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遭遇印度“殺豬盤”

文/何伊然

編輯/楊磊

印度“殺豬盤”的最新受害者

近日，有媒體報道了vivo印度公司正與印度塔塔集團（Tata）洽談，由塔塔集團收購其多數股份、成立合資公司等事宜，以符合印度政府要求高管由印度籍人士出任、營銷網絡在地化，以達到本土化的目的。

該報道稱，目前雙方洽談已進入後期階段，塔塔集團對收購案非常有興趣，vivo印度公司則希望塔塔能提高收購價格，但雙方尚未達成最後協定。

對此，vivo方面向中國媒體表示，（對相關消息和說法）沒有回應。

這是自2023年底vivo兩名高管以涉嫌洗錢為由被逮捕又釋放後，vivo印度傳來的最新動向。

Canalys資料顯示，vivo以2610萬部的出貨量位居2023年印度智能手機市場第二位。根據Counterpoint Research最新報告，2024 年第1季度印度智能手機出貨量同比增長 8%，vivo憑借19%的市場佔有率占比拿下銷量第一。

将辛苦打拼下來的家業拱手相讓，并非vivo的本意。但是為了在印度市場繼續生存，vivo可能不得不做出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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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圈曾經流傳着一則轶事，vivo在準備進入印度市場前，曾委托一家咨詢機構做研究報告，那家研究機構當時給出的建議是：印度對待外資習慣先引進後“關門打狗”，建議慎重進入。

vivo在收到報告後，便不再與那家機構再次合作。顯然該建議并不令公司高層滿意。

畢竟當時國内智能機市場日漸飽和，誰也不想放棄印度這個增量市場。

2014年全年，中國智能手機出貨量達到了3.89億部，同比下降8.2%，市場占有率達到86%，其中安卓手機出貨量達3.49億部，同比下降12.4%，占同期智能手機出貨量的89.7%。手機出貨量下降源于中國手機的滲透率提高，到2014年11月末，中國手機使用者已達12.8億戶，普及率在95%上下，使用者增速放緩。

而當時9億印度手機使用者中，隻有1.2億使用者在使用智能手機。和強手如雲的中國市場相比，彼時的印度手機市場裡三星和諾基亞占據了市場佔有率近6成，剩下的4成則被印度本土品牌Micromax、Karbonn與蘋果手機所占據，且無論哪個品牌，其智能手機基本在中國生産。

由于計劃生育政策和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多年以來的“世界工廠”中國，2014年前後正從“人口紅利”向着“人才紅利”轉變，勞動力平均年齡出現明顯增長。同為人口大國的印度，在勞動力方面就顯示出了“年輕”優勢。資料顯示，印度人口年齡中位數是28歲，15—59歲年齡組的勞動力占總人口比重高達80%。

2014年，莫迪出任印度總理。為了提振印度工業水準，他上任當年提出了“制造業計劃”。上任伊始，莫迪在廠房、土地、稅收等方面向外資企業進行大幅讓利。一邊是潛力巨大的市場，一邊是投資優惠、成本低廉，吸引了全世界企業的目光。據統計，2014年印度的外商直接投資金額創下了小高潮，達到451億美元。

也是在這一年，vivo創始人沈炜前往印度考察。2015年，莫迪政府推出了旨在推動手機産業發展的“分階段制造計劃”（PMP），拿出關稅豁免政策吸引外資建廠。

2015年，vivo選擇大舉投資在印度自建工廠，鋪設門店。

雖然那個研究機構的報告未能勸住vivo，但vivo也記住了它的提醒。

為了避免被印度“關門打狗”，vivo很早便喊出了擁抱本土市場的口号，即“More Local, More Global（越本土，越全球）”。

統計顯示，vivo是在印度投資最多的手機品牌之一，其在印度的智能手機生産基地已經接近在中國兩家工廠的規模，針對印度市場還推出了具有屏下指紋和升降攝像頭功能的手機。營銷上，vivo冠名了印度群眾最喜歡的闆球比賽，簽下了寶萊塢明星阿米爾·汗作為品牌代言人，充分迎合印度消費者審美。

vivo試圖用向印度群眾示好、捆綁各利益群體的方式，做到盡量“本土化”，以避免以後被印度當局“收割”。

02

在最初幾年，vivo和中國友商一同在印度市場狂飙突進。2019年，印度智能手機市場出貨量1.58億台，小米以28%的市場佔有率排名第一，Realm、vivo、OPPO擠進前五位。

