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的功績
在确立了毛澤東的黨和紅軍上司地位以後，朱德和周恩來一道積極協同毛澤東指揮紅軍行軍作戰，在我軍轉變形勢過程中作出了很大貢獻。
這裡，我想順便談談朱德在紅軍的發展時期所起的重大作用，以及我個人的一些見解，以寄托我對朱老總的深切懷念。
朱德從同毛澤東會師上井岡山到第一次反“圍剿”之前這段時間，雖然對湘南農軍編成的第三十、三十三團和二十九團兩次傳回湘南的問題，對紅四軍在福建龍岩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關于建軍原則問題，關于富田事變與肅反問題等，有過不同的意見，但都是屬于圍繞如何建設好紅軍，如何純潔内部、戰勝敵人的認識問題，又是在缺乏經驗的摸索階段發生的，這是黨内思想沖突與鬥争的正常現象，而且在後來的實踐中得到了共識。
在反第一、二、三次“圍剿”戰争中，朱德與毛澤東對戰術思想，作戰指揮，紅軍任務等都是步調一緻、同心協力的，因而形成了“朱毛紅軍”,成為蘇區人民的佳話，連敵人的報紙也誣稱“朱毛共匪”。
在他倆的上司與組織指揮下，取得了三次反“圍剿”戰争的勝利，使蘇區根據地迅速擴大，政權建設初具規模，紅軍不僅數量上擴大，而且從初期的遊擊戰轉到遊擊、運動戰，從殲滅小股敵軍到消滅敵幾個師的勝利。這些均有史料可查，本文不再贅述。
現在要說的是，關于毛澤東在甯都會議被免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以後，在1933年春為什麼仍能取得第四次反“圍剿”戰争勝利的問題。
當代的論著中有種種說法，我想，如果讀者打開曆史檔案，就可一目了然，得出正确的結論。
在第四次反“圍剿”戰争中，中央紅軍的兵力部署.戰鬥指令等，都是由中革軍委主席朱德或者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周恩來親自簽署的。
當時，蔣介石調集了50萬兵力，其規模比前三次大，兵力比前三次多。紅軍7萬餘人，經過黃坡、草台岡兩個戰役，共殲敵三個師，俘敵五十二師師長李明、五十九師師長陳時骥以下1萬餘人，繳槍1萬餘支，戰果比前三次反“圍剿”更大。
取得這次反“圍剿”戰争勝利的主要原因是，朱德等同志運用了前三次反“圍剿”的成功經驗，發展了他同毛澤東共同創立的打運動戰的思想和戰術原則，堅持從實際情況出發，靈活機動的指揮戰鬥，斷然撤離南豐、大膽退卻至具有有利地形的宜黃南部，堅決抵制了“左”傾冒險主義的作戰方針，取得了這次反“圍剿”戰争的勝利。
正是由于朱德的建軍思想與作戰指導原則等同毛澤東一脈相通，是以，在1934年1月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召開的第六屆五中全會時，朱德雖然參加了這次全會，卻沒有讓他加入中央上司核心，實際上，就是否定了朱德、毛澤東共同上司與指揮中央紅軍粉碎敵人曆次“圍剿”的戰略戰術和成功經驗。
在廣昌戰役中，李德到了廣昌前線以後，不首先到前沿陣地作實地考查，卻把每個碉堡、掩體修在什麼地方，都用紅鉛筆畫在十萬分之一地圖上，緊接着，就派我們這些作戰參謀下去核查督促落實，不給下面指揮員選擇有利地形構築工事的權力。
弄得我們下去同師團首長共同勘察定位時，竟找不到修建點在什麼地方，因為地圖與實地誤差很大，地圖上有的，實地沒有，地圖上沒有的，實地卻有，無法落實，朱德對這種做法很反感。
當我們回來彙報這一情況時，朱德聽了十分不滿地對李德說：不給各軍團、師首長以任何機動靈活權，靠圖上作業指揮，哪能行呢?繪制的地圖同實際地形不完全相符嘛，紙上談兵必定要吃敗仗，我們過去粉碎敵人的四次“圍剿”戰術，靠的是機動靈活，集中兵力，選擇隐蔽有利地形，發起突然襲擊，不死守城池而取勝的。
可是，朱德的正确意見不被博古、李德采納。結果，我軍遭受重大損失，招緻戰役失利。
在這種處境裡，朱德沉默寡言，很少說話，筆者看得出來，他憂心如焚，對“左”傾路線深感憤懑。但他嚴守黨的紀律，從來不在我們這些參謀人員面前和别的場合，議論當時的中央上司同志。
朱德利用這段時間深入紅軍部隊，作調查研究，并且經常到瑞金紅軍大學和幾所專科學校講課，主要是講紅軍粉碎敵人四次“圍剿”的成功經驗，他講得生動具體，活靈活現，聽課的同志們全神貫注，深受鼓舞。這是在那種特殊環境下朱德同“左”傾路線鬥争而采取的政策與方式。
在長征出發前，從一件“小事”上也可以看出朱德對博古“左”傾路線大搬家式的不滿與抵制。
1934年10月初，中央紅軍被迫作戰略轉移時，黨中央按照中革軍委上司同志的年齡、身體情況以及工作需要，給每位上司同志配一副擔架、 一匹坐騎、 一挑檔案箱子。
論年齡，朱德已經48歲，在中央上司同志中是最大的(董必武、徐特立、林伯渠、謝覺哉四人随軍委衛生部行動，不在内)。可是，朱德既不要擔架，也不要檔案箱子，隻要了兩匹馬，一匹乘騎， 一匹馱行李和檔案，這樣就節省了6名身強力壯的同志充實到戰鬥連隊。
實際上，馱行李檔案的那匹馬是随康克清指導員走在直屬隊後面，用作收容掉隊病号用的，成了我們直屬隊的公用馬，我發虐疾病時就多次騎過這匹馬。
正因為朱德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用各種方式抵制“左”傾路線，是以，陳雲在《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手稿中，在談到第五次反“圍剿”中軍事上所犯錯誤時沒有講朱德有責任，故提出“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
