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9月30日生，黑龍江省望奎縣人。1924年入天津南開中學，1927年3月加入中國共産黨。1929考入北平大學工學院。1932年起曾任河北省反帝大同盟黨團書記、中共北平市委書記兼組織部長、中共天津市委書記等職。1936年 5月，任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北方局書記劉少奇的秘書。 林楓是晉綏抗日根據地主要創始人之一。他同賀龍、關向應一起，為黨所上司的革命軍民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為推翻民黨的統治積蓄重要力量，建立了不朽的功勳。七七事變後，他随中共北方局轉至太原，9月起先後任中共山西工委(後改省委)副書記。太原失守後，他與省委書記張友清帶領省委機關轉駐臨汾，上司晉西南地區的抗日工作，在恢複建立黨的各級組織、發動抗日救亡運動、擴充八路軍兵員、建立和發展人民抗日武裝、堅持敵後遊擊戰争、加強黨對犧盟會和軍隊幹部等工作中，發揮了重要的組織上司作用。1938年1月起，他先後任中共北方局組織部長、中共晉西南省委(後稱晉西南區黨委)書記兼八路軍115師晉西支隊政委，認真貫徹執行黨中央關于黨的建設、武裝鬥争和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全區建立縣委26個，大多數縣建立了黨的基層組織和抗日政權、抗日武裝、開辟根據地近3萬平方公裡，人口達300多萬。他積極穩妥地建立秘密交通網，保證了延安經此通往各根據地秘密交通線的安全通常。在粉碎閻錫山策劃的晉西事變鬥争中，他臨危不亂，沉着應對，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積極組織八路軍晉西支隊和新軍各部自衛反擊，并及時将黨政機關、部隊轉移到安全地區，将各地黨組織迅速轉入地下，為黨儲存了有生力量。1940年2月，他任晉西區黨委(由晉西南、晉西北兩個區黨委合并組成)書記、晉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參加組織上司擴兵、做軍鞋、獻金、獻糧的“四大動員”，兩個月完成了預定任務，保障了八路軍兵員、給養和根據地建設急需的資金和物資。他還上司了“三三制”政權建設，着力推進抗日武裝的發展壯大，為根據地的建設創造了穩定的社會秩序、提供了政治組織保證和武裝力量支援。
1941年11月，他兼任晉西北臨時參議會籌委會副主任委員，并與1942年10月當選為晉西北臨時參議會議長。1942年6月他兼任陝甘甯晉綏聯防軍副政委。1942年8月至1945年9月，他先後任中共中央晉綏分局副書記、代理書記，并兼任晉綏軍區副政委、政委。1942年冬，他積極貫徹毛澤東提出的 “把敵人擠出去”的方針，組織上司晉綏地區黨、政、軍、民齊行動，軍事、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統一部署，并分别從主力部隊和地方部隊中抽出三分之一和二分之一的兵力及320餘名有鬥争經驗的軍政幹部組成武工隊，深入遊擊區和敵占區，展開全面的“擠敵人”鬥争。不斷擴大晉綏根據地，使之成為延安堅實的屏障。他上司晉綏邊區廣大農村，開展了規模空前的減租減息和軍民大生産運動。他深入興縣、臨縣等地的指導、推動工作，及時總結經驗，幫助解決問題。1944 年，他總結推廣了甯武縣民兵分隊長張初元首創的勞武結合、變工互助之組織形式，在他上司和号召下，晉綏邊區積極恢複和發展生産，并全力支援延安的财政經濟。 他十分重視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把原來的黨員訓練班辦成正規的黨校，并自兼校長;相繼建立了抗大第七分校、魯藝晉西北分院等幹校，訓練了大批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幹部;恢複和新辦各類學校及多種社會教育組織;同時上司創辦了《抗戰日報》、大衆劇社等報刊雜志和文藝團體。
1945年9月22日，他奉命率中央幹部團1900餘人挺進東北解放戰場。1945年9月，他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後兼任東北局組織部長。1948年 5月任東北局常委。1946年初，他擔任中共吉遼省委(即東滿分局)書記、吉遼軍區政委。同年8月，他主持召開了東北各省代表聯席會議，通過《東北各省市(特别市)民主政府共同施政綱領》和《東北各省市(特别市)行政聯合辦事處組織大綱》，并當選為東北行政委員會第一任主席。1949年8月，他任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職。 新中國成立後，他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副書記、東北局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東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東北軍區副政委、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國務院第二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業餘教育委員會主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組成員、第二屆和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共中央進階黨校校長、校委書記、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中朝友好協會會長等職。
一，晉綏革命根據地人物林楓：45歲當選為東北局副書記，養子是北大教授
在我黨的曆史上，林楓是一個很有影響力的人物，他曾擔任過劉少奇的政治秘書，并奉命重組北方區委，像我黨北平市委、天津市委，以及河北早期黨團組織，就是由其上司并建立起來的。
1923年，林楓考入天津南開中學求學，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林楓在天津創辦平民夜校，組織學生、勞工展開罷課運動，次年，北伐軍打到武漢，林楓決心投筆從戎，秘密考取武漢分校。然因為奉系軍閥阻隔，他不得不留在天津上司革命工作，并在範文瀾的介紹下加入了中國共産黨。
上世紀二十年代的京津地區，完全處在軍閥的控制之下，當時，在北平郊外，不僅駐紮着奉系軍閥張作霖的部隊，還有新軍閥閻錫山、白崇禧的晉、桂軍隊。為了上司北平市民反對軍閥，林楓秘密轉入地下進行活動，并在北方局的上司下，擔負起了恢複北方黨組織的工作。
1930年，馮玉祥、閻錫山與蔣介石爆發了中原大戰，北方組織迎來了難得的發展機遇。為了籌組平津市委，林楓以北京大學工學院黨支部書記的名義，在河北全省掀起了反帝大同盟的運動。次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林楓率領北平學生南下團南下江浙一帶宣傳，又擔任了中共北平市委書記兼組織部部長一職。
林楓擔任北平市委書記期間，是我黨北方黨組織發展最為艱難的一段時期，當時，由于國民黨的連續打壓和封鎖，很多優秀的革命骨幹慘遭敵人殺害。為了号召青年反對帝國主義，也為了重組順直省委（即河北省委），林楓輾轉唐山、天津和保定等地秘密開展革命工作，在他的上司下，很多青年骨幹被儲存了下來，而這也就為下一步我黨重組北方局奠定了基礎。
1936年3月，中共中央派劉少奇到華北重組黨的機構，林楓奉命出任劉少奇的政治秘書，并協助劉少奇開展統戰工作。
林楓任劉少奇秘書時，平津局勢已經急轉直下，此期，由于國民黨政府的退縮，日本華北駐屯軍突破至平津郊外。看到局勢已經不可控制，林楓和劉少奇先後派出代表與宋哲元等人進洽談，在愛國将軍趙登禹、張自忠等人的支援下，29軍終于拒絕了日軍的無理要求，如此，北平群衆性的抗日運動便取得了勝利。
雖然29軍在反擊日寇方面收效很大，但因為日軍的步步蠶食，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還是爆發了。
盧溝橋事變發生後，林楓組織平津市民對日軍展開了堅決反擊，同年8月，日軍占領北平，林楓離開平津前往太原，又擔任了中共山西省工作委員會副書記和北方局組織部部長等職。
1938年3月，日軍一部進至臨汾、晉中一帶，為了儲存革命骨幹，林楓率北方局和山西省委機關西渡黃河。不久，在組織的授意下，他重回晉西南上司抗日武裝，成為了八路軍晉西南區黨委書記。
在整個抗日戰争階段，林楓都是晉西地區我黨的一号上司，當時，他不僅兼管着晉西區的黨委工作，還擔任了晉綏聯防軍副政委和晉綏分局副書記等職。為了将日寇徹底驅逐出山西，林楓協助賀龍、關向應等人指揮八路軍作戰，并為晉綏抗日根據地的擴大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1945年4月，七大會議在延安召開，林楓作為晉綏區代表參加會議，再次當選為中央委員。
