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林：“鄉村哲學家”劉亮程的病象

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

在當代文壇，劉亮程的散文一直是好評如潮。林賢治先生在《中國散文五十年》一書中高度贊譽說：

劉亮程是90年代的最後一位散文作家。他才過“而立”之年，卻經曆了中國農村幾千年的世事滄桑。多少莊稼人、牲畜、田野、小麥和樹木，在他的眼中化出化入，生死衰榮。他活得太久了。是豐沃而貧困的土地培養了他的感情，他的哲學；當他以同樣為土地所賦予的思維和語言，去講叙所有一切時，散文界就立刻發現了：這是一個異類。他的作品，如同頓然隆起的一片裸呈（程）的泥土，使衆多文人學者精心編撰的文字相形失色。他的作品，陽光充沛，令人想起高更筆下的塔希提島，但是又沒有那種原始的浪漫情調，在那裡，夾雜地生長着的，是一種困苦，一種危機，一種天命中的孤獨無助，快樂和幸福。而整個散文界，卻早已被移植到一個陰涼優雅的所在了。關于鄉土的散文，蕭紅、魯彥、沈從文、孫犁、汪曾祺、賈平凹，用筆多在描述故事、人物、風俗，點染氛圍，或添加一些抒情性的文字。無意于這一切，而集中于寫一種哲學，一種心理文化，劉亮程是獨步的。在他那裡，始終有一種“命”的糾纏，這種糾纏便構成了哲學，決定着他的散文内容，甚至寫法。

對于林賢治先生的這種評價，新疆作家傅查新昌和學者黃向輝在其合著的《失衡的遊戲》一書中，卻針鋒相對。傅查新昌指出：

20世紀最後一年，在新疆出現了“晚封包”慣用語作家劉亮程，他又可稱為江郎才盡的新疆新一代邊塞詩人，他那走紅的散文，隻不過把原來寫的詩歌轉換成另一種叙述話語，即把詩歌轉換成新散文的時髦文體。就寫作來說，盡管劉亮程從不回避信仰的價值，但他以日臻形成的個人話語代表中國九億農民，以渾然天成的文字，訓練有素而又不受限制的思維，站在知識爆炸時代的差異與沖突的邊緣地帶，以個人觀察、感受、想象和反思經驗，向科學系統和城市文明撒野，向睿智的知識階層撒嬌，成為農業革命的最後一個守望者和标榜者，而不是林賢治先生所謂的“20世紀中國最後一個散文家”，隻是中國文壇又多了一個在基本信仰上無所秉持的、在審美價值問題上耍滑頭的文化人。

傅查新昌則對劉亮程散文的來龍去脈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和尖銳的批評：

劉亮程的作品，大緻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他早期寫的淘汰了的田園詩，主要表現回歸精神家園的憂患意識，這些充滿女人腔的抒情詩，絲毫沒能引起詩壇的關注。另一類是他的“晚封包體”的散文。在詩歌與志怪小說的瘋狂雜交中，将農村閑散之輩的語言和人背馬運的日常行事，加工或創造成“晚封包體”的散文，頻頻發表于新疆的諸報上，然後又在新疆結集出版。在銷路極其不佳的尴尬情景下，他不知暗施了什麼詭計，用劉邦式的治世之智慧，求得了李銳們的看好。他的散文決（絕）不是耐得住寂寞的“經典”，他也決（絕）不是滿懷哲思的“鄉村哲學家”，而是以一個江郎才盡的詩人的消極心态，為了供人欣賞、消遣、默契、逗樂，才寫出了《人畜共住的村莊》。他的叙述語言是詩意的，文本跟志怪小說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因為他的許多篇散文的細節，都是在民間廣泛流傳的順口溜，而劉亮程隻不過是起了個集大成者角色。