當代許多關于遵義會議的論著,都談到王稼祥、張聞天、周恩來在确立毛澤東的上司地位時所作出的貢獻。
實際上，從黎平會議到遵義會議，朱德也是毛澤東最積極的支援者，例如，朱德曾簽署了中央紅軍放棄北出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的指令，正是對毛澤東正确主張的支援。陳雲亦是毛澤東的積極支援者。
在遵義會議上，朱德雖然沒有發表長篇大論，但起的作用是别人代替不了的。因為朱德在紅軍中有崇高的威信，而這種威信又是從南昌起義以後在數百次戰鬥中逐漸形成和樹立起來的，他一天也沒有離開過部隊，始終同戰士一道戰鬥。這種在實踐中建立起來的威信，是誰也貶低不了的。
朱德為什麼最積極支援毛澤東出來掌舵呢?
道理很簡單，他從井岡山時期就同毛澤東合作共事，既建立擴大了紅軍，又一道粉碎了敵人的三次“圍剿”,建立了中央蘇區，在戰鬥實踐中同呼吸，共命運，産生了深厚的無産階級感情。這道無形的卻是客觀存在的堅固友誼之牆，是誰也推不倒、拆不散的。而在“左”傾路線統治與指揮下，不僅沒有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反而喪失了中央革命根據地。戰略轉移以後的3個月實踐證明，紅軍已損失一半，三人團已無法扭轉局勢，隻有推舉毛澤東出來挂帥，才能挽救紅軍、挽救黨，從逆境中擺脫危機。
在北渡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合的問題上，朱德的意見亦同毛澤東完全一緻。在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之後召開的軍事會議上，是朱德、劉伯承建議從赤水北上，選擇在宜賓與泸州之間的江面作為渡江點。因為他倆知道，這段江面較寬、流速較緩，利于大部隊渡江。
在從貴州向雲南、四川進軍中，朱德、劉伯承、聶榮臻經常率部先行，披荊斬棘，開辟通道。因為他們是四川人，比較了解民情、地形、氣候的情況。比如，劉伯承率領幹部團搶占皎平渡成功，搜集了七隻木船供全軍渡江之後，朱德建議毛澤東、周恩來、陳雲留在金沙江北岸指揮全軍渡江事宜，他和劉伯承又率幹部團和三軍團先行出發，攻占了通安，包圍會理，使全軍渡過金沙江以後，在會理地區得到了幾天的休整時間。
在翻越雪山前，每人要準備一點辣椒、生姜，以抵禦風雪，這一建議也是朱德提出的，進而較好地保證了全軍的北上。
總之，遵義會議後，朱德主動提出了許多可行性建議，同毛澤東、周恩來等共商全軍的大政方針，因而同紅四方面軍會合之決策能得以勝利實作。
1938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一書中寫道：
“中國共産主義運動的曆史程序，如果沒有它的兩個孿生天才‘朱、毛’,是無法想象的，許多中國人實際上都把他們看作是一個人。毛澤東是這一鬥争的冷靜的政治頭腦，朱德是它的熱烈的心，以行動賦予了它的生命。共産黨是以能夠對紅軍保持嚴密的控制，朱德對‘文職’上司的忠誠和服從，是原因之一。從朱、毛以下直到各級指揮員和政治委員沒有發生軍政勢力之間的鬥争。朱、毛的聯合不是互相競争的，而是相輔相成的。”這是一個外國人的公正客觀的評價。
從工作的角度看，朱德沒有參加中央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是不夠妥當的，從紅軍的組織指揮系統上也說不通。因為朱德是中革軍委主席、紅軍總司令 最高軍事首長，而毛澤東是前敵政治委員，周恩來、王稼祥是中革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和總政治部主任，紅軍的一切行動，作戰指令、管理與訓練訓示等，沒有中革軍委主席、總司令的簽署，是沒有效力的。
而且，把最有作戰實踐經驗，同紅軍有血肉聯系的最高軍事首長排除在軍事指揮小組之外，也是不切實際的。
幸虧，沒有發生兩種職務相對立的沖突，因為朱德黨性純潔、胸懷寬闊，嚴于律己，寬以待人，“沒有任何政治野心，他能接受指令，是以也能釋出指令 這是革命軍隊的上司的一個很有價值的因素。”“朱德的那種難能可貴的個性幾乎能立刻博得人人的愛戴。看來産生這種個性的由來也是他的謙虛，而這種謙虛也許又是淵源于他個人誠實可靠的品德。”
另一方面，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請朱德參加一切重大決策，行使職權，簽署文電，因而發揮了朱德的才能智慧，沒有影響團結，也沒有妨礙軍事指揮。
曆史已經證明斯諾對朱德、毛澤東的評價，完全正确。
朱德在十年内戰和後來的抗日戰争中所樹立起來的崇高威信，在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中亦反映出來了。1945年6月10日，選舉黨的第七屆中央委員時，按每人得票多少排列，朱德名列第二，僅次于毛澤東。
在“文化大革命”中，朱德被打成“黑司令”。為此，毛澤東不止一次地說：“是紅司令，紅司令嘛!”“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澤東是分不開的，沒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你是豬(朱),我是豬(朱)身上的毛啊!”毛澤東通過姓氏趣解，極其幽默地說出了曆史的本來面貌。
