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移前的決策與運籌
1934年4月底，廣昌戰役失利後，紅軍野戰司令部在博古、李德、朱德、劉伯承帶領下從前方回到瑞金。野戰司令部撤銷，各機關人員歸原建制。
政治局委員、野戰政治部主任(紅軍總政治部代理主任)顧作霖，在前線因工作緊張勞累，肺病複發，沒有好藥治療，病情加重，戰役一結束，擡回瑞金不久即病故，時年26歲。
廣昌戰役後，博古、李德、周恩來、張聞天等在李德住處“獨立房子”就中央紅軍此後的軍事行動進行了小範圍的讨論，博古、李德從輕敵的“左”傾轉到畏懼敵人的右傾，對形勢作了悲觀的分析：
蔣介石軍隊有從德、意等國得來的新式武器裝備以後，五次“圍剿”不能粉碎，中央蘇區革命根據地難以保住，必須尋求新的出路，才能發展革命形勢。當時，拟由黨中央、中革軍委率領中央紅軍主力，撤出中央蘇區，向湖南西部的零陵地區轉移，創造新的革命根據地，伺機與賀龍的紅二軍團會合。
為了對内穩住陣腳，對外迷惑蔣介石，準備派出兩支先遣軍： 一支向西打前站，設法同賀龍部取得聯系； 一支向東到閩北，然後插入敵後的浙、皖、贛邊境活動，以調動敵人，減輕對中央紅軍主力的壓力。
黨中央将這一設想報告了共産國際，随後，由博古、李德、周恩來三人團，負責處理一切。6月25日，共産國際複電指出：“動員新的武裝力量，這在中央蘇區并未枯竭，紅軍各部隊的抵抗力及後方環境等，亦未足使我們驚慌失措。甚至說到對蘇區主力紅軍退出的事情，這唯一的隻是為了儲存活動的力量，以免遭受敵人可能的打擊。”
這就表示同意中共中央提出的方案。
黨中央接到共産國際複電後，對黨、政、軍機關的少數負責人作了傳達，要求嚴格保密，我們一局幾位作戰參謀同時知道此事，但大家都注意嚴守核心機密，神色依然，照常工作。
我記憶猶新的是，大約就在這一時間，我父母來信要我回興國老家找對象，後來又讓哥哥到部隊看我，我明知就要與家人分别。
仍然不露一點聲色，高高興興與親人告别。那時離長征已不到兩個月了，在中央訓示下，總部已緊鑼密鼓地進行了轉移前的準備工作。
首先，7月5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發出成立北上抗日先遣隊的作戰訓令，以第十九、二十師組成紅七軍團共計6000餘人的先遣隊，在軍團長尋淮洲、政委樂少華、參謀長粟裕、政治部主任劉英率領下，于7日從瑞金出發東進。
接着，8月12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又電令以第十七、十八師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六軍團機關和軍政委員會，由任弼時任軍政委員會主席，肖克任軍團長、王震任政治委員、李達任參謀長，張子意任政治部主任，于8月23日以“西征先遣隊”的名義離開湘贛蘇區突圍西征。
軍委一局受命負責掌握上述兩支先遣隊的行動情況。
據了解，東進軍團在挺進閩北插入敵後過程中雖然調動與分散了敵軍部分兵力，減輕了一點對中央紅軍的壓力，但因我軍兵力少，深入敵人腹地難展身手，終未能如願。
西征軍團與敵巧妙周旋，同賀龍上司的紅三軍勝利會合後，溝通了同黨中央的無線電聯系，初步建成了川鄂湘黔蘇區，達到了預期的目的。
我們一局正是根據紅六軍團西征的情況，繪制了主力紅軍向西轉移的初步路線圖，為中央紅軍主力部隊以後的轉移作戰提供了指揮的依據。
其次，着手擴大紅軍和督促加緊生産彈藥等物資。
為了适應戰争需要和準備戰略轉移，根據中革軍委每團兵力不得少于1500人，每師兵力不得少于5000人的規定，中革軍委和中央政府從黨、政、軍機關抽調了大批幹部到各縣、區、鄉，做動員青壯年參加紅軍的工作。