也是在這一年，莫迪成功連任，開啟第二個總理任期，他誓言要在2025年前将制造業占GDP比重提升至25%。

相比第一個任期的拉攏，這一次，莫迪的政策卻出現了大幅度轉變。

實際上，印度政府在2017年就進一步加大對進口整機和零部件的關稅征收，提升産品附加值，意圖推動産業本土化發展。

2020年，莫迪提出“自給印度”倡議，推出生産關聯激勵計劃（PIL），扶持印度本土企業，推出26000億美元的産業激勵計劃，鼓勵半導體、電子制造和汽車等産業發展，擺脫對國外供應鍊的依賴。

随後，針對外資企業輪番的政策圍剿大舉壓上。

印度政府以所謂“國家安全”的理由陸續封禁了超過200個中國手機應用程式。彼時，印度是Tik Tok最大的海外市場，月活使用者數高達1.5億，印度分公司員工數超過2000人，一切成果在一夕之間灰飛煙滅。

同時，多家中資企業相繼陷入“稅務”“洗錢”風波，印度政府以查稅、當機資産、限制員工簽證等各種名義輪番為難中國手機廠商。2023年，印度政府甚至找借口扣押了小米48.2億元的資金。

2023年年底，印度執法局以反洗錢調查為由拘捕多名vivo印度公司高管，被扣員工包括vivo印度公司臨時CEO和CFO。vivo的本土化政策還是并未能換來一張“護身符”。

但盡管遭遇了不公平待遇，vivo并不願意放棄印度市場，選擇了妥協。2023年4月，vivo表示2023年底再投資110億盧比，進一步擴張公司在印度的制造能力。

面對vivo的妥協和示好，印度政府的高壓政策并沒有退讓。消息稱，印度的要求是廠商要建立起以印度為中心的智能手機生态系統，包括本地管道。可以說，印度明擺着就是要把外資已有的成果據為己有，用強制手段将外資變為“印度制造”。

據媒體報道，從4月起， vivo在新德裡、旁遮普邦等地區已經轉為與印度企業進行代理合作，vivo 位于大諾伊達的制造工廠也被印度本土科技公司 Micromax的子公司接管。

vivo印度發言人頗為無奈地表示：“vivo與當地合作夥伴進行戰略合作，将有助于品牌與政府的願景保持一緻。”

在高峰期，中國智能手機在印度的市占率高達74%，本土品牌幾乎被“團滅”，是以，印度不斷地調整政策來限制中國智能手機在印度的發展，利用《外彙管理法》《防止洗錢法》等對中國手機企業進行稅務及合規性調查是印度政府慣用的手段。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國手機品牌不斷在印度設立生産工廠，印度的手機制造業也迅速發展壯大。2014 年，印度智能手機 78% 依賴進口；而到 2023 年，在印度銷售的 99.2% 智能手機，均産自本土。

可以說，印度憑借市場規模、成本優勢在近幾年吸引力無數企業前去搶占市場。在中國手機企業幫助印度完成市場培育後，印度政府還是按捺不住，終于露出了行事方式，前一秒還是“熱情歡迎”，後一秒就成 “關門打狗”，印度毫不掩飾地無差别“打劫”中資，空手套白狼的意圖溢于言表。

在世界銀行釋出的全球營商環境報告中，印度被認為是“全球最難做生意的國家之一”。這一次，估計vivo會想起十年前那份報告的苦口婆心。

03

某種程度上，vivo選擇塔塔或許也是在衆多選擇中找到了相對折中的妥協方案。塔塔集團是印度老牌财團，在英國統治印度期間就通過跨國貿易發家。從英國殖民者到聖雄甘地再到無論印度上司者是誰，塔塔在這一百多年都能夠立于不敗之地，

2023年11月，塔塔集團旗下子公司Tata Electronics以1.25億美元收購了台灣緯創在印度的本地業務，成為首家可以代工生産iPhone的印度公司。另外，塔塔集團也在與和碩商談收購其印度工廠的多數股權。

