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光耀
北京大學曆史學系主任、教授
曾在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任職
曾任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曆史研究所任講師、副教授，兼副所長
唐德剛多次強調過一個觀點：近代中國百餘年來，隻出過“兩個半外交家”——李鴻章、周恩來和顧維鈞，而顧維鈞就是那“半個”。
他這樣說的依據是，顧維鈞雖做了一輩子外交官，從北洋軍閥的北京政府到國民黨的國民政府，但都是為人作嫁衣，奉命工作，自己一輩子也未享受過決策權。是以與李鴻章、周恩來比，隻能算半個外交家。
但資先生不贊同這一看法，以為此說不公，以顧維鈞的外交表現，無論如何當得起一個外交家，而且是傑出的外交家。唐德剛是以政治家的标準來衡量外交家，資先生則從外交家本人的作為來評判，後一種評判标準更能揭示外交家在外交史上的地位。
“以公理争強權”：
順應時代潮流并站在潮頭的
中國外交家
唐德剛說的“兩個半外交家”對應的是近代中國的三個時期：晚清、中華民國和新中國。一個外交家的作為離不開他所處的時代。
處于晚清的李鴻章在對外交涉中，清醒地認識到面對的是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他順應變局，從傳統夷務向洋務然後向近代外交轉變，對國際法也有所了解，确實是晚清最善于與列強打交道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決策上仍受清廷制約，且處于大變局的開端，無法擺脫傳統體制和觀念的束縛。
顧維鈞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以所學國際法審視晚清外交，對之有嚴厲的批評，稱國門被迫打開後中國所喪失之國權，“為吾衮衮諸公之所甘心放棄者，亦何可勝道哉”。
在晚清主持外交者中，顧維鈞視李鴻章為“大陸膽識俱到之外交家”，但也有批評，指出其于庚子年從上海提軍北上，欲道出租界，為工部局所阻，在中國自己的土地上竟“噤口無聲，而出他途”，李鴻章尚如此，其他“碌碌諸公更何論乎”。
顧維鈞寫該文是辛亥革命前夕，距李鴻章主持外交已經過去了十年。在美國學習多年後，他對世界大勢有了自己的判斷：“當今日之世雖曰有強權無公理，然國際交涉之時誠能以公理争強權，則強權者亦不能以一手掩天下之目，而抹殺公理也。”
顧維鈞的這一看法準确地預判了20世紀國際關系發展的趨勢，也成為他此後從事外交所信奉的原則。
顧維鈞寫該文時強權政治仍主宰着世界，但幾年後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十四點計劃”，倡導公開外交、民族自決和集體安全。在顧維鈞看來，這提出了“對人類至關重要的問題”，即他所期望的能與強權抗争的公理。
1919年巴黎和會上，顧維鈞代表中國的發言和最後拒簽和約，就是身體力行地以公理争強權。
然而，公理争強權并不一帆風順。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上違背自己的承諾，被中國輿論痛斥他口中的“公理”是“一文不值的空話”。強權雖一時占據上風，但顧維鈞的言行挑戰強權，彰顯公理，赢得國内各界和國際社會的尊重，并由此奠定他在近代中國外交史上的地位。
他堅信強權不能一手遮天。确實，即使在美國國内，威爾遜的決定也遭反對，美國代表團内藍辛等人對中國拒簽巴黎和約亦表示支援，表明公理不會被完全抹殺，在與強權抗争中會逐漸得到彰顯。
九一八事變後，顧維鈞在國聯講壇上譴責日本侵略，進一步彰顯公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他參與籌建聯合國，終使公理壓倒強權，中國也獲得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