林楓為晉綏抗日根據地的建立嘔心瀝血，可作為國民黨第二戰區司令長官的閻錫山卻并不買賬，為了搶奪勝利果實，1942年至1945年，閻錫山竟密令朱懷冰等部不斷騷擾我邊區縣鎮。
對于國民黨的無理做法，林楓、關向應等人十分憤怒，在中央的授意下，1942年，我晉綏軍區開始組織部隊進行反擊。不久，在我晉綏聯防軍的強力攻擊下，國民黨頑軍紛紛潰敗，如此，我晉綏邊區的安全便得到了完全保障。
1945年8月，抗日戰争獲得了勝利，同年9月，林楓、彭真等人乘坐飛機飛往沈陽，開始上司東北民主聯軍的建設工作。
1947年，東北民主聯軍改稱為東北人民解放軍，林楓奉命上司解放區土改工作，并擔任了中共東滿軍區政治委員、東北局統戰部部長和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職。
林楓是在1951年開始出任東北局副書記的，當時，他已經45歲了，但依舊精力充沛。在中央的授意下，他和周桓、李富春等人開展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并為東北經濟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1954年，中央調林楓到北京工作，不久，其再次連任中央副秘書長、中央進階黨校校長和國務院業餘教育委員會主任等職，成為了我黨在文教方面的重要上司者。1977年9月29日，林楓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1歲。
林楓是我黨北方黨組織的創始人，他一生兢兢業業，曾為東北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除了林楓自己，他的妻子和養子也是大陸重要的上司人。
林楓同志的妻子，就是一二九學生運動領袖之一的郭明秋。郭明秋是河北涿鹿人，她1935年加入黨組織，曾任共青團北平市委宣傳部部長、八路軍晉西南區區委書記、東北實驗學校副校長和全國婦聯宣傳部部長等職。郭明秋是蔡暢同志的秘書，在新中國成立後，她長期在婦聯和教育部門任職，并深得中央的信賴。2001年5月14日，郭明秋在北京逝世，享年84歲。
林楓的養子林炎志，是北京大學著名教授，他曾擔任過吉林省委副書記和河南省委宣傳部部長等職，成就非凡。林炎志是清華大學畢業的高材生，他長期緻力于公益事業，在社會上也有廣泛聲譽。
二，憶林楓，他是人民的好公仆
在綏化市望奎縣小城東南一隅，一座古樸的四合院安靜地向人們敞開着大門——林楓故居紀念館，到這裡參觀的人們，能清晰地感受到烙在展品上的那抹紅色印記：百年之前，的優秀黨員，偉大的共産主義戰士、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産階級革命家和教育家林楓，曾生活在這裡。
林楓，1906年9月30日出生在黑龍江省望奎縣，1927年3月在天津南開中學加入。5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曆任北平市委書記、晉西南省委書記、東北局副書記、中央進階黨校校長、黨委書記等職。
“自1945年抗戰勝利至1954年底離開東北，10年間，林楓同志殚精竭慮，忘我工作，始終如一地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他堅持原則、求真務實，對黨無限忠誠，對人民極端負責的無産階級的崇高品質，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财富。”林楓故居紀念館内，聽着講解員平緩清晰的講解，看着泛黃的信函、檔案、老舊的鋼筆、斑駁的皮質公文包、摩挲得锃亮的銅墨盒……一件件文物和表情堅毅的林楓塑像在腦海中疊合，耳邊似有大提琴緩緩奏響，低沉安靜，卻又慷慨激昂，全情演繹着這座房子的主人公波瀾壯闊的革命生涯。
“……我常常聽到他對一些幹部說，認識問題要深刻，要入骨三分。工作要流汗，才有成效……他對黨忠誠，為人正派，看問題深刻，有遠見卓實，又有豐富的感情……”
在林楓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一貫堅持從實際出發，走群衆路線的工作作風。他認為隻有人民群衆的實踐活動，才是檢驗綱領行動的試金石。
黑龍江省委史志研究室一級調研員崔豔波提供的資料顯示，早在進入東北之前，林楓在晉綏邊區召開的一次大會上曾明确指出“大家到東北去，要為人民好好服務，每個人都要變成一棵柳樹，與當地人民結合好。”到東北後，在 1947年和 1948 年的東北行政會議上，他反複強調走群衆路線的重要性。他說：“整個民主政權的建立及其工作，都是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的。無論政策、法令、法律、制度、組織形式、工作作風、生活方式等等，都應是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如果我們能經常根據這一條辦事，基本上是不會錯的。”
林楓對東北地區土地改革運動的進展狀況非常關心。由于受當時“左”的錯誤影響，加上深受壓迫的農民報仇心切，土地改革運動一度偏離了正确軌道，各地侵害中農利益的現象比較嚴重，不能正确對待地主富農。有人提出“貧雇農打江山，貧雇農坐江山”“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
針對這些問題，當時負責東北行政委員會工作的林楓組織幾個調查組分赴各地搞調查。他親自帶隊兩次到安達縣，先後利用一個多月時間在昂昂溪、齊齊哈爾、北安、綏化、佳木斯、牡丹江等地調研。通過調查林楓了解了實際情況，制定了有關措施，土改中“左”的傾向很快得到糾正，保證了土改沿着正确的方向發展。
土改結束後，又出現了新的情況。在北滿部分地區，農民自發地組織了“合夥組”“合作社”等農業聯合組織，有人認為這是幹部強迫指令搞起來的“空想農業社會主義”，要求解散這些組織。林楓以高度求實的精神，既不搞強迫指令，又不能挫傷農民積極性。他深入到綏化、牡丹江、佳木斯等地農村進行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經了解發現，由于北滿地區擁有大片可墾荒地，而小農經濟是分散經營的，不能适應生産發展的需要，貧雇農在分得土地耕畜後自發地組織起互助合作組織，這是新情況下的新事物。林楓認為互助合作是由一般互助走向集體農業的過渡形式，如果看不到或者不重視它的社會主義因素，就會犯右傾錯誤；如果忽視或否定它的私有基礎，過急地擴大公共積累，就會犯“左”傾錯誤。搞互助合作要由低級到進階。
後來的農村合作程序驗證了林楓的遠見卓識。
“……他認真聽取意見，平心靜氣地讨論，虛心地說服教育，從來不勉強别人接受他的意見，他的這種民主作風赢得了我對他由衷的信任和尊敬……”
姚依林回憶：身為東北行政上司人，林楓從不搞特殊化，生活儉樸，經常輕車簡從，從不給地方添麻煩。
據當時在東北工作的關夢覺教授回憶：“1948年夏，有一天，我在齊齊哈爾街頭遇見了林楓同志，一打聽才知道他是乘火車來視察工作的，未驚動任何人，就從車站步行十來裡路走到城裡。我認出他後，陪他到（黑嫩省）省政府大樓休息。林楓同志真是一個人民的好公仆啊！”
在發展農業生産上，林楓發現東北西部廣大地區的農民雖然獲得了土地，但惡劣的自然環境還在困擾着他們。每到春季風沙襲來時，農民們就得躲避，“沙進人退”。于是他組織專家調研，經過研究，于 1951 年 7 月向東北人民政府提出營造西部地區防護林的建議。1952 年 1 月，東北人民政府作出《關于營造東北地區西部防護林帶的決定》，東北防護林帶東起遼東半島和山海關，北至興安嶺以南的富裕、甘南，長 1100 餘公裡，最寬 300 餘公裡，總括60 餘縣，預計受益面積約達 40 餘萬平方公裡。這一規劃的制定和實施，顯示了林楓對人民群衆的利益高度重視和高度負責的精神。
整治水患是林楓為東北人民解決的又一件大事。東北境内的主要河流遼河流域經常發生嚴重水患，每年都有千百萬畝農田遭到洪水的侵襲，不僅威脅人民群衆生命财産安全，而且水土流失嚴重。林楓在抗洪救災的實踐中深刻地認識到，必須從根本上治理水患，變害為利，否則人民生活就不能穩定，生産熱情就不能高漲，百姓利益就得不到保障。經過反複調查研究，林楓提出在渾河流域的大夥房修建集防洪、灌溉、城市用水、發電為一體的綜合性水庫。在林楓指導下，1958 年水庫基本建成，它對改善農業生産條件，保障群衆的切身利益發揮了重要作用。
正是由于多年堅持不懈的努力，東北地區農業生産的形勢蒸蒸日上，取得了很大成績。解放戰争三年時間，東北地區支援前線糧食達450萬噸。遼沈戰役期間，支援前線的糧食達1.1億多萬斤，進而保證了軍用民需。
“…他那深沉的愛國心，他的嚴肅、誠懇和明晰……雖然外表看上去是顯得疲倦，但他談話的邏輯和說服力比雄辯的演說更有力量。”
1955年，林楓出任中央東北地區工作部部長，副秘書長，文教辦公室主任，協助周恩來總理負責全國的教育和文化、衛生、體育方面的工作。在第二屆、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林楓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1963年初，林楓調任中央進階黨校校長、黨委書記。
