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争的勝利，不僅是一場反侵略戰争的勝利，也是一場民族解放戰争的一個偉大勝利。竭力打造戰後和平世界的西方對它沒有興趣，認為中日戰争是一段尴尬時期，更與新中國的輝煌無關。很少有人願意回顧這段令人沮喪的曆史，因為它曾是中國近現代災難史的谷底。
抗日戰争的源頭在哪？
長久以來，國内對于中國抗日戰争的起點和經曆的時間在認識上不盡統一。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兩種說法：一是1937年說：從1937年“七七事變”中日戰争全面爆發算起，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即中國進行了八年抗戰；二是1931年說：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算起，即中國進行了十四年抗戰。
八年和十四年差別在哪呢？1931年至1937年這六年，雖然在東北和華北、華中部分地區都進行着抗日戰争，但從全國範圍來講，中國兩股最大政治力量的國共兩黨主要忙着進行“圍剿”與反“圍剿”的階級鬥争。盧溝橋事變之前，在條件最惡劣，鬥争最艱苦的白山黑水間，是東北抗戰烈士用自己的血肉之軀築成中華民族不倒的長城。
1935年華北事變之後，中日民族沖突逐漸上升為中國社會主要沖突，才開始由土地革命戰争向抗日戰争過渡。1937年7月7日夜，日軍在北平西南盧溝橋附近演習時，借口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查，遭到中國守軍第29軍嚴辭拒絕。日軍遂向中國守軍開槍射擊，又炮轟宛平城。第29軍奮起抗戰。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又稱盧溝橋事變。“七七事變”不僅是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的開始，也是中華民族進行全面抗戰的起點。
《論持久戰》的背景和意義
1868年明治維新後，日本提出向歐美學習，走“富國強兵”之路。而此時的清朝政府正處在内外交困時期。随後，蓄謀已久的日本挑起甲午中日戰争，1895年4月17日迫使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割讓遼東半島、台灣與澎湖列島。
甲午戰争的失利讓少部分有遠見的中國人警醒，思考國家如何現代化的問題；八國聯軍讓更多的中國先進分子思考國家的前途；新文化運動是中國曆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為馬克思主義傳播創造了條件；五四運動是一次徹底的反帝反封愛國運動，中國的無産階級登上政治舞台。
古代的中華民族是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而不是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中華民族”這一觀念是梁啟超于1902年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首次提出和使用的，可直到“九一八事變”，尤其“七七事變”之後，“中華民族”才成為普遍認同、中國境内各民族之共同稱謂（差別于中國古代的華夷之辯）。
1904至1905年，日本在中國東北和北韓發動日俄戰争。戰後，日本将北韓作為自己的殖民地，開始侵入中國東北。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趁機向德國宣戰，并迫使當時的大總統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要求，繼承了德國在山東的權利和在中國修鐵路等權利。1931年，日軍制造“九一八事變”，中國人民進入局部抗戰階段（1932年2月，中國東北地區淪入日軍之手）。随後日軍将侵略目标瞄向華北。
1937年7月7日，日本蓄意制造“七七事變”，發動全面侵華戰争，先後在華北、華中和華南發動全面進攻，中國人民開始全面抗戰。從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到1938年10月廣州、武漢失守，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上頑強抵抗。為了摧毀中國人民的戰鬥意志，1937年12月13日，日本華中派遣軍在其司令官松井石根直接授意之下，對南京地區進行了長達6周的有組織的暴行。
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相繼失守。對抗戰失去信心者大肆宣揚悲觀失望的中國“亡國論”。1937年9月八路軍取得平型關大捷，1938年三四月間中國軍隊取得台兒莊大捷，又有人高唱迅速擊敗日本的中國“速勝論”。“亡國論”和“速勝論”都嚴重幹擾了人們的思想，前者産生妥協傾向，後者産生輕敵傾向。為徹底批駁“亡國論”“速勝論”，毛澤東決定撰寫一部關于抗戰理論的著作，對全面抗戰10個月來的戰争經曆和經驗做個總結性的概括與解釋，回應全國人民關于抗戰前途、抗戰政策、抗戰方式的關切，進而指明抗日戰争的前進方向。
