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兩位“程母”說到“洛蜀黨争”
程更新
母親節是個洋節氣，最早起源于希臘，後流傳到英國，而現在許多人過的母親節則是美國人1914年造出來的。
中國是禮儀之邦，中國女性的美德尤為高尚。中國曆史上湧現過無數偉大的母親，我們為什麼不能過自己的母親節？有一個名為“中華母親節促進會”的機構，就曾提出将孟子出生的農曆四月初二定為中華母親節，這個提議得到了廣泛的贊同。
孟母是國人熟知的母親的典範，與她一樣受人尊敬的母親還有許多。在一份認可度很高的“中華十大偉大母親”排行榜上，列舉了這樣十位母親：
孟母仉氏（“亞聖”孟轲之母）：三遷其所，教子向善
程母侯氏（北宋理學家程颢、程頤之母）：身體力行，培德育才
楊母佘氏（北宋名将楊廷昭之母）：中流砥柱，送兒從軍
陶母湛氏（東晉名将陶侃之母）：斷發換酒，空床喂馬
嶽母姚氏（南宋民族英雄嶽飛之母）：勵子從戎，精忠報國
海母謝氏（明代清官海瑞之母）：親身教授，屢擇良師
歐陽母鄭氏（北宋歐陽修之母）：吃苦耐勞，畫荻教子
張皇後（明宣宗之母）：愛民如子，成就明君
蔣母鐘氏（清代文學家蔣士铨之母）：削竹拼字，注重早教
徐母王氏（明代旅行家徐霞客之母）：沖破傳統，送兒出遊
孟母三遷的故事，婦孺皆知，孟母居首，當之無愧。而排在第二位的程母，了解其懿德的人可能不多。因筆者是伊川先生程頤的後人，是以小時候就聽家父講程母教子有方的故事。
程母侯氏是山西太原盂縣人，世為河東大姓，出身書香門第。侯氏自幼就聰悟過人，女工之類無所不能，喜愛閱讀儒家經典與史書，博古知今。
侯氏19歲那年嫁給了比自己小兩歲的丈夫程珦。過門後，侯氏侍奉公婆孝順謹慎，對待丈夫相處如賓，因德行與儀容出衆，内親外戚莫不贊之。
侯氏的性格仁恕寬厚，對家族中的旁支子弟視同己出。侯氏教子有方，既不嚴聲厲色，又不嬌慣縱容。她從不鞭打下人，将年少的仆人視作子女，教兒女們平等對待仆人。侯氏看到道邊被遺棄的小孩兒，就領回收養。她還喜歡配制藥品，周濟得病的人。
丈夫每次發怒時，侯氏一定會寬慰勸解，隻是兒子們犯有過錯，她絕不掩飾隐瞞。她說：“孩子之是以不成材，是因為母親遮掩他們的過失而不讓父親知道。”她對孩子十分慈愛，但在教育方面從不心軟。孩子走路摔倒，她不讓家人去攙扶；家人給孩子喂精細的羹食，她說不能這樣滿足孩子的欲望；兒子與人發生争鬥，就算有理，侯氏也絕不會袒護兒子，她說：“我擔憂孩子們不能屈，不擔憂他們不能伸。”孩子稍大了一些，侯氏就常讓他們與良師善友交遊。
二程兄弟小時候，侯氏勉勵他們用功讀書，在書本的線貼上親筆寫道：“我惜勤讀書兒。”接着又并排寫了兩行文字，一行為：“殿前及第程延壽。”延壽是程颢的小名，她鼓勵長子赴考及第；另一行字是：“處士。”“處士”就是隐居不出仕的意思。結果，程颢考中了進士，而程頤放棄科舉考試，以布衣身份在書院講學，兩兄弟用行動遂了母親的心願。二程将母親遺留的手迹視若傳家寶留存，讓後世子孫都知道侯氏的高明與遠見卓識。
侯氏喜好文辭，卻很少寫文章，平生所作的詩也不過30首而已，而儲存下來的僅一首。二程的舅舅侯可是當時有名的大儒，才智甚高，他卻稱自己的才學不如姐姐。
侯氏生于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卒于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享年49歲。朝廷最初封侯氏為壽安縣君，後追封為上谷郡君。
通觀侯氏的一生，可謂中國古代婦女的典範，其為女、為妻、為媳、為母之道，皆做得恰到好處。
二程中的“大程子”程颢後來寫了一篇《程氏家訓》，原文是：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和，朋友信。見老者敬之，見少者愛之。有德者，年雖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雖長于我，我必遠之。勿談人之短，勿矜己之長。仇者以義解之，怨者以直報之。人有小過，以量容之；人有大過，以理責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處公無私仇，治家無私法。勿損人利己，勿嫉賢妒能。見不義之财勿取，遇義合之事則從。崇詩書，習禮儀，訓子孫，寬奴仆。守我之分，聽我之命。人能如此，天必從之。此常行之人道，不可一日無也。
