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熙豐變法，無論在中國改革運動史還是在中國古代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宋史學界研究的熱點問題。然而人們在研究這場變法時，總是偏重于王安石的變法思想及其所起的作用，而宋神宗的變法思想卻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本文拟就熙豐變法前宋神宗變法思想産生的背景，變法思想的萌芽和變法思想的最終形成等問題進行了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宋神宗變法思想形成的背景
宋神宗的變法思想是在特定的時代背景和其成長的環境背景影響下形成的，其背景因素可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時代背景
宋初統治者為矯唐末五代以來割據紛争，政權更替頻繁之弊，在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采取一系列具體措施，将政權、财權、兵權、司法等大權集于皇帝一身，同時亦對官僚機構和軍事機構進行了改革，進而建立起一整套空前強化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制度。這種制度對于維持政局穩定、國家統一和經濟的恢複與發展，在一定時期無疑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然而這種矯枉過正的集權體制自身就潛伏着沖突與消極因素，并随時間的推移而日益明顯，終于到北宋中期形成了冗官、冗兵、冗費三大社會痼疾和積貧積弱的社會局面，并由此而引發出嚴重的社會危機。
首先，是嚴重的财政危機。日益龐大臃腫的官僚集團緻使到嘉佑年間“官吏繁冗，十倍于國初之時”。形成官多而庸的局面。軍隊數量亦急劇增加，慶曆時，兵數竟為宋開國時的六倍，形成兵多而弱的局面。此外，統治集團的大肆揮霍更是對緊張的财政狀況雪上加霜。仁宗時，國家财政已入不敷出，英宗治平二年，财政更是虧空達一千五百萬缗！
其次，是嚴重的統治危機。對内，宋統治者為彌補财政虧空，而加強了對百姓的剝削和壓榨，加上宋朝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使土地高度集中，貧苦百姓“無立錐之地”，是以北宋中期，階級沖突不斷加劇。農民、士兵起義此起彼伏，“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夥）強如一火（夥）”。他們“白晝公行，擅開府庫，其勢日盛”。嚴重影響了北宋王朝的統治秩序。對外，“守内虛外”的軍事政策使宋軍禦敵不利，自宋太宗“不敢北向”之後，宋軍不但無力恢複燕雲十六州，而且反被不斷進攻。邊患也嚴重威脅着宋朝的統治，而巨大的戰争耗費、賠款與養兵之費又加重了宋的财政危機。宋王朝面臨着财困兵弱，内憂外患的嚴重局面。歐陽修曾歎息道：“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驕于内，制度不可為萬世法而日益叢雜。”這正是當時社會沖突的寫照。
（二）社會思潮背景
面對積貧積弱之弊日益嚴重的局面，一些有識之士的危機感逐漸強化，他們打破宋初以來黃老思潮影響下的循默苟且、頹堕寬弛的政風，而越來越強烈地發出了革除弊政、變法圖強的呼聲，變法思潮逐漸興起。
早在真宗時，王禹就提出一系列“改轍更張，因時立法”的主張，其後宋祁也提出“去三冗，節三費”的改革建議。到仁宗時，改革呼聲彙成一股高潮，“方慶曆、嘉，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變也”。而範仲淹就是這一時期要求變革的士大夫中的代表人物，他對于改變以往循默之政風，而開啟“大厲名節，振作士氣”的政風起了重要的倡導作用。他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繼而提出“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奸雄，明國聽”的改革建議。宋仁宗迫于嚴重的社會危機，“方銳意太平” ，于慶曆三年（1043）起用範仲淹為參知政事，籌劃變法。與此同時，一批有革新思想的士大夫也走上了政治舞台的前列，如富弼、韓琦、歐陽修等人。範仲淹提出：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指令等十項改革方案，其中以整頓吏治為重點，仁宗基本采納并頒行全國，史稱“慶曆新政”。新政雖遭失敗，但對朝野士人産生了很大的影響。以範仲淹為代表的參與新政的諸大臣，日後成為廣為士人所尊崇的憂國憂民的楷模，而革新振作的風氣也已開啟，并浩浩蕩蕩，逐漸成為時代的最強音。
