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中國航空界而言，1983年5月5日是個格外難忘的日子。正是在這一天裡，中國發生了“劫機第一案”：
原定從沈陽飛往上海的民航296号三叉戟飛機，在六名劫機犯荷槍實彈的脅迫下，最終迫降到了當時還被稱為是“南北韓”的南韓；而因為當時的外交問題，六名劫機犯最終得以被南韓政府“輕拿輕放”，甚至逃往台灣繼續生活。
實際上，在這一場“劫機行動”裡，有一對“有情有義”的“野鴛鴦”，他們就是劫機犯的“首腦人物”卓長仁和他的“小情人”高東萍。在成功逃到台灣後，兩人滿以為日子就可以從此“高枕無憂”，便和其他幾名劫機犯分道揚镳，走上了自認為的“發财之道”；
可是，随着時間的推移，卓長仁的野心最終将他送上了絕路，而幾名劫機犯剛到台灣的那段潇灑快活的日子，也就此成為了一場“黃粱美夢”——
一、劫機
1983年5月5日，沈陽的天氣風和日麗，十分适合飛行。上午10點49分，駕駛員王儀軒與和成林一起，根據沈陽飛機場的塔台訓示，駕駛着民航296号三叉戟飛機，順利地飛向了藍天白雲之中。
誰也不知道，此刻的飛機前艙的第六排當中，正坐着六名喪心病狂的劫機犯，而為首的卓長仁正靠在座椅上歪着頭，目光緊盯着窗外掠過的藍天白雲，盤算着在什麼時候“下手”最為合适。
在後來公安民警們的調查當中，六名劫機犯的“行動”實際上早有預謀，尤其是主犯卓長仁，在從遼甯省某航空學校畢業後，很快通過種種手段，被“提拔”進了省機電裝置公司，負責擔任統配汽車計劃員。
那個時候，小轎車還是搶手貨，卓長仁利用手裡“統配”的權力，長期在省内倒賣汽車，又把黑錢拿來行賄受賄，為自己編織了一張龐大的“關系網”，而他就端坐其中，坐收漁利。
好景不長，1982年，卓長仁遭到群衆舉報，被公司勒令停職交代問題。卓長仁知道，一旦罪名落實，迎接他的将是無盡的牢獄之災，是以，膽大包天的卓長仁和自己長期勾搭的情人高東萍一起，又叫上了幾個“臭味相投”的“兄弟”，開始策劃如何從沈陽“外逃”。
火車、汽車都不夠靠譜，很快，幾個人就把目光盯上了飛機：
1983年2月，以卓長仁為首，幾名劫機犯開始專門收集有關飛機起飛、降落時的知識，了解各種飛行地圖，甚至還托關系進入了沈陽軍分區的靶場内練習射擊；
除此之外，卓長仁還找到了當時在沈陽東塔機場值機室工作的某副主任，以六個假名購買了六張機票；而那位副主任由于受過卓長仁的賄賂，不僅為他安排了前艙的“好位置”，還無意間透露了機場安保的詳細情況——他不知道的是，這些消息，都為卓長仁後來的劫機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除了卓長仁，另外幾名劫機犯也對于即将到來的行動“做足了準備”：姜洪軍和安衛建想方設法弄來了沈陽體院保衛處的四把手槍，在卓長仁的帶領下，他們順利繞過了還沒有裝安全門的機場安檢系統，荷槍實彈地登上了296号三叉戟飛機。
起飛後不久，飛機順利進入了9千米的平流層地帶，開始按照規定航線進行平飛。與此同時，來到客艙拿東西領航員王培富敏銳地覺察到了不對勁：坐在前艙的六個人鬼鬼祟祟、交頭接耳，動作顯得十分可疑。
出于職業敏感，王培富在傳回駕駛艙時，特地提醒了一下乘務員程梅：“後邊那幾個人，你注意一下。”
回到駕駛艙後，王培富仍舊覺得不放心，便把這件事彙報給了機長王儀軒。因為前段時間剛有類似的劫機事件發生，王儀軒聽完以後，果斷決定要大家做好“反劫機準備”：
王培富鎖上并用腳抵住了駕駛艙的艙門，報務員王永昌攥住了消防斧，機械員林國榮則拿起了一個水瓶防身。
王培富的直覺并沒有錯。就在他回到駕駛艙後沒過多久，幾名劫機犯就先後跳了起來，其中一人兇相畢露，掏出手槍指着旅客高聲喊道：“誰也不許動！”
緊接着，幾個人朝着駕駛艙艙門連開7槍，徹底破壞了艙門的鎖，沖進駕駛艙内。由于劫機犯手裡有槍，加之駕駛艙空間狹小，盡管提前做過準備，可是除了主駕駛和副駕駛以外，駕駛艙裡的幾個人還是先後被劫機犯打傷，并趕出了駕駛艙。
随後，卓長仁用槍使勁戳着機長王儀軒的頭頂，激動地喊出了自己的要求：“飛148°！飛南北韓！南北韓！”
二、迫降
起初，機長王儀軒隻将飛機調整了14°，預備飛向大連機場求救；可是很快，卓長仁就靠自備的方位儀發現飛機并沒有按照他的指令飛行，他頓時暴跳如雷，沖過來和王儀軒争搶飛機駕駛杆。