1936年7月，毛澤東在延安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就指出，中日早晚要打一仗。中日這一戰，是持久的。到陝北，毛澤東看了八本書，看了《孫子兵法》，克勞塞維茨的書看了，日本人寫的軍事操典也看了，還看了蘇聯人寫的論戰略、幾種兵種配合作戰的書等等。《孫子兵法》對毛澤東寫《論持久戰》影響最大。《論持久戰》可以說是對《孫子兵法》“兵貴勝，不貴久”思想的運用和發展。《孫子兵法》是從強者進攻的角度強調兵貴神速。《論持久戰》是從以弱抗強的角度去論析中國的抗日戰争，在戰略上要實行持久戰，在戰役和戰鬥上要實行速決戰。
1938年5月毛澤東開始廢寝忘食地寫作。翟作軍是毛澤東的警衛員，他大緻描述了當時的場景：
主席坐在窯洞裡的書桌邊，微弱的燭光照着他蒼白的臉。他已經有兩天兩夜沒有睡覺了，還一個勁兒伏在桌子上寫呀寫。實在寫得太累太困的時候，才叫我們給他打盆水洗洗臉，又繼續寫。
5天以後，寫滿了顯示毛桀骜不馴特點的草體字的稿紙已有一大摞。第7天，主席突然痛得跳了起來，他右腳上穿的鞋被火盆中的火燒了一個洞，而他還在沉思。他喝了一杯燒酒，想一鼓作氣寫完。可是，到了第8天，他突然感到頭痛得厲害，吃不下飯，睡不着覺，這是由于勞累過度和精神總是處于高度緊張所緻。醫生要他好好休息，可是他病沒好就又繼續寫了起來。到了第9天，5萬字的軍事理論著作《論持久戰》終于寫好了。
經過不分晝夜的反複修改，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争研究會上用了近十天的時間，演講了自己寫好的《論持久戰》的基本内容，有力地批駁了社會上彌漫的“亡國論”“速勝論”等錯誤論調，堅定了全國人民抗戰必勝的信心。毛澤東考慮更大範圍去傳播《論持久戰》，于是他把講稿整理出來，先在黨内印發傳閱。可是，延安油印的《論持久戰》數量有限，在前線的幹部不一定看得到，毛澤東又決定印成書公開發表。
南京淪陷前後，國民黨将一批黨政軍重要機關遷移武漢，武漢成為抗戰初期的臨時首都。中共中央審視時局，指派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等人來到武漢，成立中共中央代表團和中共中央長江局，負責與國民黨繼續談判，恢複和發展南方13省黨的組織，上司開展抗日救亡運動。
《論持久戰》剛發表，在武漢的周恩來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紹，白崇禧大為贊賞。白崇禧當時系國民黨最高統帥部的副總參謀長。他認為《論持久戰》是一部軍事巨著，是克敵制勝的最高戰略方針。因而積極向國民黨最高統帥蔣介石推薦。在蔣介石的認可下，白崇禧把《論持久戰》的精神歸納成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在征得周恩來的同意後，由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作為抗日戰争中的戰略指導思想。
從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随着戰局的擴大、戰線的延長和長期戰争的消耗，日本已無力再發動大規模的戰略進攻。國民政府在敵人的軍事打擊和政治誘降面前，雖然有所動搖，曾謀求妥協，但最終沒有屈服，上司正面戰場的廣大官兵繼續堅持了抵抗。中國共産黨上司的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抗日武裝，在敵後建立起一塊塊抗日根據地，廣泛開展人民戰争，把敵人的後方變成了前方，攪得敵人日夜不得安甯，使其鞏固占領區的計劃成為泡影。
從1944年1月解放區戰場局部反攻到1945年蘇聯宣布對日作戰，随後出兵中國東北，且該年美國向廣島、長崎投擲了原子彈。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日戰争宣告勝利結束。
沒有漫長的、傷亡慘重的、席卷中國大部分地區的日本入侵，普通群眾是無法看清：什麼是外族入侵，什麼是家國情懷，什麼是愛國、什麼是逆曆史潮流，中國也不會這麼快、這麼徹底、這麼堅定地形成“共休戚、共存亡、共榮辱、共命運”的民族共同體。可以說，無論是正面戰場，還是敵後戰場，都是抗擊日寇不可或缺的戰場。國民黨、共産黨和其他中間黨派都為抗日戰争取得最後的勝利，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貢獻。
抗日戰争的意義
1945年9月2日，随着密蘇裡号戰列艦上投降簽字儀式的結束，中國的抗日戰争終于取得勝利。國民政府當天宣布，9月3日為抗戰勝利紀念日，全國放假3天。然而為了這最後的勝利，中國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廣闊的國土一片廢墟，國民政府黃金十年的積蓄損失殆盡。之是以很多人不喜歡“抗日神劇”，不喜歡過于神話的“諜戰劇”，就是因為他們将這來之不易的勝利，演繹得太過容易。