“在新的形勢下要重新教育幹部……培養出一批有理論修養、有堅強黨性的上司骨幹，以适應革命和建設發展的需要……學習的目的在于認識客觀規律，實是求是地研究事物的客觀規律，用行之有效的方法來解決革命和建設中的各種問題。”這是1963年，在中央向全黨提出“重新教育幹部”重要任務時，林楓向中央所遞交的報告中所提出的。而這份報告，也正是中央黨校曆史上有名的“四一報告”。這些辦學方針和原則的提出，為黨校工作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在2021年4月的北國初春，伫立在林楓故居紀念館中，傾聽着耳邊清晰明脆的講解，回想半個世紀前，一位偉大人的身體力行與遠見卓識，即便投射于今日的新形勢之中，仍然充滿着無盡活力和持續洗滌思想的澎湃動能。
三，劉惠農追憶林楓
我與林楓是抗日戰争時期在晉綏根據地認識的。從1942年起，我在他的直接上司下工作了三年多，雖說時間不很長，但從他那裡得到的啟發和教誨卻是終生難忘的。他的忠誠、無私、寬厚、廉潔、求實的高尚品質，為共産主義理想和事業而奉獻出整個身心的光輝形象，永遠留在我們的心中。
1938年底，由于我黨上司的敵後抗日遊擊戰争的迅猛發展，嚴重威脅着日寇的後方，迫使日軍不得不停止對正面戰場的戰略進攻，而将其主力轉向華北敵後戰場，抗日戰争進入了相持階段。根據華北抗戰形勢的這一重大變化，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确定了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為此，八路軍120師根據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由賀龍、關向應率主力部隊于12月底開赴冀中協助八路軍第三縱隊鞏固冀中抗日根據地。留下主力一部，即714團、警備第六團、獨立一、二團和雁北支隊等部于1939年4月組成了新358旅(亦稱彭八旅)，和晉西北區黨委、新軍一起堅持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的鬥争。這時，中央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決定将我由中央軍委總衛生部調120師新三五八旅任政治部主任，當時旅長彭紹輝，政委羅貴波，參謀長李文清，晉西北區黨委書記趙林。
新358旅的戰鬥力是較強的，其中許多幹部是紅軍長征中幸存下來的老同志。當時的主要任務是堅持和擴大晉西北抗日根據地。晉西北的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它是保衛大西北和陝甘甯邊區的東側屏障，是威脅敵人占據的同蒲鐵路等交通幹線和太原等大城市的前哨陣地，也是連接配接延安黨中央和全國各抗日根據地的重要交通樞紐。正因為如此，日本侵華部隊和國民黨閻錫山頑固派武裝，視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為眼中釘、肉中刺，急欲拔掉而後快。1939年12月，閻錫山軍隊在日軍的誘降政策和國民黨蔣介石反共政策影響下，發動了向新軍和八路軍進攻的反革命的晉西事變。在中央和軍委的訓示下，新三五八旅會同新軍所屬縱隊等抗日武裝，對閻錫山部進行了反擊，并發動了圍殲閻軍趙承绶等部的岚縣臨縣戰役，一舉擊潰其主力，取得了反晉西事變的決定性勝利。為了集中力量，115師獨立支隊(也稱晉西支隊、陳支隊)和新軍決死二縱隊在林楓等上司下，由晉西南轉移到晉西北。賀龍、關向應也奉命傳回了晉西北。這時，我便認識了林楓。
記得我與林楓初次見面，是在1940年1月中旬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上。這次會議，決定成立晉西北軍政委員會，由賀龍、關向應任正、副書記；決定将晉西南、晉西北兩個區黨委合并組成晉西區黨委，由林楓、趙林任正、副書記。會後，賀龍拉着我的手走到了林楓面前說：“林楓同志，給你介紹一下，這位是彭八旅政治部主任劉惠農，江西長征來的老同志。今後的聯系會很多，請你多幫助。”林楓回答說：“惠農同志，軍隊中的老同志經過了嚴峻的戰火考驗，長處很多，我們互相學習吧！”當時的接觸，給我留下的初步印象是，林楓謙虛誠懇，平易近人，使人有種親切感。從這次見面後，由于新358旅與晉西區黨委在工作上聯系較多，我和林楓的接觸與交往也就多了，并逐漸了解到，林楓是大革命時期就入了黨的老同志，30年代主要搞白區工作，曾任北平、天津市委書記，中共中央北方局組織部長，黨性很強，地下鬥争的經驗也很豐富。
1942年夏天，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晉綏分局，統一上司晉西，包括晉西北和晉西南工委地區以及綏遠地區的黨政軍工作。中共中央晉綏分局由關向應任書記，林楓任副書記。後因關向應病重去延安治病，由林楓代理書記，1945年8月起任書記。分局成立後，林楓考慮到分局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上司群組織根據地的抗日軍事鬥争，分局需要配備有豐富軍事鬥争經驗的進階幹部。于是，林楓向賀龍提出，在120師中抽調一位幹部，參加分局工作。于是，我被調到晉綏分局工作，任分局委員兼秘書長。調離120師前，賀老總和關政委都分别找我談了話，關向應還指出：“林楓是黨内政治上比較成熟，政策水準較高，很有才幹的優秀幹部。”希望我很好地協助林楓工作。此後，我便直接在林楓的上司下工作。
林楓的原則性很強，對黨中央的方針政策，能夠準确了解和貫徹執行。林楓對毛澤東主席非常愛戴和尊敬。在分局工作的幾年裡，他經常向我們講述毛澤東的優秀品德和正确路線，還多次在大會上宣傳和講解毛澤東思想，并要求廣大黨員和幹部，要嚴格按照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訓示來開展工作。1942年10月，在晉西北臨時參議會正式召開的前夕，晉綏分局為了貫徹黨的統一戰線方針，執行“三三制”政權原則，開好臨時參議會，做了許多準備工作。當時，黨内醞釀參議員候選人過程中，對提名晉西北有名的士紳牛友蘭為候選人，有人持不同看法。在這個問題上，林楓以理說服和教育了持不同意見的同志，很好地執行了政策。在黨内的會議上，林楓認真分析了牛友蘭的抗日态度和政治表現，指出他為支援抗戰，将大量錢财和糧食捐獻給抗日政府和八路軍，這都是擁護抗日、擁護八路軍、擁護共産黨的愛國行為，是進步的态度，說明牛先生是我們在抗戰中應該團結的開明人士。經過充分的分析，原來那些持不同意見的同志，有了新的認識。牛友蘭先生也當選為參議員了。晉西北的統一戰線工作，在林楓的正确上司下，開展得十分活躍。當時參議員的競選活動，席卷了晉西北各個階層，各行各業的人士紛紛提出了各自的競選主張，為抗日戰争獻謀獻策。這是晉西北地區在抗戰中政治和民主空氣最活躍的一個時期，反映了人民群衆走向政治舞台的欣欣向榮景象，也顯示了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三三制”原則的巨大威力。通過各地的議員競選，在臨時參議會正式開幕時，出席大會的參議員145人，其中共産黨員47人，不到1/3。原來在大會選舉時，共産黨員當選了49人，按1/3計算，多了一人，于是共産黨員又主動退出了兩人。當林楓代表黨委在大會上宣布共産黨員參議員名單時，到會的民主人士萬分感動。有的黨外人士說：“我曾對共産黨所說與黨外人士合作有過懷疑，如今已完全消失了。”這次會上，林楓被一緻推選為晉西北臨時參議會議長，進步人士劉少白先生當選為副議長。這次會議，對晉綏地區抗日民主政權建設是很大的推動。會後，各級抗日民主政權紛紛建立起來，鞏固和發展了晉綏抗日根據地。
