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老戰士、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施平同志，因病醫治無效，于2024年6月29日在上海逝世，享年113歲。施平是中國科學院院士、西湖大學校長施一公的祖父。今重刊舊文《施平：一隻理想主義的“土撥鼠”》（原載于2015年4月11日《文彙報》），以飨讀者。
“我是一隻土撥鼠。”施平在自傳裡這樣寫道。他1911年出生在雲南大姚，1926年在昆明投身第一次大革命，自那以後，便如一隻“長着有力前爪的土撥鼠，匍匐在大地母親的懷抱，東撥土、西撥土、種鮮花、去雜蕪”。
在浙江大學讀書時，施平積極參與“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兩次直面蔣介石力陳抗日主張。抗日戰争、解放戰争時期，他在新四軍粟裕、陳丕顯部下，擔任地方黨群上司工作。1957年，他在中國農業大學擔任黨委書記期間，被卷入“反右”運動，此後，審查、批鬥、下獄……“土撥鼠”遭遇了巨大的災難，含冤受屈，鐵窗之下，“無處可為大地母親撥土了”。
直到文革結束後，施平方才得以平反。67歲的他來到華東師範大學，擔任黨委第一書記。這隻忠貞的土撥鼠，又繼續勇敢地撥土、栽花、去蕪。
前不久，施平入選第三批共和國老一輩教育家名單。記者在華東醫院的病房裡見到了他，105歲的老人白發紅顔，身心健康，每天讀書、看報，沒有一刻得閑。他依然關心國家高等教育的現狀，并對大學的發展和前景提出了許多前瞻性的見解。
“生逢其時。”施平向記者如此形容自己105年的人生，那是近代中國争取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重大曆史時期，他的人生畫卷也在這大時代的起伏中展開。是以，施平自覺有義務向年輕人講述這段曆史：“要告訴别人，我們國家的現狀是如何演變、發展而來的，有什麼寶貴的經驗教訓。年輕人隻有做到對過去心中有數，才能從我們的手中接過傳棒，完成他們肩負的曆史重任。”
兩次直面蔣介石
施平的曾祖父是明經進士，祖父是貢生。雖是書香世家，但到了父代時家道中落，以收谷、釀酒、養豬、小商為業。盡管家境貧寒，但他的母親深知讀書的重要，省吃儉用也要将兒子送去昆明上中學。
1926年初，施平離開大姚時，這座古老的山城正處于民國軍閥統治下，“弱者餓殍載道，死于溝壑；強者當兵賣命，或铤而走險，淪為匪盜”。施平的祖父輩有四兄弟，年紀最輕的叫小明爺。由于老家百業凋敝，小明爺無處謀生，隻能眼睜睜地看着心愛的姑娘因貧窮淪為娼妓，自己也因痨病相催，餓死在一座破落的财神廟裡，屍體被發現時，身下墊着爛草，身上蓋着一塊破棉絮。他被斂入一口幾塊薄木闆拼就的“棺材”中，入夜又被狼群啃光殆盡，屍首無存。
少年施平經曆這一幕，内心極痛。離開家鄉到昆明讀國中時，他初次聽說“共産主義”，便悠然神往，那時在他懵懂的認知裡，一個鏟除了不公的社會中，小明爺的悲劇就不會重演。
自那以後的漫長一生，“童年以不同深淺的烙痕，始終在我的生命旅途之中、之旁、之下、之外，跟随着我”，最終讓施平确定了以井岡山的遙遠燈光，為一生行動的指南。“九·一八”事變後，國是日非，日寇步步緊逼，到了1935年，華北告急，在北平，以共産黨員為骨幹發動的“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就此掀起高潮。
施平所在的浙江大學首先響應北平學生的學潮運動。12月11日，杭州市學生聯合會成立，施平當選為市學聯主席。12月16日，杭州市學聯秘密召開了一次執委會，決定占領火車站，乘坐火車到南京去逼迫國民黨抗日。
浙江靠近南京國民政府，又是蔣介石的家鄉，浙大的學潮對他而言是個極大的打擊，他決定親自出馬到浙大向學生“訓話”。
