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社會的讀書人，據說高居社會頂層，“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可惜實況常不如宣傳，整體文人生活品質和地位每下愈況，清朝已經很不堪了，至今，嗯，……，算了，還是先講講清朝吧。
現在要舉的例子是活在所謂“乾嘉盛世”的史學大師章學誠（号實齋。乾隆三年?嘉慶六年，1738-1801）。
一、 書呆：以學術為志業/職業
學者多苦世亂，而章生丁盛世；學者多苦孤陋，而章常居京城，頗與名公勝流相接。看起來應該處境不錯，其實卻甚尴尬。
翁方綱且曾詢劉台拱：“章學誠學業究何門路”。則其學尚未為世所知也，何況登仕？誰又能引薦之？居京生涯，略如老杜遊長安“朝扣富兒門，暮随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而已。
又貌寝，臉上有斑、耳聾，更患頭風。晚年曾巴結的揚州鹽運使曾燠，作詩送他，居然唯說其醜（《贈章實齋國博詩》），其醜可知矣。
複不能詩，亦無才情可供揮灑。故袁枚“好色”，大收女弟子這一路既走不成，汪中、沈德潛、姚鼐那一類辭章文人也是做不成的。
學則驽鈍，天資甚至低于常人。十四歲，都結婚了，《四子書》卻還讀不完。
爾後雖然力學不已，著作卻甚少，更或被盜、或人事相忤不盡能流傳。今存《文史》《校雠》二通義皆非成稿，雜湊不少應酬文字，且刊行辄在卒後三十餘年。其生平之潦草寂寞，又可想而知。
我很同情他，以及他們。
（一） 為了讀書，丢了生活
他，其實就是傳統讀書人的一般狀态。讀書從習慣變成生活；生活又沒有别的内容，隻是讀書。
比如你看胡适所編《章實齋年譜》，實齋的生活就隻是買書、讀書、寫書、教書、編書、刻書等等。讀書以外有何遊藝生活？騎馬、打獵、看戲、聽曲、賞花、觀景、遊曆、雕刻、寫字、作畫，沒有，什麼都沒有。居家情狀，更是一點也看不出。
他有一姊和許多妹妹：十四歲就結了婚，不久還納妾蔡氏；晚年又大力反對汪中反對未嫁女子守貞從死的意見，則他的女性觀和家居生活應該也很豐富，很可挖掘，三個女人一台戲呀。但一切都被“讀書”掩蓋了。
而這可能也不是書呆子胡适替他掩蓋，乃是他自己。
他兩三歲時，長輩就常帶他向鄰店朱叟索酒，是以長而善飲。俗話說“少習若天性”，長而善飲是多麽好的本錢？但這可能成為酒徒、劍客、詩豪、文士的資質，後來卻都被埋沒了。是以他不像洪亮吉，能酒，能詩、能作篆、能骈文、愛好戲曲，被認為是秦腔的知音。也不像黃仲則，能以詩酒動天下。
（二）為了生活，苦謀生計
讀書當然是好事，但讀書畢竟不是生活。想“生活”就得要謀生、治生，須尋一門活計。
讀書人這時就不如農、工、商了。
農民可以耕讀兩兼；工匠技藝人，可以世守其業，然後把這個業做成一門學問（例如做軍人的傳承發展成兵學、做醫生的傳承發展成醫學、相地看風水的成為陰陽師……。後來章學誠理想的學術狀态，其實就出于這個模式）；商人雖無心、無暇讀書，但賺了錢，可以培養子弟替他讀書，或雇人替他寫書，或根本不必讀，有錢了，自然社會上會尊他為意見領袖、精神導師。
隻有讀書人最慘。
讀書人不能如農民般既耕又讀，兩者互為穩定的副業或兼職，因為不會勞作農務，生活又已城市化，田園也回不去，反而是老家親眷還在等着他供養。工嘛，亦無手藝可以謀生；商，甚為鄙視，事實上更是不會。沈三白考試老考不上，無奈去跟叔叔學做商人賣酒，結果賠得精光就是一例。