争搶間，駕駛杆被卓長仁瘋狂下壓，飛機被迫急劇向下俯沖，沒幾分鐘就從9000千米的高空迅速下降到了800米。劇烈的俯沖讓飛機上的乘客們十分痛苦，有不少人當場嘔吐起來，沒放穩的行李和飲料水瓶更是掉得四處都是，客艙裡滿地狼藉。
終于，在距離地面隻有600米的高度時，王儀軒艱難地控制住了飛機。為了保護飛機上乘客的生命安全，王儀軒一邊給副駕駛和長林使眼色，一邊按照卓長仁的指令，緩慢地對準了148°方向，開始朝北韓半島方向飛去。
當時，中國和南北韓、也就是後來的南韓還并沒有建立外交關系，兩國之間互不承認、互相隔絕，這也是卓長仁等劫機犯選擇前往南北韓的原因。不過，王儀軒仍舊希望能夠在保障安全的同時，将劫機犯繩之以法，是以，在他的計劃裡，北北韓才是最終的落地點。
可惜的是，王儀軒的這一計劃再次落空了。由于在降落時，卓長仁沒有發現周圍攔截和警告的飛機，他很快猜到了這裡是北北韓而非南北韓，氣急敗壞地再一次沖上去搶奪駕駛杆；随着飛機在空中不斷“跳動”，為了乘客安全，王儀軒不得不再度提升高度，離開北北韓，迫降北北韓的想法徹底落空。
下午兩點，飛機飛進漢城空域，六架南北韓的戰鬥機立刻圍攏上來；與此同時，飛機儀表盤上的油量訓示燈也亮起了紅色，這意味着飛機如果再不立刻降落，就會因燃油用盡而墜毀。
無奈之下，王儀軒與和長林密切配合，兩人用高超的技術，最終将飛機平穩降落在了漢城春川機場的軍用直升機跑道之上。剛一停穩，劫機犯們便迫不及待地拉開艙門，看到外面荷槍實彈的美軍，他們不僅沒有緊張，反而得意忘形地喊出了自己的真實目的：“真是南北韓！快！給飛機加油，我們還要繼續飛往台灣！”
然而，王儀軒卻撕掉了所有手裡的飛行雲圖和資料内容，斬釘截鐵地拒絕了劫機犯的要求：“飛機已經壞了，飛不了了！”
由于機長拒絕駕駛飛機，并且堅稱飛機已經“損壞”，劫機犯很快更換了要求：他們要和台灣方面的人“對話”；
與此同時，王儀軒也在和乘務人員極力保護着乘客們的安全，并且和美韓司令部及聯合國軍總部人員進行斡旋，要求傳回大陸，懲治兇手。
最終，在經曆了各方長達八個小時的僵持和談判下，劫機犯同意釋放“人質”。在南北韓當局将劫機犯接走送往未知的隐蔽地點以後，飛機上的乘客和機務人員終于得以安全離開飛機，而因為劫機犯開槍而受傷的機組人員也終于得到了醫院的救治。
不過，由于當時中韓還沒有正式建交，六名劫機犯沒能成功地從南北韓引渡回國，而是在南北韓的政府法院中接受了審判。這其中，除了首犯卓長仁被判處了六年有期徒刑以外，其他五人僅被判處了四到五年的有期徒刑，這樣的判罰無論是放在現在還是過去，都不可謂不是“輕判”了；
而令人吃驚的是，就在一年以後，南北韓政府竟突然宣布要求這六名罪犯“停止服刑”、“假釋出獄”，并且立刻将他們“驅逐出境”。就這樣，在台灣當局的運作下，六名劫機犯轉道台灣，開始了他們的“新生活”——
三、夢碎
實際上，早在卓長仁等六名劫機犯在南北韓入獄服刑以後不久，台灣當局就開始對他們有意進行了“包裝”，還做了不少輿論造勢，把這幾個人從窮兇極惡的劫機犯，變成了“冒死追求自由的反共六義士”；
甚至還有人專門組成了“救援會”，為救出這六位“義士”而不斷奔走牽線，先後雇傭了多達十八人的律師及翻譯團，前往南北韓“救人”。
在吹捧當中，抵達台灣島的卓長仁等六人得到了台灣當局的“熱烈歡迎”，不僅得到了當時台灣“一把手”蔣經國的親自接待，當局還為他們贈送了房宅和巨額黃金，蔣經國甚至特地訓示“總統府秘書長”要好好為他們安排工作和生活，讓他們可以衣食無憂。
原來，在當時的台灣島，随着蔣介石的死亡，國民黨和“蔣家王朝”已經岌岌可危，而美國在台灣撈不到什麼好處以後，态度也開始逐漸冷淡下來，加之群眾們對“蔣家王朝”的好感度降低，國民黨政黨處在風雨飄搖的邊緣；
就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蔣經國寄希望于借這幾名劫機犯來“炒作”一把，以得到一種“台灣好到值得大陸人士冒死前來投奔”的效果。可是，他沒想到的是，他這一番舉動，卻是在“引狼入室”——
起初，作為劫機犯的主犯，卓長仁和自己的情婦高東萍在台灣島的日子很是風光。在蔣經國的訓示下，台灣當局不僅将卓長仁安排到了“大陸問題研究中心”中擔任所謂的“研究員副主任”職務，也為高東萍安排了相應的工作。