從慶曆新政到宋神宗發動熙豐變法前的二十多年間，變法思潮綿延不斷，士大夫紛紛針對時局，提出變革的主張。在衆多改革聲中，最具影響力的是王安石的變革主張。嘉佑三年（1058），王安石奏呈《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洋洋萬言，号稱《萬言書》。他認為“方今之急”在于通過“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來培養和選任“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對教育和科舉制度進行全面改革，在經濟方面，．他針對“患在治财無其道”，提出了“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費”的理财路線。《萬言書》并沒有受到晚年仁宗的重視，但在士大夫中卻産生了很大反響，王安石也是以受到廣大主張革新的士大夫們的推崇，成為這一時期力主變革者中的代表人物。司馬光說他“獨負天下盛名三十年，才高學富”，劉安世也說“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王安石）不作執政為屈”。可見變法圖強已成為那個時代在士大夫中廣泛流行的一種思潮。在這股改革思潮的影響下，一些地方官在轄區内進行了一些改革的嘗試，開啟了熙豐變法中許多改革内容的先聲。
宋神宗便生長在這樣一個内憂外患，而又變法思潮方興未艾的時代，這種環境與氛圍便成為宋神宗變法思想醞釀、産生的土壤。
（三）家庭影響
宋神宗生長于宗室，身為太宗之曾孫，他常負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與憂患感。後米他曾說：“朕每思祖宗百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一庸人，嘗痛心疾首”，“國家承祖宗之業，升平如此，朕嗣守大器，日夜恐懼，以思為治之道… … ”而神宗即位前後一段時期内，慶曆新政中的革新派大臣成為朝中重臣，這一波瀾壯闊的改革運動勢必給神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神宗之父英宗，雖在位不到四年，但卻是個“有性氣，要改作”的皇帝。他鑒于仁宗以來的弊政，向執政提出了“積弊甚衆，何以裁救”的問題，他還針對“歲月既深，吏員猥積”、“倍者數矣”的狀況，下诏将各品級官員的轉遷年限加以延長，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冗官”給朝廷财政造成的壓力。為廣進賢才，英宗命宰執大臣推薦才行之士以充館職。
他說：“先帝臨禦四十年，天下承平，得以無為。朕方屬多事，豈敢自逸，故改此殿名。”并讓寵臣王廣淵書寫《洪範》于屏風上，說：朕遇臣下常務謙柔，聽納之間，則自以明斷，此屏置之座右，豈特無逸之戒。”足見，英宗是一位志在有為的皇帝，可惜英年早逝，其抱負無法施展。由以上叙述可見，父祖們的勵精圖治之舉與革新圖強之志對宋神宗變法思想的産生無疑起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二、變法思想的萌芽
宋神宗幼時，便“知祖宗志吞幽，薊、靈武，而數敗兵”，立志“雪數世之恥” ，到十多歲時，神宗就“慨然興大有為之志，思欲問西北二境罪”。軍隊的孱弱、對外戰争的失敗、國威的蒙辱是促使神宗具有雄心壯志的最初原因和根本的動力。
宋神宗在東宮讀書時，就十分崇尚法家學說。在法家之中，他尤其喜歡韓非。治平二年十月，神宗拿出新抄錄的《韓非子》，讓府僚校對。侍讀孫永說：“韓非險薄無足觀”，神宗便托辭道：“錄此備藏書之數，非所好也。”“非所好”顯然隻是托辭，否則他就不會親自抄錄了。事實上，法家學說對神宗确有很大的影響。在後來談論治國之道時，宋神宗常常提起一些古代銳意變法的法家人物，“若古之立功名者，管仲之于齊，商鞅之于秦，吳起之于楚，皆使政令必行”。法家學說中改革進取的精神與“法”、“術”、“勢”相結合的加強君主專制的思想，對宋神宗的一生都産生了深遠的影響。正是這種影響，才成就了宋神宗日後轟轟烈烈的變法大業。