圖 | 顧維鈞代表中國第一個簽署《聯合國憲章》
顧維鈞在世紀初就看準了20世紀上半葉國際關系變化的大勢，投身外交後代表中國在國際舞台上堅持以公理争強權，是順應時代潮流并站在潮頭的中國外交家。
“此青年外交大家，
實大陸大學學生之模範人物也”
至于說顧維鈞一輩子未享受過決策權，并不完全準确。巴黎和會拒簽是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做出的一次決策。北京政府時期，終止中比條約和罷免安格聯都是顧維鈞主持内閣時做出的重要外交決策。正因為如此，資先生認為顧維鈞在外交上有比李鴻章更大的自主裁量權。
顧維鈞進入外交界，正是中國外交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重要時期。清末民初逐漸走向專業化的外交需要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才，顧維鈞适逢其時，脫穎而出。
民國初立，首任外交總長陸征祥提出：“凡是辦政治，尤其是辦外交，決不可用外行。”于是，剛取得博士學位的24歲的顧維鈞在擔任袁世凱英文秘書的同時進入外交部。
此後，他在27歲時出任中國駐美公使，31歲代表中國在巴黎和會發言，34歲擔任外交總長。這是轉型時代的年輕人才會有的機遇，但能否抓住機遇還得看個人才幹和禀賦。
最明顯的事例就是巴黎和會上代表中國發言，按代表團成員資曆，輪不到最年輕的顧維鈞，但其他人都無準備、又臨陣退縮，結果對中日問題早有研究的他當仁不讓地挺身而出，為國家争公理，也為個人赢得聲譽。
巴黎和會及此後的華盛頓會議不僅使顧維鈞在國際舞台上嶄露頭角，也得到國内各界廣泛認可，被蔡元培稱為“此青年外交大家，實大陸大學學生之模範人物也”。
公權力更替頻繁，
卻無不依靠顧維鈞這樣的外交家
顧維鈞出任北京政府的外交總長時，外交部已成為專業化程度相當高的部門。軍閥混戰的年代，内閣更替頻繁。但不管哪一派勢力組閣，外交總長都不得不依靠顧維鈞這樣的職業外交官，由他們出面去與列強打交道，以求得列強的承認，曹锟總統任内在外交方面更是放手于顧維鈞。由此，顧維鈞得以在修約外交中有所表現，進一步提升了外交聲譽。
國民政府取代北京政府後，外交決策權歸于國民黨和蔣介石個人。顧維鈞對此看得十厘清楚，是以在短暫擔任外長時要求國民黨将有關外交的決議事先告知。但他仍對外交政策積極建言，如1933年初與顔惠慶和郭泰祺一起建議對日絕交，1942年底中英新約談判最後關頭提出簽約與九龍租借地問題分開處理。
顧維鈞敢于提出與決策層明顯不同的意見，憑借的是在北京政府時期積累起的經驗和聲譽，這是他在國民黨的體制内得以發揮外交才幹的資本。而國民黨政府與軍閥時期的北京政府一樣，也需要職業外交官的專業知識和技能。
弱國如何外交？
并非沒有施展的空間
作為職業外交官，顧維鈞對中國的國力有清醒的認識，在他從事外交的絕大部分時間中，是以弱國來定位中國的外交并采取相應政策的。對弱國外交，他在一次公共演講中說：
“國人對外交見解，有兩見解，一謂弱國無外交，一謂正惟弱國始須外交。此兩說皆可謂确，而亦皆可謂不全确。國無強弱，皆有賴外交，惟其方法則不同。而弱國之外交，尤關重要。因強國外交可較為大意，以稍有所失，尚有其他方法補救。弱國則不能一毫松懈，其獲得結果也固不易，而獲得結果後，常不能充分利用之。”
是以，每逢重大交涉，顧維鈞如履薄冰，準備充分。他認為，弱國外交最有用也是經常要使用的政策就是“拖延時間”。對弱國來說，“甯為玉碎，不為瓦全”不能用于外交，因為國家是不能玉碎的。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的成功，因為對方也這樣要求的話，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