林楓為人十分正派，實事求是，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很能堅持真理，從實際出發。1942年底，根據黨中央的部署，晉綏地區開展了整風運動。當時，主要是組織各級幹部，特别是進階幹部學習毛澤東關于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等三個報告。為了加強對晉綏地區整風運動的上司，分局成立了總整風學委會，林楓親自任主任。經過學習，廣大黨員幹部基本領會了檔案精神，并檢查了自己的思想和作風，馬克思主義理論水準普遍有了較大的提高，同志們的心情也十分舒暢。整風學習收到了較好的效果。可是，到了1943年夏天，康生在延安搞起所謂的“搶救運動”，“特務嫌疑”、“叛徒嫌疑”、“托派嫌疑”的帽子滿天飛，許多由白區進入抗日根據地的黨員幹部、知識分子受到了殘酷鬥争，無情打擊。不久，毛主席和黨中央發現并糾正了這一錯誤，并于1943年8月15日釋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審查幹部的決定》，提出了“在審幹中反對逼、供、信等錯誤作法”的九條方針，為遭受誣陷迫害的幹部平反昭雪。這樣，整風運動才重新回到總結黨的曆史經驗的正确道路上來。在黨中央、毛澤東糾正這一錯誤之前，延安“搶救運動”的風很快波及到各抗日根據地。晉綏邊區也是如此，康生刮起的“搶救運動”風直接牽連到了一些晉綏幹部。有段時間康生幾乎隔兩三天就給分局打來電報，或送來“搶救簡報”，今天說誰誰誰是“特務”，明天又說某某某是“叛徒”，一時人心惶惶。在康生“搶救運動”的影響下，晉綏邊區有些機關出現了肅反擴大化的錯誤傾向，做法有些過頭。但總的說來晉綏邊區在這場“運動”中，損失要小些。當時晉綏邊區處于戰争前線，主要精力要對付日本侵略者；特别是因為分局的主要負責人林楓看問題公正客觀，善于分析與思考，執行政策的經驗也較豐富，進而保護了一批幹部。例如，關于對山西新軍副總指揮張文昂問題的處理，當時康生從延安打來電報，說延安某某人揭發，張文昂曾被國民黨逮捕過，在獄中有變節行為，要嚴加審查。對此，林楓非常慎重。他調閱了張文昂的檔案材料，進行了認真分析。他對我說，對一個同志的問題，特别是事關政治生命的大事，務必要謹慎，切不可以某個人的推測或隻言片語就下結論。判斷是非、處理問題一定要以事實為根據，否則就會輕易地葬送一個同志的前途，使黨受損失。根據林楓的意見，我找張文昂談了話，也看了張文昂寫的獄中情況的材料，并向曾和張文昂一起工作的薄一波等作了調查了解。我認為張文昂是清白的，是值得信賴的好同志。随後，我将調查的情況和意見向林楓作了彙報。林楓同意我的看法，并讓我轉告張文昂：“黨組織和同志們完全相信他的曆史是清白的”。這個問題的妥善解決，使張文昂放下了包袱，工作更加出色。在處理類似問題上，事例還很多。林楓嚴格的黨性原則、科學嚴謹的态度、實事求是的作風、寬厚忠誠的長者風度，使晉綏的大批幹部都團結在一起。
當時，林楓是中共中央晉綏分局的代書記，後來又任書記，并且兼晉綏軍區的政委，對黨上司下的人民軍隊有着特别真摯的感情。他常常對我和同志們說，沒有賀龍、關向應率領的120師和呂正操所上司的晉綏軍區的英勇奮戰，晉綏抗日根據地的鞏固、擴大是不可能的。我們的各級黨委和政府要盡全力地做好支前工作，保證軍隊的供給。他對賀老總和關政委非常尊重，經常向他們通報分局的工作，及時地溝通情況。對呂正操也是如此。1943年，呂正操從冀中平原調到晉綏軍區任司令員不久，林楓即陪呂司令員到分區去了解調查部隊和地方的工作情況，我也同行。一路上，林楓十分詳細地向正操同志介紹了各分區的上司同志和當時工作的情況，并親自過問和安排呂正操等軍隊上司同志的生活，使人感到體貼入微。林楓在處理黨政關系、軍民關系上是十分周密妥當的。在征糧、擴軍等問題上，偶爾軍隊與地方會産生一些不同意見，為了維護團結，林楓總是批評和說服地方幹部，盡量地幫助部隊克服困難，以確定部隊的戰鬥力。林楓對從軍隊轉到地方工作的老紅軍、老幹部也十分尊重和愛護，如當時任分局行政處長的萬良才，是紅二方面軍中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由晉綏軍區司令部副官處調來分局工作。這位同志工作十分努力，凡事都很負責，是個很好的同志，但就是工作方法有些生硬，民主性差點。為此，分局機關有些幹部意見較大，有的甚至要求将他送回部隊去。林楓知道後對我說：“萬良才是個好同志，有許多地方同志所沒有的長處和優點，不僅不能送他回軍隊，還要批評那些不了解軍隊幹部、老紅軍長處的同志。當然，對于萬良才同志的缺點，我們也要教育和啟發他去改正。”林楓還讓我到機關大會上去講，号召大家學習軍隊幹部的優點和長處，同時幫助他克服不适于地方工作的簡單的工作方法。
中共中央晉綏分局成立後，除了上司根據地軍民進行抗日武裝鬥争外，另一個主要任務就是率領人民群衆開展生産建設，自力更生，豐衣足食。如何貫徹黨中央開展大生産運動的訓示，林楓從實際出發，根據晉綏邊區的特點，提出了在不同的環境、不同的地區，開展不同形式的生産的意見。根據林楓的這個精神，分局和各地、縣委積極組織群衆克服困難，邊生産，邊戰鬥。到1944年，根據地37％的勞動力參加了變工隊，并創造了變工隊和武工隊、民兵自衛隊相結合的勞武結合形式，還建立了由許多村子聯合起來的“連環哨封鎖線”，如遇敵人侵擾，武工隊和村内民兵立即阻擊，保護群衆收割莊稼及轉移，其他村民兵則火速援助。在1944年初晉綏邊區召開的第三屆群英會上，林楓總結了經驗，并把這種勞武結合的形式肯定為敵後根據地進行生産的有效形式，并加以推廣。這一年，大生産運動又有了進一步發展，僅春耕中，各地群衆就開荒42萬畝；機關、部隊開荒18萬畝。同時，勞動組織也由變工隊發展為變工合作社。在變工互助的基礎上，把大批多餘的勞動力組織起來，擴大了農業、手工業、運輸、畜牧及副業的發展。在以林楓為首的晉綏分局的正确上司下，根據地的經濟活躍了，軍民的生活改善了，大大地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鞏固和壯大了抗日敵後根據地。正如後來有的同志回憶的那樣：“晉綏邊區一邊生産，一邊戰鬥，豐衣足食，兵強馬壯”。
1945年，我和林楓參加了在延安召開的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後，适逢抗戰勝利，黨中央決定加強東北的力量，派林楓率第一批幹部支援東北，我也随之到關外。到東北後，林楓任東北局組織部長，後任東北局常委、東北行政委員會主席。我則又回到了軍隊，任遼甯軍區政治部主任。從此，我就再也沒有直接和林楓一起工作。
回憶林楓同志，不禁使我想到，林楓所具有的那種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共産主義理想和事業而奉獻一切的精神，顧全大局、辦事公正、實事求是、謙虛謹慎、聯系群衆、關心同志的作風，不正是今天應該在我們全黨和全國人民中間加以推崇、繼承和發揚的嗎！林楓在中國革命的曆史中所作出的卓越貢獻，人民永遠銘刻在心裡。
四，林楓同志抗戰在晉綏之一
“20天擴軍3000人”
林楓到太原後，被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往山西省工委任副書記，協助身體患病的省工委書記張友清工作。根據中共中央的訓示精神和劉少奇的囑托，他一面熟悉當地情況，制定對閻錫山進行統戰工作的政策方針，一面積極部署工作，把重點放在建立黨的組織和發動群衆參加抗戰的活動上。他經過努力陸續建立了勞工武裝自衛隊(其後發展成為新軍工衛旅)，并确立了中國共産黨對犧盟會的上司權。在工作中，他既注意照顧統一戰線，又沖破了官辦框框，使山西群衆鬥争和中共組織在許多地方獲得了發展。1937年10月，北方局根據中央訓示部署：以五台山、管涔山、太行山、呂梁山為依托，由八路軍各部相機挺進并占據晉東北、晉西北、晉東南、晉西南敵人側翼及後方的戰略要地，廣泛發動群衆，組織人民武裝，建立抗日根據地;并将山西省工委改為山西省委員會，林楓任書記。山西省委根據中央和北方局的訓示精神做出決定：共産黨員都不準過黃河，在山西堅持敵後遊擊戰争。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閻錫山及其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山西省政府遷往晉南臨汾。周恩來、劉少奇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山西省委、八路軍駐太原辦事處，也都轉移到臨汾。到臨汾不久，林楓又兼任北方局組織部長。這時林楓經常騎自行車到各地進行調查研究，檢查工作，調整和加強各地黨委的上司班子，解決一些地方黨委存在的問題。
此時的臨汾古城成為北方抗日戰争的中心，而開往山西戰場連續作戰的八路軍，則肩負起開展遊擊戰争的重任。為了擴大部隊，補充兵源，進行對日鬥争。周恩來親自向山西省委提出了“20天擴軍3000人”的任務。
時間緊，任務重，困難相當大。林楓和省委同志重視這項任務，及時進行了認真的研究和安排。12月間，林楓親自前往運城，召開了河東特委擴大會議，做了擴兵的具體部署。經過各級黨委的動員、組織，河東各縣迅速掀起了擴大八路軍的高潮。在擴兵過程中，林楓又到運城、侯馬檢查工作，幫助解決擴兵工作中出現的問題，使得擴兵中遇到的各種麻煩，都能及時得到解決。結果僅用半個月的時間，就提前超額完成了這次擴兵任務。新戰士分别送到運城、侯馬兩地，集中訓練後補充到115師和120師。
堅持在鬥争一線
在林楓的上司下，晉西南根據地軍民積極進行抗日戰争和生産建設。新成立的民主抗日政權，一改舊的官僚制度，任人唯賢，大批積極抗日的熱血青年走上縣鄉的上司崗位。“他們深入群衆，了解民間疾苦，聽取群衆意見，興辦一切有益于抗日、有益于群衆的事情。”為使新的政權能牢牢掌握在共産黨員手中，晉西南黨委派大批共産黨員充實到各級民主政權中擔任上司工作。1938年11月，中央軍委決定 115師補充團與晉西南遊擊隊合編為115師獨立第一支隊(後來稱八路軍晉西支隊)，林楓兼政治委員，支隊長是陳士榘同志。