在宋神宗的皇子時代，王安石是對其影響較大的一位力主革新的大臣。父親英宗即位時，神宗16歲，這期間王安石的改革理論在社會上有了更廣泛的影響。加之在颍邸任職的韓維、孫永等人是王安石的崇拜者，在其日常講論之間，神宗也會受到他們的影響，而對王安石更加關注。尤其是身為王安石好友的韓維，“每講說見稱，辄曰：此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他甚至要推薦王安石代替自己“太子庶子”的職位。對此，“帝由是想見其人”，而越發對王安石及其政治觀點，尤其是改革思想産生了興趣與好感。王安石的變革主張勢必對宋神宗變法思想的産生起到了重要的啟示與鼓舞作用。
三、變法思想的形成
從治平四年（1067）宋神宗即位到熙甯二年（1069）起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發動熙豐變法的這段時間，是宋神宗變法思想由萌芽到初步形成的時期。宋神宗即位，親掌國政後，面臨的是日益窘迫的财政危機，國家“百年之積，惟存空薄”又“四年之内，兩遭大故… …所費不可勝計”，國庫比仁宗晚年時“又益削”。大臣們疾呼：“财用不足，生民無以為命。國非其國也。”宋神宗不得不開始關注現實的問題：财政匮乏。他認識到要“強兵”就必須先“富國”，富國是宋神宗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宋神宗雖有銳意革新的志向，但缺乏成熟的具體構想。于是在施政中，神宗邊思考邊探索。
（一）下诏求治，廣開言路
為了集思廣益，廣求治國良策，神宗下诏求治。诏書說：“惟治忽在朕躬，夙夜兢兢，上思有以奉天命，下念是以修政事之統”，“夫辟言路，通上下之志，欲治之主所同趣也”。“惟爾文武，其各體朕茲令之非徒也。”進而向天下人昭示了他勵精圖治的堅定決心。神宗求治心切，常向大臣表露出急于圖治的心情，“當沖人嗣位之始，是王者有為之秋”，“方即政之初，止賴卿與朕戮力圖治”，“國之休戚卿當與朕共之”。對此，韓維勸谏神宗“天下大事不可猝為，人君施設，自有先後，惟加意謹重”。神宗接受了他的建議，進而以更為慎重的态度尋求治國良策。
求治诏書下達後，大臣們紛紛進言獻策。其中張方平和司馬光的上疏最為典型，對神宗的影響也較大。張方平主張針對财力困乏，應減省各項浮費；他鼓勵宋神宗對現實狀況加以改革，“變而通之以盡利”；主張“節以制度不傷财，不害民”；提倡朝廷重視食貨，發展經濟，對神宗的變法思想産生了重要影響。司馬光也為神宗分析了國用不足的原因，“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并提出節用的主張。神宗還曾詢問司馬光富民之術，司馬光認為“凡富民之本在得人”，這些建議無疑對宋神宗的變法思想起了一定的啟迪作用。
（二）不斷探索，改革嘗試
宋神宗除了對大臣們的建議加以吸取和借鑒外，還在實際的施政過程中不斷探索，并進行了改革嘗試，進而促進了其變法思想的逐漸形成。改革的嘗試可歸納為以下三方面：
1、重視理财。
宋神宗的理财思想以“節用”為主，但也有促進生産發展，減輕農民負擔的一面。熙甯元年（1068），他對文彥博說：“當今理财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以不豐，大臣宜共留意節用。”此外，神宗還就冗官厚澤，恩蔭太濫以及宗室等方面的問題采取了一定的改革舉措。宋神宗還十分關心民間農業生産，重視水利設施的興修。熙甯元年（1068）六月，他下令在保州進行築提、掘溝等水利工程的興置。此後，他又下令命諸路監司官訪尋各州縣可興複的水利工程遺址，并加以興修。而且，對在興修水利工程中作出成績的人加以表彰獎賞。這一措施對于發展生産、提高農業産量、增加社會财富，無疑是有積極作用的。神宗兩次下诏，命“官吏有知差役利害可以寬減者，實封條析以聞”。于是韓绛、司馬光、吳充等人紛紛獻計獻策，并針對役法改革進行了廣泛的讨論。之後，神宗命趙、陳薦總結“中外臣庶”的條奏，為以後的役法改革作了充分的準備。差役改革為保障農民生産時間，促進生産發展有一定的積極作用。我們可以看出，開源與節流并用，是宋神宗理财思想的一個特點。
2、館職考試的改革。
宋神宗一向重視“擇人”，選撥優秀的官員。治平四年（1067）閏三月，神宗下诏對館職的考試方法進行改革，罷廢以前隻以考試詩賦來錄取館職官員的辦法，而代之以考試與時政相關的“論一首，策一道”。這一舉措不僅使館職官的
政治素質得以提高，也使學者們更加重視現實的政治問題。這一改革成為熙豐變法中科舉考試改革的先聲，這也顯示了宋神宗對教育和選官制度改革的務實思想。
3、軍事戰略思想的形成。