林賢治先生是我素來非常敬重的學者，但在對劉亮程的評價上，卻實在是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不知道，劉亮程的散文何以會所向披靡，征服包括林賢治先生在内的衆多學者和文學評論家，受到如此之高的評價？我甯願相信，這是林賢治先生在面對“亂花漸欲迷人眼”的當代文壇的千慮一失，偶然看走了眼。林賢治先生一不小心，就将劉亮程捧上了神壇：

對于草原，知青張承志隻是一個“移民”，沒有根。賈平凹的根在名士的爛泥塘裡給漚掉了。張炜的根，實際上紮在表層。劉亮程是唯一的。

日本有句諺語——“情人眼裡麻子變酒窩”，對一個人過分偏愛，往往很容易失去理智，甚至把對方的缺點也當成優點。在我看來，劉亮程的“唯一”，就是敢于像農民起義一樣，率先在當代文壇揭竿而起。别人都不敢像劉亮程那樣雅俗并存、葷素不論，用小說的虛構手法和“心靈雞湯”的制作方式，來虛假地美化鄉村，狡黠地炮制散文，對讀者進行大忽悠。

把矯情僞裝成真情，把煽情假冒成激情，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内心曠達、與世無争、無欲無求、簡單生活的現代陶淵明，可說是劉亮程在散文寫作中的慣用手法和拿手好戲。劉亮程所謂的“鄉村哲學”，恰恰就是一種世故圓滑、拼命讨好讀者和時尚的“僞哲學”。其文章中無處不在的矯情和荷爾蒙勃發的色情，可說是劉亮程散文最明顯的胎記和典型的病象。

出生于兩千多年前的老子，在其《道德經》中對于新生事物和人類的智慧，一律采取了蔑視和攻擊的态度。老子不但主張“絕聖棄智”，還宣揚“絕學無憂”。在老子的眼裡，仿佛什麼都看不順眼，就像任繼愈先生所說，老子“把衆人看得卑鄙庸俗，把自己看得比誰都高明。而在表面上卻故意說了些貶低自己的話，說自己無能、糊塗、沒有本領，其實是從反面擡高自己，貶低社會上的一般人”。

在當今，總是一肚子無名怒火，撰文抨擊現代社會和文明，早已成為一種時髦。某些作家，完全就是地道地道的僞名士。他們居住在繁華的大都市裡，出入于各種名利場，在報刊和電視裡抛頭露面，一面陶醉于古玩和字畫，享受着名人和富人風光無限的生活，一面卻在假裝慨歎米價昂貴和做人的艱難。劉亮程亦步亦趨地跟在老子的屁股後面，把老子思想中的糟粕當作稀世珍寶，販賣的隻是老子哲學中消極思想的二手貨。

一次，我和一位作家朋友偶然聊到了劉亮程的散文，這位作家朋友告訴我說，他曾随意翻閱了一下劉亮程的散文，當他讀到《城市牛哞》中這樣的一段描寫時，他頓時就感到了一陣難言的惡心，并立即決定，從此再也不會讀劉亮程的散文了。這段奇葩描寫是：

我是在路過街心花園時，一眼看見花園中冒着熱氣的一堆牛糞的。在城市能見到這種東西我有點不敢相信，城市人怎麼也對牛糞感起興趣？我翻進花園，抓起一把聞了聞，是正宗的鄉下牛糞，一股熟悉的遙遠的氣息撲鼻而來，沁透心肺。那些在鄉下默默無聞的牛，苦了一輩子最後被宰掉的牛，它們知不知道自己的牛糞被運到城市，作為上好的肥料養育着城裡的花草樹木。它們知道牛圈之外有一個叫烏魯木齊的城市嗎？