有媒體預測，下一個被印度官方架着上塔塔談判桌的外資企業很可能是富士康了。

在塔塔的整合下，印度境内的智能手機流水線或将迎來一波資源共享，反而可能有利于刺激印度智能手機消費持續增長。

相較于印度其他幾大财團，塔塔可能确實是更好的合作對象，因為其和莫迪的關系沒有那麼緊密。如果介入的是安巴尼或阿達尼，那麼外資大機率是徹底要為這兩大巨頭做嫁衣了。

今年6月，在經曆的漫長大選後，73歲的莫迪第三度當選印度總理。

莫迪能夠連任印度總理最大的招牌是他帶領印度實作了快速的經濟增長。2014年，印度的經濟位列全球第十，2023年，印度經濟已經增長至全球第五位。最新資料顯示，今年第一季度印度GDP同比增長7.8%，全年增幅有望達到8%，是世界上增速最快的大型經濟體。

在莫迪第三任總理任期的就職宣誓儀式上，印度兩位頂級富豪穆克什·安巴尼和高塔姆·阿達尼攜家人現身支援。

阿巴尼和阿達尼被戲稱為印度的“AA制經濟”（這個簡稱取自二人姓氏首字母，類似國内的“二馬”），兩個人的收入占印度GDP的4%，資産占印度上市公司的25%。

莫迪、安巴尼和阿達尼都是古吉拉特邦的同鄉。在印度人的固定印象中，古吉拉特人的标簽就是“做生意厲害”。

安巴尼家族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搭上了甘地家族。由于彼時印度是高度計劃經濟，阿巴尼家族的信實集團和印度官方密切聯絡，在電信、零售、能源等領域形成了壟斷态勢。在印度有個說法：印度沒有什麼在野黨執政黨，隻有一個信實黨。

當主張大财團發揮力量來提升國家經濟計劃效率的莫迪成為政壇紅人後，安巴尼順勢和莫迪站到了一起，成為其堅定的政治盟友。

相比較之下，阿達尼和莫迪的關系更為親近，可以說的上是朋友交情。1993年，阿達尼抓住機會以極其便宜的價格購買了蒙德拉港的土地，實作了财富快速積累。在莫迪擔任古吉拉特邦省長的時候，兩個人出入公開場合就形影不離，莫迪還會出席阿達尼的家庭活動。

憑借和莫迪的緊密關系，阿達尼在莫迪上任總理後招攬了大量的基建項目，财富在過去十年迎來爆發式增長，登頂亞洲首富。二人的往來也頻頻登上媒體，成為輿論抨擊的焦點。

從“廁所革命”到強力推行經濟私有化再到在基建、數字網絡和清潔能源上發力，不斷進化的“莫迪經濟學”背後始終離不開印度本土大财團的支援。

借助大财團、大企業的力量，印度确實做到了紙面上交出一份相對好看的經濟增長成績單。今年印度大選前，媒體列出了一張龐大的關系網圖，詳細列明莫迪和印度各個财團之間的交集。

官方和大财團的密切往來讓印度國内的貧富差距分化愈演愈烈。作為人口大國，特别在适齡勞動力人口仍在井噴式增長的情況下，解決就業是印度政府面臨的一大難題。

新冠疫情後，印度失業率出現明顯增長。根據大選民調，群眾最擔心的問題是“就業不足”。印度經濟監測中心的資料顯示，印度4月的失業率達到8.1%。

圍獵外資，補貼本土，既能讓大财團繼續穩坐龍頭，又能給本國人就業機會緩解内部沖突，難怪印度政府頻頻“卸磨殺驢”。

全球的企業都知道印度是“外資墳場”，但面對這麼龐大的市場，各家公司又舍不得完全放棄。在發達市場增長近乎見頂的情況下，印度的人口優勢确實能吸引不死心的外資持續來此“試毒”。

“本土财團吃肉，外資企業喝湯。”可能，對印度“殺豬盤經濟”，期待值也就隻能這麼多了。

這一次，無論怎麼個“合作”形式，vivo大機率都要再次“大出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