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2024年聯考志願填報季。6月21日，教育部公布了最新全國高等學校名單，其中正式獲批的職業大學院校數量已達到51所，包括23所民辦和28所公辦院校。一個多月前，教育部同意新設16所職業大學院校，它們中的大多數将在今年開啟全國招生。
職業大學教育于2019年啟動試點，是一個新興事物。職業大學畢業生能拿到與普通大學具有同等效力的學位證書。但與此同時，職業大學也面臨着職教領域長期存在的社會認可度不高、産教融合不夠等問題。
職業大學的出現，會為中國的職業教育體系帶來哪些變革?辦學中遇到哪些挑戰?如何實作職業教育“中職—高職—大學”的有效貫通?國外的職業教育發展有哪些經驗可以借鑒?華東師範大學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匡瑛，長期研究國内外職業教育。近期，針對這些問題，她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的專訪。
匡瑛。圖/受訪者提供
“既能動手，又能排程指揮，
還能創新”
中國新聞周刊：今年以來，教育部同意增設多所職業大學學校，僅5月就新增了16所。目前，國内職業大學院校超過50家。你怎麼看當下職業大學的發展速度？
匡瑛：2021年舉辦的全國職業教育大會，已經對職業大學有一個基本規劃，提出穩步發展職業大學教育。按照2021年中辦、國辦印發的《關于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品質發展的意見》，到2025年，職業大學教育招生規模不低于高等職業教育招生規模的10%。
職業院校升本，需要學校申報，經教育部實地考察驗收才能通過。過去幾年，受疫情等因素影響，相關工作被耽擱了一些。近期，教育部同意增設16所職業大學學校，屬正常進度，符合穩步發展的規劃。
中國新聞周刊：理想的職業大學學生培養模式應是怎樣的？
匡瑛：前兩批獲批職業大學的院校以民辦高職為主，2020年6月，原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正式更名為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大學，自此，更多公辦院校獲批為職業大學。尤其近兩年，一批“雙高計劃”(即中國特色高水準高職學校和專業建設計劃)院校升格後，職業大學對人才的培養，越來越符合我們的期待。
比如，國内職業大學的“龍頭”高校——深圳職業技術大學，有非常深入的産教融合。理想的産教融合，産業介入人才培養應從源頭開始，而不隻是在最後的實習實訓階段。
在我們調研過的職業大學院校中，有的企業從專業設定時，就開始參與論證。因為專業設定會涉及專業定位，每個學校專業的内涵是不同的，比如同樣叫大資料專業，很可能細分方向是不一樣的。
接下來，校企雙方要明确學生四年需要學到的職業能力，在此基礎上搭建課程體系，開發教材。比如哪些課程要在校内設定，哪些教學環節要通過實習完成，高校教師和企業團隊如何合作，哪些項目要嵌入課程中，哪些是完全真實的項目，哪些要根據教學規律重新設計，這都需要校企雙方一起讨論。
在一些職業大學院校，企業導師和學校教師會同時進入課堂，實作理論和實踐的無縫銜接。因為企業很清楚，學校教授了哪些内容、教到什麼程度，是以，在實際崗位上，企業能更明确應該訓練學生哪些技能。這樣的培養方式是一體化的，符合企業預期。
中國新聞周刊：我們與一些企業人士交流時發現，當下，他們更喜歡動手能力強的專科生，或者大衆更熟悉的普通大學生。職業大學生似乎處在一個尴尬的位置，對此你怎麼看？
匡瑛：職業大學是一個新生事物，可能在教育界内部大家已經逐漸熟悉了，但對于市場來講，去年才出現第一批四年制的職業大學畢業生，真正進入市場中的學生還非常少。