1936年1月10日，大雪初霁，被嚴寒籠罩的浙大校園迎來了一個“不速之客”。當日上午，施平和學聯副主席楊國華接到通知：蔣介石已在校長會客室，要“召見”學潮的帶頭人。這不是施平頭一回見蔣介石。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施平作為浙大學生會上司人，率領2000多名學生，坐火車奔赴南京，直入中央大學禮堂，面見蔣介石，痛陳抗日要求。那一次，蔣介石答複學生說，自己将即刻動身北上抗日。學生們信以為真，待陸續傳回杭州後才知道受了騙。
第二次組織學潮的後果顯然要嚴重得多。施平回憶，“蔣介石穿黃呢中山裝，沒有皮帶和肩章、領章，光頭上沒有戴帽子”。一見面他便氣勢洶洶地說：“施爾宜（施平原名），你鼓動學潮，破壞了學校正常秩序，你要馬上恢複學校秩序，恢複上課！”
施平回答：“要求政府抗戰，是我們全體同學的意見，要我恢複上課，我辦不到。”
蔣介石打斷他的話，大聲吼叫：“你是學生領袖，領袖說的話，下面就要服從。”
施平還是重複說：“我辦不到。”
第二日下午，蔣介石又派車将施平和楊國華接到自己的“澄廬”别墅中。這一次，他面容平靜，沒有怒氣，語氣也很和藹。會談長達一個小時，大部分時間是他的獨白，内容無外乎“好好讀書”、“攘外安内”等理論。後來，施平回校後，學聯開會決定繼續罷課。
繼續罷課的行為徹底激怒了蔣介石，他的威脅随之而來：施、楊兩人立即離開學校，若再有違抗，馬上解散浙大。經過商議，施平和楊國華住到了學校的外面。等蔣介石離開杭州後，他們又回到了學校。後來，國民黨南京政府被迫撤換了反動校長，由著名的科學家竺可桢教授擔任校長。竺可桢就任後，恢複了施平和楊國華的學籍，并為兩人頒發了浙江大學的畢業證書。
“他叫我爺爺，不是276号”
1938年1月，施平正式參加了中國共産黨。從此，他在黨的直接上司之下轉戰大江南北，在浙江、江蘇、安徽等多處擔任縣委書記、團政委和縣抗日自衛隊副司令員、司令員等職，參與了抗日戰争和解放戰争的全過程，直至新中國的建立。
1953年，施平調任北京農業大學副校長、黨組負責人。當時，極左思潮已經在高校中暗流湧動。小麥育種、栽培專家蔡旭教授，就被扣上了“唯心主義”的帽子，他培育的小麥新品種不僅不允許展覽和推廣，甚至還要受批判。
蔡旭教授受此遭遇，其根本原因是當時高校将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混在了一起。建國後，農大校内分“孟德爾派”和“米丘林派”。“米丘林派”傳自蘇聯，它否認孟德爾所提出的以“基因”學說為核心的生物遺傳學。北京農業大學原有的教師都是學自歐、美、日，笃信孟德爾的學說。蔡旭教授受批判，使教師當中出現了嚴重的對立。施平上任，首先要解決這個問題。
“當時我想，唯心還是唯物，要由成果來檢驗。”施平說，蔡旭的小麥新品種能抗鏽、增産，不僅在實驗田中得到證明，在農民中推廣後，效果也很好。征得上級部門同意後，施平組織了北京農大的黨組織和直接與此事有關的黨員作了公開檢讨，并任命蔡旭教授為農學系主任。
然而，“小麥事件”僅僅是未來一場更大風暴的序曲。1958年夏天，“浮誇風”愈演愈烈，風頭所至，破壞無一幸免。
每畝田地究竟能産多少小麥？當時美國每畝地的平均産量不到400斤。北農大和近旁的馬連窪公社簽訂合同，将公社土地改為學校農場，師生與農民一起種地。若産量減少，由學校賠償，若超産則按工配置設定給農民。馬連窪公社上一年的産量是平均每畝150斤，經科學管理，産量翻了一番，達到每畝300斤。但這一成果“生不逢時”，當時康生來學校視察過後，将它當作笑話沸沸揚揚地傳播開去：“中國的普通農民畝産都超過了幾千斤，農業大學有什麼用？”
“我那時也放過衛星，現在想來，自己是被壓昏了。”施平說。受“衛星熱”的感染，他率領全校師生，幹了一整夜，将十四五畝晚稻移秧完成。為了保證高密度種植下不爛秧，他們設計了一套通風透光的技術措施。20多天後，地裡抽出了穗頭，穗抽得整齊，把燈泡放上去都不會沉落。本以為新技術成功在望，然而，一個月後一陣猛烈的西北風，使綠色的稻穗全部變成了白穗，顆粒無收。