宋神宗即位後，關心軍事及對外方略。為此他曾向慶曆新政時的變法派大臣富弼進行請教，而其“願二十年口不言兵”的回答使宋神宗頗為失望。宋神宗長期以來強兵的願望使他不甘心守成、無為，他要進取和開邊。治平四年時，陝西轉運使薛向上疏，建議招納橫山族長，進而對西夏逐漸采取攻勢。神宗對他的主張很是欣賞和重視，并對薛向加以賞賜。熙甯元年（1068年）七月、韓琦上奏請求修建筚篥城，這樣便可與雞川寨、古渭寨相通，“成外禦之勢”。同時也消除了西夏吞并古渭一帶各蕃部的危險，并隔斷了西夏同瞎藥、木征、青唐等族的交結，這就是“斷西夏右臂”的戰略。宋神宗馬上采納了這個建議，并親自将筚篥城定名為“甘谷城”。這一措施有利于加強西北地區抗禦西夏的能力，并從戰略上開啟了“斷西夏右臂”的行動。同年，新安主簿建昌軍司理參軍王韶，在對西北進行實地考察後，奏上《平戎策》三篇。他認為“西夏可取”。他提出：首先收複河、湟，把住宋的西北大門，使夏人無機可乘，腹背受敵；其次，威服吐蕃，兼并諸羌，避免西夏與吐蕃的聯合，使西夏孤立，這樣西夏就無法對宋構成威脅，宋就不怕西夏不服了。王韶這一有戰略眼光的建議，與宋神宗的願望不謀而合。神宗看後，“異其言”，并召王韶面談，提升他為管幹秦鳳路經略司機宜文字。王韶的建議使“斷西夏右臂”的設想又大大向前邁進了一步，進而更具積極進取的姿态。這一政策對宋神宗的軍事思想産生了極大的影響，成為宋神宗在熙豐時期對西夏戰略的指導思想。
從宋神宗即位初期的改革嘗試中，我們可以看出，在熙豐變法之前，宋神宗已在富國、強兵、選仕制度方面初步形成了變法思想，雖然還不成熟，不系統，但已具雛形，成為熙豐變法思想的根基。
（三）用王安石，啟動變法
在宋神宗的變法思想中，理财是他最關注的現實問題，但是側重于“節用”的理财方法，對于解決财政危機，積蓄财富以開邊，簡直是杯水車薪。宋神宗要“大有為”，而不是點滴的改良，他要尋找一種創造性的、開拓性的方法來改變國貧兵弱的現狀。于是他想到了王安石。王安石的《萬言書》給神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其“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費”的觀點給宋神宗很大的啟發。于是宋神宗毅然起用王安石，召入京城，詢以治國之道。王安石“開源”的理财之術對神宗啟發最大。王安石提出“其于理财，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善理财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陛下果能理财，雖以天下自奉可也”、“守财之言非正理”。神宗對王安石的這一主張大為贊賞“計治道無以出此”。從此，在宋神宗的理财思想中，“開源”便成為重點，而“節用”成為其次，但這并未改變宋神宗始終堅持的“開源”與“節流”并用。在熙豐變法中，宋神宗在廣為開源的同時，裁減軍隊、裁減冗官及多餘官僚機構等，這也是其堅持節流的展現。
王安石除了在理财、富國之術方面對宋神宗有很大啟發外，在文教、軍事方面對宋神宗亦有很深的影響。在文教方面，王安石反對“以詩賦記誦”取士，主張設“學校養成之法”，以選拔有實際才幹的人才。在軍事方面，他主張訓練士兵，并為軍隊“擇将”，以增強将領在戰争中的權力。對此宋神宗稱贊道：“此皆朕所未嘗聞，他人所學，固不及此。”
宋神宗之是以大膽任用王安石，啟動熙豐變法，就在于他對變法已經考慮得較為成熟，同時深信王安石是能夠輔助他完成富國強兵偉業的人才。他們的結合主要源于兩點共識：其一，要富國強兵就必須變法。神宗即位，面對積貧積弱的困境，其改革的“性氣越緊，尤欲更新之”。而王安石則早就提出“天下弊事甚多，不可不革”，他曾對神宗說：“修吾政刑，使将吏稱職，财谷富，兵強而已。”其二，欲行富國強兵之法，就必須理财。神宗“以國用不足，留意理财”，并認為“欲緻治于天下者，必富之而後可”。而王安石則早就對理财論述頗多。在王安石的啟發與影響下，宋神宗的變法思想日益發展、成熟。可以說王安石對于宋神宗變法思想的最終形成起了催化作用。
從宋神宗的變法實踐中，我們可以看出，宋神宗的變法思想不偏激，而是力求穩健。他既主張開源，又不放棄節流；既重視對人才的培養和選拔，又重視制度的改革和建設；既積極進取，又穩健持重；既重用變法派，又任用反變法派；既信用王安石，又時刻不忘加強皇權。正因為有了宋神宗這樣的思想指導，熙豐變法才得以順利而持久地推行下去。
文章刊載于《甘肅社會科學》2002年第5期。《中國曆史評論》編輯部選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