俊曙的書放在我這裡，已經好幾個月了。直到昨天才抽出時間，仔細讀了一遍。今天早上，照例地提前醒來，想起這本書，突然引發了許多的記憶和思考：關于北大，北大裡的“精神流浪漢”；關于我和北大的關系，我和俊曙的交往——
自從二零零二年八月退休，我就很少來北大了，除一個月來一次看病取信，沒有特殊的事或機緣，都盡可能地遠離校園。我在《與魯迅相遇》一書的“後記”裡，有過一個解釋：“現實的北大對于我是越來越陌生了。是以，我需要将心中的北大推到遠處，成為一個永恒的記憶，一個永遠給我帶來溫馨的夢。”
記不得是哪一天，大概是幾年前（三年？四年？）的某一日，我來北大中文系取信，突然被一位年輕人攔住，說他在北大當保安，卻很着迷文學，也讀過我的書，想和我聊聊：這大概就是我和俊曙的第一次見面。不知為什麼，在我驚愕不已的那一瞬間，突然有了一絲感動。我答應了他的要求，好像是另約了一個時間，我專門趕到北大來，和他見面的：這大概就是一種機緣了。以後還談了好幾次，其中一次是和俊曙的中學啟蒙老師田老師一起聊的。在談話中，俊曙告訴我，他原在河南某大學就讀，畢業後，找了一些工作，都不甚如意，原因是忘不了自己的“北大夢”，于是，就到北大來，尋了份保安的工作，作為實作北大夢的第一步：先感受一下北大的氣氛，同時利用北大的條件，聽課、讀書，準備考研究所學生。那麼，我就在無夢的中國和逐漸遠離夢的校園裡，遇到了一位還在做夢的青年人了。在進一步的交談裡，我發現，俊曙對于文學，對于思考，有一種癡迷，一份神聖感，同時又有找不到出路的迷茫。于是，我斷定：這又是一位“精神流浪漢”。
這就喚起了我的曆史記憶：我在一九九四年寫過一篇《保留一塊精神流浪漢的聖地》的文章，談到當時就接觸到的一批沒有機會讀大學的年輕人，出于精神的渴求，來到北大附近，一邊打工謀生，一邊“蹭課”，做編制外的旁聽生。我把他們命名為“精神流浪漢”，并且認為在八九十年代的商品潮中，出現這樣的“精神流浪漢”，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思想、文化、教育現象。文章特地指出，在蔡元培“相容并包，學術自由”的校風熏染下，自由聽課，對不注冊的旁聽生的寬容态度，是“北京大學的教學制度，以至教育傳統的有機組成部分”。在談到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北大精神流浪漢時，我舉出的例子是沈從文。最近，我在研究三十年代的大學文學教育時，又接觸到一個材料：胡适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版的《獨立評論》一三一号“編後記”裡，把當時北大所在的“沙灘一帶”，稱為北平的“拉丁區”——“拉丁區”在法國巴黎，從一八三零年起，就成為舉世聞名的“窮文人街”，那裡聚集着來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藝術家；現在，胡适在北大附近也發現了這樣的精神流浪漢：這些北平“拉丁區”的居民都是北大的“偷聽生”。胡适認為，這是北大“最有趣的制度”：“偷聽是不考的，不注冊的，不須繳費的。隻要講堂容得下，教員從不追究這些為學問知識而來的‘野學生’。往往講堂上的人數比點名冊上的人數多到一倍或兩倍以上。”更令人感動的是，胡适自己就親自關照過一位來自貴州邊遠小縣務川的名叫壽生的苗族偷聽生，在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在所主持的《每周評論》上先後發表了壽生的十篇小說和十二篇時事評論文章，并多次在“編後記”裡熱情推薦。我在一九九四年所寫的文章裡，正是依據這樣的從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五十至七十年代中斷，到八九十年代又重新續接的精神流浪漢現象，做出了兩個概括：
精神的超越物質的追求，是出于人的本性、本質。當大多數人趨向于物質的享受時（用自己誠實的勞動追求物質享受，這本身也是正常的，無可非議的），也總會有人做出逆向的選擇，更渴望精神的豐富。盡管是極少數，而在我們這樣的十二億人口的大國，也會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量。