這種令人渾身起雞皮疙瘩的文字，一看就是那種披着農民外衣的僞農民寫的。哪一個農民就天生該和牛屎打交道，喜歡牛糞的臭味，勝過了喜歡鮮花，并且愛不釋手地捧在手裡，總嫌聞不夠？我的這位作家朋友從小就生活在貧窮的大山裡，扯豬草、割牛草，每天不是忙着上山打柴，就是下田種稻，有時累極了，躺在草地上，仰望着高高的藍天上輕輕飄忽的白雲，那種無處訴說的、對人生的困惑和對生命的絕望，就像潮水般襲來，常常使他的眼淚無法抑制地悄悄流淌出來。那是怎樣的艱辛和孤獨無助！正是這段刻骨銘心的苦難童年記憶，才使他在小小的年紀就堅定地萌生出了一定要努力讀書、逃離大山、改變命運的強烈念頭。劉亮程極力美化貧困鄉村生活的散文，就像是一束束豔麗迷人的罂粟花，看上去确實很美，實則是一種極具誘惑力的迷幻劑，它使那些長期生活在大城市中衣食無憂的富人們以為，當今的農村到處充滿着浪漫的詩情畫意，農民們出門就能面對鳥語花香，吃的全都是無公害的有機食品。這種将農民艱辛的生活當作令人神往的世外桃源來歌頌的矯情之作，與楊朔散文中今天登泰山、明天看海市，處處浸透的虛假，可說是換湯不換藥，一脈相承的。這種指向那些飽食無憂的人茶餘飯後消遣的寫作，無異于是在用鐵棍往農民們的痛處捅，或者說幹脆就是在往他們的傷口上撒鹽。在劉亮程的散文中，那些偏僻一隅的新疆農民，仿佛都是生活在人間的天堂，他們吃飽了好像都沒地方消飽脹。他們成天根本就不用勞動，隻需扛着一把鐵鍬在村子裡東遊西逛，就可以開心地過日子。想睡的時候，“幾鍁就會鏟出一塊平坦的床來。順手挖兩鍁土，就壘一個不錯的枕頭”，或者“用一個下午來觀察老鼠洞穴”，再不就是無所事事地長時間癡迷于觀察出外覓食的螞蟻。在這種虛情假意的詩意描寫中，現實農村和中國農民所面臨的艱辛和苦難，都被其精心美化的鄉村生活無情地消解了。與梁鴻直面當下中國農村困境的《中國在梁莊》相比，劉亮程筆下的中國農民真是從無煩惱，幸福無比。在《與蟲共眠》中，劉亮程寫道：

我在草叢中睡着時，我的身體成了衆多小蟲子的溫暖的巢穴。那些形态各異的小動物，從我的袖口、領口和褲腿鑽進去，在我身上爬來爬去，不時地咬兩口，把它們的小肚子灌得紅紅鼓鼓的。吃飽玩夠了，便找一個隐秘處酣然而睡——我身體上發生的這些事我一點也不知道。（筆者按：既然一點也不知道，劉亮程又是怎樣知道自己的“身體成了衆多小蟲子的溫暖的巢穴”的呢？）那天我翻了一下午地，又餓又累。本想在地頭躺一會兒再往回走，地離村子還有好幾裡路，我幹活兒時忘了留點回家的力氣。時值夏季，田野上蟲聲、蛙聲、谷物生長的聲音交織在一起，像支巨大的催眠曲。我的頭一挨地便酣然入睡，天啥時黑的我一點也不知道，月亮升起又落下我一點都沒有覺察。醒來時已是另一個早晨，我的身邊爬滿各種蟲子，它們已先我而醒忙它們的事了。這些勤快的小生命，在我身上留下許多又紅又癢的小疙瘩，證明它們來過了。我想它們和我一樣睡了美美的一覺。（筆者按：劉亮程“身上留下許多又紅又癢的小疙瘩”居然絲毫不覺得叮癢，并且能夠美美地睡覺，這樣虛假的海外奇談，也許隻有幼稚園裡的小朋友們才會相信）這些小蟲知道世界上有劉亮程這條大蟲嗎？有些蟲朝生暮死，有些僅有幾個月或幾天的短暫生命，幾乎來不及幹什麼就便匆匆離去。沒時間蓋房子，創造文化和藝術。沒時間為自己和别人去着想。生命簡潔到隻剩下快樂。我們這些聰明的大生命卻在漫長歲月中尋找痛苦和煩惱。一個聽煩市嚣的人，躺在田野上聽聽蟲鳴該是多麼幸福。大地的音樂永無休止。而有誰知道這些永恒之音中的每一個音符是多麼的倉促和短暫。