中央蘇區在“擴大鐵的紅軍一百萬”的口号下，掀起了一股空前的擴大紅軍熱潮。蘇區人民響應黨的号召、踴躍參軍。從6月至10月，大約動員了3萬多人補充主力紅軍因戰鬥傷亡而造成的損失，為組建新的軍團提供了兵員。
中革軍委訓示興國官田兵工廠，必須加倍努力生産子彈、手榴彈，在9月份達到野戰軍每支步槍不少于50發子彈、每個戰鬥員不少于兩枚手榴彈的目标。總供給部則應大力籌集軍需物品。
到9月份，必須籌備到全軍每人一套棉軍衣、兩雙鞋子。紅軍每個指戰員另外自打兩雙草鞋， 一個鬥笠(一把傘),一個幹糧袋。總衛生部必須盡量多購買治療傷員的藥品，以備需要。
最後，也就是最關鍵的一項，就是整編機關學校，調配幹部。
這項工作屬于核心機密，完全由中央三人團掌握，分步實施。
黨中央、中央政府幹部的去留名單，由李維漢、張聞天分管，軍隊幹部由周恩來負責，總部第四局葉劍英具體安排，最後由三人團審定。
（編者注：一直很難明白項英這麼高的地位為什麼會被留下？也找不到他與三人團關系不好的相關的資料。
陳毅有重傷，一定要擔架擡才能走，他與周恩來的關系也很好，難道與他當時的地位不夠高有關。王稼祥被飛機炸成重傷，也是靠擔架擡着走完長征，但出發時他的地位比陳毅高得多。
何叔衡中共一大代表之一，表面原因是年紀大不适合遠征，但長征“五老”與他年紀相差不大，在适當照顧情況下也走完長征。
矍秋白就因為路線錯誤已下台，而且身體有病，不帶上長征就很清楚了）
當時葉劍英根據中央三人團的訓示，把黨中央、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中革軍委所屬的機關與部門，各學校等，凡屬黨中央确定(實際上由博古、周恩來、李德三人團決策的)要撤離的機關、機關和幹部，分别組建了兩個縱隊。
即：
軍委第一縱隊(亦稱軍委縱隊，代号為“紅星縱隊”),葉劍英任司令員兼政委，
下編第一、二、三、四梯隊，由總司令部各職能局和各學校合編成立的幹部團編成。黨
中央、中革軍委的上司同志随第一梯隊(作戰局)行動，以便于上司指揮全軍的作戰與轉移。
軍委第二縱隊(亦稱中央縱隊，代号為“紅章縱隊”),羅邁即李維漢任司令員兼政委，鄧發任副司令員兼副政治委員。
下編第一、二、三、四梯隊，由黨中央、中央政府機關和總供給部、總衛生部、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機關、國家政治保衛局、教導師組成。
葉劍英以局長與軍委縱隊司令員兼政委的身份，保護了一批受“左”傾路線打擊排斥的幹部，使其随軍長征。他在受命組建軍委縱隊時，提出了保留紅軍幹部的兩個方案：
一是把撤銷的六所學校的一部分幹部與教員，配置設定到五個軍團去，以遞補缺額，其餘的教員與幹部學員，編成為一個直屬中革軍委的幹部團，具有随營學校的性質，在一般的情況下，不當作戰部隊使用，以保留骨幹；
二是把受“左”傾路線排斥的所謂“犯錯誤”幹部， 一部分安排到機關工作，另一部分編到幹部團随軍行動。
上述方案經黨中央與中革軍委準許實施，因而使一批黨和紅軍的優秀幹部随軍長征到了陝北，成為黨的寶貴财富，在後來的革命鬥争中作出了重大貢獻。比如，邊章伍、郭化若、危拱之等就是在葉劍英保護安排下随軍長征的。
正當紅軍總部機關按照中央三人團訓示，加緊進行戰略轉移準備的同時，在前線又接連傳來了建甯、古龍岡以北的銀龍下等地相繼失守的消息。
1934年7月上旬，敵人為了加緊對中央蘇區和紅軍的“圍剿”,從六個方向向我興國、古龍岡、頭陂、驿前、朋口、筠門嶺地區推進，發起了向中央蘇區中心區的全面進攻。
李德、博古等面對敵人強大攻勢，未能當機立斷，毫不遲疑地轉變戰略方針，迅速實行戰略轉移，以儲存我軍實力伺機殲滅敵人，而是繼續要求紅軍主力“用一切力量繼續捍衛蘇區來求得戰役上大的勝利”,并在軍事上采取了分兵六路、全線抵禦的作戰方針，企圖通過主力紅軍的軍事防禦和加強輔助方向的活動，挽回戰局。