然而，卓長仁的所謂“反共”口号也隻不過是為了迎合台灣政府而随口喊的，等真坐上“研究員”的位子以後，卓長仁腹内空空，一句有用的話都說不出來，隻能把所謂的“反共”“自由”拿出來翻來覆去地炒；
不僅如此，卓長仁還在研究中心内處處橫行，仗着自己是個“特權人物”欺壓同僚、遊手好閑，引發了不少民憤。
天長日久，研究中心發現，自己實在供不起這麼一尊“大佛”，于是為他辦理了“停薪留職”，并且将他送到台灣的“政戰學校”進行“深造”，寄希望于他能自我檢討；
可是，卓長仁壓根不想學習，在停薪留職後，卓長仁帶着情婦跑去跟台灣當局“哭窮”。很快，在台灣當局的安排下，卓長仁又開始拿着所謂的“補貼”，在島内各個電視台、學校、工廠裡四處巡回演講，并且按照“劇本”，将大陸生活抹黑得“水深火熱”，他則搖身一變，成為了“奔赴自由的義士”；
由于他真的出身于大陸城市，卓長仁的演講還曾經為他收獲了一票觀衆。不過，随着時間的推移，台海兩岸關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反共”不再是“主流觀念”，卓長仁也是以漸漸失去了價值；
與此同時，由于卓長仁曾經在大陸結過婚，後來又在台灣和情人高東萍重新領證結婚，并且在二次婚後仍然四處“沾花惹草”，有不服氣的群衆将卓長仁告到了法院，卓長仁是以被以“重婚罪”判處了一年有期徒刑、緩刑三年。
從“風光無限”到“跌落神壇”，卓長仁認為的“發财生活”好似昙花一現，很快就被他揮霍一空。不僅如此，台灣當地的群眾也逐漸看清楚了這幾個所謂“反共義士”的真面目：
有一次，卓長仁因為違章被台灣交警查處，不服氣的他想要當街耍橫，卻被當地群眾團團圍住，有人甚至憤怒地指着他鼻子罵他是個“劫機罪犯”；
由于街上人多勢衆，卓長仁感到情況不妙，隻好壓抑怒火，低頭認罰。台灣這個他心目中的“理想天堂”，在榨幹了他的價值後，将他棄如敝履，而卓長仁也在這其中，徹底“黃粱夢碎”……
四、終結
離開研究中心、又結束了演講生涯以後，卓長仁開始想方設法地掙錢。在經過一番“調查”後，卓長仁決定将台灣當局贈予他的所有财産一股腦地投入到房地産公司和投資公司當中，寄希望能翻倍回本；
誰承想，房地産和投資全都賠得“血本無歸”，卓長仁不僅還不上債，連住房都被法院收走拍賣，曾經的坐擁台灣千坪以上土地的“卓富豪”，就此淪落成為了“街頭乞丐”，連情婦高東萍都想要離他而去……
悲慘和憤怒，讓卓長仁再度選擇了“铤而走險”。他重新聯系上了當初和他一起來台的那幾名劫機犯，幾個人策劃了一場自認為天衣無縫的“綁架行動”：
1991年7月的台北，天氣悶熱，日頭毒辣，路上行人匆匆，誰都想趕快趕回家吹風納涼。然而，就在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的鐵木真建築公司當中，有幾個人窩在密不透風的密室裡，将目光鎖定在了不遠處國泰綜合醫院的樓上——
很快，國泰綜合醫院副院長的兒子王俊傑遭到綁架的消息就傳遍了台北市，綁匪向副院長勒索新台币五千萬元，作為兒子的贖金；
可是，這位副院長不知道的是，自己的兒子王俊傑早已經在被綁架的同時慘遭殺害，而下此毒手的不是别人，正是曾經那幾位“反共義士”當中的兩位：卓長仁和姜洪軍。
同年11月，台北警方偵破此案，抓捕了包括卓長仁在内的三名綁架犯；1992年12月底，台灣桃園地方法院以綁架罪和殺人罪判處卓長仁、姜洪軍等三名綁架犯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可笑的是，在得知自己被判處死刑後，卓長仁一邊被吓得兩股戰戰、要靠着手裡的拐杖才不至于跪坐在地；一邊又對着法官和法庭破口大罵，其惱羞成怒的可恥形象，成為了他在人世間、在人民群衆面前露出的最後一副難堪嘴臉……
面對卓長仁的死刑，有台灣媒體曾經評論稱：“自由的真谛為何，值得吾人深省。”實際上，這句話也值得我們深思。自由，固然十分重要，可是無節制的自由，卻是堕入深淵的開始。知法、懂法、守法，隻有正确的自由，才是健康的自由，才是我們應當為之奮鬥的自由！
參考
書籍《記者風景線》
書籍《沈圖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