傳統社會出于尊重之好意，又替讀書人設了身份限制。秀才以上，叫“斯文人”，訴訟到官，都還揖而不跪，擡棺材、吳市吹箫、粉墨登場等許多賤業更不準幹，以免有辱斯文。故即使想做工匠和商人也沒路子。
而讀書人想謀生，最深最大的症結，其實還不在這些地方。在于：他若讀不進去，他就成不了一個讀書人；若真成為一位讀書人，那他就隻想讀書也隻會讀書，其他都是兼着做，或不得已做做。雖不說是漫不經心，卻總不能盡心盡力。
例如讀書人最大的職業，就是教書。如章學誠四十歲以後，即遊走于定州定武書院、梁國治家塾、大名清漳書院、永平敬勝書院、保定蓮池書院、歸德文正書院、安徽學史署館……
這工作，因為是孔子曾做過的，是以做來最心安理得，社會也認同。但它穩定性很差。
一是私塾坐館，要有熟人介紹，又須剛好有學生待教，機遇并不太高。小孩長大了，蒙館自然結束，故非久留之地。若教得好，科舉考上了，館也立即結束，你自己搞丢了工作；若教的學生老是考不上，你更沒臉教下去。
二是主人病喪或轉徙，館即異動，例如主人家隻剩寡母幼子，教師自然要離去避嫌。主人貶谪了，或李德裕蘇東坡之海南、或紀昀林則徐之烏魯木齊，你也不好跟去。
三是天下書院就那麼些，而寒士無窮，有一講席，大家都來搶，除了學問，還要拼關系。即使坐上講座，也未必能持久。故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梁國治卒，章學誠馬上就因失去奧援，不得不辭去蓮池書院教席。
好不容易掙來一個教席，心裡也不一定舒坦。因為讀書本來是想“己立立人”的，可如今，都是因為不發達，才覓一蒙館，陪幾個娃娃，坐待夕醺。說些童年已知的常識，批改無窮無盡的不通文章，以糊不知為何要糊之口。
自立已是無望，立人立功、經世濟民，更成畫餅。偶爾碰上一個天資好的，等于中了彩票，是天上掉了餡餅；大多時候，隻是師生相對嘔氣。
章學誠幼時，在同學杜秉和家的淩風書屋随王浩讀書，就充分顯示了這種情況。當時同學七八人，他說：“王先生常撻人，杜君受撻最多，甚至傷腦門，幾死。後傷愈而頂肉骨隆起，不複平。其酷可想。”
舊時塾師事實上多是如此。家長送子弟去上學，往往還要向老師說“孩子不聽話盡管打”，塾師也真的就箠楚诟罵不已，美其名曰“師嚴道尊”，而實際是在老師心理不正常底下形成的無奈。猶如農夫欲收成，即不能不仰風盼雨；風雨之來，必然傷禾；但隻要不是驟風疾雨把禾苗都弄死了，農民還是能忍耐，甚至要感謝的。
教師一邊教著書，通常一邊還心不在焉，另有所圖。主要不是想着顔如玉、黃金屋。唐宋時期官府還能以此騙君入彀，清朝讀書人已無此“利”與“欲”的奢想，想的隻是“名”。
現世之名是科舉得隽，成就科名，足以告慰自己和祖先。後世之名，則就要有着作了。是以教書不過是敷衍塞責，要努力找時間準備自己科舉應試，或寫書以期不朽。
這才是主業，至今未變。教師升等，靠的都是著作，近年雖說教學也要考核、也當重視，但你光賣力教課而交不出著作來試試。當今美國大學間的俗諺尚且說“不出版即滾蛋”（具體史學界的例子是黃仁宇），何況清朝！
二、出仕：不斷開發的仕途
（一） 從“學在王官”到“以學幹祿”
科舉應試，本身也是讀書人出身之正途。但士人早晚期入仕頗有差别。