我們曾經在調研時問過企業，企業不反對這一教育類型的出現，但他們期待職業大學跟高職有所差別。職業大學學生的思考判斷和其他方面的綜合能力，應比高職學生強。企業期待職業大學學生既能動手，又能排程指揮，還能創新。這類人才按照傳統高職或者普通大學的培養方式，一定培養不出來，職業大學學生的獨特性就在這裡。
中國新聞周刊：對于不少職業大學院校來說，并非所有專業都能實作理想的校企合作。從更大範疇來講，職業教育依然面臨着“校熱企冷”的現狀。對此，你有什麼建議？
匡瑛：目前有一些比較好的探索。一些職業大學院校會請企業負責人擔任學校二級學院的院長，所有學生培養的事項，都和企業有關，裝置、人力也比較好調配，這從機制上解決了問題。
但最核心的因素還在于學校的老師。如果學校老師的技能和企業比對，能為企業解決實際的技術難題，校企間的合作就有希望達成。職業院校還是重在幫助企業實作技術疊代與創新，它不是從0到1的原始創新，而是從1更新到2、3.這與企業的利潤增長息息相關。當企業對學校有依賴的時候，産教融合和校企合作就會比較長效。我們不能讓企業隻承擔責任，單純為學校培養人才，這不可持續的。
6月16日，江蘇淮安市，江蘇省食品藥品行業暨江蘇食品藥品職業技術學院畢業生專場招聘會在該校舉辦，299家企業提供餐飲、建築房産、機械制造、金融、平面設計、貿易等領域近萬個熱門崗位，吸引不少應屆大學畢業生前來。圖/視覺中國
“大學生就業最後一公裡，
可由職教完成”
中國新聞周刊：職業大學對博士師資比例有一定要求，但也有人擔心，博士能否培養出高技能人才，對此你怎麼看？
匡瑛：各地高校差異比較大。職業院校在升本後，需要滿足的一項名額是師資的博士比例。但實話說，一些職業大學新招收進來的博士，未必在産業技術開發上有很強的能力，畢竟是從院校出來的，跟企業打交道不多。不能說有博士的學曆，就一定能解決問題。但博士是有優勢的，學校需要思考，如何給新引進的博士創造做技術研發的生态。
中國新聞周刊：對于職業大學的評估，是目前其發展過程中面臨的一個大問題，你有哪些具體的建議？
匡瑛：對于職業大學院校的評估，不單單是博士比例問題，這隻是一個底線要求。到現在為止，針對職業大學的評價體系還沒有很好建立起來。整個評價體系中，人才培養、社會服務、技術創新等幾方面的權重，應與其他類型的高校有所差異，這決定了學校的發展定位。職業大學院校的評估要盡快跟上，否則，我很擔心一些職業大學會“學術漂移”，“漂移”到跟普通大學一樣的模子裡。
就職業大學評估來講，首先，人才培養品質是一個很重要的名額。職業大學屬于重實踐教學的一類學校，是以這一塊的權重應比綜合類大學高得多。
其次，企業服務方面，職業大學院校要實作技術工藝的創新和疊代，服務對象除了大中型企業外，很多時候應是小微企業。小微企業往往缺乏技術研發的能力，如果職業大學能幫助企業推陳出新，完成一些相應技術的疊代，對企業和院校來說，是一件雙赢的事情，這塊的比重應該增加。
以德國為例，在其職業教育體系中，跨企業教育訓練中心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它會收集若幹中小企業的需求，幫其在相應學校内達成。
但我們現在成立産教聯合體的過程中，很多時候都盯着頭部企業。我們所裡也做過調研，頭部企業和職業院校合作過程中，能發揮的作用不多，因為它們所需的技術研發能力跟職業院校間有一定落差，它們更多時候需要的是清華、北大等高校。相對來講，能給學校實質性幫助、真正參與到人才培養過程中的，還是中小企業。
評估中還有一塊内容是社會服務。職業大學不單單是培養職前的學生，還應為企業在職員工提供教育訓練。如今産業變革加速，企業員工需要技能的提升和再技能化，這也是職業大學跟普通高校非常大的差別。
我們還有一種預期：職業教育很重要的特性是與就業連接配接緊密，與企業互動密切。現在大學生的就業形勢很嚴峻，這些學生能否到職業大學學習一些實用性的課程、獲得一些技能證書再去就業?大學生就業的最後一公裡，可以由職業大學接力完成。但這樣的模式在珠三角、長三角地區的職業學校相對較多，中西部地區較少，這跟産業布局有關系。