從“反右運動”到“放衛星”，施平的思想分裂自此而始：“一個普通黨員，能對黨中央下達的重大決策去分辨是非嗎？這就是要我做‘兩面人’，既是真人，又是假人，真真假假。做‘兩面人’，是一個真正的共産黨員内心最深層的傷痛。”
然而，在黨中央召開“廬山會議”後，自認為已經相當“左”的施平，在上海市委會議上仍被點名批評，扣上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1962年到1967年，他獲得了“短暫平反”，但接踵而至的“文革”，又将他拖入了人生中最黑暗的時期。
1968年12月3日下午，施平被兩個人夾着，押送到一所樓房的二樓。沿着長長的水泥通道走到盡頭，他被推進了一個房間，身後的鐵栓子拉動聲和咔擦的下鎖聲告訴他：自己真的被關進了監獄。
這是“四人幫”設在上海的一座秘密監獄，施平在牢裡的編号是“276号”。牢房很小，窗上圍着鐵絲網，透過它能看到外邊的冬青和梧桐，外邊是監獄的禁區，少有人行走，草木自然枯榮，一群麻雀在此處繁衍生息。在牢獄生涯中，施平目睹這群麻雀飛翔、覓食、繁衍、訓子，整整四個春秋、八代子孫。每天，他就這樣望向窗外，癡癡地看着那群自由的生靈，這是他鐵窗生涯中不多的樂趣之一。
牢獄中的一項勞動是拔荒草。施平愛去側面的竹籬笆下拔草，這樣便能透過籬笆的縫隙偷偷窺視外頭世界的人來人往。有一回，當他這樣靜默地向外看時，一個三四歲的小男孩從人行道外走來，蹲在他面前，問：“老爺爺，你拔狗尾巴草有用嗎？給我一根好嗎？”
“他叫我爺爺，不是276号。”那聲稱呼，仿佛将施平從人間地獄中短暫地拖了出來，“我一下子是人了，是一個孩子的爺爺了。我的靈魂飛到了一個理性的、公正的、文明的社會。”他顫抖着拔起了好多根肥大的狗尾巴草，透過籬笆的縫隙塞到孩子手裡。那天，孩子握着滿手狗尾巴草，向施平道别，一步步離去，直至身影消失，他卻依然久久守在籬笆邊上，舍不得離開。
1973年，施平出獄，前往幹校接受勞改，直到文革結束後才被徹底平反。入獄前僅有耳鬓幾縷銀絲的他，此刻已是滿頭白發。
将民主之風帶入校園
“要把高等教育辦好，就不可以‘左’。”時至如今，施平談教育，開口仍是這句話，“我當年是這樣認為，我現在還是這樣認為。”
華東師大是“文革”的重災區之一。當時，學校的教學秩序受到嚴重破壞，大批知識分子被批鬥迫害，其中被立案審查的就有500多人。1978年，施平被調任到華東師範大學，任黨委第一書記。到任後，他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大刀闊斧地撥亂反正，徹底平反冤假錯案。
轟動一時的“王申酉案”，便是在施平的大力呼籲下，得到了徹底平反。王申酉原是華東師大實體系學生，1962年以優異成績考進華師大。在大學期間，他在自己的日記和寫給女朋友的長信中，明确提出反對個人迷信，要糾正反右派、反右傾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的錯誤；他主張要尊重客觀規律，發展商品經濟，打破閉關鎖國，實行對外開放等。這些都成為了其入獄的“親筆供詞”，1976年9月，王申酉被作為反革命分子逮捕，後于1977年4月槍決，年僅32歲。
讀完王申酉的“親筆供詞”，施平深感這是一件莫大冤案。他決定用黨章賦予共産黨員的權利，以個人名義直接給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共上海市委寫信，要求為王申酉平反。
沒多久，在黨中央的直接過問下，“王申酉案”進行了重新審理并作出結論：王申酉同志是一個好青年，沒有死于“四人幫”橫行時期，而在粉碎“四人幫”以後被處決，是不幸事件，應做好為王申酉同志平反昭雪的工作，吸取沉痛教訓。施平親自主持了對家屬的善後工作，他對王申酉的父親說：“你養了個了不起的兒子。”王申酉的父親聞言，當場流下了淚水。
