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晚，浙江大學“啟真講堂”第3講邀請到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浙江大學人文學部副主任、浙江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吳飛教授，以“在獨龍江做田野調查：方法與問題”為主題，解讀如何做田野調查，田野調查最難處理的問題等。
吳飛教授是大陸新聞傳播理論、國際傳播與跨文化傳播、新媒體技術等領域的知名學者，有着深厚的學術造詣和實踐經驗。本場活動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常務副總編輯、副總經理陳潔教授主持，線上線下近5000人參與。
70年前，獨龍江地區還被稱為原始社會，外面的人們要翻越許多高山、踏過許多條河流才能抵達，甚至每年有大半年的時間大雪封山。1930年時，30歲以上的獨龍人還都文面。當時，在俅江上遊，獨龍人男女甚至不穿衣：男子腰部圍竹蔑細圈，用麻布從前往後系着；女子用麻布二方，上下橫直圍挂胸部及下部，系以骨珠。然而這裡卻在短短幾十年間步入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2004年，吳飛在與摯友郭建斌的交談中了解到獨龍江，漸漸被這個地方所吸引，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個案研究方向。20年來，這裡的人們食物變了，生活方式變了，交通改善了，也使得吳飛教授的觀察成為一個非常有價值的田野調查案例。
那麼，什麼是田野調查呢？吳飛教授說，著名英國人類學家埃文思·普裡查德在開始田野調查之前，曾向他同時代的著名人類學家請教田野調查的方法，但沒有兩個人的說法是相同的。今天的教科書會這樣說：田野調查是指研究者親自進入某一社群，在一個相對較長的時段内通過參與觀察、居住體驗等方式擷取第一手資料，并通過對這些資料的定性分析來了解和解釋研究對象的研究方法。
怎麼做田野調查？吳飛教授介紹，要盡可能多地記錄，而且要特别關注這樣一些内容：幾個生命節點，比如生老病死；幾個生活場景，比如恩愛情仇；幾組關系網絡，比如天地人神。人類學研究中的田野工作一般要求一年的時間，這是一個相對完整的周期。參與式觀察和深度訪談是獲得材料的主要手段，參與式觀察允許研究人員完全加入群體，并通過群體中的人的眼睛(和行為)來觀察事物，用局内人的觀點定義關鍵概念；深度訪談是通路者借由訪談的過程與内容，發掘、分析出受訪者的行為動機、信念、态度與看法等。選擇什麼樣的方法，要根據實際情況而定。
講座中，吳飛教授圍繞四個“田野調查最難處理的問題”展開了讨論，分别是“先入為主問題”“意義闡釋問題”“雙重站位問題”和“個案分析與理論建構問題”。
1
先入為主問題：價值無涉如何可能？
在進行田野調查過程中，我們必須抛掉自己的成見和理論假設，将問題“懸置”，才能獲得客觀的材料。“必須明确自己的傾向”，需要通過一系列額外的品性控制，如多方檢驗、情境化以及價值無涉的取向，給傾向的負面影響加了一道控制閥。
2
意義闡釋問題：深描是如何完成的？
馬克斯·韋伯在《社會學的基本概念》中指出：“社會學是一門解釋性地了解社會行動并對其程序和結果進行因果說明的科學”。“人是懸挂在由他們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你想說些什麼，再加以點評，這便叫做闡釋。吳飛教授多次提到格爾茨在《文化的解釋》中對巴厘島鬥雞的記述，這是典型的深描應用，“就什麼說點什麼”，賦予故事以深層含義。
3
雙重站位問題：局内人與局外人之間
如何平衡？
作為一位田野調查工作者，應當将自己置于何種角色？吳飛教授解釋道，“在調查過程中，能否參與、參與到什麼程度、觀察到什麼程度都是參與觀察中所要關注的重要問題，最難做到的就是觀察者式參與，一方面要能參與進去，能被“田野”接受，另一方面又要做到客觀地去觀察。”如吳飛教授在獨龍江田野調查過程中不斷融入這個社群，學習獨龍社群的交往規則，獨龍族人給他起了個獨龍族名字，叫“浙江pen”。
4
個案分析與理論建構問題：人類學家
如何通過田野工作獲得對人類的洞見?
人類學家如何通過田野工作獲得對人類的洞見？“個案不能完全代表整體”。一個個案隻能闡釋一個個案，每個個案都是獨特的，不能代表整體的表現，這就仿佛進入了一個死胡同。1996年費孝通先生在《重讀<江村經濟>序言》中提出“逐漸接近整體”理論。在一個個小的社群裡面，其神經網絡，社會體系，交往方式都存在相通之處，用一句俗語來概括就是“麻雀雖小，五髒俱全”。一個社群網絡的整體樣貌無法被完整诠釋，但可以做到無限接近。
在最終提問環節，現場聽衆踴躍提問，有的結合自己的研究實際，有的緊跟熱點，吳飛教授給予了耐心而細緻的講解。
本文轉自 | 浙江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