随着時間的推移，山西政局不斷地發生變化。閻錫山在晉西地區“站穩”腳跟後，逐漸對抗戰産生消極态度，同共産黨及進步勢力的沖突逐漸激化，山西新派同舊派的鬥争日益也劇烈起來。此時，林楓上司的晉西南根據地軍民不僅要同日本侵略軍作戰，還要應付閻錫山的反共破壞活動。1939年12月初，“晉西事變”爆發，晉西南區黨委決定在晉西南區黨委統一上司下成立“晉西南抗日擁閻讨逆總指揮部”，張文昂為總指揮，韓鈞為副總指揮兼前敵總指揮，廖井丹為參謀長兼政治部主任，統率晉西南所有新軍一緻行動。總指揮部成立後，将晉西南的新軍部隊集中到康城、石口一帶作動員誓師，為了加強部隊的指揮和上司，從晉西支隊調派了一批軍政幹部到決死2縱隊、政衛209旅。1939年12月7日，晉西地區舊軍對新軍和八路軍的進攻全面展開。在中央軍委的統一指揮下，林楓率領全軍果斷地進行了反擊，同時電告在南線的張友清，請他負責把鄉吉地區(包括鄉甯、吉縣)的黨組織轉人地下，并設法把政衛212旅和213旅轉移到太嶽區去。
“高家條(今屬交口縣)誓師以後，林楓同志實際上成為我方自衛還擊戰中的總政委，他帶了一部電台，和中央軍委取得密切聯系，他和陳、黃、韓等一直堅持在戰鬥的第一線，我和張文昂是留守後方的。”時任區黨委宣傳部部長張稼夫在《庚中憶逝》一書中說。
在粉碎閻錫山策劃的晉西事變中，林楓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鬥争原則，積極組織八路軍晉西南支隊和新軍各部自衛反擊，使閻錫山的陰謀破産，成功地儲存了晉西南新軍和八路軍的有生力量。
任晉西區黨委書記
晉西事變後，中共中央決定，将晉西南、晉西北兩區黨委合并為晉西區黨委。林楓任區黨委書記，趙林任副書記。統一上司晉西北的地方工作和晉西南地下黨的活動。這時，賀龍、關向應率領120師主力傳回晉西北。遵照中央訓示，成立了晉西北軍政委員會，賀龍為書記，關向應為副書記，統一上司黨政軍各項工作。接着，調整了晉西北黨政軍民的上司機構。我黨完全掌握了晉西北地區，從此開始了晉西北抗日民主根據地建設的新時期。
為加強政權建設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晉西北成立了以國民黨元老、愛國将領續範亭為主任的晉西北行政公署(開頭沿用“山西省第二遊擊行署”名稱);建立了晉西抗日救國聯合會，統一了全區工、農、青、婦群衆團體的上司;組成了新軍總指揮部，由續範亭任總指揮、羅貴波任政治委員。全區軍事統一由司令員賀龍、政治委員關向應為首的晉西北軍區司令部指揮。稍後，還成立了晉西文化界救國聯合會，對晉西南、晉西北原有的文化藝術團體進行調整，統一上司按照專業成立的文學、戲劇、音樂、美術等協會和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分會。黨政軍民各方面完全擺脫了閻錫山的限制、壓迫和控制，根據地内部徹底摧毀了閻錫山在各地的殘餘勢力，在黨的統一上司下，獨立自主地進行根據地的建設。
主持黨訓班培養幹部
針對抗日形勢發展的緊迫需要，身處臨汾的林楓十分重視培養黨員幹部的工作。北方局和省委在臨汾雖然隻呆了三個多月，但林楓負責主持的黨訓班就辦了四期。每期學員十幾人到幾十人，學習時間一個星期到半個月，由于劉少奇、林楓等許多負責同志親自講課，經過短暫的學習，學員在思想上、黨的基本知識和基本政策上，都有不小的進步。訓練班辦得一期比一期好，品質一期比一期高;同時，還在北方局駐地劉村辦了八路軍學兵隊，吸收培養各地投奔而來的愛國知識青年。1938年2月臨汾失守。為抵抗日軍西進，林楓按黨中央訓示，組建武裝開展遊擊戰争，配合以羅榮桓為首的115師主力部隊，全力開辟以呂梁山為依托的抗日根據地，并對日作戰多次，粉碎了日軍進攻陝北的陰謀，保衛了黨中央。
這時中共中央根據山西的形勢，決定撤銷山西省委，成立晉西南區黨委。1938年5月初，林楓在孝義西宋莊主持會議，宣布中國共産黨晉西南地區委員會正式成立。林楓任區黨委書記，原省委副書記張友清任宣傳部部長、王達成任組織部部長、黃骅任軍事部部長。其主要工作是建立呂梁山抗日根據地，發展抗日武裝，建立民主政權，在鬥争中搞好同閻錫山的統一戰線工作。
晉西南區黨委成立不久，依據當時的情況，為在農村培養新黨員，區黨委決定成立黨校。由林楓同志任校長，宣傳部部長張友清任副校長，郭明秋、林月琴(羅榮桓夫妻)、褚風歧等任班主任。根據當時形勢發展的需要，黨校設半月班、一月班、三月班，結業以後回原地工作。晉西南區全區黨員基本上輪訓了一遍，廣大黨員對訓練班也很感興趣。凡是前來學習過的黨員幹部，在政治思想和政策水準上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成為縣、區、行政村級黨、政、群工作的骨幹。連續舉辦的黨訓班，為開展晉西南工作、建立晉西南抗日根據地培養了大批幹部。
五，林楓同志抗戰在晉綏之二
願為民主政治貢獻全力
“晉西事變”後，建立起來的晉西北抗日民主政權，結束了抗戰以來晉西北兩種政權兩種軍隊并存的局面。它在不斷反對敵人瘋狂的進攻中成長，并在不斷克服困難之下發展壯大起來。如果沒有鞏固的人民政權來支援戰争，根據地的堅持是不堪設想的。但要徹底地改造政權，就須實行真正的普遍的民主選舉，由人民自己抉擇他們的公仆，使人民名副其實地成為主人翁，昂首闊步地走上政治舞台。是以，1940年1月31日，中央書記處和中央軍委就聯名來電訓示，要求“完成政權的改造，從晉西北行署至鄉區機關，均須掌握在共産黨員與進步分子手中，建立真正的抗日人民政權。”林楓上司晉西區黨委積極執行黨中央的訓示，從村選開始對政權進行改造工作，深入貫徹執行黨的“三三制”政策。
1920年林楓畢業于黑龍江省望奎縣第一高等國小。圖為舊址，現望奎三中。
政權基礎在于村
“萬丈高樓從地起，政權基礎在于村。”中共晉西區委成立以後，林楓積極執行黨中央的訓示，立即上司晉西區黨委，深入發動群衆，開展民主建設政權運動，積極籌備村選，從村選開始對政權進行改造工作。1940年舉行的第一次行政會議，确定了村長、區長民選的原則;第二次行政會議通過《晉西北村選暫行條例》與《村選政權組織暫行條例》。1941年3月至5月，村選在邊區各地普遍進行。動員村選的工作做得比較深入，選民踴躍參加，表現出高度的熱情。經過1941年和1942年的努力，全晉西北都進行了村選，為“三三制”的民主政權打下基礎。
第三次行政會議，林楓代表中共晉西區黨委提出召開晉西北臨時參議會的建議。這次行政會議經過熱烈讨論後，接受了林楓提出的建議。其後，晉西北行政公署政務會議決議：組織晉西北臨時參議會籌備委員會，以林楓(共産黨員)、續範亭(國民黨員)、劉少白(地方開明士紳代表)等15人為籌備委員。1941 年11月26日，籌委會召開首次會議，林楓出席會議，被推舉為籌委會常委和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是老國民黨員續範亭)。會議決定1942年夏召開晉西北臨時參議會。1942年春季，晉西北臨時參議會籌委會向各專署、各縣發出《告同胞書》，要求各地按籌委會制定的參議員産生辦法和選舉辦法，認真推選各界參議員。1942年5月20日，“為了更進一步貫徹‘三三制’的政策，迎接晉西北臨參會的到來;為了提高政權工作的效率，更進一步鞏固晉西北抗日民主根據地”，晉西區黨委發出《關于更進一步地貫徹政權工作中“三三制”政策的訓示》。
1940年林楓任晉綏西南區黨委書記。圖為林楓在山西省興縣馮家屯留影
“忠實為晉西北人民工作”
經過一年的籌備，1942年10月24日，晉西北(晉綏邊區)臨時參議會在黃河西岸神府縣境的呼家莊開幕。參加會議的包括參議員及各界人士共400餘人，大會參議員145人，各界當選為參議員的共産黨員有47人，不及大會參議員的1/3。這次臨參會選舉産生的常駐委員會和行政委員會，都貫徹執行了“三三制”政策。主持大會主席團的19人中，共産黨員隻有3人;在臨參會常駐委員會的9人中，共産黨員有3人;在晉西北行政委員會的21人中，共産黨員占7人。這些機構中2/3的人員，則是國民黨員和無黨無派人士。晉綏邊區的最高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都是按照“三三制”原則組成的。這表示共産黨團結各黨派、各階層、各民族共同建國，對自己政策的最大忠誠，并用了一切力量保證其實作。這也表明了林楓堅決貫徹執行黨的政策的态度。他從新政權成立之始就緻力于統一戰線的鞏固與擴大，終于上司區黨委分局排除黨内外各種障礙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為共産黨的這種誠心誠意的态度，在這次大會的程序中，更加增進了黨與非黨進一步的互相諒解和團結。
大會曆經18天，順利完成各項議程，通過了《晉西北行署工作報告》、《鞏固與建設晉西北施政綱領》、《晉西北保障人權條例》、《晉西北行政公署組織條例》、《晉西北征收公糧條例》、《晉西北減租交租條例》、《晉西北減息交息條例》和《擴大民兵，加強地方武裝以加強對敵鬥争的決議》等檔案。經過民主讨論，充分醞釀協商，最後選舉林楓為議長，劉少白、牛蔭冠為副議長。11月1日，林楓在就職時講到，“對晉西北參議會工作，對晉西北300萬人民，我将忠實地貢獻出一切能力，忠實到如何程度?像忠實于共産黨一樣。因為中國共産黨一向是忠實于中國人民的，中國共産黨的利益是與人民一緻的，過去中國共産黨每個黨員忠實于中國人民，現在、将來永遠如此。”他還當衆宣稱：“過去我以一個共産黨員來忠實地為人民工作，今後将以人民的名義，忠實地為晉西北人民工作。”
民主政權激發抗日熱情