未料，李德、博古“六路分兵”、“全線抵禦”的軍事部署正好被蔣介石用優勢兵力各個擊破的戰術所破。總部的作戰班子，雖為上述幾個防禦戰役日夜操勞，絞盡腦汁，精心組織實施，但因李德、博古等決策失誤，終究未能挽回全盤皆輸的局面。
到8月28日，我軍在陣地防禦戰中，雖以多道防禦陣地為支撐，擊退了敵人多次集團沖鋒，但終以傷亡2300餘人的代價，被迫放棄全部陣地。
9月初，我一軍團和九軍團等部，在溫坊地區，以伏擊運動的戰法，殲敵蔣鼎文東路軍一個多旅，給敵人東路軍一個打擊，但是已改變不了我軍的被動局面。
截止9月下旬，中央蘇區已僅存瑞金、會昌、興國、雩都、甯都、石城、長汀等縣的狹小地區。
就在7月中旬李德、博古等正布置紅軍主力分兵六路進行陣地防禦作戰時，發生了一件意外事件，使李德、博古等被迫加快了戰略轉移的準備。在紅軍大學學習的原湘鄂贛軍區總指揮兼紅十六軍軍長孔荷寵，畢業後借下去巡視工作的機會，攜帶他事先繪好的中央機關駐瑞金的标記地圖，到興國老營盤後，隻身潛逃叛變，投靠國民黨。
蔣介石獲得我黨、政、軍機關駐地位置圖後如獲至寶，在南昌接見了孔荷寵，并決定派大批飛機到瑞金轟炸我中央主要上司人的住址。
總部二局偵悉蔣介石上述計謀後， 一、四局在中革軍委首長的上司下，先敵轟炸之前，連夜組織黨、政、軍中央機關緊急撤離原駐地，轉移到瑞金以西15公裡的雲石山梅坑地區，僞裝隐蔽，避免了8月初敵人飛機轟炸造成的損失，保證了黨中央、中央政府、中革軍委與總部的安全。
幸運的是，孔荷寵不了解我軍戰場部署情況，更不知道中央準備實行戰略轉移的核心機密，但對李德、博古震動很大。
8月初，中央三人團作出決定，要求我們總部作戰科着手拟制10月底或11月初突圍計劃，為中央和紅軍主力适時撤離瑞金做好準備。
此後，因我軍陣地防禦戰鬥接連失利，9月底至10月初又發現敵北路軍、東路軍和南路軍正取大包圍态勢加緊向我蘇區中心區進攻，企圖實作圍殲我軍的目的。
李德、博古等遂倉促決定紅軍立即放棄中央蘇區向湘西轉移。10月初，黨中央以劉伯承不尊重李德為“理由”,決定将劉伯承從總參謀長降職任第五軍團參謀長，同時指令總部一局重新起草轉移的突圍計劃。
10月5日，派出何長工、潘漢年攜帶朱德總司令的親筆信，同陳濟棠的少将參謀楊幻敏等再次秘密談判，商讨借道問題。同時派出偵緊分隊前往桃江流域，秘密查明情況，選擇渡江點。
10月7日，中革軍委下令由地方兵團接替各線主力紅軍的防禦任務，紅一、三、五、八、九軍團撤出陣地，向瑞金、雩都、會昌地區集中整編，待命出發。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着手組建了蘇區中央分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央蘇區辦事處、中央軍區及各省軍區。由項英任中共蘇區中央分局書記、中央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陳毅任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梁柏台任副主任，龔楚任參謀長，賀昌任政治部主任，下轄第二十四師、22個獨立團，共計1.6萬餘人，留在中央蘇區繼續堅持對敵鬥争。
轉移的組織序列與時間
為了有組織地搞好這次戰略大轉移，我們總部一局按照中央三人團和中革軍委的訓示，緊急拟制了長征開始前野戰軍和地方部隊的編制序列。
撤離蘇區時，中共中央決定，
政治局委員陳雲任五軍團中央代表，政治局候補委員劉少奇任八軍團中央代表，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何克全)任九軍團中央代表。
