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2月，胡風與妻子梅志
胡風（1902～1985），原名張光人，湖北蕲春人。現代文藝理論家、詩人、文學翻譯家
我和胡風的恩怨
作者｜舒蕪（口述） 許福蘆（撰寫）
摘自｜《舒蕪口述自傳》
一
解放後我第一次和胡風、路翎他們見面，是在1950年的10月。那是廣西解放的第二年，我作為廣西省南甯市，也是廣西省的唯一代表，到北京出席中蘇友好協會總會召開的全國中蘇友協工作會議。在北京，我會到了胡風，也會到了路翎。
和胡風、路翎他們見面，那是很激動的。我們1947年分别之後，這還是頭一次重逢。雖然隻有兩三年時間，但中間經曆了解放，經曆了這麼大的勝利，當然是很興奮的，大家都有很多話要說。
見面後，我就談到思想改造的問題，談我自己的思想應該怎麼樣改造，征求他們的意見。那都是些擺在桌面上的話題，并沒有想保守什麼秘密。他們當時的态度，沒有從根本上否認應該改造，理論上都承認的，隻是對一些具體問題，有不同意見，總是對我介紹的情況提出這樣那樣的看法，“這個問題你談得了嗎？”“那個提法不一定很準确啊……”等等，就像這樣發問，表示不同意見，有時甚至還争幾句。我記得那幾天我反複跟路翎和胡風他們談，他們老覺得我的想法太過，而我卻覺得他們腦子裡還是一些解放前的東西，還沒有轉過彎來。
我們在交談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話題，就是思想學習。這實際上是過去胡風給我寫信談得最多的問題。他要我學習毛澤東思想，目的是解決《論主觀》的公案，提高認識，做自我批判。那時我對毛澤東思想的了解還很簡單，覺得那僅僅是一個“馬克思列甯主義”的通俗化提法。
二
1951年12月4日，我同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劉宏、宣傳處處長陸地和省文聯秘書長陳閑等幾人，到邕甯縣土改試點區的陳東村，聽他們的土改工作總結。那個報告不大好聽，屋裡又陰冷得很，我跟陸地、陳閑溜出來，到稻草堆旁邊曬太陽。大家袖着手，七嘴八舌地聊起來，不知怎麼就扯到1942年延安整風。陸地是魯藝畢業的，知道很多當時的情況。他說，延安整風首先就是批判魯藝，批判周揚。
陸地是無意中談到這些情況的，但我聽起來卻很新鮮。過去我從來沒聽說過周揚也會挨整，老覺得對胡風的一些批判，是不是周揚在裡面起了作用。他這麼一個當權的人，過去在30年代為“兩個口号”之争，和胡風有那麼多的積怨，如今難保不會把主觀因素帶到工作中去。現在聽陸地這麼一說，心裡亮堂了，看來延安整風并不是周揚在那裡借機整人，他自己也挨了整嘛！
當然那時候還沒有“整”這個概念，“整”叫作“批判”。那麼，周揚這樣一位當權的人，也有挨批評的時候，可見思想改造是無情的，是對事不對人的。于是，我一回來就下決心檢讨，下決心寫一篇長篇的檢讨文章。
思想障礙排除了，我非常興奮，我分三次把文章寫出來。
這時，從北京下來一個文藝界土改工作團，魯煤也在裡面。魯煤是劇作家，是胡風、路翎的好朋友，這次見到魯煤，我就把剛寫好的檢讨文章《向錯誤告别》拿給他看，征求他的意見。
我的想法也毫無保留地跟魯煤談了。我們談了很多，話題就是我的那篇檢讨文章。他從我的談話中，似乎感覺到什麼，立刻給胡風寫信，給徐放寫信（這些都是很後來很後來才知道的）。大意就是說我的“新理論”變化太大，把過去都否定了，提醒胡風要多了解我。胡風給魯煤回信，指出我的思想方法問題，說我過去就喜歡搞邏輯分析，脫離現實過程，往往從現象入手，憑觀念演繹，是以“五四”積極性的東西沒有進入血肉，現在很輕易地就丢掉了，而向弱的一面浮去。
現在回想起來，魯煤的判斷是正确的，胡風的分析也是深刻的。
三
就在我參加南甯市“五反”工作那段時間，全國文藝整風運動一下子搞起來了，各種批判文章經常在報刊上登出來，五花八門。過不久，路翎作品也開始受到批判。這在我，并不是個新鮮事。我過去在給綠原的信裡面，就對路翎的小說提出一些看法，認為他的小說歌頌的是半瘋狂半流浪的農民。而這時各家報刊的批判，也差不多就是這個内容。