是以他強調，在談判中“當你已達到百分之五十的地步，而正接近百分之五十一、五十二時，應當小心不要有任何可能引起談判破裂的言談和行動，而失去你那百分之五十一、五十二。是以如果你的目标是要達到百分之七十，就應特别小心，以便在可能的情況下實作那百分之七十的目标，取得談判成功”。
但同時代的外交官并不都能有這樣的認識，是以他指出，中國外交的一個大毛病就是亂要價錢，“不願意吃明虧，結果吃暗虧，不願意吃小虧，結果吃大虧”。
顧維鈞深知弱國外交之不易，但也深知弱國外交并非沒有施展的空間。早在留學期間他就特别看重塔列朗，稱贊其“操縱英俄普奧四雄于維也納會議”，頗有仿效其在國際舞台代表中國縱橫捭阖的志向。
圖 | 塔列朗（1754年2月2日-1838年5月17日）
塔列朗被歌德譽為“19世紀第一外交家”，外交生涯持續40多年。就外交才幹而言，顧維鈞可與塔列朗一比，但就兩人所經曆的相隔百年的兩個國際會議——維也納會議和巴黎和會來說，塔列朗操縱四雄獲得了成功，顧維鈞卻飲恨塞納河畔。這讓人不得不感歎，個人的外交才幹無法超越國運。
盡管身處弱國，但顧維鈞投身外交時内心深處卻有讓中國跻身大國之列的願望，隻是在他漫長的外交生涯中，隻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很短一段時間内，才有将這一願望付諸實施的機會。
敦巴頓橡樹園會議前，他向蔣介石建議的參會方針是保證中國的“四強”地位，以獲得與美、英、蘇平起平坐的大國資格。舊金山會議上，他在托管地問題上與美、英代表正面沖突，堅持以公理争強權的立場，稍顯大國氣概。可惜的是，這樣的時刻在顧維鈞的外交生涯中稍縱即逝。中國的國力及所處的時代，使顧維鈞基本上是以一個弱國外交家的身份出現在國際舞台上的，他也習慣了這樣的角色。
圖 | 敦巴頓橡樹園會議現場
新的外交戰略：
“聯美制日”，“親美”亦有限度
在外交戰略上，自中日“二十一條”交涉起，顧維鈞就主張“聯美制日”。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國，顧維鈞屢屢向政府呼籲确立以美國為重心的外交戰略，強調“大陸外交運用，宜特别注重美國”。
中國傳統外交向主張“以夷制夷”，但并不确定固定的聯合對象，而是随機應變。顧維鈞的“聯美制日”主張将美國作為長久的聯合對象，在近代中國轉型期倡導新的外交戰略。“聯美制日的主張是基于顧維鈞對遠東國際局勢的認識。
20世紀上半葉，日本是對中國威脅最大的國家，而美國在遠東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是以“遠交美尚足以制近逼之日本”，确是中國外交上最為可行的選擇。重點對美外交也是顧維鈞留學美國潛移默化中形成的對美國的認同與親和感在外交事務上的反映，因為在他看來美國與其他列強不同，“對于我無陰謀，待我以至誠”，“在本質上并不是帝國主義”，這是重點對美外交的思想基礎。
這也是民國時期許多像他一樣的留美學生如同樣畢業于哥倫比亞大學的宋子文和胡适具有的看法，是以他們被稱為民國外交的“親美派”。不過，“親美”并非是沒有限度的。在有關台灣地位的問題上，他對美國政策有可能導緻海峽兩岸分離的狀态高度警覺，對一個統一的中國的認同設定了“親美”的限度。
20世紀上半葉，中國國内政局動蕩，政府更替頻繁。如何應對紛亂的内争，是每一個外交官無法回避的問題。顧維鈞的外交生涯經曆了從袁世凱到蔣介石敗退台灣後的各個時期，這在同輩外交官中是絕無僅有的。北京政府後期，他一度較深地卷入到政治漩渦中，品嘗過派系政治傾軋的苦澀滋味，對國内政治及其與外交的關系有切身的體認。
在思想理念上，顧維鈞信奉美式自由主義，但在國内政治中，他并不像胡适、蔣廷黻那樣或不懈鼓吹，或執着推行。在大多數時候，他總是力圖與國内政治保持距離，專注于外交事務。
晚年口述回憶錄時，他說：“當辦理重要交涉時，唯一影響你的應當是民族利益，而不是黨派和政治利益，更不應考慮個人政治上的得失，否則，要末是犧牲民族利益實作政治野心，要末使談判完全破裂。如果一個外交家有了政治考慮，他的外交就很危險了。”這是他的經驗之談。