王明、博古“左”傾路線問題
王明(陳紹禹),不是1928年6—7月間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國共産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出的中央委員。
但在1930年9月黨的六屆三中全會及其以後一個時期裡，王明起來反對中央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發表了名為《兩條路線》又名為《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争》的小冊子，當作其活動的資本，在新的形勢下，恢複與發展了李立三時期的“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的新的政治綱領。
于是，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開的第六屆四中全會上，在共産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以共産國際代表身份的操縱下，王明被選為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使他進入了黨中央最高上司機關。
四中全會以後，王明擔任江蘇省委書記，他派遣大批幹部到各地去貫徹他的“左”傾路線。向忠發雖然繼續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總書記(1931年6月被捕後叛變),但卻由王明等掌握了黨中央的上司大權，緻使新的“左”傾路線占據了中央的上司地位。
王明于同年10月離開上海前住蘇聯莫斯科，先是擔任中共中央駐共産國際的代表，後任共産國際主席團委員參予共産國際的上司工作，直到1937年11月才從蘇聯經新疆回到延安。
王明去蘇聯以後，博古繼續推行“左”傾冒險主義。由于蔣介石實行殘酷的白色恐怖，臨時中央于1933年1月從上海遷移到中央蘇區的瑞金。這之後，黨成立了上海中央局。在1934年1月召開的六屆五中全會上把“左”傾路線發展到了頂點。
同年10月黨中央率領中央紅軍撤離中央蘇區作戰略大轉移，12月初在湘江戰役中遭受慘重損失，把僅有的一部100瓦大功率無線電台亦下令銷毀在湘江中，從此失去了同上海中央局的聯系，也就中斷了同共産國際的聯系，因為當時黨中央同共産國際的通信聯絡必須經由上海地下電台轉發，不能直接進行無線電聯系。
無論是臨時中央還是六屆五中全會後的黨中央，許多重大問題包括準備撤離江西蘇區向湘西戰略轉移，事前都向共産國際作了報告，因為當時中國共産黨受共産國際上司，是它的一個支部。
1935年1月8日通過的《遵義會議決議》中，四次提到共産國際給中共中央的複電，對共産國際的訓示持肯定與擁護的态度。
從引證的内容上看，确實與博古、李德在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不同。在14條内容中指名批評了三人團。
筆者在會後聽劉伯承的傳達報告中知道，會議着重批評了博古、李德的軍事路線錯誤和他們在上司軍委工作中， 一切由個人包辦代替集體上司的家長式惡劣作風。
周恩來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并承擔了責任，因而仍保留他為最高軍事首長之一，黨内委托的軍事指揮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但從一渡赤水時起，實際上由毛澤東為下最後決心者，這又證明了周恩來謙讓的高尚品德。
《遵義會議決議》沒有王明的名字，也未提及他在六屆四中全會後把持中央工作那段時間所犯的“左”傾錯誤，以及同博古的關系問題。
黨中央到達陝北以後，1936年12月毛澤東寫的《中國革命戰争的戰略問題》 一文中，指出：中國共産黨在革命戰争中，除犯過陳獨秀和李立三的“右”傾、“左”傾機會主義兩個錯誤之外，“還犯過下述兩個錯誤：
其一，是在1931年至1934年的‘左’傾機會主義……”在注釋(六)中說：“……以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二同志為首 …… ”
黨的六屆七中全會決議，對從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到1935年1月遵義會議決議為止的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是分兩個時期分析的：
“1931年1月，黨在這些以陳紹禹同志為首的‘左’傾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分子 …… ”
“自1931年9月間以秦邦憲(博古)同志為首的臨時中央成立起，到1935年1月遵義會議上，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繼續發展的時期。”
“以上這些，就是第三次統治全黨的、以教條主義分子陳紹禹、秦邦憲兩同志為首的、錯誤的‘左’傾路線的主要内容。”
“因而在1935年1月，在毛澤東同志所上司的在貴州省遵義城召開的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得以勝利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
