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商務部28日公布的資料顯示，經季節性因素調整後，5月美國個人消費支出（PCE）價格指數環比持平，較前一個月環比增長0.3%大幅放緩；同比增2.6%，也好于前一個月的增長2.7%。
環比，同比的奧秘
PCE資料的披露，從環比來看，似乎得到有效控制，并且開始逐漸保持與2023年下半年CPI步調與趨勢，結合4月份的走勢來看，連續兩個的下降與持平，都表示CPI的鈍化迹象得到有效的緩解。從同比來看，連續兩個的下滑，也印證，持續的加息随着時間的推移，開始融化。值得注意的是，在剔除食品和能源價格的核心PCE的環比，也符合市場預期。
從分支貢獻率來看，拜登投放能源儲備的發聲，也引發市場能源價格走低2.1%，此起彼伏之下，服務價格的0.2%上漲又抵消了CPI以及PCE下滑的進一步趨勢。
從這點來看，能源價格與服務價格的互相抵消，也說明政策運用在宏觀與微觀體驗上的巨大差别，加息以及投放能源儲備使得能源價格上漲，但加息帶來的經濟和生活成本的上升，又反過來推高服務方面的提價，反應到個人收入和消費來看，收入上漲超出預期，但消費不及預期的局面出現。
同期，個人收入同比增長0.5%，高于0.4%的預期。不過消費者支出僅增長0.2%，低于0.3%的預期。
随着收入增長與消費抑制的逆向發展，都足以說明，對于美國普通老百姓而言，開源節流，成為應對加息，CPI鈍化的舉措。
這就使得加息政策在經濟空間的運用上限，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障礙。作為一個消費占比GDP70%的經濟結構來看，個人和家庭經濟部門的在收入領域的毅力擴張，以及消費領域的逐漸保守，都會使得美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受到影響。
同時也會影響鮑威爾在降息上的阻礙，作為表态降息前提之一，要求降薪的發言，經濟形勢與經濟主官的意志背道而馳，隻會加劇人工調整的努力，盡管有預期表示降息會在9月份落地，如果6月份的經濟資料仍然還是如此，看似CPI以及PCE符合預期，收入上漲與消費限制都将成為新的，困擾美聯儲降息的問題。
在中信證券《預計鮑威爾将“以時間換空間” 等待更多通脹好資料》文章中，提到：
我們預計鮑威爾将“以時間換空間”，等待更多通脹好資料，抑制美國需求和通脹。
結合文章的角度來看，我們會設想，美國的時間和空間的上限和下限到底在哪裡呢？作為美國的央行：美聯儲。以就業和物價作為貨币政策的錨之際，從2022年的表現和實際操作來看，調控物價的優先級要遠遠高于就業，這點不僅展現在鮑威爾的最新發言，也展現在拜登動用能源儲備的意圖上。
這意味着，美聯儲的政策偏向會更加以物價為主要突破口，成為美聯儲堅持加息的重要決策和參考。反過來講，美國普通群眾将承受更多的加息周期帶來的沖擊。
接下來怎麼走？
很顯然，PCE作為美聯儲降息的重要參考依據，連續兩個的持續下滑，急需第三個月，即6月份的經濟資料，也就是下個月披露的資料予以佐證，進而確定或者出現反轉的迹象出現。這些仍然需要時間等待，需要時間來驗證。
連續的下滑走勢，也會強化市場降息預期的信心進一步增強，反應到美股和比特币上來，就是持續的價格攀升，高位震蕩的局面。
資産價格的在相對高位上，對于前期，尤其是2020年美國貨币量化寬松背景下的牛市行情的恢複與突破，都表明，在更高的資産價格面前，能夠實作巨額利益的兌現，也必然會建立在新的貨币量化寬松背景下。
如果說經濟形勢會讓美聯儲進退兩難之際，那麼股市和比特币的高位，就隻能是要求在未來，足夠清晰的時間表上，将降息議事日程提上來，尤其是4月份的下跌和5月份的拉升，出現的明顯換手和放量，都足以說明，美國兩大高位資産存在的風險，即利潤兌現，必然會導緻市場暴跌的風險。
雖然說金融資産并不會深刻影響美聯儲的貨币政策，不過這種形勢比人強的态勢，也容不得美聯儲在降息上的遮遮掩掩。
當然，降息帶來的好處，會化解薪酬和消費之間的巨大沖突和對立，這也會讓鮑威爾存在食言而肥的尴尬境地。
國債之殇
如果說，建立在物價穩定背景下，貨币量化寬松，會使得美國在金融資産解套，兌現巨大的浮盈，實作經濟領域與民生領域的雙赢之際，那麼代價是什麼呢？
很顯然，就是美國國債信用的損害。
從下圖我們可以看得出來，美國的GDP與美國聯邦收入呈現出詭異的走勢，經濟形勢好之際，收入增幅比例是要小于GDP的增速，經濟形勢不好之際，收入往往與GDP出現同樣的下行趨勢，到最近2023年的走勢來看，經濟形勢良好的背景下，政府的收入不僅沒有得到改善，反而出現了下滑的趨勢。
這就表明，美國的經濟政策和貨币政策帶來的經濟效益，并沒有使得大衆獲得收益，反而因為比特币，美股，别墅等主要資本性項目的“重資産”獲得海量收益。這也就造成了普通群眾沒有享受到政策的紅利，反而無法成為貢獻經濟的生态位，而持有“重資産”的美國富豪和高官們則成為本輪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展現到美國的财政上，就是經濟良好的趨勢沒能改善美國政府收入的尴尬境地。
随着美國政府在疫情趨于穩定以後，取消了纾困政策，便使得群眾的消費水準，收入能力在加息的背景下，呈現出快速下跌，展現到美國的個人所得稅上，成為美國政府收入變數最大的，影響最深的要素。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特朗普挑起貿易戰争以來，美國的關稅收入有着明顯的改善，這種實際性的收入，都會使得美國在未來，無論誰上台，都隻會加劇美國關稅稅率，用心可見一斑，除了保護自身再工業計劃的目的，增加自身收入，似乎成為未來美國總統執政的方向之一，這一點也是我們不得不注意和防範的地方。
既然美國的正常收入得不到有效改善，那麼就隻能在通過臨時手段來作為增加美國收入的重要方式，而且是沒有之一。
在疫情，加息周期以來，美國政府的赤字出現次數開始增加，政府盈餘的波動範圍逐漸收窄，這都是政府征稅能力，經濟形勢與實際情況不符的重要展現。
這反過來會增強美國政府對于國債發行的依賴，面對龐大的國債規模，高額的利息支出，如果一味依賴于美國發行國債的方式來解決政府收入的缺口，勢必會導緻美國國債信用的下滑，尤其是進入2022年以來的加息，已經使得日本，英國等主要持有美國國債頭寸的債主出現巨額虧損，開始出現用腳投票的做法，也會導緻美國國債最終出現左手倒右手，最終無人問津，淪為廢紙的局面。
這也許就是鮑威爾遲遲不敢降息的另一個原因，或者是核心原因之一，他無法承受美元失去全球秩序和影響力的代價和風險，隻能希冀于美元潮汐帶來的外部經濟效應來抵消和填補國内虧損的想法。
國債規模的龐大，也成為橫貫在美國貨币政策中的巨大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