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與偏見》這本書的重點就是兩個概念，一個是傲慢，一個是偏見。達西不傲慢，這是《傲慢與偏見》的主旨内容，是小說的内驅；另一半，也就是伊麗莎白的自我修正，她消除了偏見，這同樣構成了《傲慢與偏見》的主旨内容，是小說的方向。
如何能展現達西“真的”不傲慢呢？伊麗莎白的妹妹，莉迪亞，她出場了。因為天性裡的放蕩，她和同樣放蕩的青年軍官威克姆私奔了。達西在這個要緊的關頭站了出來，作為一個體面的、高貴的富家子弟，達西絲毫沒有顧及自己的身份，他東奔西走，花時間、賣力氣、還出錢，最終讓威克姆和莉迪亞結婚了，他挽救了伊麗莎白一家的聲譽。通過莉迪亞的私奔，達西确立了他真實的性格：熱情、樂于助人、體面、慷慨，還有謙卑。奧斯丁描寫莉迪亞私奔的原因就在這裡。通過這一個枝杈，《傲慢與偏見》的作者告訴她的讀者：私奔是可恥的。補充說一句，《傲慢與偏見》寫于1796年至1797年，1813年出版。
四十四年之後，也就是1857年，在英國的對岸，法國，一部堪稱小說教材的偉大作品出版了，它叫《包法利夫人》。這本書寫了一個叫艾瑪的女人，因為受到浪漫主義小說的影響，她在婚後一直想做一件事，也就是私奔。艾瑪很不幸，她的私奔沒能成功，最終，她服毒自盡了。1877年，也就是《包法利夫人》出版後的第二十年，一部同樣可以當作小說教材、同等偉大的小說出版了，《安娜·卡列尼娜》橫空出世。我想說，《安娜·卡列尼娜》這本書的内容要比私奔寬闊得多，但是，我們不能否認，它很重要的一個内容和私奔有關，那就是安娜和沃倫斯基的婚外情。事實上，安娜的結局比艾瑪慘烈得多，最終，不是砒霜，而是一列火車碾壓了安娜激情澎湃的身體。
一口氣說了三個私奔，一個重要的問題浮現出來了。這個重要的問題可以展現為孩子一般幼稚：莉迪亞、艾瑪、安娜，她們是“壞人”麼？
我們首先來看莉迪亞。在小說的内部，莉迪亞未婚，她私奔的男友威克姆也未婚，她們的私奔最多隻是“沒辦手續”，問題并不嚴重。但是，在《傲慢與偏見》裡頭，奧斯丁清晰地告訴我們：莉迪亞是一個标準的“壞女人”，她和威克姆的存在隻有一個作用，證明達西是一個“好人”。
艾瑪的問題則比較嚴重。她已婚，還是一個母親，她的情人可不是一個。艾瑪是那種和“多名異性保持不正當關系”的女人。可是我們應當注意到，福樓拜并沒有确立作者的道德高地，他沒有審判艾瑪，更沒有宣判。我們這些做讀者的固然不會認為艾瑪一心想私奔而覺得她光榮，可我們這些做讀者的也沒有覺得艾瑪想私奔就一定可恥。
安娜的問題同樣嚴重。已婚，已育，丈夫疼愛，家境優渥。即便如此，她依然紅杏出牆。如果我們是一個仔細的讀者，我們會吃驚地發現，托爾斯泰不僅沒有審判，相反，盡管安娜的丈夫卡列甯是受害方，同時也沒有做錯過什麼，然而，我們這些做讀者的還是不自覺地“站隊”了，我們站在了安娜的這一邊，我們覺得卡列甯虛僞，我們覺得他配不上我們的安娜。我們衷心地希望安娜幸福，最起碼，希望安娜能夠活下去。安娜死了，我們像失去了一位朋友。
如果道德審判是公平的，那麼，剛才那個孩子一般幼稚的問題就很容易得出結論了：莉迪亞是“壞人”，艾瑪和安娜是“更壞”的壞人。可是，道德審判極不不公平。文學的“人設”，或者說，文學的閱讀清清楚楚地告訴我們：莉迪亞是“壞人”，艾瑪隻能是一個“灰色的人”，而安娜則絕對“不是”一個壞人。
同樣是私奔，評判标準的差距怎麼就這麼大的呢？
我隻能說，從1813年到1877年，短短的六十四年，小說的人物沒變：女人，或者說，人類，他們在小說的内部私奔；作家其實也沒變：他們始終站在人類文明的前沿，他們一直在關注人類的情感，尤其在關注人類表達情感的方法、方式。
——真正變化的是我們，是我們這些做讀者的。嚴格地說，真正變化的，是讀者所代表的人類的道德标準，或者說，文明的形态。人類的文明史在告訴我們，人類從沒有權利選擇自己的生活，發展到了可以選擇自己的生活；人類從可以選擇自己的生活，發展到有權利修正自己的生活，或者說，有權利選擇更加符合我們意願的生活——道德，作為人類生活的公約數，它從來就不是恒數，它是一個動态，它越來越有利于我們人類自己。
六十四年的小說史告訴我們——
小說在參與人類的文明史。小說在提醒我們，所謂的文明史，是一部從自我束縛走向自我解放的曆史，是一部向人類的情感、尤其是人類的情愛緻敬的曆史。一句話：人類的文明史就是向着人類的内部驅動退讓的曆史。
我還想在這裡談一談作者——小說人物——讀者之間的關系。
作為小說的讀者，我們非常容易産生這樣的邏輯錯覺：作者寫出了小說人物，小說人物在影響小說的讀者。就文學這麼一個小系統來說，這個錯覺可以成立。
問題是，沒有一個人隻生活在“文學”這個小系統裡頭，哪怕他是一個職業作家或職業批評家。人類真正的生活場域隻有一個，那就是“文明”這個大系統。文明在推動文學，文學也在推動文明、作者、小說人物、讀者，他們都具備了能量，在文明的驅動下，他們是互能的。他們彼此激蕩、彼此推動、互為因果。作者可以通過小說人物推動讀者，讀者更可以通過作者去推動小說人物。
我想這樣說，莉迪亞、艾瑪、安娜，她們做了一件相同的事情——因為激情飽滿，她們分别在1813年、1857年和1877年私奔，在本質上，她們是同一個人。然而，不同的文明形态讓同一個女人變成了三個不同的女人。也許她們錯了，也許她們和我們每個人一樣，伴随着人性的貪婪和弱點，但是，正如詩人所說的那樣，她們是“追求者”。文明，最終選擇了“追求者”——這就是為什麼莉迪亞是一個“壞人”，艾瑪僅僅是一個“灰色的人”，而安娜則幹脆就“不是”一個壞人。
是以，我在這裡讨論的既是私奔，也不是私奔，我相信大家都懂的。
作為一個作家，我想說：有什麼樣的讀者就有什麼樣的作家。
作為一個讀者，我想說：有什麼樣的作家就有什麼樣的讀者。
接下來的一句話是自然而然的：有什麼樣的文明就有什麼樣的文學，有什麼樣的文學就有什麼樣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