最早，隻有貴族才能受教育，如章學誠說的“學在王官”，故無不做官的讀書人，猶如沒有武士不是貴族。孔子打破學術教育壟斷之局面以後，平民也可受教育，甚至人皆可學、能學、有受教權，為人類史上一大突破。
這在我看，當然是一大好事，可是章學誠大以為不然，翻來覆去把孔子罵了個夠，還想撤掉他老人家的冷豬肉。但這暫且不去說它，總之，此後學者不限于官吏，反過來說，也就是讀書人可仕可不仕。
不仕的可耕可漁。仕則世家大族，官宦足以維系門戶；平民亦可據此建功立業。或壯士投筆，驅馳域之内外，或詞賦淩雲，輔佐王之左右，征辟察舉，文學賢良，分途登進于朝，競力丕顯于廷。是以讀書人逐漸與宦仕者形成一個群體。
陳寅恪說士族兩大标準，一是累代官宦，一是經學禮法傳家，即是這個道理。魏晉南北朝就屬于這種讀書人社會，是世族、士族的貴族社會，而非氏族。看起來九品中正，頗以血緣為高下，其實“文”猶勝于“血”，故鮑照這類門地寒微的人，照樣可以出仕。
也就是說，這一段時期，一是仕不仕自由，看個人意願；二是仕不仕也不是“身份取向”的，仕宦可憑自己本事。隋唐科舉，當然又擴大了這種趨勢，官員和讀書人群體的黏合度愈來愈高。
是以我們會看到六朝到唐代還有很濃的“仕/隐“沖突或争論，宋代以後就少了。讀書人參加科舉以入仕，仿佛天經地義。理由可能是志業的，讀書的目的就是從政治民，如範仲淹所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可能是經濟或治生的，如山谷詩說：“家貧隻以官為業。”
（二）從“治民理政”到“挂職讀書”
但不論官員和讀書人群體黏合度有多高，他們畢竟不是一體。
讀書人多而官少，很多人擠不進去；或雖勉強進去了，卻隻在圈子的邊緣遊走，擠不進中心地帶；或擠擠又被擠出來了；或擠了一陣，感覺無甚趣味，索性離開，另謀生路。
但圈子外沒讀什麼書人卻還拼命擠進來。一種是西門慶式的，靠勾結官吏得以身居山東提刑所的理刑千戶，類似現今警察局長。
一種是捐錢買官式的，可得虛銜、封典及出身。清朝雖規定隻能為候補官，不得為官翰、詹，不準考選科、道。捐官的人，卻往往不理會這些，要的隻是一個官名，并沒想實幹，是以這種限制無甚實效。
政府當然也知道這一點，是以甚至更列了一種編制之外的員額來應付有錢人對官瘾的需求。這就叫員外。是孟子說“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最典型的制度。
員外，跟員外郎還不一樣。員外郎是正式編制，明清六部各司都有員外郎，為各司副官，清制從五品。員外卻是閑差，用以安置有錢有勢的人。唐朝已然（《通鑒》記載：神龍二年三月大置員外官，自京師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後來愈來愈普遍。
以至于員外成為有錢人的通稱，猶如年輕女人都被稱為小姐、年稍長都被稱為某太太、某夫人。元朝李行道《灰闌記》說得很明白：“俺們這裡有幾貫錢的人，都稱他是員外，無過是個财主，沒品級的。”
但是，捐官雖然整體上甚是不堪，是陋政；可是捐納入官的人數既多，其中也不乏實幹的。例如我去東莞玩，當地儲存最好的清代園林，叫可園，現在還是個博物館。園主張敬業就是捐官出身，可是在平定太平天國時立了不少戰功。
這幾類人都是讀書人在官場上的競争者。競争情況太激烈，讀書人就隻好找仕途中另一種次級從仕之道。