與劉亮程相比，那些像潮水一樣湧入城市、艱辛地勞動在各個建築工地和形形色色的工廠裡的農民工實在是太不懂得享受生活了，他們為什麼要愚蠢地遠離故鄉，不像劉亮程那樣，躺在田野上聽聽蟲鳴，享受幸福的生活？《晉書·惠帝紀》中記載有一則關于“何不食肉糜”的故事：

晉惠帝執政時期，天下大荒，百姓們隻得靠挖草根、食觀音土勉強維持生命，許多人不幸被活活餓死。消息傳到宮中，晉惠帝大為不解，質問前來禀報的官員說，百姓們沒有飯吃，為什麼不吃肉粥呢？

劉亮程的“鄉村哲學”，其實就是晉惠帝“何不食肉糜”的現代版。按照劉亮程的哲學，中國千千萬萬的農民工根本就用不着到外面去打工，沒有房子，他們何不天當被，地做床，夜幕降臨的時候，詩意地數着天上的星星，聽着蛙聲和谷物的生長聲，與那些不知名的小蟲子幸福地睡在一起？這種神仙一樣無憂無慮、簡單快樂的生活，該有多麼惬意！我們知道，老子的《道德經》，并非都是人生智慧和精華，其中其實宣揚了許多消極的東西。老子所處的時代，就像任繼愈先生所說：

“當時已出現了萬乘之國，有了幾十萬人口的大城市，有了高度發達的文化、科學、藝術。老子對這些不但看不慣，還堅決反對，他認為文化給人們帶來了災難，要回到遠古蒙昧時期結繩而用的時代去。”

在許多時候，老子都是在自說自話，其某些思想，不但不能幫助人們正确地認識社會和人生，甚至會給人們解決紛繁複雜的現實問題制造混亂。老子在《道德經》中宣揚說：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在老子看來，人們根本就用不着去學習和實踐，走得越遠，反而知道得越少；不必親見，就能明了；不去奮鬥，也能成功。劉亮程的“鄉村哲學”，拾的恰恰是老子的牙慧，吸收的幾乎都是老子思想的糟粕。在劉亮程看來，城市的發展，仿佛都是禍害，那些生活在城市裡的人，一律成了他肆意開涮和挖苦的對象：

這個城市正一天天長高，但我感到它是脆弱的、蒼白的，我會在适當的時候給城市上點牛糞，我是個農民，隻能用農民的方式做我能做到的，盡管無濟于事。我也會在适當的時候邀請我的朋友們到一堆堆牛糞上來坐坐，他們飽食了現代激素，而人類最本原的底肥是萬不可少的。沒有這種底肥的人如同無本之木，是結不出碩大果實的。

劉亮程一面早早就過上了都市人舒适的生活，一面又在假裝懷念鄉下的牛糞，把虛拟的詩意鄉村，推銷給廣大讀者。這種現代文人的表演秀，正在敗壞着散文的聲譽，使當今的許多散文，成了虛假的代名詞。而在以下的文字裡，劉亮程的矯情和做作，可說更是淋漓盡緻，登峰造極：