從1978年到1983年，在華師大的近6年時間中，施平一直扮演着改革者的角色，他從體制層面實行了一系列改革與建設，将民主之風帶入了校園。他昔日的同僚，華東師大前校辦主任汪祥雲說，那些年，施平身邊常有記者相随，因為“跟着他跑，就能出新聞”。
民主推薦副校長便是其中的一例。當時華東師大上司層的年齡結構偏大，選拔青年幹部已是當務之急。施平提出了一個新設想，由群衆在全校青年教師中民主推薦出一位副校長。這個提議遭到了疑慮和反對：大陸高等院校的正副校長曆來由上級組織任命，如今讓群衆選舉，似乎有違組織原則。
施平回應說：“我們發動群衆，走群衆路線，民主推薦副校長，這是合理的；推薦出來後，還要經上級準許任命，也是合法的。隻要做到合理又合法，别人無可非議。”
經過民主推薦選舉，1979年，時年49歲的實體系主任袁運開被任命為華師大副校長。他1984年升任為校長，後又連任一屆，在校上司崗位上工作達13年之久。
民主推薦校上司，在當時全國高校中屬于首創。之後，施平為了解決外語師資問題，更是大膽創新，首開先河地在報紙上刊登招聘廣告。1979年3月29日，華東師大在《文彙報》上刊登的招聘啟事，迎來了800多名應聘者，其中不乏在國外留過學，獲得學位，精通某一門外語，能擔任教學與翻譯、又懂得某門專業學科的人才。他們多受政治運動牽連，有過曆史問題，甚至被判過刑。但施平認為，隻要問題已經審查清楚，既往曆史不應成為聘用障礙。這種向社會開放，“不拘一格用人才”的理念，在當時的學校和社會中，都屬“破天荒”之舉。
手握理想主義的“傳棒”
1985年，74歲的施平離休。次年，他前往大西北，實作了這個少年時念念不忘的夢想。
1930年代，當施平在浙江大學農學院讀書的時候，就曾有志于在沙漠、戈壁上用現代科學技術植樹造林，制止風沙侵害。離休後，他兩赴大西北，用相機拍下了這片壯美山河。
年逾古稀的施平還迷上了攝影。中學時，他目睹“四·一二”政變，眼見蔣介石背叛革命、清洗共産黨，曾一度對政治灰心喪氣，轉身埋頭于西洋水彩畫中，甚至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昆明美術學校。然而，受大革命啟蒙的施平，最終沒有選擇這條道路，而是聽從内心召喚，投身于為共和國“撥土去蕪”的事業中。到古稀之年，“土撥鼠”的腳步終于得以暫緩，兒時的愛好和夢想仿佛點亮了老人的又一次青春。施平将年輕時養成的美學修養投入到了攝影中，當記者在病房見到他時，他的書桌的正中便放着一個數位相機。
病房的牆上挂着他的幾幅照片，也有一幅書法家寫的書法作品，用以形容他的晚年時光：“老年更發少年狂，吟嘯徐行又起航。”
老人仍然在關注着高校的教育。盡管離開工作崗位已久，但他依舊念念不忘于自己的教育理想：“我曾去美國考察，看到他們的師生間是很平等的。學生可以自學課業，随後帶着問題到課堂上和老師讨論。一節課上，老師講得不多，大多時間是在讨論。我覺得這樣的形式是很好的，大學應當提倡這種‘面對面’教學。”
施平所描繪的大學圖景是這樣的：大學的“圍牆”被拆除了，教室、實驗室和圖書館對所有人開放，人人都能夠享受高等教育的資源。從幼稚園開始，教育的費用就由國家來承擔。而在大學裡，學生不再受限于某一所學校，隻要願意，他們便能選擇自己心儀的課程，學分修滿了就能畢業。大學畢業後的學生仍然能回來聽課，隻要通過考核，便能拿到碩士、博士的學位。
這樣的教育思想，即使在他的後輩看來，也似乎過于“超前”。但老人說起這一切時，情真意切、目光堅定，還閃耀着年輕時的理想主義光芒。一個世紀來，正是千萬理想主義者的奮鬥，才鋪築了中國的強國之路，如今，這位年過百歲的老人，希望年輕人能夠接手他們理想主義的“傳棒”：“你們生于開放的年代，處于世界潮流的浪尖上，比之老一代，知得更多，思得更廣，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因而會比我們跑得更好更快。”
文彙
編輯：向彥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