還有一個報刊批呂熒，說他在高校講“文藝學”，把毛澤東思想放在講義最後一章，輕描淡寫地講幾句，緻使學生受到影響，至今還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當作随便翻翻的“參考材料”。
所有這些，不能不引起我極大的關注。
我雖然寫了一篇萬把字的《向錯誤告别》，但思想上卻一直輕松不起來，總覺得這麼大的問題，做這麼一點工作，很不夠，越來越感到應該要做一個比較像樣的交代。
1952年5月，該紀念毛澤東的《講話》發表十周年。這樣，我就下決心了，把過去思想歸納一下，把當時報紙上正在批的呂熒、路翎等幾個人，特别地點一下，說明這幾個人過去同我都有同樣的思想錯誤，現在報上批了，我們應該從重新學習毛主席的《講話》開始，希望大家都來過過思想改造這一關。于是，我就寫出了另一篇檢讨文章：《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我記得很清楚，是發表在1952年5月25日的《長江日報》上，當時有一批同類的文章陸續發表，都是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十周年的。
文章一發表，立刻引起《人民日報》的注意——實際上就是胡喬木注意到了。兩個星期後的6月8日，《人民日報》突然轉載出來，而且前面還加了按語，把調子提上來了，說存在一個“以胡風為首的文藝上的小集團”，這是我完全沒有想到的。
本來，我隻覺得胡風的缺點，不外乎就是魯迅在《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那篇文章裡面談到的那幾點：“神經質、繁瑣，以及理論上的有些拘泥的傾向，文字的不肯大衆化。”他在進步文藝界樹敵太多，孤立自己，也還是由這幾個缺點發展起來的。這個我早就感覺到了，也側面向他提過。至于他的整個思想，我還是認為無産階級的成分居多，這一點我向魯煤也談起過。
我在文章中說，我和路翎，“還有幾個人”，所指的是阿垅、綠原、方然，我認為我們這幾個人思想上都有共同的錯誤，跟胡風“理論上拘泥”的傾向很相适合。但是，胡風的思想，并不等于我們這幾個人的思想。
現在，《人民日報》的按語一下子點出一個“以胡風為首的文藝上的小集團”，叫人吃不消，這頂帽子的重量誰都明白，盡管是文藝上的，不是政治上的，也不得了。
後來才知道，按語正是胡喬木寫的。像他一貫的文風，字斟句酌，很講究輕重分量。我當時一方面能體會到這些謹慎措辭的用意，覺得上面還是“與人為善，治病救人”的态度，是以自己應該更加下決心繼續檢讨錯誤，沿着改造思想的道路再往下走；另一方面，老實說也有點後悔，覺得畢竟搞出一個“小集團”的概念，影響太大了，腦子裡不能夠接受這種上綱上線的提法。可那個時候的社會思想狀況明擺着，也不可能有什麼補救措施。反過來想想，《人民日報》說的話，個人還能有什麼辯解的？再說你找誰去辯解？怎麼辯？所謂“小集團”又不是什麼軍事組織，它不過是一種認定，認就認定吧，本來我對于我們的内部“小圈子”的宗派傾向，就一直有感覺，也曾經跟胡風提過的。
當時全國都在搞知識分子的改造。我把自己放在改造者的地位，又把政權看作是自己的，是以對于思想改造沒有一點逆反心理。從内心真誠地認為，确實需要改造，不改造不行。
總之，那時對于新的政權、新的上司人，首先是完全佩服了。對于在漫談中暴露思想實際，經過群衆讨論，糾正錯誤，再由上司做出總結這一套辦法，我更是全盤接受下來了。雖然有時候也感覺到，這種方法多少有一點以權力作後盾、利用群衆壓力來解決思想問題的意思。但是反過來想一想又覺得，對于少數諱疾忌醫的人，拿良藥來硬性地灌一下，也未嘗不可。關鍵是，我堅信馬克思主義是我們治病的唯一良藥。
四
正當我要在南甯中學的思想改造運動中好好帶頭檢查思想的時候，中宣部突然來了通知，點名要我去北京，參加幫助胡風檢查文藝思想的座談會。
于是我就去了北京。到北京已經是（1952年）9月，安排我住在東總布胡同的中國作協，并且告訴我，已經開過一次會了，說是等不及我。是什麼樣一個會呢？也說得不詳細。大概是三天後吧，林默涵和嚴文井來了，我這才知道會議基本情況。