我因為在田野上睡了一覺，被這麼多蟲子認識。它們好像一下子就喜歡上我，對我的血和肉的味道贊賞不已。有幾個蟲子，顯然乘（趁）我熟睡時在我臉上走了幾圈，想必也大概認下我的模樣了。現在，它們在我身上留下了幾個看家的，其餘的正在這片草灘上奔走相告，呼朋引類，把發現我的消息傳播給所有遇到的同類們。我甚至感到成千上萬隻蟲子正從四面八方朝我呼擁而來。我的血液沸騰，仿佛幾十年來夢想出名的願望就要實作了。這些可憐的小蟲子，我認識你們中的誰呢，我将怎樣與你們一一握手。你們的脊背窄小得簽不下我的名字，聲音微弱得近乎虛無。我能對你們說些什麼呢？

我一回頭，身後的草全開花了。一大片。好像誰說了一個笑話，把一灘草惹笑了。我正躺在土坡上想事情。是否我想的事情——一個人腦中的奇怪想法讓草覺得好笑，在微風中笑得前仰後合。有的哈哈大笑，有的半掩芳唇，忍俊不禁。靠近我身邊的兩朵，一朵面朝我，張開薄薄的粉紅花瓣，似有吟吟笑聲入耳。另一朵則扭頭掩面，仍不能遮住笑顔。我禁不住也笑了起來。先是微笑，繼而哈哈大笑。這是我第一次在荒野中，一個人笑出聲來。

我活得太嚴肅，呆闆的臉似乎對生存已經麻木，忘了對一朵花微笑，為一片新葉歡心和激動。這不容易開一次的花朵，難得長出的一片葉子，在荒野中，我的微笑可能是對一個小生命的歡迎和鼓勵。就像青青芳草讓我看到一生中那些還未到來的美好的前景。

透過這樣一些矯情+詩意+煽情、大同小異、模式化的描寫，我們清楚地看到，劉亮程在其“私家作坊”裡，是怎樣制作散文的。劉亮程與當年楊朔紅極一時的散文，采用的完全是同一個秘方。倘若現實中的人，真的像劉亮程散文中的“我”那樣，捧着牛屎陶醉不已，成天和蟲子厮混、一起睡覺，對那些花朵哈哈大笑，這樣的人絕對是腦子裡缺根筋。幸福果真像劉亮程編造的那樣，如此輕而易舉就能得到的話，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不是傻子，就是大街上那些披頭散發、髒兮兮的叫花子。傻子們根本就沒有思想和痛苦；叫花子從來就不會為明天的早餐發愁。他們随時都可以躺在牆角下悠閑地曬太陽，從身上的破棉袍裡捉幾隻虱子，捏在手裡開開心心地玩個痛快。熱愛大自然，與大自然中的動物和生靈們和諧相處，并非是要人畜不分，成天和蟲子們睡在一起，并且心理變态地對動物的糞便愛得如癡如醉。我們隻要看一看梭羅在《瓦爾登湖》中的描寫，就可以高下立判地看出一個作家的品位和思想境界：

我在那裡工作的幾天之内，還飄過幾陣小雪，但當我回家去的途中，出來走到鐵軌上的時候，在大部分的地方，它那黃沙地一直延伸過去，閃爍在蒙蒙的大氣中，而鐵軌也在春天的陽光下發光了，我聽到雲雀，小鹆和别的鳥雀都到了，來和我們一塊兒開始過這新的一年。那是愉快的春日，人們感到難過的冬天正跟凍土一樣地消溶（融），而蟄居的生命開始舒伸了。有一天，我的斧頭柄掉了，我伐下一段青青的山核桃木來做成一個楔子，用一塊石頭敲緊了它，就把整個斧頭浸在湖中，好讓那木楔子漲大一些，這時我看到一條赤鍊蛇竄入水中，顯然毫不覺得不友善，它躺在湖水底，何止一刻鐘，竟跟我在那兒的時間一樣長久；也許它還沒有從蟄伏的狀态中完全蘇醒過來。照我看，人類之還殘留在目前的原始的低級狀态中，也是同樣的原因：可是人類如果感到萬物之春的影響把他們喚醒了起來，他們必然要上升到更進階、更升華的生命中去。