“在中國，人們一旦有了精神的追求，就常常把眼光轉向省城京都裡的學苑。北京大學就這樣成為一切精神流浪漢（在廣義上，我們大家都是精神流浪漢）心目中的一塊聖地。”中國經濟越發展，越“需要精神的聖地”，這不僅是北大，而且應該是大學學院的基本功能與職責。文章結尾，我還發表了這樣的感慨：“在當今之中國，理想主義與浪漫主義已經是不合時宜，甚至是滑稽可笑的。但我仍然要堅守這一塊精神的最後的立足之地——如果再退一步，我們就什麼都沒有了。”
這話說得有點悲壯；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大概當時就有了不祥的預感。但不管怎樣，此後我一直在緊張地關注這些北大精神流浪漢的命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觀察北大的命運。而且我也沒有中斷過和形形色色精神流浪漢的個人接觸，也給他們中的幾位朋友的書寫過序。今年初，我還給一位當年的“小朋友”寫序：他是九十年代的中學生，卻在中學老師的啟蒙下，進入了“八十年代的文學時代：他對文學和人生的了解和追求，都屬于啟蒙時代”，就自然和九十年代的時代氣氛格格不入，于是，拒絕參加聯考，于本世紀初，來到京城，也成了北大的精神流浪漢。我在書序裡，對他這樣的新“拉丁區”居民的命運，做了這樣的描述與概括：“心在八十年代，卻成長、生活于九十年代以後的中國，這是命運對他最為殘酷之處。”（《文學時代凄婉、美麗的回響——我讀王翔〈夜雪〉》）
現在，我又遇到了俊曙。他的年齡應比我的這位“小朋友”小，至少他是在此後的最近幾年才來到北大的。在他身上似乎也有八十年代啟蒙主義的烙印（大概也是他一再提到的中學啟蒙老師給他的）；但或許還更有新的時代特點：這正是我想探讨的。于是，俊曙這本書裡的幾篇文章引起了我的興趣。
首先是他對當下的北大的觀察：因為住在北大校園内，就有了零距離的感受。他僅寫了三篇，這有點遺憾：他是可以寫得再多些的；寫的都是小事情，卻留下了很大的遐想與思考空間。第一篇是《從“校友橋”到“狀元橋”》，講這些年北大成了旅遊景點，人們争先恐後地要跨過北大西門内的那座橋，美其名曰過“狀元橋”——俊曙說，這橋原名“校友橋”；但在我這個五十年代的北大學生記憶裡，它卻是無名的。這其實并不重要，值得深思的是，“狀元橋”命名背後的北大了解與想象：俊曙尖銳地指出，這是在将北大“貴族化，官僚化”、“名利化，金錢化”，“這也正是‘校友橋’的悲哀，北大的悲哀”！讀到這裡，我的心為之一震：這不正是十多年來，我為北大和中國教育憂心忡忡的症結所在嗎？徑直說，從二零零零年當時的執政者、教育主管部門提出“教育産業化”的目标後，中國的教育（從大學到中國小）的性質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變成了營利的工具。包括北大在内的大學，都由此走上官僚化、商業化的不歸路，實利主義、實用主義、市儈主義、虛無主義……泛濫成災，理想、信仰、精神、聖潔、甯靜緻遠……這些構成學院的基本元素，都在事實上被逐出了校園，大學的“民族精神聖地”的基本功能與職責，都被徹底消解：這是真正的“釜底抽薪”。正像俊曙所觀察與敏感到的，人們，相當多的家長與學生，向往、報考北大的原因，不再因為它是“精神的聖地”，而在乎它是一座“狀元橋”，由此可以通往政治、經濟、文化……的高層，達到“做人上人”的人生目的。這樣，北大就不可避免地要培養出“高智商的利己主義者”，并以此作為國家和包括學術與教育在内的各行各業各部門的接班人，那就真正要危及國家與民族的未來了。——聽說我的這個判斷曾在網上廣泛流傳，我的心卻一直在流血：“精神的最後的立足之地”堅守不住，真的“就什麼都沒有了”；社會學家孫立平先生談到整個中國的精神潰敗，北大，中國的大學教育首當其沖，早就潰敗了。