不過，抗日戰争的勝利卻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取得的第一次完全勝利的反侵略戰争。在抗日戰争以前，帝國主義國家基本按照1922年華盛頓條約确定的體制，結成一體對中國實行聯合統治。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鬥争，面對的一般不是某個帝國主義國家，而是整個帝國主義陣營，反對任何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的鬥争都會引起其他帝國主義的聯合反對。
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略中國，企圖打破華盛頓條約體制，獨霸中國。這不僅嚴重威脅到中華民族的生存，也損害了美、英等國的在華利益。中國人在正确分析出國内外的形勢，抓住了主要沖突，聯合社會主義的蘇聯及美、英等反法西斯力量，結成了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不僅打破了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關鍵一環（對中國威脅最大的日本帝國主義），還在法理上收複了自1895年甲午戰敗即被日本割去了的台灣和彭湖列島以及包括釣魚島在内的附近島嶼，而且鍛煉和壯大了中國人民的力量，為最終推翻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打下了重要的基礎。
1946年6月下旬，國民黨軍隊22萬人進攻中原解放區後，又向其他解放區大舉進犯，全面内戰由此爆發。當時，國民黨軍隊人數上遠遠超過共産黨軍隊，有空軍、海軍以及大量的重武器和特種兵，而共産黨沒有海空軍，重武器也不多，因而蔣介石認為可以速戰速決結束戰争，聲稱隻要3個月到6個月，就可以取得勝利。同年8月6日，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問毛澤東：“共産黨能支援多久？”毛澤東回答說：“就我們自己的願望說，我們連一天也不願意打。但是如果形勢迫使我們不得不打的話，我們是能夠一直打到底的。”就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提出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強調“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于反動派，而是屬于人民”。
戰略戰術、武器裝備對戰争的勝負固然重要，但決定戰争的根本因素還是民心的向背。戰争是大量人力物力的消耗。抗戰勝利前後蔣介石雖然取得了大量的美援，但這些援助無法支撐他如此大規模的内戰。為了獲得戰争所需的人力物力，隻能加緊對人民的搜刮，使人民群衆負擔繁重的苛捐雜稅。國民黨的階級屬性，決定其必然站在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産階級的立場上。在廣大農村，不要說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實作孫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就連減租減息都做不到，農民日益貧困。為解決戰争所需兵源國民黨不得不采用“拉壯丁”的辦法，軍隊的戰鬥力也就可想而知。
共産黨一直立志于解放窮苦百姓，少數人富裕是不夠的，隻有占多數的農民安居樂業，中國才能夠真正地走向富強。在抗日勝利的最初，老百姓們是不相信的，對于他們而言，日子隻要能過下去，不願意參與到流血的戰争當中。但在國民黨亂印鈔票導緻通貨膨脹民不聊生之時，老百姓們開始對國民黨失望，将越來越多的希望寄托于共産黨。共産黨一直積極推行土地改革，盡可能為老百姓争取切實利益，多少百姓“翻身農奴把歌唱”，有了自己的土地和未來。嘗到了實在的甜頭，老百姓主動跟着黨走，保衛勞動的果實。
人民解放軍所到之處，老百姓都會竭盡所能的幫助他們，而國民黨所到之處，老百姓們都會避之不及。正是戰士和老百姓們的絕妙配合，才讓國民黨在一次次戰鬥中吃盡苦頭。“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種信念，堅信一定會取得最終的勝利，也堅信一定會解放窮人，解放全中國，哪怕自己看不到，但自己的下一代一定可以看到那一天。
抗日戰争打了十四年，而解放戰争隻用了三年零八個月就解決了戰鬥。“我們萬衆一心，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正是依靠着老百姓萬衆一心的力量，全中國才獲得了解放，中華民族重新又站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