下頁所附兩表為我們總部一局依據中央三人團及中革軍委訓示，于10月8日彙總統計主力紅軍和地方部隊實力的結果。為了完整把握紅軍主力轉移前的裝備和物資準備情況，我們還同時向總部首長呈報了各軍團的武器裝備和生活供給方面的各項具體數字，
共計有馬338匹，各種槍3.3244萬支(挺)、槍彈173.213萬發、
迫擊炮38門、炮彈2473發、
冬衣8.3萬件、鹽3.4862萬斤、
銀元202.4萬元、藥品177擔、通信材料可供給至11月24日。
10月 9日 ， 中 革 軍 委 向 各 野 戰 軍 團 印 發 了 由 總 部 一 局 受 命 拟 制 的
《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突圍前部隊集結位置圖》和《野戰軍由10月10日至20日行動日程表》,具體規定了軍委第一、第二縱隊①和各軍團實施戰略轉移的逐日行動路線、任務、要求、分界線和通信聯絡方法。
同日，确定了黨中央、中央政府、中革軍委各部門主要上司的行動安排。
明确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王稼祥，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博古，政治局委員、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政治局委員、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主席毛澤東(10月16日在零都随軍)以及中央軍事顧問均随第一縱隊第一梯隊行動。
以上黨中央、中革軍委首長每人配警衛員兩人、馬一匹、擔架一副，配4至6名擔架員。朱德因不要擔架，配馬兩匹。
陳雲、劉少奇、凱豐則因擔任各軍團中央代表，分别随紅五、八、九軍團軍團部行動。
同時規定自轉移之日起第一縱隊之第一、第二梯隊，為中革軍委和黨中央、中央政府的具體辦事機關。在轉移中凡以黨中央、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名義發出的電報、訓示等檔案，均由總部第一局承辦。而上述兩個中央機關的從業人員，則編入第二縱隊，由羅邁帶領，在第一縱隊後面跟進。
① 當時亦稱軍委縱隊及中央縱隊。
在總司令部沒有總參謀長的情況下，由軍委縱隊司令員葉劍英協助朱德、周恩來主持總部的日常工作，實際代理總參謀長的職務，直到黎平會議恢複劉伯承的原職為止。
後由轉移到贛南油山途中随軍的張雲逸任副總參謀長，作為軍委縱隊的先遣司令，率領有關部局的部分人員，負責先行打前站，偵察地形和敵情，籌措後續部隊的食宿等工作。
10月10日，中革軍委發出指令，正式宣布了第一野戰縱隊的組成及行動計劃。當日下午5時，我們軍委縱隊全體指戰員在黨中央、中革軍委首長的率領下，由江西瑞金的梅坑出發，開始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裡長征。
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指令
19 34 年 10 月 10 日
一 、茲将軍委總司令部及其直屬隊組織第一野戰縱隊與主力紅軍組成之野戰軍同行動，即以葉劍英同志任縱隊司令員。
二 、第一縱隊的組成及集中計劃如附表。
三、為使縱隊順利地實行任務，必須将下述事項深入地使全體人員徹底了解和執行。
1. 保持軍事機密，應加強警戒封鎖消息，各部隊機關一律用代字，極力隐蔽原來番号名稱，關于行動方向須絕對保守機密，五日出發前須檢查駐地，不得遺留關于軍事機密的文字。
2. 為隐蔽行動避免飛機偵察應用夜行軍，黃昏前集合，黃昏後移動，拂曉時停止。