“一些學校不願意沖出舒适區”
中國新聞周刊：面對新技術和勞動力市場的新變化，國外的職業教育在大學層次上有哪些探索，又是如何鼓勵企業主動參與校企合作的？
匡瑛：以德國為例，德國也有高層次的人才培養，包括應用技術大學和雙元制大學。
應用技術大學起源于高等專科學校，是德國工程師的“搖籃”，德國90%的工程師都畢業于這類學校，群眾有着很高的評價。這類學校在德國高等教育體系中的占比達到一半左右。在産業轉型更新方面，應用技術大學培養的應用型專業技術人才，與産業需求的比對度非常高。
另一類是雙元制大學，最早是在2009年德國巴登-符騰堡州成立的。雙元制大學的前身是職業學院，起源于20世紀70年代。職業學院的成立背景很有特點，不是由政府主導的，而是奔馳、博世等知名企業發現，其需要的後備産業人才在現有教育體系下培養不出來，主動提出與政府聯合辦學。随着數字化、智能化更新，企業需要跨學科的創新、複合型人才，是以，職業學院升格成為雙元制大學。德國的雙元制大學一直跟着産業需求走，企業的話語權很大。
中國新聞周刊：在德國，企業除了有内在培養人才的動力，制度層面有哪些設計和保障？
匡瑛：德國在1969年實施《職業教育法》，對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責任、義務和權利等，進行了非常詳細且嚴格的規定。比如什麼樣資質的企業能參加校企合作、哪些職業适合雙元制教育模式、教育訓練老師要有什麼資質，還涉及學生在實踐中的權益等，企業違反規定将構成違法。
除了強制性的立法架構，德國的《職業教育法》還與教師資格教育訓練條例、青少年保護等相關法律相協調。
在德國、英國等國家，很多企業有上百年的發展曆史，但中國的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平均壽命并不長，目前更在意的是生存問題，而不是從長期人力資源供給的角度考慮。這也不能全怪企業，校企合作“一頭熱一頭冷”的問題，是階段性的。
我在調研過程中也看到，有的企業很積極地向職業學校靠攏，反而一些學校不願意沖出舒适區，因為企業的需求很靈活，學校如果緊跟企業步伐，會打破傳統。比如一些文旅企業，其生意的旺季在暑假，它們希望老師能參與研發定制化的旅遊路線，但不是所有老師都願意放棄自己的暑假。校企合作的責任是雙方的，這應是一個雙向奔赴的過程。
現階段，我們也可以在法律和制度層面上進行優化。比如德國、英國會有類似國家學徒制服務中心的機構，不同國家的稱呼不同，但工作内容是比對學校和企業的需求，有明确的制度支援。但國内探索的校企合作、産教融合，更多還是在探索一種人才培養模式。目前，新修訂的《職業教育法》中也提出，要推行中國特色學徒制，未來我們需要朝着這個方向去努力。
“職普融通不是普教吃掉職教”
中國新聞周刊：職教聯考是中職生向上升學的重要通道，各地都在探索，你怎麼看職教聯考實施的現狀與挑戰？
匡瑛：現在各地開始推行職教聯考，本身就是一個突破。中職學生能通過職教聯考，進入到高職或職業大學。
職教聯考包括文化素質和職業技能的考查，但在開展過程中，我們還是受到慣性思維的影響，依然以文化課為主進行招生，技能考查的占比并不是很高，與我們對職教聯考的期待還有一定差距。
職教聯考目前有許多挑戰，各地情況不大一樣。但一個主要問題是考試的組織難度大。即使按照專業大類分，職業教育也有19類，如果隻是文化課考試，組織難度會小很多，但考查職業技能的實際操作，要涉及标準化考場、裝置統一性等問題，相對來講，成本較高。
在江蘇等地，中職學校都會組織開展學業水準考試，考查中職學生的公共基礎知識、專業基礎理論和專業基本技能。一些考場已針對專業基本技能的考查做了布置。未來一些地方的職業聯考可以在這些考場開展。此外，如果職教聯考和人社部門技能等級考試能共享考場，考場規範化問題也可以進一步解決。