中國共産黨提出的“三三制”政策，在林楓的推動下在晉西北徹底實行，并受到了各階層的熱烈擁護。大同參議員張登榮說：“開了這次大會，聽了林楓先生的報告，我相信共産黨是真誠坦白的，我對共産黨的懷疑沒有了。”忻縣參議員趙貴庵登台講話說：“自己來自敵占區，目睹敵人燒殺搶掠，今日見到民主選出的政府，人民親手獻花，内心悲喜交加，不禁淚灑胸前!願大家堅定團結，将敵人打出去，拯救敵占區人民使之重見天日。”
這個時期，在縣、區、村各級政權機構中，都貫徹了“三三制”原則。它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當時有一份調查報告寫道：(一)原來政權中的中間分子，工作積極起來了，并且還引進了大批中間分子參加政權工作;(二)有些縣吸收士紳參加财政經濟建設工作，有錢人開始敢向生産事業中投資了;(三)地主老财以及從前不敢講話的人，現在敢向政府控告申訴了，他們請求政府保護他們的财産，自己願意給抗日效勞;(四)執行“三三制”消除了統一戰線中“左”的傾向，地主、資産階級認為今天的政權他們還是有份的，消除了對立情緒而走向接近，社會秩序穩定，生産事業發展;(五)敵占區一些知名人士投奔根據地。
在民主政權的上司下，晉綏根據地生産運動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人民抗戰積極性更進一步提高了。那段時間，日軍對晉西北進行了17次局部“掃蕩”，全區軍民不但粉碎了日軍“掃蕩”，并主動出擊，打了1000多次仗。各地的遊擊小組、青年抗日先鋒隊都紛紛發動起來了，在每次反“掃蕩”的鬥争中，都能配合正規軍作戰。民兵的數目，1941年中就發展了3萬人，對敵戰鬥672次。在民兵對敵鬥争上，也有很多的創造。
六，林楓同志抗戰在晉綏之三
依靠群衆開展對敵鬥争
晉西北抗日民主新政權建立後，日軍充滿了仇恨和恐懼，不斷掃蕩我晉西北根據地，根據地的人力、物力、财力遭受了嚴重的破壞。邊區軍民奮起抗擊，雖給予日軍沉重打擊，但因敵強我弱，根據地的面積縮小了三分之一，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二以上，局面極為嚴峻。為了加強黨對根據地政權和生産建設的上司，1942年8月，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中共晉西區委和晉西北軍政委員會，成立了中共中央晉綏分局。由關向應擔任分局書記、林楓為副書記。在關向應養病期間，由林楓代理書記。中共中央晉綏分局成立後，在林楓的上司下，晉綏邊區開展空前的減租減息和軍民大生産運動，積極恢複和發展生産，放手發動群衆，組織武工隊深入敵後，實行正規軍、遊擊隊和民兵“三結合”，開展全面“擠敵人”鬥争，不斷擴大晉綏根據地，使之成為延安的屏障。
勞力與武力結合起來
晉西北抗日根據地政權建立後，擺在根據地政權建設日程上的兩件大事就是：生産與戰鬥。戰争使根據地遭到嚴重破壞，特别是日軍施行的毀滅一切的“三光”政策，造成了根據地經濟上的重大困難。為了最後戰勝敵人，一方面要加緊人民武裝建設，開展普遍的群衆性的遊擊戰争，以保衛根據地;另一方面還須減輕人民負擔，發展農業和工業生産，培養民力，以供應長期戰争的需要。一手拿槍，一手拿鋤，本應是根據地民兵武裝所具有的特色。但在民兵組建初期，為了打仗，荒廢了生産。針對這一情況，1943年9月，林楓主持的邊區群衆工作會議上，提出了“勞力與武力相結合”的方針，确定民兵活動必須以不脫離生産為原則。邊區著名的群衆英雄張初元，在1943年“擠”敵人、圍困甯武縣石家莊敵據點的過程中，就把當地人民群衆的生産與戰鬥結合起來，解決了發展群衆武裝、對敵鬥争的重要難題。1944年1月，張初元經甯武縣勞動人民推選，出席晉綏邊區勞動英雄大會。林楓得知張初元的事迹，非常重視他上司新屯堡村群衆創造的勞力與武力結合起來的經驗。他在大會前和張初元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又在大會上聽取了張初元的關于創造勞武結合經驗的報告。他在1月 15日閉幕會上發表了講話，其主題就是：回應毛澤東“組織起來”的号召，學習模範勞動英雄張初元。他把張初元的創造看作一面旗幟，号召邊區人民學習這個榜樣。林楓還在會上号召“武力與勞力結合起來”，大力組織戰鬥部隊和機關人員的生産。他說：“武力與勞力的結合，乃是經常拿武器的也要拿起鋤頭來。”他希望各機關部隊負責人，能在新的一年親自上司計劃布置與組織生産。
晉綏邊區第三屆勞模大會後，新屯堡的旗幟引導着邊區人民前進，勞武結合成為全邊區人民的方向。在整個根據地，形成了一面生産一面戰鬥的高潮。邊區機關、部隊的生産也被帶動起來，熱烈回應林楓代表晉綏分局提出的号召，迅速地都做到了“勞力與武力結合起來”，“生産與戰鬥結合起來”。各地民兵在實踐中，1944年又有了新的發展，其中第一個重要的創造，是變工與爆炸相結合，把原先專事生産的變工組，發展成為戰鬥的爆炸組。這一創造，在變工中以民兵為骨幹，加強群衆性的武裝鬥争，開拓出走向全民皆兵的具體道路，被認為是勞武結合最适當的組織形式。民兵家庭的生産及在戰時的情報、偵察、埋雷等困難，都有了變工組的支援幫助，這就更加密切了民兵和群衆的關系，提高了他們保衛家鄉的鬥争熱情。
由于邊區軍民展開了全面的對敵鬥争，使晉綏邊區的嚴峻形勢迅速得到了扭轉。形勢最嚴重的大青山地區，經過一年又八個月的艱苦鬥争，基本上恢複了綏西、綏中、綏南等三塊遊擊根據地，達到1942年7月敵人大掃蕩前的局面。這一年，根據地的糧食、布匹自給有餘，人民生活顯著改善，根據地也發展壯大了。
“把敵人擠出去!”
1942年春季，林楓在延安期間，曾向中央彙報晉綏邊區的對敵鬥争及其他情況。黨中央、毛澤東對晉西北根據地建設作了充分的肯定和表揚。當時敵後各抗日根據地都正處在困難時期，根據地縮小了，部隊與敵人正面搞不行。毛澤東告訴林楓說，要在正面發動群衆，搞敵後武裝工作隊。毛澤東說，目前晉西北的任務，就是“把敵人擠出去!”8月下旬，林楓回到興縣，按照中共中央決定，正式成立晉綏分局。同時傳達了毛澤東的訓示：“把敵人擠出去!”他首先同分局、軍區的負責同志研讨了毛澤東根據晉綏敵我鬥争形勢提出的這一方針。其後，在深入了解了晉綏邊區目前對敵鬥争的現狀後，中共中央晉綏分局在興縣蔡家崖軍區駐地召開了晉西北進階幹部會議。會上，林楓傳達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關于“把敵人擠出去”、認真貫徹“三三制”和精兵簡政等重要訓示。圍繞着毛澤東“把敵人擠出去”的訓示，與會者結合晉綏地區的實際情況，進行了熱烈的讨論。1942年12月5日，晉綏分局根據毛澤東和劉少奇的訓示，以及高幹會的決議，發出了《關于開展對敵鬥争的訓示》。《訓示》中指出：“把敵人擠出去”，是今後對敵鬥争的方針和任務;必須把黨政軍民一切力量動員起來，在各級黨委的統一上司下，密切配合，積極開展對敵鬥争，從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全面去“擠”敵人。
在“把敵人擠出去”這一深入人心的召喚之下，“擠”敵人的鬥争立即如火如荼地展開。1943年最初3個月，我軍部隊對敵大小戰鬥387次，民兵作戰222次。在反維持鬥争中摧毀僞村政權881個，建立抗日民主村政權555個，使敵據點活動範圍，由三四十裡縮小到五裡以内。“把敵人擠出去”的方針迅速地取得巨大效果，邊區軍民對敵鬥争由被動轉為主動。
陝甘甯晉綏聯防司令部成立後，林楓兼任陝甘甯晉綏聯防軍副政委，120師主力開往陝甘甯邊區。1943年8月，呂正操帶領冀中三縱隊到晉西北，帶來了冀中軍民對敵進行道地戰、地雷戰的經驗，大力開展爆炸運動，對敵鬥争的形勢有了新的發展。這時中共晉綏分局召開邊區群衆工作會議，林楓主持研究了前一階段“擠”走敵人的典型經驗，提出普遍開展爆炸運動。邊區各地興起爆炸熱潮，形成“家家造地雷，人人會爆炸”的局面，此後圍困戰中增添了威力巨大的武器 ——地雷，把圍困和“擠”敵人的鬥争大大地推進一步。1943年，晉綏邊區對敵鬥争取得了重大勝利。全年“擠”掉敵人58個據點，收複1000多個村莊，粉碎敵人大小13次掃蕩，敵人一切“反擠”的幻想均歸破滅。根據地軍民全面的“擠”敵人的鬥争，充分發揮了人民戰争的巨大威力。
當廣大軍民在邊緣區展開“擠”敵人的武裝鬥争時，在解放較早的根據地内部，各地農民展開了規模空前的減租減息運動。
新政權建立後，為了支援長期抗戰，激發農民參戰和生産的熱情，晉西北行署曾在1941年4月1日頒布過一個《減租減息暫行條例》。1942年1月 28日，中共中央頒發了《關于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2月4日，中共中央又向黨内發出《關于如何執行土地政策決定的訓示》。1942年9月20日，晉西北行署同時頒布了《晉西北減租交租條例》和《晉西北減息交息條例》。這兩個條例公布試行後，11月6日又經晉西北臨參會修正通過，再由行署正式公布。行署制定這兩個條例時，貫徹中共中央土地政策，緊緊把握既減租減息，同時又保證交租交息的原則。
“基本問題是發動群衆
從這時直到1945年春，邊區農民回應晉綏分局和晉綏行署的号召，展開了一場熱烈的減租減息鬥争。後又開展查租運動，以保證減租的徹底實作，并把減租鬥争推展到新解放區。減租減息提高了農民進行生産和對敵鬥争的熱情，直接促進了根據地生産建設。興縣三區農民在減租後舉行慶祝大會，青年農民雷狗碰高興地拍着一個民兵的肩膀說：“這一下可好了，把祖宗三代的老窮根也抽了!”
