可能還是社會公共保障體系的建立，這幾乎是宏觀經濟的基石。

今天我們所遇到的經濟增長放緩和消費瓶頸，可能是從未遇到過的，當消費者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開始擴大的時候，社會公共保障體系就應該為他們兜底，讓他們的消費和更多冒險行為提供最低保障。

但顯然，我們在這方面做的還非常有限。

正是源自對未來的擔憂，養老、保險、失業，這幾大因素也決定了人們是更多儲蓄還是更多消費。

最終，我們的指針不得不回到日本90年代，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覺得我們此刻已經陷入到日本同期90年代相似的困境。

但我們面臨問題的複雜性和嚴峻性，可能比日本還要危機。

消費不足，就意味着人們的收入增長不足，甚至是新增就業崗位不足，當每年數千萬的大學畢業生嗷嗷待哺的時候，我們能夠打的牌，可能也不多了。

沒有消費就沒有收入，但沒有收入也就沒有消費；問題的關鍵可能還在于，經濟高速增長四十多年，财富如果沒有藏富于民的話，那麼它到底去哪了？

end.

作者：羅sir，關心經濟、社會和我們這個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發展背後的邏輯，樂觀的悲觀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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