各省教育廳對職教聯考并不是特别重視。各地在其招生考試改革過程中，首先要考量的還是有沒有可能因為改革産生較多增量，比如提升“雙一流”大學的錄取率等。職教聯考顯然無法達成這一目标。
中國新聞周刊：無論是職教聯考還是職業大學，都在打通原來職業教育的學曆“天花闆”，中職、高職、職業大學如何能更好地銜接，實作職業教育人才的貫通式培養？
匡瑛：技術技能人才一體化培養以後，應該在培養目标、課程體系、師資隊伍、實訓裝置、産教融合等方面一體化設計。現實中，我們發現目前中職、高職和職業大學的很多課程是重複的。
一體化的課程标準和課程體系的建構，是一個系統問題。以上海為例，上海從2010年起開始探索中高職貫通培養，逐漸延伸出中本貫通、高本貫通和五年一貫制、七年一貫制等多種實踐模式，每個專業都進行了從上到下的一體化建設，由大學層次的高校統籌。
課程建設的論證過程中，中職和高職開的課，銜接點要非常清楚。我們也會進行學生職業能力分析，中職、高職、大學階段的學生，分别需要具備哪些職業能力，高等教育階段的老師也會參與到中職的教學設計中。這樣貫通的學制下，從中職升學上來的學生，能力表現不會比普通高中畢業生差。
在上海，現在選擇中高職、中本貫通的學生人數，占所有中職生的60%—70%。中職教育以升學為主是沒有問題的，但要是有目的的升學。
中國新聞周刊：從橫向融通的角度來講，你研究過德國、美國、新加坡等國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融通的模式，我們有哪些可以借鑒的地方？
匡瑛：世界上職普融通有三大主流模式。第一種是在“雙軌制”前提下，進行課程滲透，代表國家就是德國。德國在職業教育、普通教育相對獨立的狀态下，将職業教育的課程、課外活動等滲透到普通教育。
比如德國有文理中學，和我們的普通高中類似，以升學為導向。他們在高二會開一些職業類、生活類的“特長課程”，學生可以學習機械加工、電子技術、家政等課程。學校還會在學科教學中增加一些勞動内容，增加學生對未來勞動力市場的認識，以及和地區企業、工廠合作，開展職業體驗活動，還會給學生提供未來職業規劃服務，這種趨勢也蔓延到了綜合中學。
新加坡是第二種，通過建構多元通道，給學生更多教育選擇。新加坡和中國相似，受儒家文化影響，群眾并不是很看好職業教育。是以在制度設計時，淡化了普職标簽。過去，他們将教育類型分為三種，快捷通道、普通(學術)通道、普通(職業)通道，後來他們進行了改革，将這三類教育的課程，按照G1、G2、G3劃分，學生心中對不同類型沒有高低的區分，可以根據興趣志向，或者學習能力自由選課，而且能實作雙向互通。
美國是第三種模式——徹底融通。美國實行的“單軌制”，職普之間不存在教學體系的差别，無論它的綜合中學、綜合性大學，還是高等教育的社群學院，普職都是一體的，通過開設豐富多樣的課，讓學生在選擇過程中實作自然分流。為了增加綜合性課程，美國的綜合高中還重點設定了一些資訊技術類、工程技術類的課程。美國的高中還有職業生涯指導教師，引導學生找到适合自己的教育類型。
中國和德國都是職普融通的“雙軌制”國家，但從融通動力上看，職業教育在我們國家的吸引力和接受度，都不如普通教育。職普課程的滲透，我們也有類似實踐，比較遺憾的是，我們的技術課程方案沒有做得像德國一樣，有詳細的設計和很強的可操作性。新加坡的模式淡化了普職标簽的通道設定，值得我們借鑒。不過，前提依然是，職業教育發展已經非常成熟和完善了。
職普融通，不是說普教吃掉職教。既然能夠融通，說明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都很強，是以我們的職業教育一定要繼續堅持它的類型定位，不能辦着辦着，就變成普通教育。(發于2024.7.1總第1146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