3. 每一夥食機關應派設營員一人，由各梯隊派員率領設營(第 一 、第二梯隊由第二梯隊派員負責配置設定)。
4. 各梯隊在平行道路前進時，應在出發前兩小時派出道路偵察隊，偵察和修理道路，但第一梯隊則于九日晚派工兵連一連先行，為道路偵察隊。
5.應嚴格遵守集合和出發時間及行軍次序，不得遲緩和紊亂。
6. 部隊及行李的集合場應分開選擇在路旁空地，不得遮斷道路妨礙通過。
7. 各梯隊應妥覓向導，但絕對隐蔽自己的企圖。
8. 行進時要确實保持距離，不得任意伸縮。
9. 在蘇區内夜行軍，可以按規定數目點火把行軍(每一夥食機關準點三把，伕子六擔一把)。
10. 道路偵察隊應在道路分歧處，設石灰方向路标。
11. 休息或道路發生故障時，應通知後方部隊，免緻久停增加疲勞。
12. 各梯隊應派收容隊，收容落伍病員，最後梯隊負責消滅路标，并派攔阻隊，防止逃亡。
13. 應帶四月份米糧。(原文如此)
14. 所有重病員一 月難治好的，概送第四後方醫院(九堡之下宋),務于十日午前十時前運完。
15. 各梯隊首長應嚴格檢查行李檔案擔數，非經準許不得超過規定數目。
16. 到達集中地後，即用有線電聯絡。在萬田與萬田麻地之間接通長途電話線，架設電話并設總機。
右令
彭梯隊長
主 席：朱 德
副主席：周恩來
項 英
在本節即将結束的時候，我想要說明的是，目前一些黨史、軍史、戰史對中央紅軍撤出蘇區實行戰略轉移過程的評述存在某種程度上的判斷不準和評價不當。
毋庸諱言，在整個第五次反“圍剿”時期，博古、李德極力排斥朱德、毛澤東等的正确主張，在政治上、戰略上确實犯了由軍事冒險主義到軍事保守主義乃至後期“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結果導緻紅軍浴血奮戰多年建立的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全部喪失。
但是，這并不等于如一些史著所說當時的中共中央對撤出中央蘇區一事事前未作準備，中央紅軍撤出中央蘇區是我軍反“圍剿”失敗後的無組織與無行動計劃的臨陣逃跑。
事實上，如前所述，中共中央對中央紅軍撤離蘇區一事不僅做了一定程度上的準備，而且其總體設想和方案早在1934年5月廣昌失守後就确定了。
至于為何延至10月倉促轉移，則主要的是由于博古、李德對其在軍事保守主義路線指導下實行的陣地防禦作戰方針的惡果缺乏清醒認識，仍然持觀望态度所緻。這部分地影響了總部開展各項準備工作的進度。
我至今記憶猶新的是，為了貫徹中央三人團的訓示要求，我們總司令部人員還特地組成了兩個班子， 一個班子負責組織協調紅軍主力前線作戰，另一個班子則負責轉移前的準備工作。在那幾個月裡，我和黃鹄顯、孔石泉、鄧事謙、羅舜初、王輝、曾昭泰、黃功發等幾位作戰參謀，奔波于前後方之間，忙裡忙外，工作極為緊張和繁忙，直到臨走前都未能顧得上準備自己的行裝。
為此，10月8日朱德、周恩來、葉劍英還專門對我們這些總司令部參謀人員的物資裝備準備情況進行了一番集中的檢查點驗。(行動計劃表見下頁)
當然，由于當時中央考慮到撤離中央蘇區實行戰略轉移是一次重大軍事行為，為了嚴守機密，中央和中革軍委直至實作轉移前确實未向部隊宣布過轉移計劃，也未向廣大指戰員進行必要的政治動員，結果造成全軍指戰員感到十分突然，缺乏心理準備，影響了部隊的情緒。
但以筆者之見，在當時蔣介石窮追惡殺、試圖一舉殲滅我中央紅軍的形勢下，黨中央要在狹小的蘇區範圍内，調動10萬大軍，實作前所未有的換防與轉移，采取必要的防範措施、確定行動機密，是十分必要的。
事實證明，由于當時注意了保密工作，我軍大規模轉移行動在開始階段一直未被敵發覺，直到10月下旬紅軍突破第一道封鎖線後，蔣介石才知道我主力紅軍向西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