何謂次級從仕之途？
入仕做官，當然位高權重才好，是以大家都削尖了頭去搶好位子、求升進，傾軋不已。可是政府要管天下事，既有管錢、管權、管拳（資源、軍備、刑罰）的熱門機關，自然也必須設一些沒什麼油水的冷衙門，文化、教育、環保部門即屬此類。
同樣是官，去當什麼翰林院學士、國史館編修、各省學政，就都是冷官，整天抄書、編書、教書，管理文獻，跟在家做書生沒什麼兩樣（紀昀自己就有詩說：誰種蕭蕭數百竿，伴吟偏稱作閑官；不随妖豔争春色，獨守孤貞待歲寒）。沒權指揮人，也沒錢養好自己，連傭仆都覺得跟着你幹很是晦氣。抄書編書出了錯，還可能連家底都賠光（如《四庫》總纂官紀昀、陸錫熊就屢因有錯字誤字被乾隆罰俸），甚至丢了老命。
這種官，做起來就寡味了，故隻能稱為次級從仕，幹的是第二線的活。或也不叫什麼活，隻是備員官場、挂職讀書而已。它比“家裡蹲”略強一點，是有一份俸祿，全家不必如黃仲則般“全家都在秋風裡，九月衣裳未剪裁”。
乾隆四十一年，黃仲則應乾隆帝東巡召試，取二等，被賜二匹緞，任武英殿書簽官，就屬此類。從在家裡管書房，換到宮中管書房罷了，并不莅民理政。
中央政府如此，底下類推。
例如漢朝明朝這種郡縣制與封建制并存的時代，讀書人主要擠到皇帝身邊，進入中央集權郡縣制這個系統。但也有不少人退而求其次，去走分封王的路子。如司馬相如本為梁孝王的賓客，以此為跳闆，後來才進到漢武帝的圈子。當時各王門下羅緻的人才都很多，這就稱為次級從仕，也食君祿，卻不治民理政。
讀書人到這些諸侯王底下，一種是出謀劃策，幫忙的。如吳王濞、淮南王、燕王朱棣、甯王宸濠要造反，就需要這種人。
但若王并不想幹什麼大事，則他既不治民理政，自然可以悠遊歲月，吹彈奏唱、仙佛書畫，肆閑情于書籍。這時他就需要一批幫閑的人來助他虛度歲月。如明朝第一代甯王朱權雖然也有事功，但後期主要是玩，編了《文譜》、《天皇至道太清玉冊》、《詩譜》、古琴曲集《神奇秘譜》、北曲譜《太和正音譜》、《務頭集韻》、《瓊林雅韻》及雜劇《大羅天》《私奔相如》等（《千頃堂書目》中《甯獻王書目》列了137種）。他哪那麼厲害？顯然須有手下許多幫閑讀書人的參與。
中央郡縣制裡的大僚，如刺史、節度使、道台、總督等，也要這兩類幕僚。幫忙的，能協助他治民理政，起稿文書；幫閑的，可襄贊文化、整齊文獻。江湖遊士，進不了中央的，往往就群集于他們身邊；在中央混得不如意的，也常退到他們幕府中尋找新機會。
唐宋期間，李商隐跟着鄭亞去桂林、跟柳仲郢去四川，巴山夜雨；陸遊随範成大入蜀，騎驢劍門，都是遊幕者之生涯執行個體，為當時重要文學生态現象。各位可以去參考戴偉華《唐方鎮文職僚佐考》等書。
關于讀書人群體之研究，早期主題是出與處、仕與隐；接着是哀時命、傷淪谪；唐代開始，則要關心遊行幹谒、遊幕；宋代更要注意向下階層、地方化、商業化流動的趨勢；明清則因讀書人治生愈發困難，激發并擴大了之前的所有問題。
唯清代大僚多樂于編書，除傳統的類書、文獻集編之外，尤其熱衷編修方志（既有清初顧炎武、顧祖禹之提倡，近又受乾隆五年朝廷修成《大清一統志》之鼓舞）。前者如阮元編《經籍纂诂》，後者如畢沅委任章學誠修《湖北通志》《常德府志》，都替天下寒士提供了不少生存機會。
三、遊士生涯、奔波江湖
在一個讀書人跟官仕團體高度重合的社會，章學誠本來也打算學以求仕，走父親的老路。但乾隆二十五年，赴京師應順天府的鄉試，即未能中舉。隔年再赴鄉試，又被斥落，于是隻好就學于國子監。