這份程氏家訓就像是對程母侯氏品德的歸納。它将忠、孝、廉、節、恭、敬、友、善等中國傳統倫理道德，闡述得明明白白。程氏家訓因程颢、程頤的言傳身教而影響深遠。
說到程母侯氏，讓人聯想起另一位偉大的母親，那就是蘇轼、蘇澈的母親程氏。司馬光在為程氏所寫《蘇主簿夫人墓志銘》中贊美她“喜讀書，皆識其大義”。
程氏家富，蘇氏極貧。程氏18歲嫁入蘇家時蘇洵年僅19歲，還是一個少小無知的懵懂少年。兩人婚後生活一度十分艱難。有人建議程氏求助于娘家，但程氏一口拒絕。蘇洵從小不喜歡讀書，不知自強和上進，婚後依然沒什麼長進，照舊到處遊蕩。程氏像教孩子一樣百般苦勸夫君，終于使得蘇洵幡然醒悟，決定“治學”，發奮讀書。這就有了《三字經》中說的：蘇老泉，二十七，始發奮，讀書籍。
程氏就像是一位優秀的國小教師。蘇轼八到十歲這段時間，蘇洵進京參加進士考試，落榜之後心情沮喪，到江淮一帶旅遊散心，蘇轼、蘇澈兄弟的教育重擔全壓在程氏肩上。程氏的教學方法是靈活多樣的，除了以背誦為主的“填鴨”式教學外，還經常開展啟發式的教學。宋史蘇東坡的傳記與蘇轍為他母親寫的長篇碑文裡，都記載了這樣一件事：
後漢書中《範滂傳》記載：範滂因反對宦官虐政而遭通緝，範滂為不連累縣令以及母親而主動投案，範母送行時則大義凜然：“你今天能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得盛名，又求長壽，豈可兼得？”範滂跪拜而辭老母。程氏用這個故事教育東坡，十歲的東坡竟然提問道：“母親，我長大之後若做個範滂這樣的人，您願不願意？”程氏慨然回答：“你若能做範滂，難道我不能做範滂的母親？”可見程氏從小就對東坡進行正确的德育教育。
今天從蘇轼和蘇轍的詩文以及回憶中，可以看出程氏早期教育對蘇轼、蘇轍兩兄弟所産生的深遠影響，比如蘇轼的性喜直言，就與程氏的言傳身教不無關系。蘇轼、蘇轍在母親的教育下，小小年紀就博通經史，二子同登進士第。
兩位同時代的偉大母親（一為程門之媳，一為程門之女，我們姑且稱她們為兩位“程母”），都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美德的楷模，都為培育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精英建樹了不朽的功德。
曆史好像有意給我們開了一個有趣的玩笑，兩位“程母”養育和教導的優秀後代程頤和蘇轼，卻因性格和為人方式的差異，竟然演繹了人生一場解不開的恩怨情仇。
蘇轼（東坡）出生于公元1037年，程頤（伊川）出生于1033年，程比蘇大4歲，算是同齡人，且二人曾同朝為官。用世俗的眼光看，他倆還可以稱作表兄弟，程頤可喊蘇母程氏一聲姑母。
東坡和伊川，一個是文壇巨擘，一個是理學宗師，均為聲名顯赫的大家。在政見方面，二人曾都是站在司馬光一邊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同黨。照說，他們完全可能成為志同道合的朋友，但事實恰恰相反。蘇程兩人之間曾經發生了全方位的沖突沖突，由此引發的“洛蜀黨争”更是綿延七十餘載，成為兩宋曆史上的一樁公案。
蘇轼與程頤的初次交集發生在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是年，蘇洵攜蘇轼、蘇轍兄弟走出川蜀，進入汴京，準備來年的貢舉考試；程颢、程頤兄弟也在父親程珦的帶領下，赴京入國子監就學并備考，因而相識。東坡和伊川兩人直接的頻繁交往，則是30年後的宋哲宗時代。宋神宗駕崩，10歲的宋哲宗繼承大統，太皇太後高氏臨朝聽政。司馬光、呂公著組閣，蘇轼與程頤先後被召入京，兩人都當過哲宗的老師，陪侍皇帝左右。這種近距離接觸讓兩人在互相熟知的同時，沖突沖突也日益放大。