林默涵告訴我，這次會議是純粹的内部座談會，主要是幫助胡風認識他自己的問題，目的是要他寫一篇檢讨文章登出來。隻要這篇文章出來了，别人也可以不作什麼批評。說着，林又拿出兩封信給我看。
這是周恩來親筆寫的兩封信，一封給周揚，一封給胡風。給周揚的信中訓示：對胡風應該怎麼幫助，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談，希望他能在思想上真正解決問題。實在解決不了，就希望在将來的工作中，一點一點長期解決。總之，幫助要有耐心，不要急躁。給胡風的信中說，你的思想問題，希望多跟周揚同志、丁玲同志談一談，在“此緻”“敬禮”後面，還專門加了一筆：“舒蕪的檢讨文章，我特地找來看了兩遍，希望你也多看幾遍。”
林默涵給我看了信之後，說：“我們馬上就到胡風那裡去，把這兩封信送給他看。”自從見面開始，話都是林默涵說的，嚴文井那天一句話也沒有說。
丁玲，又過了兩三天才來看了我。她是一個人來的，不跟他們一起。丁玲對我說：“胡風啊，也真是的。第一次開文代會的時候，我同他到北海劃船，勸他不要想得太多。我說，官也得有人去做嘛，郭沫若、茅盾他們去做官，讓他們做去好了……”那意思，好像是勸胡風不要跟人去争官，認為沒多大味道。
林默涵和嚴文井從我那裡臨走時，特别關照我說：“你明天也可以找胡風談談，多溝通溝通。”我說這個自然。他們一走，我立刻就給胡風打電話。電話裡，胡風的态度倒是一點沒變。
記得我是上午去胡風那裡的，去了就坐在那裡談，一談談到吃午飯，然後走出來，到東四一個飯館吃飯，他請我。吃完飯之後，我們還到天壇公園坐了一會兒，又接着談，之後又回去接着談。
在交談的過程中，我注意到一點，胡風一直不大說話，不像過去那樣，凡事都有态度，這次不一樣，主要是問我，問了以後，還動筆做筆記，我講他記。他問的内容都是一些理論方面的問題，我們過去的理論究竟錯在什麼地方。我就老老實實一一回答。對他的文藝思想，我也開誠布公地談了自己的想法。對于他的表現，我當時沒有多想，覺得他要檢查思想，聽聽我的看法，記一點參考意見，也沒有什麼。現在看來，他是在了解我的底細。
我們一直談到很晚，快吃晚飯時我才走，彼此還是很友好地告别，那就是我們最後一次友好的告别。
五
就在剛到北京的幾天裡，我的一篇《緻路翎的公開信》在《文藝報》上發表了。這封信也是有來由的。
早在五六月間，《人民日報》給我來信約稿，要我接着《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後，再寫一篇比較詳細的檢讨與批評文章。我當時想了想，不能把這個文章寫成批評或者檢讨的樣子，覺得這些問題本來就是在朋友之間讨論讨論的東西，就算是争執，也是朋友之間的争執，于是就寫了一篇《緻路翎的公開信》。
這是1952年6月22日寫的，信中談了五個問題，主要是否定了過去，承認我們過去是以小資産階級的革命性混淆替代了無産階級革命性，接受了1945年胡喬木的批評和1948年香港《大衆文藝叢刊》的批評，這是主要的。同時也用“宗派主義”的概念接受了《人民日報》按語中“小集團”的提法，這是我本來就有的意見。“宗派主義”其實比“小集團”的提法下了一道“綱”，當時隻是一個附帶的問題，卻引出了（後來的）1955年我批評胡風的宗派主義，又導緻了“反革命集團”那麼大的帽子，那完全不是始料所及的。
六
回過來說1952年座談會。
那個座談會實際上就是幫助胡風寫檢讨文章。參加開會的人，主要是一些在京的文藝界黨的上司幹部，這次會議的中心發言，就是林默涵、何其芳、胡繩，其實主角就是這三個人。周揚最後做總結。大多數發言，包括周揚的總結，都是首先在政治上肯定胡風，肯定他在反對國民黨鬥争中的作用，在政治上是擁護毛澤東的，有這個大前提，再批評他的文藝思想。這個印象給我很強烈。
胡風文藝思想到底是什麼問題呢？林默涵、何其芳和胡繩他們這幾個人的發言，說得都比較系統，主要就是反對思想改造，誇張主觀作用，不從生活出發，認為文藝的源泉不是生活，而是主觀。不主張現實主義，對人民的态度不對頭，不是熱情歌頌，而是揭什麼“精神奴役創傷”，什麼痙攣性、瘋狂性，就是這些東西。
這幾篇發言後來都在《人民日報》《文藝報》發表過的，時間大概是1953年了。周揚的總結沒有見發表出來，但大緻内容我記得很清楚。