梭羅的散文，沒有劉亮程散文的做作和瘋瘋癫癫的癡人說夢，更沒有髒兮兮的屎尿污染我們的眼睛，一切都是自然發生，一切都飽含着作家對大自然中所有生命的敬畏和真切的感悟。梭羅說：

“我對于每一個作家，都不僅僅要求他寫他聽來的别人的生活，還要求他遲早能簡單而誠懇地寫出自己的生活，寫得好像是他從遠方寄給親人似的；因為我覺得一個人若生活得誠懇，他一定是生活在一個遙遠的地方了。”

在大陸古代，一生熱愛大自然，“少無适俗韻，性本愛丘山”的陶淵明，無論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還是“久在樊籠裡，複得返自然”，發自内心地遠離官場，在陶淵明的作品中，心與大自然的和諧交融，從來就用不着像劉亮程散文中那樣，二六不着五地矯揉造作，一會兒和蟲子睡在一起，一會兒又在墓地裡枕着墳頭惬意地睡上一覺，并且色迷迷地意淫女性：

“若睡在一個女墳上，也算睡在女人身上了。”

讀到劉亮程這樣對于那些死去的女性也忘不了要發洩和淩辱一番的心理自白，我不禁目瞪口呆。周作人在《人的文學》中說：

“譬如法國莫泊桑的小說《人生》是寫人間獸欲的人的文學，中國的《肉蒲團》卻是非人的文學。俄國庫普林的小說《坑》是寫娼妓生活的人的文學，中國的《九尾龜》卻是非人的文學。這差別就隻在著作的态度不同。一個嚴肅，一個遊戲。”

世界上居然會有如此連死人也不放過，獸性大發的作家？對于女性的态度，可以直接判斷出一個作家的思想境界和文明程度。把寫作當作調情，把女性當作玩偶，正在成為散文寫作的時尚。當今某些作家，已經把散文當成了花街柳巷的尋芳筆記：

“要永遠記着一個女人，就必須與這個女人做愛，如果要徹底忘卻一個女人，也必須與這個女人做愛”。（賈平凹《西路上》）

當今文壇的亂象，就像泥塘裡的一潭污泥，在亂糟糟的瞎起哄中，總是散發出一股令人掩鼻的臭氣。對于散文創作中出現的種種怪現象，衆多的文學批評家和學者常常習以為常，視若無睹。為了吸引讀者的眼球，許多作家在散文寫作中，可說是使出了看家本事，絞盡了腦汁。為了尋求刺激，将讀者的欲火熊熊點燃，在文壇吸引更多的目光，劉亮程甚至幹脆直接走上前台，現身說法：

“我和妻子荒睡幾個晚上不要緊，人一年四季都在發情，不在乎一夜半宿。”

劉亮程公開宣稱：

“三十歲左右的幾十年間，我的所有器官又都為那根性器服務，為它手舞足蹈或垂頭喪氣，為它費盡心機找女人、謀房事。它成了一根指揮棍，起落揚萎皆關全局。”

不僅如此，劉亮程還盡量将動物的交媾細節一覽無餘、淋漓盡緻地展現在讀者的眼前。在《一個人的村莊》中，劉亮程津津樂道的，往往是那些動物們的“豔情”故事。看了以下這些比色情小說還要色情的描寫，不得不對劉亮程天馬行空的想象力和打“擦邊球”的功夫歎為觀止：