程頤性格向以端肅持重著稱，蘇轼性格豪邁，不拘一格。同樣一個禮儀，在程頤看來是“尊儒重道”，在蘇轼看來卻是“不近人情”。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司馬光去世，程頤主喪。蘇轼與衆官參加完一次皇上的明堂慶典，便欲前往司馬家祭奠，但遭到程頤的阻攔。程頤的理由是慶、吊不能同日，并引用《論語》的話說：“‘子于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才了，卻往吊喪？”蘇轼反駁說：孔子雖然說過“哭則不歌”，但并沒有說過“歌則不哭”呀，他譏諷程頤這套東西看似合乎古禮，其實不過是山野之舉。沖突積累的結果導緻兩人在政事上互相猜忌。呂公著對程頤甚為器重，他為宰相時，“凡事有疑，必質于伊川。進退人材，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诋之”。政事上猜忌，進而又導緻“洛蜀”兩派人員在人事上互相傾軋。至此，“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的局面形成，并一直延續到幾十年後的南宋高宗時期。
無論是個人性格上的不合，還是政治人事上的沖突，都隻是表象。蘇東坡與程伊川真正的沖突是在更深層的哲學觀念上。這集中展現在對“天理性情”的體會與了解上。
“天理”二字是二程兄弟在千辛萬苦的生命曆練中體會出來的。程颢曾深有感觸地說：“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程頤接着說了一句震古爍今的名言：“性即理也，所謂理，性是也。”程頤的四傳弟子朱熹對先師的這句話推崇備至，他說“伊川‘性即理也’四字，颠撲不破”，“自孔孟後，無人見得到此，亦是從古無人敢如此道”。二程對性理進行了道德方面的規定，即性是善的，“不知性善不可以言學”。在程頤看來，“性其情”的具體功夫就是一個“敬”字，是以平素對敬視之甚高，常說“敬勝百邪”，“入道莫如敬”。
蘇轼對“天理性情”的了解與程頤幾乎完全相反。蘇轼的高足秦觀曾寫過一首詞，裡面有一句“天若知也和天瘦”。有一天程頤遇到秦觀，就問起那首詩。秦觀還認為程頤要稱賞他，就拱手遜謝。結果程頤卻說：“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就“性情”來說，蘇轼也根本不承認性善論，認為情不是性的反面，而是“性之動也”。情隻是性動而散殊的狀态，與性在本質上是同一的。性無善惡，是以情也無善惡。情既無善惡，自然也就不需要“性其情”，不需要節情制欲，反而可以遂情達欲。蘇轼豪放不羁、縱情才藝的性格愛好，正是他這種哲學觀念的外化。基于這種哲學觀念，蘇轼對程頤一派強調“敬”的作風甚為反感。
總之，蘇東坡與程伊川兩人哲學觀念上的深層沖突，決定了他們各方面的沖突對立都是很難調和的。但明末陳确《洛蜀論》卻認為，蘇東坡對程伊川是“口語之傷，非有不解之仇”。清人錢大昕《洛蜀黨争》也說，“東坡之于伊川，不過口舌譏诮”，“伊川不忍于東坡，毋乃量之未廣也乎”。這些說法都把蘇東坡與程伊川之間的沖突解讀為口舌之争、度量之較。
筆者不才，不敢也不該對先賢和偶像妄加評議，但凡人總有自己的思想、看法。竊以為，對于學術觀點問題，一方面應該提倡探讨甚至争鳴，求得真谛；另一方面則沒有必要簡單地強求統一，可以讓時間與實踐來證明。
蘇東坡與程伊川的思想、觀念和行為的沖突已經過去八九百年，我們後人今天可以用曆史上和現實中發生的事實來做一些評說。依我膚淺的認識，我想說先祖伊川先生嚴謹的思想作風，嚴肅的人生态度，嚴密的治學精神都是非常可貴的，他對國家人民的憂慮與擔當，更是令人敬仰。然而，老先生的思想方法顯得過于刻闆，從客觀上束縛了人們的思路，對社會的改革、創新和進步造成了一定的制約。尤其是在如今世界瞬息萬變的時代，程子的有些思想主張和生活方式更是不能照搬。
對于程蘇沖突，存在一種有趣的現象，在許多人看來，洛蜀黨争并不像曆史上一些著名的政見或學術沖突那麼你死我活。人們更多的是從他們的性格層面去看。蘇轼和程頤都是大家，都同朝為官，都當過帝師，都是好人。他們都希望通過用正能量對皇帝進行開導，來影響皇帝的決策，對國家做出貢獻。但是，我想鬥膽地說，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兩個人都不适合當官：蘇轼不适合當官，是因為他太向往自由了；而程頤不适合當官，是因為他太規矩了。他們相同的優點被不同的缺點抵消了。
2024年6月30日
【作者】
程更新，解放軍畫報社原副社長、中國畫報協會原副會長、首任秘書長。
編輯：百将書院昕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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