周揚這個人很會講話，他在總結開頭就講：“這不是結論，結論要由胡風同志自己作。”接着他就強調标準問題，以什麼作為衡量文藝思想的标準。他說：我們要談的是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後的問題，隻有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後，我們才有标準。當然，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前不是沒有标準，魯迅就是标準。關于這個标準，胡風同志的了解要比我深刻得多。但是，魯迅的标準畢竟不像《講話》的标準那樣完整，那樣準确。
周揚這麼一說，等于就坐定了一個“反《講話》”的罪名。他以《講話》為标準來衡量一切文藝思想，那麼，《講話》标準的對立面就形成了。這根“棍子”就很重了。在結論中，周揚還談到“小集團”，周揚說：“小集團”沒什麼了不起。“小集團”很多，巴金就有一個“小集團”，但巴金這個“小集團”不反對毛澤東文藝思想，而你胡風的“小集團”卻反對毛澤東的文藝思想，這就不行了，問題的性質就不同了。周揚這句話很重要。
關于宗派主義，周揚也講到了。他說：宗派主義并不是反革命。在延安整風時，批評我是宗派主義，我就想不通，我有什麼宗派主義呀？後來毛主席一句話把問題解決了，他說，什麼是宗派主義？脫離群衆就是宗派主義。你既然是革命者，你就隻有為群衆服務的義務，沒有脫離群衆的權利……
周揚這麼一談，又似乎把胡風的問題劃拉輕了，好像“宗派主義”“小集團”都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問題。他當時大概是要突出胡風反對毛澤東文藝思想這一點。他甚至說：胡風同志的文藝理論也不是完全不對，也有很多是對的，但是你有一百條正确，隻要有一條反對毛澤東思想，就大錯特錯了。結論就是這樣作的。
會議開到第四次，要結束了，讓胡風表态。胡風說：大家對我的幫助很好，但是，我還要慢慢地消化。這等于完全不接受。大家對這個結局好像也沒有什麼奇怪，盡管發言的内容很尖銳，氣氛卻依然是“坐而論道”式的，比較平和。休息的時候，大家照樣同胡風說說笑笑，似乎并沒有“劃清界限”的意思。
座談會開完之後，作協在東總布胡同舉行一個什麼宴會，好像是歡送一批作家去抗美援朝前線吧，馮雪峰主持，他緻辭說：我們今天歡送一些同志赴朝采訪，正好，胡風同志、舒蕪同志也來京開會，我們借這個機會同時向他們表示歡迎。很明顯，這個時候政治上還沒有把胡風劃開，批評隻限于文藝思想。
後來我知道，其實當時内部已經講好了，隻要胡風明确表個态，接受意見，把那個文章修改修改發表出來，别人所有的批判文章，全都不發表了。但胡風表示了不接受，于是，1953年林默涵和何其芳兩人的發言，就整理成文章發表出來了。
這是解放後第一次公開批判胡風。
七
關于所謂“交信”問題。
我可以确切地說明一下，所謂“交信”，根本就不存在。我從來沒有向任何人交過什麼信。當時，隻是《人民日報》編輯葉遙奉命給我出了一個“關于胡風的宗派主義”這個題目，向我組稿，我覺得宗派主義這個問題，在當時批判胡風已經達到的程度上，是個“不上綱”次要問題，而且也符合我對胡風早就已有的想法（覺得他太孤立自己），是以就接受了這個約稿。
我所指的宗派主義，主要是指胡風對于文藝界許多人一概過于否定，過于蔑視。這在他的公開文字中表現得還比較含蓄，在私人通信中就說得很明顯。我的文章要說清楚這一點，就不能不引用胡風給我的信。《人民日報》要發表我的文章，葉遙為了核實我文章中所引用的胡風給我的信的原文，向我借信去校對，是借用一下，我就借給了她。
“借出去”和“交上去”這兩個性質完全是不一樣的。我寫的文章，引用了胡風給我的信，《人民日報》要發表這個文章，編輯部為了業務上的慎重，希望借書信原件去核對一下，這有什麼不可以？何況葉遙女士既是編輯又是我的老熟人。