《六屆七中全會決議》寫得很清楚：
兩個時期的“左”傾路線應分别由王明、博古承擔責任。
從時間上說，王明是9個月，博古是3年又4個月。
從危害程度上說，“1934年1月，由臨時中央召集的第六屆五中全會，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發展的頂點。”
可是，當代不少著作特别是有些權威性專著,對從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王明、博古所犯的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不是按照黨中央上述正确的、實事求是的決議進行分析，而是簡單從事、籠統地推到王明身上。
例如：“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結束了王明錯誤上司對黨中央的統治……”
“從這時起，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在中央上司機關内開始了長達四年的統治。”
把“以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二同志為首”改為“王明(陳紹禹)等人 … …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内統治達四年之久……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遵義會議，确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上司，進而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版與第二版在《中國革命戰争的戰略問題》的注六、注七内容不一緻，筆者認為第一版的注六符合史實。
有的長征史書，把遠在莫斯科的王明照片亦收入該書内。
從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對黨的第三次“左”傾路線，應按照《遵義會議決議》、《黨的六屆七中全會決議》和陳雲關于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手稿的内容，實事求是的具體分析，是什麼人的錯誤就由什麼人承擔，該負多大的責任就負多大的責任， 一是一，二是二。既不要離開時間、地點、條件，也不要用張冠李戴的方法，這樣才能使人們明辨是非界限。
對黨中央決議的某個問題，如果實踐檢驗是錯了，實事求是地加以更正注釋是完全應該的。
比如，《遵義會議決議》中說：“一年半反對‘圍剿’的困苦鬥争，證明了黨中央的政治路線無疑義的是正确的。”
這種肯定政治路線而否定軍事路線的内容，既有當時認識上的局限性，也有使犯“左”傾路線錯誤的同志有一個自我認識和等待的過程。
王明、博古雖然都犯了“左”傾路線錯誤，性質也相同，博古的“左”傾時間比王明還長，但他倆後來的情況卻不一樣。
博古在遵義會議之後開始認識錯誤，在同張國焘的分裂黨、分裂紅軍的右傾機會主義作鬥争中，他堅定站在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正确路線上，到陝北以後作了自我批評，改正了錯誤，先後擔任過中共中央、長江局和南方局的組織部長，創辦并主持過《解放日報》和新華通訊社的工作，1945年仍被選為黨的第七屆中央委員，1946年2月到重慶參加同國民黨談判。同年4月8日，由重慶飛返延安途中，因飛機失事遇難，成為革命烈士。
最近有人寫了《博古傳》,他18歲投身革命到39歲獻出了年輕的生命，對其21年的革命生涯，作出全面的評價。
王明參加共産國際上司工作期間，雖然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如參與起草了1935年8月1日，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而号召停止内戰、 一緻抗日的《八一宣言》。
但他1937年11月從蘇聯回到延安以後，在抗日戰争期間，從“左”傾轉到右傾，反對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原則，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雖然經過整風和耐心等待，“七大”、“八大”仍動員代表選王明為中央委員。
建國以後王明擔任政務院法制委員會主任時，仍不改正錯誤，以“治病”為名定居蘇聯，發表了不少攻擊黨中央的文章，特别是在《中共五十年》 一書中，瘋狂攻擊中國共産黨和毛澤東，站到黨和人民的對立面，王明1974年3月27日病死于莫斯科。
本節内容雖與參謀工作沒有直接關系，但自博古為首的黨中央率領中央紅軍從瑞金實行戰略轉移到遵義這段時間，作為黨中央辦事機關的從業人員，我知道博古的“左”傾退卻逃跑主義與王明的“左”傾路線雖然一脈相承，但彼此沒有直接聯系，不能互相替代，各有各的帳。
可是當代許多權威論著在不加說明的情況下，用王明代替博古。為了恢複曆史的本來面貌，以使後人知道王明與博古的關系與差別，不緻混淆不清，特寫了這一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