為何要去國子監當學生？發奮讀書做學問？不是的。明清國子監及各級學校，跟現在一樣，都不做學問，隻翻來覆去背誦、模拟考試、做習題，以謀科第。落第生亦往往栖身其間，以謀衣食。
謀衣食？是的，因為學校與書院都提供膏火，雖沒多少錢，暫時栖身，差可餬口。
可惜他基礎太差，在國子監讀書，考試名次常在最後幾名，受盡蔑視。直到乾隆三十年，二十八歲了，才入翰林院編修朱筠門下學習。
乾隆三十二年，章學誠曾一度打算“屏攝一切，發憤為決科計” 。但這年，朱筠奉诏修《順天府志》恰好給了他啟示。他本來就艱于生計，故趁機參與修撰《國子監志》。
次年，章學誠父親卒，全家十七八口皆來北京，他更隻能寫信請求老師朱筠幫助尋求編書之職，“此直生死之關，夫子大人，當有以援之。”
乾隆三十四年，又替秦芝軒校編《續通典》之《樂典》。看起來編書的事業可以樂觀開展，可是跟一起修《國子監志》的人卻意見不合，到三十六年，終于辭去。
乾隆三十八年，又獲朱筠介紹，到和州參與編《和州志》。
時來運轉，是乾隆四十二年，應順天府鄉試中舉，次年中了進士。也通過了入仕的儀式，時年四十歲。
但他随即自認迂疏，不具備做官的素質，始終未真正踏入仕途。
為什麼？
一是經過了幾十年的周折，到底做官還是做學問才是自己的人生志業，已經弄清楚了。乾隆四十六年他在清漳書院時，曾向學生提出一道策問，問：“舉業将以應科目也，假使諸生亦已登進士第，無所事舉業矣，遂将束書而不觀耶？抑将尚有不能自已者耶？”其實即是說自己的答案。考試、應科舉，隻是一個過程，猶如人類學家根納普說的生命通關儀式（Rites of Passage）；讀書則是一輩子的事。
二是他雖沒正式入仕，可是因長期追随朱筠等人，遊走各大僚之幕府，對官場已有入乎其内的體會。深知自己沒處事理政的本領，處人也不圓融，做官根本不會有前途。即使勉強去做，也隻能跟朱筠一樣，坐冷衙門，幫閑，編編書。
而編書隻要遊曆找到機會就能編，亦不需入仕。像戴震并無科名，奔走江湖一生，到處都能有人請他編書；參加殿試，賜同進士出身之後卻仍是編書，而且還馬上死了，什麼好處都沒有。則入仕為官，究有何益？
三，對章學誠來說，利比名更現實更重要。他首先要解決貧寒問題，國子監學生的膏火，固然不足以養家；考上進士後，分發去做什麼官呢？國子監典籍。這豈不又回到原點了嗎？無奈，仍隻得遊曆覓食。
遊亦困難，遇合不偶。乾隆四十六年，胡譜：“三月，去遊河南，失禮于?海度，不得志而歸。中途遇盜，盡失其囊箧及生平撰。狼狽衣着短葛，走同年生張維祺于直隸肥鄉縣衙。維祺聘主肥鄉縣清漳書院講席。生活仍極困難，屢緻書梁國治、邵晉涵等求救。”
乾隆五十二年，想想不是辦法，還是回歸官場，起碼吃飯可有保障。聽說他中式那年的進士可以開選了，即趕去吏部投牒。結果路上又碰到打劫，“生計索然，轉投友家者幾一年”（胡譜）。
拖到十月，據說可以分發到知縣了，想想又不能幹。放棄了，還是回到保定。
在保定，友人周震容來訪，相與讨論《養蒙術》，争執老半天。僮仆聽了都覺得好笑，诮曰：“此省垣地，不走谒熱官，乃聚訟此無益言語。是宜吾侪之不得飽也。“
周震容乃介紹他去畢沅幕。他遂緻信畢沅曰：“愛才如閣下，而不得鄙人過從之蹤；負異如鄙人，而不入閣下裁成之度，其為缺陷奚如？”文如唐人幹谒，頗可笑，但得到了賞識，開始編《史籍考》。
