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記本”注：本文作者為徐曉村（1954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曾任教于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媒體傳播系，本文首發公号“徐曉村”，特此分享。
北大教授王瑤先生在《中古文學史論》中，有一個重要的研究成果：魏晉時期，中國人意識到死的嚴重性，這是文化進步的結果。是以魏晉時期的文人，先是吃五石散，企圖延長生命。後來發現不管用，就拼命喝酒。王瑤先生說，他們認為既然不能提高生命的長度，便去提高生命的密度。
有了這樣的研究結論，再加上王瑤先生那超乎常人的客觀和理性态度，他清醒地思考過自己的死亡問題。他曾說：“我現在年紀大了。不幹呢是坐以待斃，幹呢是垂死掙紮。垂死掙紮比坐以待斃好！”
這段話在某一特定範圍内頗為流傳，是王瑤先生創造的名言之一。王瑤先生說過不少《世說新語》式的名言，有的現在還被人引用，而王瑤先生已經故去三十多年了。
作為王瑤先生的學術助手，錢理群聽了這段話之後，還專門寫過一篇文章。從這段話的意思聯想到"凍滅"與"燒完"。
這兩個詞語，均出自魯迅先生的《死火》一文。
魯迅真是天才，竟創造出了"死火"這樣世上沒有，自相沖突，卻又是意含豐異的意象。
它是火，有火的形狀、火的顔色、火的光焰，卻被凍在冰裡。如果不給它溫度，它将被"凍滅";如果給它溫度，它會重新燃燒，但也會"燒完"。正如王瑤先生所說的"坐以待斃"和"垂死掙紮"。
周作人寫過一篇《死之默想》。文章寫得安靜平和，隻是把死當作一個抽象的問題來談論，而與自己的實際體驗毫不相幹，是以也說不出什麼來。其實他是很怕死的，日本人占領北平之後，他被人刺殺過一次。據後來考證，行刺者是由一群青年學生組成的抗日殺奸團的成員。他們的武器太差，手槍沒什麼殺傷力，子彈打在周作人胸前的扣子上，竟沒穿透。大夫告訴周作人沒有生命危險時，他竟高興得跳了起來。可見他的文和人是分開的。
人老了，會更清晰地感到死亡的逼近，對此也格外敏感，作家更是如此。
孫犁晚年時，有關機構要給老作家錄音，作為資料儲存。來者打開錄音機，說："留下你的聲音。"孫犁聽了，心裡就很不舒服。本來這是一句正常的話，但在孫犁的意識裡，仿佛是在暗示他很快要死。
孫犁的《耕堂劫後十種》出全了，出版社做成一函，送給孫犁。他看見編輯抱着書走進來，心裡在想：這不就是我的骨灰盒嗎?
可見死的陰影時常籠罩在孫犁心頭。哪怕你再不願想到它，它也還是會不期然地冒出來，讓你去面對、感覺、思考。
汪曾祺七十歲時寫過一篇《七十述懷》。文中說："我并不太怕死，但是進入七十，總覺得去日苦多，是無可奈何的事。"又說："看相的說我能活九十歲，那太長了！不過我沒有嚴重的器質性的病，再對付十年，大概還行。……活着，就還得做一點事。我希望再出一本散文集，一本短篇小說集，把《聊齋新義》寫完，如有可能，把醞釀已久的長篇曆史小說《漢武帝》寫出來。這樣，就差不多了。"
他把自己剩下的時間安排得清清楚楚。真到了生命垂危之際，也态度坦然。
一九九七年，汪曾祺食道破裂大出血送醫院搶救，危險過後，老朋友來探望他。他心平氣和地說：
"昨天晚上，說過去就過去了。“
一絲慌亂都沒有。
幾天後他就去逝了。享年七十七歲。
史鐵生二十歲左右腿就壞了，不能行走。後來又得了腎病，每周透析三次。在這種長期的毫無希望的疾病折磨中，他對死亡有更痛切的思考和感悟。
在《務虛筆記》中，他這樣寫道：
"死，怎麼可以把一個人那麼多那麼多不容輕蔑的痛苦、願望、期盼，也許還有幸福，就這麼迅速、簡單、輕而易舉地統統化為了零呢?死亡是什麼?還有靈魂，那個剛剛離去的靈魂這會兒在哪兒?"