當然，或許還有另外一面。俊曙講了兩件北大小事。一是他的親身經曆：許多老師和同學在知道他幹着保安準備考研時，都給予了充分的了解和力所能及的幫助支援，他從中感受到了“尊嚴上的平等和人道上的關懷”，于是，就寫了篇文章，題目叫《北大的人文》。還有一篇《那些人，那些貓》，講北大校園裡的流浪貓的“幸運”：學生專門成立了“貓協”來照顧、管理校内和園區中的流浪貓，更有許多在職和退休老師無微不至地照料，其中一位甚至被叫作“貓爸爸”。誠然，這不僅是北大人，許多普通老百姓都是這麼做的，這就用得上前面說到的話：這樣的對生命的關愛，都是屬于“人的本性”，并且最能顯示“人的本質”。俊曙卻願意把它解讀為“當世俗的觀念日益浮躁時，有群老師和同學在守望着人文精神，如此說來，北大幸甚”。這或許有俊曙出于他“北大夢”的着意誇張，但也并非完全沒有根據。我由此想到了自己的另一種經驗：這些年，也總是不斷有北大的學生（他們都是我退休以後入學的），或上我家，或請我到北大去，和他們聊天，或給他們講點什麼，就在幾天前，就有我中學母校南師大附中考上北大的一群學生（各年級各系的都有），就南京大屠殺和中日關系和我做過一次座談。這些聊天、讨論涉及的話題相當廣泛，而且也很深入，我從中感受到北大人所特有的人文關懷和獨立思考與探索熱情。對這些學生的自發活動，我都是欣然應邀，和他們在一起，我感到非常自在自如，仿佛依然生活在北大的傳統中。我是以也就明白：我所說的“高智商的利己主義者”隻代表了一部分北大人，問題是他們正在被着力培養和重用；也許和我接觸的這些學生，以及和我沒有交往但有着同樣追求的學生，也隻是一部分人，但他們的存在本身，就說明了北大的傳統是不可能被摧毀的。俊曙說他們是“守望者”，這是準确的：可以說他們是在前述北大精神、大學精神整體潰敗的情況下，堅守精神的追求。既精神潰敗，又有人堅守：這兩個方面構成了當今北大和中國大學的真實狀況，忽視任何一方面，都可能形成遮蔽。
把俊曙的追求置于這樣的背景下，就不難看出其意義和價值：他也是潰敗中的堅守者。我是以常常發出感慨：一部分被視為，也自認為“天之驕子”的高智商的利己主義者，他們其實是遠離北大精神的；倒是俊曙這樣的某些人不屑一顧的保安，卻繼承着北大的傳統。當然，作為一個“精神流浪漢”，俊曙的堅守，是遠比北大在讀學生更為艱難的。于是，就注意到了俊曙筆下的《車輪下的翅膀》。文章的副題是“試以象征示人”，并且有這樣的“補記”：看到車輪下的鳥的屍身，不能不聯想起“自己的經曆或命運”，“豈不是被撞擊、碾壓下的麻雀”？那麼，這隻“已經不再飛翔，也不能飛翔”，卻“把自己的血肉、羽毛，連同渴求的飛翔獻給了大地”的精靈，不就是今日的俊曙們的象征？這已經不是前述世紀初的“凄婉美麗的回響”，而是更為慘烈的呼救：中國的精神流浪漢幾乎已經走到絕路了。他們所要承受的，不僅是強力的壓制，生存的艱辛與危機，更有與全社會的商業化氣氛格格不入所帶來的精神的孤獨、枯寂，以及不堪忍受的冷遇。
最大的痛苦與折磨，更來自自身。坦白地說，連我自己，在這裡肯定與贊揚俊曙們的堅守時，也在不斷地反躬自問：這是不是誤導，會最終贻害、耽誤了這些年輕人？不錯，啟蒙時代的烏托邦理想，是彌足珍貴的，但卻是必然破滅，又必須超越的，這樣才能達到對社會、人生，以及人性方面最為嚴酷的一面的正視和清醒。而在面對現實以後，又面臨更為艱難的選擇：是是以走向虛無、頹廢，或沉湎于市儈主義、享樂主義，或成為怨天尤人、故作激烈的“憤青”，還是既正視又堅守，在反抗絕望中尋求新的出路？而路又必須自己去尋找，絕不能指望任何人指路。這就需要自身的生存能力與精神力量的強大。還是魯迅說得好：“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生存與溫飽是發展的基礎與前提，而發展則要仰賴更為自覺的精神的不斷升華。我讀俊曙的書，在為他對文學與思想的執著追求感動的同時，也感到他在這兩方面修養的不足，還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間。我還想起了魯迅的另一句話：“青年又何須尋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導師呢？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的，遇見沙漠，可以開掘井泉的。”就以此語贈俊曙和他的朋友，并請相信，在你們艱難尋路中，會有一位老人始終在關注、支援你們，并給予默默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