經過全體軍民的共同努力，晉綏邊區的群衆工作與對敵鬥争、生産建設取得了巨大成績。1943年7月1日，林楓在接受《抗戰日報》記者采訪時發表談話說：“去年高幹會議以來，我們的工作是有很大的成績。對敵鬥争是開展的，民心與士氣是振奮的，我們的地區沒有再縮小，相反地擴大了。生産建設更加發展了，生産情緒空前的高漲，廣大人民和機關部隊的生活提高了。”
七，林楓同志抗戰在晉綏之四
重視意識形态工作
在晉綏革命根據地建設中，林楓重視意識形态領域的工作，關懷文化事業的發展和文化工作者的成長，注意團結知識分子參加根據地的文化教育建設工作。他把原來的黨員訓練班辦成正規的黨校，并自兼校長;相繼建立了抗大第七分校、魯藝晉西北分院等幹校，訓練了大批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幹部;恢複和新辦各類學校及多種社會教育組織;同時上司創辦了《五日時事》、《抗戰日報》、大衆劇社等報刊和文藝團體。
1941年，在山西省小善村召開晉西北黨政軍進階幹部會議。圖為林楓(立者前排左四)與全體同志合影
扶植“七月劇團”
林楓不但向文化工作者指出前進的方向和有關的方針政策，對于文化戰線的具體活動也常給予關注和指導。當時在根據地非常活躍的七月劇社，就是得到林楓的支援扶植，在呂梁山抗日根據地誕生，到晉綏邊區後逐漸發展壯大起來的。
七月劇團成立于1939年7月1日，又稱八路軍115師留守處宣傳隊(“留守處”乃是中共晉西南區黨委的代号)。林楓重視它的成立，扶植它的成長，關懷大家的生活。劇團所需的人員，區黨委下令從機關和所屬黨政軍範圍選調。劇團排練節目，準備在“七七”兩周年紀念日演出，本身的力量不夠，區黨委秘書長秦穆伯打闆，文書科長曹速打梆子，有的幹部拉胡琴，熱情地協助他們排練演出。當時因受日軍和頑固派夾攻，形勢緊張，戰鬥頻繁，區黨委機關和晉西支隊經常轉移。林楓和幹部戰士一起跋山涉水，過着十分艱苦的生活。特别緊張的時候，一天要轉移好幾個地方，連飯都吃不上。林楓擔心劇團的“小鬼”掉隊，常叫警衛班的戰士幫助他們拿道具，背被包;遇到緊急情況，特别囑咐警衛連保護劇團的安全。
晉西區黨委成立後，林楓将原在晉西北地區活動的幾個劇團合并到七月劇團。1940年冬季，區黨委決定送七月劇團前往延安學習，林楓親自給洛甫(張聞天)寫介紹信，請他招呼、安排。劇團到了延安，先後進過魯迅藝術學院、部隊藝術學院。經過一年多的學習、實踐、觀摩和鍛煉，全團人員的政治思想、文藝素質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七月劇社自1939年7月成立起到1946年初，共演出1500餘場，演出劇本100多種，觀衆約達300萬人次。他們的足迹，走遍邊區大部分地區，有時在距離敵人很近的村莊演出。他們演的戲，大都是表現邊區人民鬥争生活的現代節目，演出傳統節目也有較高的技藝，深受人民群衆的歡迎。
關注《西北文藝》
1941年7月，在林楓的關注下，《西北文藝》在興縣創刊。林楓為它寫了題詞：《給〈西北文藝〉》。他在題詞裡希望這個刊物能夠密切聯系群衆：“她是群衆的先生，也是群衆的學生。要教育群衆提高群衆的品質，也要向群衆學習，傾聽群衆的呼聲。不管是音樂戲劇，不管是文學美術，其内容必須是抗日的進步的建設的，反對殘暴壓迫，反對黑暗反動。其形式必須是能為群衆所接受的‘雅俗共賞’的，逐漸上升的，反對低級趣味、固步自封(在内容上更應如此)。是以，她必須是建設的，民族的，大衆的。”同時，“希望她能成為晉西北文藝工作者的團結核心，建立文藝上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晉西北根據地建立初期，根據地經濟異常困難，由于缺乏必要的營養和醫療條件，不少文化工作者生了病，因病重得不到及時的治療以緻死亡的事也常發生。林楓十分關切他們的生活和健康，于1941年10月27日，晉西北行署就頒布了《晉西北文化工作者待遇辦法》。其中有這樣一條特别規定：“文化工作者因積勞過度，身體衰弱時經醫生證明可享受保健待遇。”黨和政府的殷切關懷，使根據地文化工作者感到欣慰。
重視《五日時事》《抗戰日報》
林楓重視黨報的作用，善于利用報紙指導工作。中共晉西南區黨委成立不久，便由林楓倡議，創辦了《五日時事》報。這張報紙經常發表五天中的時事分析，各戰場戰況，還有區黨委的訓示，通知和指導實際工作的文章，供各地幹部了解時事，溝通上下情況，深受讀者歡迎。“晉西事變”後，《五日時事》報轉移到興縣繼續出版，直到《抗戰日報》創刊方才停辦。1940年春天，為了适應革命形勢，林楓決定出版晉西區黨委機關報《抗戰日報》，并即調派人員着手籌備。這年9月18日，《抗戰日報》正式創刊，鉛印四開，起初為三日刊，每周出版兩次。林楓始終關注黨報工作，特别重視社論的撰寫。在區黨委上司下建立了社論委員會，凡屬重要社論，都經過集體讨論，由對有關問題比較熟悉的人執筆，有針對性地指導實際工作。寫出的社論，通常林楓都要親自審閱并動筆修改。1942年中共中央晉綏分局成立後，《抗戰日報》又成為晉綏分局機關報。這年10月1日，晉綏分局通過《關于<抗戰日報>工作的決定》。為了促使各級黨委能夠切實貫徹執行這個決定，10月22日，在晉綏分局召開的進階幹部會上，林楓還曾專門作了關于《抗戰日報》問題的報告。
林楓在延安參加七大預備會議期間，毛澤東同林楓談話談到了對《抗戰日報》的意見。當時毛澤東拿起兩張新近收到的報紙作比較。12月1日報紙的頭條新聞是《八分區我軍收複東社》，他說，這一天的報紙編得好，應當這樣;而在12月6日的報紙上，以第一版和第四版兩個整版刊載的全是林彪的一個講話：《今年怎樣練兵》，他說，這一天的報紙不應當這樣編，長的文章，可以印小冊子，或者節錄一部分要點在報紙上發表。随後，毛澤東即就如何改進《抗戰日報》的編輯工作，作了重要訓示：“本地消息，至少占兩版多至三版，排新聞的時候，應以本地為主，國内次之，國際又次之。對于外地與國際消息，應加以改造。對新華社的文章不能全登，有些應摘要，有些應印成小冊子。不是給新華社辦報，而是給晉綏邊區人民辦報，應根據當地人民的需要(聯系群衆、為群衆服務)，否則便是脫離群衆，失掉地方性的指導意義。”
林楓和毛澤東談話後，及時向抗戰日報社傳達了這些意見，組織報社編輯人員認真學習和讨論。一張根據地的報紙如何加強它的地方性，密切聯系根據地群衆，為根據地群衆服務，以加強對實際工作的指導作用，是《抗戰日報》創刊以來一直在摸索解決的主要課題。過去雖曾多次作過努力，改進不大。經過這次讨論，報紙的政治性也加強了，地方新聞至少占三版的篇幅，版面也較前生動活潑了，報紙和群衆的聯系更加密切，日益增強了對于實際工作的指導作用，逐漸成為晉綏邊區人民不可缺少的讀物。
向世界宣傳根據地
1944年夏，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沖破國民黨政府的長期封鎖，從重慶到達延安。其中一部分外國記者，在延安參觀後前來晉綏邊區通路，于8月30日抵達興縣。他們是：美國《時代》雜志、《紐約時報》、聯合勞動新聞社記者伊斯雷爾·愛潑斯坦，美國合衆社、倫敦《泰晤士報》記者哈裡森·福爾曼和英國路透社、多蘭多《明星》周刊、《巴爾的摩太陽報》記者莫裡斯·武道。林楓歡迎他們來訪，曾應記者們的要求，向他們介紹根據地對敵鬥争、經濟建設以及政治民主設施等各方面情況，并幫助他們到第八軍分區前線視察，親眼看到我軍浴血奮戰，襲擊汾陽城關及攻占敵強固據點仁岩的戰鬥情景。他們在晉綏解放區通路一個多月，深為人民群衆和抗日軍隊間的團結摯情所感動，稱頌八路軍是世界上最優秀的人民軍隊。他們根據親身體驗撰寫的文章著作，向全世界報道了晉綏邊區對敵鬥争和根據地建設中的成就。