既便不能感同身受，推想一下，也可以多少體會到這樣一個被疾病折磨了幾十年的人，活得有多麼艱難。可他仍然憎惡死亡，是以才能發出如此撕心裂肺的追問。
是的，人一死，整個現實世界都不再與你相關。你全部的經曆，你的苦樂悲歡，你内心的向住，頓時煙消雲散，化為烏有。既便你能名垂千古，那個"名"又與你有何相幹。更不要說那些寂寂無名的普通人，一旦死去，除卻在親友中尚存漸行漸遠的記憶之外，就仿佛不曾存在過一樣。
死是人面對的最大的虛無。
世界上，大概隻有極少數的智者和生命力格外強悍的人，才能坦然地面對死亡。
魯迅先生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去逝的，此前的九月五日寫了《死》一文。文中說到，大夫已經宣布他病将不治。用老百姓的話說，是：“離死不遠了。“但魯迅先生的這篇文章仍寫得從容不迫。我們常常以為魯迅的文章短促鋒利，很容易忽略他迂徐舒展的一面。
文章從印制珂勒惠支的版畫，請史沫德黎寫序說起，說到珂勒惠支四十多歲就以死亡為主題，說到中國人對死的态度，說到自己的病，說到遺囑，說到那句著名的"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一個人寫文章的心态是沒法造假的。魯迅先生自知病将不起，而且寫的就是死和安排死後的事情，仍能意态閑逸，可見他确實是死的"随便黨"。
去逝的前兩天，即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魯迅先生還寫了《因太炎先生想起的二三事》，文章尚未寫完，便撒手人寰。從魯迅先生去世後的遺照和面模上看，他已瘦得不成樣子。然而他仍然在寫作。仿佛死是那個叫魯迅的人的肉體的事情，而寫作才是他自己的事情。死亡的逼近，并未影響魯迅的心理狀态。
在我這種俗人看來這種幾近不可思議的情形并非隻發生在魯迅一個人身上。王富仁教授是中國第一位現代文學博士，魯迅研究專家。他的博士論文《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呐喊><彷徨>綜論》，被認為是新時期魯迅研究的重大突破。說他是魯迅精神的繼承者，大概不算是無根之談。他四十多歲的時候就跟我說過：假如我自知命将不久，就去講課。我當時聽了大惑不解，"講課"有那麼重要嗎?
王富仁教授七十多歲的時候查出身患絕症。在北京住院期間，還要飛回南方去講課。我也是大學老師，深知講課所要消耗的體力和精力之巨。但我也由此了解了王富仁教授，他要把自己全部的知識貢獻給社會。在去逝的前一天，他還在讀一本俄羅斯文論。
讓自己生命的每一刻都有價值。這大概就是魯迅先生以及受他影響的人的生命觀。
王富仁教授寫過一本極漂亮的散文——《蟬聲與牛聲》。我曾對他說，我要編一套中國現代優秀散文集，一定會把此書編進去。王老師的真誠、質樸和對勞動人民深厚的感情，以及作為一個學者的深刻與犀利，都是難得一見的。可惜這本散文集被我帶到飯店去喝酒時邊讀邊喝，酒醉之後竟忘在了飯桌上。
魯迅先生和王富仁教授對死亡的态度，對我是一個巨大的困惑，他們是用什麼力量超越了人的求生本能和對死亡的恐懼的？
生命的複雜正在于，人的感性體驗中包含着更内在的生命本質。由理性派生出的結論就能改變自然的生命感覺?
世界上大概隻有兩種人能夠坦然地面對死亡。一種是天生的達觀，如汪曾祺、黃永玉。汪曾祺恬淡而灑脫，黃永玉樂觀而自由，這都來自天性，是學不來的。另一種是魯迅和王富仁，他們對生命的思考達緻了更高的境界，故能擺脫生命情感的束縛，可以俯瞰生死，平靜面對。
從自然人性的角度上說，怕死并不可笑。隻是在"向死而生"人生路途中，多少能擺脫一點對死的恐懼，對于大多數人來說也是至為難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