然而好夢常短，乾隆五十九年，畢沅即因湖北邪教案奏報不實，降補山東巡撫，章學誠就也就同時丢了飯碗，《史籍考》亦顧不上了。
狼狽返鄉，無以存活，乃遊揚州、會稽，希望能得到阮元的幫助；一時未有所獲，而得到畢沅複任湖廣總督的消息，故立即北上。一方面是可以把《史籍考》等殘稿做完，一方面也才有職務有收入。
不料畢沅剿匪甚忙，無暇文事，弄得他狼狽愈甚，簡直要做乞丐了。幸而他老師朱筠的弟弟朱珪實授兩廣總督，他趕緊《上朱中堂世叔書》求救：“楚中教匪尚爾稽誅，弇山制府武備不遑文字。小子《史考》之局，既坐困于一手之難成，若顧而之他，亦深惜此九仞之中辍。遷延觀望，日複一日。今則借貸俱竭，典質皆空，萬難再支。隻得沿途托缽，往來青徐梁宋之間，惘惘待傥來之館谷。”
傥來之館谷，指的就是我前面談到的：不知道能不能覓到的坐館教書之機會。
這機會終于還是沒來，是以次年他寫了一篇《天玉經解義序》。這是一本相地的書，故胡适批評他終究不脫紹興師爺見解。其實這是胡适飽漢不知餓漢子饑，它與紹興師爺的刑名刀筆也沒關系。
刑名師爺、錢谷師爺，也是幕僚，需有官員聘用。章學誠遊幕的本事，隻在編書、寫文章，不能琴棋書畫之務虛，亦不能刑名錢谷之實用，況且此時的困局，正是找不到雇主。是以從他寫這篇文章，強力替看地相風水洗白，說《周禮》可以找到淵源來看，他這一陣子可能正在研究“候風脈水之理”。
因為，讀書人無館可坐、無官可為、連做官的幕僚亦不可得時，隻能脫離這個“讀書-考試-當官-著作”的邏輯，另從民間謀生路。
讀書人在民間可做什麼呢？醫（看得懂醫書，再有點臨床經驗，即可行醫或坐診。宋朝以後“儒醫”興起，其内在原理即在于此）、巫（擇日、相地、合八字、看風水、婚喪主禮等）、書（對聯、牌匾、抄寫、代書、代編家牒族譜等）、藝（協助宗教或藝術團體、出版社制曲、編劇、編撰校刊小說戲曲寶卷勸善書等）。章學誠自己在乾隆五十年八月即曾刊刻《太上感應篇》，現在走投無路，或許會想試試去看風水。
幸而他終究不需如此。嘉慶三年，在杭州靠阮元、謝啟昆之支援，續修《史籍考》，編成三百二十五卷，一舉解決了衣食和志業問題。
但此書終于未能流傳，僅有草創時的《論修史籍考要略》和成書時的《史考釋例》二文以及《史籍考總目》留存至今。他一個讀書人，想靠著作使志業不朽，畢竟還是頗有遺憾的。
四、書呆志業觀之檢讨
把這些遺憾合起來看，我們還是可以發現一些“學術”問題（同情、遺憾、感慨、咨嗟、甚至對曆史人物生平的處境描述，據說都不是客觀學術，沒有認知意義，隻表達了一點情緒），是以我們也要學術一下：
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1919年在慕尼黑曾做過《以政治為業》和《以學術為業》的著名演講。以學術為業與以政治為業對舉，屬己與屬他、自由與專制、真善與統治，在近代影響深遠，常被用來作為分析知識人群體的模型。
然而，實際上其說問題甚多，形式性的兩兩對舉，也根本不能說明大陸“士”或“知識人群體”的狀況。
因為你看我對章學誠這類人的描述，就知道：以學術為業與以政治為業，兩者不見得沖突、對立，都受“生活”這一杆秤所操縱。以緻三者相擰共生，終極關懷也遊移轉注，相持、相偕、相協、相抗，混為一體。這才是生活的實況，不是韋伯這類書呆子所能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