馬不像人，手扶着眼睛看着幹那事情。母馬也不如女人那般溫順。馬全靠感覺、憑天性，搗錯地方也是常有的事。人在一旁看得着急，忍不住幫馬一把。馬的東西比人胳膊還長還粗。人把袖管挽起來，托起馬槌子，放到該放的地方，馬正好一用勁，事成了。人在一旁傻傻地替馬笑兩聲。其實馬壓根不需要人。人的最大毛病，是愛以自己的習好度量其他事物。人扶慣了自己的，便認定馬的也需要用手扶，不扶就進不去。人隻會掃馬的興，多管閑事。憑他多年的觀察，一頭公驢若在發情期不爬幾次母驢發洩發洩，整個一年都會精神不振，好像生活一下子變得沒有意思，再好的草料嚼着也無味了，脾氣變得很壞，故意把車拉到溝裡弄翻，天黑也不進圈，有時還氣昂昂地舉着它那警棍一般粗黑的家夥吓唬女人。似乎它沒日上母驢全都怪人。看來交配對人和牲口都是件頂頂重要的大事。而馮四光棍一輩子沒娶上女人這又怪誰呢。怪驢。怪娶走女人的男人。我猜想有幾個季節馮四真的羨慕過驢呢，甚至渴望自己立馬變成一頭公驢，把積攢多年的激情挨個地發洩給村裡的母驢。那頭要宰的黑公牛正在爬高，壓在它身下的是頭年輕的花白母牛。我們走過去時，公牛剛剛爬上去，花白母牛半推半就地掙紮了幾下，好像不好意思，把頭轉了過去，卻正好把亮汪汪的水門對着我們。公牛細長細長的家什一舉一舉，校正了好幾次，終于找準地方。公牛像腰挂黑警棍的巡警，從村東逛到村西，黑警棍一舉一舉，除了搗搗空氣，找不到可幹的正事。以前隻有牲口交配時才發出這種快樂無比的呻吟。牲口是以要呻吟是因為，它們都是公的爬在母的背上行事。各自無法欣賞對方的面部表情，隻好靠聲音傳遞資訊：母的一哼唧，公的便知道整舒服了。公的一嗷嗷，母的便領會日高興了。村裡人啥時也學會這樣叫了。是跟牲口學的。多少年來村裡的男人女人雖是面對面、眼對眼、嘴對嘴、心對心地幹那事，但都是黑燈瞎火，有天沒日地幹。有時從窗戶門縫透進點星光月光，也是朦朦胧胧，不明不白。隻覺得稀裡糊塗就有了一炕兒女，金童玉女也好，歪瓜裂棗也罷，都是一種方式整出來的。

樂此不疲地以性為噱頭，這或許就是劉亮程散文最大的“看點”。我打破腦殼也想不明白，魯迅文學獎的評委們為什麼會對劉亮程的《在新疆》情有獨鐘？難道是因為劉亮程在對動物的性描寫方面取得了罕見的突破，具有特殊的貢獻？與《一個人的村莊》相比，《在新疆》在性描寫方面，可說是更加肆無忌憚和變本加厲。在該書中，高傲的公羊簡直就像是動物中的西門慶，幹那種事時，也是專門挑揀年輕的、毛色好的母羊爬。其火辣辣的刺激描寫，絲毫都不亞于三級片。如：

狗見女主人光光地被别的男人抱着，臊得很，不好意思睜眼。驢也臊得很，頭偏到一邊。草垛上搭着梯子，上梯子時，摸摸（筆者按：這裡的“摸摸”是指專門偷色的人）讓情人趴在背上，自己趴在梯子上一階上。梯子摩擦草垛的聲音傳到狗耳朵，狗看見兩個摞起來的人在爬草垛，上面的人光光的，雙腿夾住下面的人，上翹的屁股蛋兒上反着月光，腿中間也亮汪汪。上到草垛，梯子提上去，草垛頂鋪着氈子，摸摸拿手摸，情人早被别人摸熟透，水汪汪了。這種熟透的味道不同于被自己摸熟，味道的妙處隻有摸摸知道。