至于以後的事态發展，那完全非我所願，非我所料，完全是《人民日報》當時文藝組長袁水拍他們，背着我（葉遙其實也不知道）把信交到林默涵那裡，結果搞得不可收拾。等到林默涵從袁水拍手裡看到了這些信，那就等于公安部門看到了，我想捂也捂不住了。他找我談話，我當然是不敢反抗的。既然林默涵發了話，我就不敢不按照他的“訓示”編出了那個材料，誰知又驚動了毛澤東親自介入進來，寫了那麼一個“編者按”，定了那麼一個吓人的罪名，後來的一切更是萬萬非我所能料到的。
八
這裡我要追述一個插曲，它也與胡風給我的信件有關。
那是1954年的夏天，何劍勳從重慶到北京來開九三學社的一個會，到人民文學出版社來看聶绀弩。聶绀弩知道我與何是老朋友，把我也叫去了。談了一陣，聶請何到地安門馬凱餐廳吃午飯，邀我作陪。
吃完飯了，走出飯館，坐上聶绀弩從出版社叫來的小車，正要開車，聶绀弩忽然說：“胡風就住在這附近。”何劍勳立刻接話：“好，我們看看他去？”可我卻有點猶豫。我本來已感覺到胡風對我的态度不大好，是以不想去，就說，你們去我不去了。何劍勳直嚷嚷：“去去去，為什麼不去？”當時我們都已坐上了車，外面正下着毛毛雨。經何劍勳這麼一鼓勁兒，我也就不置可否。這時，聶绀弩已吩咐司機開車。
那是個中午，胡風一家人大概也剛剛吃過午飯，梅志（胡風夫人——編者注）正在院子裡弄弄花草澆澆水什麼的，胡風本人可能在裡面睡午覺。我們進了院子，梅志擡頭看見我，好像愣了一下，但立刻就招呼我們在客廳裡坐下來。然後，進去叫胡風。
一會兒，胡風出來了，開口說了三句話。第一句話，直沖着何劍勳過去，握手：“開會啊，還有幾天住吧，我們改日再談。”說完了掉頭往回走，一面走一面說第二句話：“老聶，你也事先不通知一聲，什麼人都往我這裡帶？”這個“什麼人”當然首先是指我，又好像也包括何劍勳。說着再往裡走，馬上就要跨進門了，又是回頭一句，那是直接沖着我來的了：“我這裡，不是那些混賬東西可以來的！”說完就進去了。
我們三個人都沒有心理準備。何劍勳愣了一下，立刻說：“這個胡風，太不對了！我們走！”于是我們就出門走了。坐在汽車上，大家都很沉悶，誰也不說話。下午，我們仍湊在一起，相約到北海喝茶，後來由我做東，請吃晚飯。
下午在北海喝茶時，我說：“這真是奇怪得很，胡風怎麼這個态度呢？何至于生這麼大的氣？”聶绀弩講話了，他說：“胡風氣就氣在，你檢讨就檢讨，不該把他也拉上。他當初發表（你的）《論主觀》是為了批判的。”我大吃一驚。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還有這麼個說法，很生氣，我說：“怎麼是這個說法呢？要是這樣講，那好，他給我的信都還在，可以拿出來證明嘛！看看究竟當初是不是為了批判。”聶绀弩竭力從中調解：“何必呢，何必呢？”我說那不行，他不能這麼說，無論如何也不是為了批判，事實情況明明不是這樣嘛，人證物證都在，我們可以看看事實嘛。
據說，聶绀弩聽我這樣一講，特地讓他夫妻去通知梅志，說舒蕪可能要把信拿出來。我不知道他為什麼那樣緊張，我說拿胡風的信出來不過是要證明《論主觀》确實是在胡風指導下寫出來的，胡風發表這篇文章根本不是什麼“為了批判”，不過就是為了說明問題罷了。當時我說過也就過去了，并沒有真的拿信出來。
這是1954年夏天的事，後來有人把它同以後發生的事聯系起來，說我那時就有“交信”的意思了。其實不是這麼回事，那隻是一個插曲，同後來引用作為《關于胡風的宗派主義》那篇文章的證明材料，完全是兩回事。
- END -
【作者簡介】
舒蕪（1922年7月2日～2009年8月18日），安徽桐城人。本名方管，現代作家、文學評論家。1945年初在胡風主編的《七月》上發表《論主觀》一文，成為一場長達五年的文藝論争的主要焦點之一。1949年後任廣西文聯研究部長、南甯市文聯副主席、南甯中學校長。1952年到北京，曆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編輯室副主任、編審。1979年開始任《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編審，緻力于周作人研究，著作甚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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