外國記者愛潑斯坦回憶采訪林楓時說：“我在晉綏邊區的采訪，印象最深刻的是對林楓的通路。他關于黨的工作的談話，展示了一幅在黨的上司下，軍事、生産、政治和群衆文化工作協調一緻的清晰圖景。他的談話不但肯定了我們通過自己的觀察所得到的感性認識，而且幫助我們提高到理性認識的水準，形成了有紮實基礎的對前途的樂觀信念。”
八，林楓同志抗戰在晉綏之五
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中國共産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舉行。林楓出席了這次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會議期間，中央召集從各解放區來的東北籍代表開了幾次座談會。毛澤東對林楓說：“你是東北人，你要準備到東北工作。”
依依惜别晉綏人民
七大閉幕後林楓暫留延安。1945年8月18日，林楓回到晉綏邊區首府興縣。林楓離開延安不久，中共中央即正式決定調他前往東北工作。8月19日，中共中央緻賀龍、林楓的電報中訓示：“林楓準備去東北，……去東北幹部1200人，一星期後由延安出發，交林楓率領北進，請林楓先做準備。”9月中旬，延安幹部團和教導一旅一部到達興縣，與從晉綏邊區抽調的黨、政、軍幹部彙合後，經過短期休整後組編成一個幹部團。9月22日，幹部團從興縣出發。幹部團的成員，主要是高、中級上司幹部，還有一部分警衛人員和勤雜人員，共有1900多人。林楓是這支隊伍的總負責人。這天，支隊全體幹部戰士集合起來，林楓首先向大家介紹了支隊的幾位上司同志，随後作了簡短的動員。
送别時，林楓站在路旁，與送行的上司同志和群衆代表一一話别，然後轉身上馬，随着長長的隊列緩緩行進。“無情未必真豪傑”，此刻，被人們稱作“表面冷，内心熱”的林楓，思潮滾滾，感慨萬千。一方面，他正帶領幹部隊打回淪陷14年的家鄉，向着飽經日寇蹂躏的白山黑水進軍，感到無限激動;另一方面，他同山西人民并肩和日本侵略者血戰八年，結下了戰鬥的深情厚誼，這裡的山山水水使他無限眷戀，眼望着到處留下足迹的這塊土地，别緒依依，心情難以平靜。“在全國解放進城後，父親時常懷念在晉綏共同戰鬥的120師和當時地方上的老同志，而且對山西口音的人感到特别親切。”林楓同志的女兒林耿耿告訴記者。
注重黨政軍民團結
林楓同志離開山西前往東北工作了，但他在山西八年抗戰期間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成績得到了黨和群衆的一緻肯定。“他具有上司的才幹，排萬難、解危困的能力。 1940年，晉西北曾引起了很大的戰後社會混亂，他剛來此地，便能夠很鎮靜地處理這個混亂局面，使它能迅速安定。他未習軍事，但抗戰以來，他從沒有離開過戰争，敵人掃蕩晉西北，許多病弱的幹部過河，他的身體不大好，但他總是跟賀、關在一起，在河東堅持工作。……”當年的《抗戰日報》這樣介紹他。
林楓具有高度的原則精神，十分注重黨政軍民之問的團結，經常主動地加強黨同人民軍隊的關系，也非常尊重賀龍和關向應，經常向他們請示問題，通報黨委工作，及時溝通情況，共同參與決定晉西北的重要方針和政策。林楓同志的女兒林耿耿告訴記者：“1942年中央決定将晉西區黨委改組成立中共中央晉綏分局，并且把綏遠地區也劃歸晉綏分局統一上司。中央決定由林楓負責組建工作。有關晉綏分局的人選群組織機構，是林楓提出報告，請示中央決定的。起初，中央要林楓任晉綏分局書記，但林楓出于對關向應同志的尊重，很謙虛地說自己挑不起這副擔子，建議請關向應作書記，他可以擔任副書記，實際工作由他做，讓關向應在延安養病。後來，中央接受了他的意見，晉綏分局成立後以關向應為書記，林楓為副書記，關向應在病假中由林楓代理書記。”
林楓對黨上司的人民軍隊也有着特别摯灼的感情。他常對地方幹部說，晉綏根據地的締造、鞏固和擴大，是和120師指戰員的浴血奮戰分不開的。 1943年，呂正操從冀中軍區調到晉綏軍區任司令員不久，林楓就陪同他到各分區去調查、了解部隊和地方的工作情況。沿途林楓十分詳細地向呂正操介紹了各分區的上司人和當時工作情況，并親自安排和過問呂正操等軍隊上司同志的生活，使人感到體貼入微。他對部隊非常關心，處理軍事關系、軍政關系都考慮得周密細緻。他對初從平原來到山區的冀中部隊指戰員更是體貼照顧，經常在各種場合提醒地方幹部支援部隊，擴大武裝力量，保證部隊供給。由于黨政軍民團結一緻，是以能夠克服一切困難，使晉綏抗日根據地得以不斷鞏固和發展，并赢得了抗戰的最後勝利。
為革命利益顧全大局
林楓不僅團結同志，在處理問題時也能從大局出發，啟發大家看到大目标，認識到革命事業的整體利益。他對中共中央的訓示、方針、政策，都是認真堅決地貫徹執行的，對中央上司同志是很尊重和擁護的。他常教育幹部：想問題辦事情要從全局出發，要擁護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沒有黨中央的正确上司，就不會有晉綏根據地的存在。敵後各抗日民主根據地離延安都遠，隻有晉綏最近。陝甘甯邊區和晉綏邊區同樣貧困，中央上司機關都住在那裡，他們經濟上的負擔比我們還重，我們勒緊腰帶也要支援中央。“晉西事變”一結束，他就派人陸陸續續把繳獲的物資和銀洋送往延安，把荷蘭牛、美利奴羊送往延安光華農場，讓中央度過困難，能與敵占區做生意，購置醫藥、攝影、通訊器材，資助秘密戰線的同志生存、工作。讓延安人民，尤其是傷病員、嬰幼兒有牛奶喝、用毛線在大生産運動中給戰士幹部織出禦寒毛衣。剛發現大廚房烹調羊肉，聞到羊肉香味的林楓趕忙調查羊肉來源，聽說是繳獲閻錫山農場的。他馬上讓下面停止殺羊，派兵押送延安。而他自己和大家同樣吃黑豆充饑。無論在晉綏根據地困難的日子，或是在大生産運動後逐漸達到豐衣足食的時候，林楓總是盡力以物資支援陝甘甯邊區，幫助邊區度過困難。
自從我軍主力部隊在“晉西事變”中撤出晉西南地區，晉綏邊區便成為延安與華北、華中、華南各抗日根據地惟一的交通通道。晉西北的八分區和六分區，就是當時中共中央通向敵後各解放區的咽喉要道。林楓曾長期在白區工作，富有秘密工作經驗，非常重視建立秘密交通線的工作。他對各根據地路經晉綏到延安的同志是異常關懷照顧的，不但經常提醒有關地區注意過往人員的安全，還常要求有關同志照顧過往人員的生活。林楓時常告訴負責安排過往人員生活的同志：我們再苦，對來自各方面的客人，也要很好的接待。當邊區幹部和群衆吃黑豆的時候，有關人員總要想方設法給過路客人找點小米吃;自己吃小米、洋芋的時候，總要找點白面給客人吃，使他們感到像在自己家裡一樣溫暖。整個抗日戰争期間，晉綏邊區的形勢不論變得如何險惡，遭遇何等嚴重的困難，六、八分區的兩條秘密交通線總能暢行無阻，宛若任何力量無法摧毀的鋼鐵幹線。在護送過往人員工作中，護送過劉少奇、徐向前等由敵後前往延安的許多同志，護送過所有從敵後根據地到延安赴會的七大代表，以及成千上萬的各根據地黨政軍民人員。千百次的護送任務，都圓滿地完成了。
在晉綏革命根據地的工作成績，王兆國同志在林楓同志誕辰100周年紀念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如是評價：“抗日戰争期間，林楓同志是晉綏抗日根據地主要創始人之一。他協同賀龍、關向應發動群衆、發展黨員、培養幹部、建立民主政權、恢複和發展生産，全力支援延安的财政經濟;建立和發展人民武裝，堅持敵後遊擊戰争，積極貫徹毛澤東同志“把敵人擠出去”的方針，不斷擴大根據地，成為延安堅實的屏障;積極穩妥地建立了延安和各根據地之間的秘密交通線。在這些方面，林楓同志都建立了不朽的功勳，為黨所上司的革命軍民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做出了貢獻，為推翻國民黨的統治積蓄了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