第六屆魯迅文學獎在《在新疆》的授獎詞中說：

《在新疆》是獻給家園的長歌。在劉亮程的筆下，新疆是内在于我們生命的“吾土吾民”，他深情凝視着廣袤大地上的山河和人民，現實和夢想、今天和昨天、具象和抽象，在他的叙述中水乳交融，流淌着将各民族人民從根本上連接配接在一起的情感力量。在獨特的個人體驗中，身邊的人、物和事，都獲得了飽滿盛大的生命，清澈樸素的語言，看似不動聲色，卻深含珍惜和敬重。

在我看來，這樣的授獎詞，可說就是對魯迅文學獎最大的諷刺和惡搞。魯迅文學獎信誓旦旦地強調，要重視作品的藝術品位，而《在新疆》卻處處與魯迅先生對着幹。魯迅先生一再主張，寫作者的目光要遠離“臍下三寸”，而在劉亮程的文章中，大尺度的性描寫，卻成了重頭戲和不可或缺的“主打歌”。與當今某些作家在散文中大肆販賣黃段子相比，劉亮程真可謂是初生牛犢不怕虎，敢想又敢幹。我甚至覺得，劉亮程仿佛是要立志寫出一本古今中外罕見的《動物豔情故事大全》。在劉亮程的散文中，所有的東西，都可以和性扯上關系，林林總總、五花八門的性描寫，可說是應有盡有。如：

我盡量把腿叉得開些走路，讓更多的陽光照在那裡。這時我才體會到陽光普照這個詞。陽光照在我的頭上和肩上，也照在我慢慢成長的陰囊上。芥，你每次滿足我一點點，不讓我全部進去。我一急切你便聲聲地叫着疼。芥，多少個夜晚，你就是仰望着我黑熊一般巨大的投影和我做愛。是在我們家房後面的路上，兩條狗糾纏在一起，雜毛公狗一會兒親我們家黑狗的嘴、脖子，一會兒伸長舌頭舔黑狗的屁股。我以為它們鬧着玩，過了會兒，雜毛公狗的東西伸了出來，紅兮兮的一長截子，滴着水。黑母狗也翹起了尾巴，水門亮汪汪的。

沉溺于性幻想而不能自拔的劉亮程，不僅像某些作家一樣，無比羨慕動物碩大的性器官，而且垂涎欲滴地羨慕公羊的豔福：

坐到車上時我想，我要有幾十個女人，也不會落下一個不管。人跟羊是一樣的。

難道這就是劉亮程散文中洋溢出的“飽滿盛大的生命”？左摟右抱，妻妾成群，大老婆、小老婆，一個都不能少，這樣的日子是多麼令人心曠神怡。難道這就是劉亮程散文中深含的“珍惜和敬重”？

作為中國最高榮譽的文學獎之一，魯迅文學獎的宗旨是為了推動中國文學事業的繁榮和發展，而絕不是為了推動性描寫的繁榮和色情文學的發展。在讀過劉亮程名噪一時、浪得虛名的《一個人的村莊》和其獲得魯迅文學獎的散文集《在新疆》之後，筆者對魯迅文學獎的評選标準産生了極大的懷疑。就寫作的藝術性來說，《在新疆》并無多少值得稱道之處。書中除了反映一些新疆人的日常生活和少數民族的風情之外，幾乎乏善可陳。

如此匪夷所思，沉溺于對性的畸形品玩，像大搞“性生活展覽”一樣，巨細無遺地大肆展現和傳播動物不雅的性交場面，如此莫名其妙、透露着不良氣味的文章，居然能夠一路過關斬将，擊敗無數魯迅文學獎的參評作品，處處綠燈地在魯迅文學獎的評選中全票通過。

對此，我們不禁要問，這樣的作品獲獎，怎麼對得起文學和魯迅先生？試問，這究竟是評委們的藝術趣味已經超越了時代，還是讀者的鑒賞能力跟不上魯迅文學獎評委們的“藝術欣賞”眼光？這其中的奧秘，也許隻有老天才知道。■

（轉載自《孤獨的呐喊》作家出版社2017年，原标題《“鄉村哲學家”的病象》，轉載請保留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