圖 | 1921年，顧維鈞參加華盛頓會議
但到顧維鈞最後一次出使華盛頓時，他面臨的是與以往完全不同的國内外形勢。國共之争是20世紀中國最大的兩股政治力量的決鬥，并且牽涉到美國與蘇聯兩個大國，而美蘇之間的冷戰此時已經拉開帷幕。
顧維鈞是從巴黎和會走上國際舞台的外交官，他所熟悉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國際秩序，擅長在與列強的交涉中縱橫捭阖，維護和提升作為弱國的中國的主權和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有着強烈意識形态特征的冷戰格局，對他來說，超出了以往的知識和經驗範圍。
顧維鈞曾批評民國初年不同的軍事和政治派系依附某一個外國勢力，或日本，或俄國，來鞏固支撐其政治前程，指出“這是一個錯誤，因為他們不自覺地使自己成為某個外國的外交政策的工具，這永遠是一個難以向人民大衆交代的問題”。而他外交生涯最後階段的對美外交，正是他自己所批評的有了黨派和政治利益的考慮，在很大程度上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工具。
強調專業性，
他認為外交官必須具備四種素質
顧維鈞将外交看成由外交官從事的專業工作，反對民族主義興起後出現的“人民外交”（這是《顧維鈞回憶錄》中的用法，當時人和學界通常用“國民外交”一詞)。他說，“在中國，自從五四運動，‘人民外交’的口号已經成為非常時髦的口号，群衆組織起來大遊行或組成代表團對中國的代表施加壓力，常常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因為“‘人民外交'總是以百分之百成功為口号，是永遠成功不了的”。
因為強調專業性，顧維鈞特别看重外交官的專業素質。國民黨主政後，将不少黨内人員安排進外交部，顧維鈞私下批評道，這些人缺少“外交經驗”，“非合于外交生活與工作”。
他認為外交官必須具備四種素質：
(1)适當的基礎知識；
(2)精通一門或更多的外語；
(3)實際的談判經驗；
(4)國際會議的經驗。
專業素質之外，他還特别強調必須有從事外交的氣質，他說見過不少人受過良好的訓練和教育，但氣質上卻不适合擔任談判工作。這可看作顧維鈞的夫子自道，對此他是頗為自信甚至自負的。顧維鈞外表俊美，這拜先天所賜。而他柔中帶剛的發言風格，從在外白渡橋上斥責鞭打黃包車夫的英國人“Are you gentleman”的少年時期就已形成。此後長年的外交工作，使外交家氣質融入他的一言一行，乃至血液之中。
女兒顧菊珍問他一生有過幾個女人，這是在家中餐桌上的閑聊，但顧維鈞十分自然地随口反問“隻有28個嗎？”完全是外交場合的條件反射，是以顧菊珍說外交官習性已經成為他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幫顧維鈞做口述并與他交往了20多年的唐德剛也說，顧維鈞“一輩子生活中，無時無刻不在辦外交”，“永遠披上了一件鮮明的外交家的大禮服”。
圖 | 北京政府時期，穿外交禮服的顧維鈞
顧維鈞是在近代民族主義興起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有着強烈的中國情懷。在同輩人中，他為中國外交服務時間最長。在外交舞台上，他有為中國以公理争強權的高光時刻，也有不少委曲求全的苦澀記憶。
在結束口述回憶錄時，顧維鈞談到在外交生涯中遇到的各種不尋常的困難，稱“也許是1911年推翻滿清之後，一個要享有在世界各國大家庭中合法地位并在世界中發揮應有作用的新中國在它的孕育和誕生之時就已經繼承下來了”。顧維鈞的這句話很有曆史感。
他的個人經曆是近代中國外交的一個縮影，他所面臨的困難和經曆的失敗在他所處的時代是難以避免的。在今天，回望顧維鈞漫長的外交生涯，巴黎和會上的發言和拒簽和約以及舊金山會議上代表中國第一個簽署《聯合國憲章》，是他在中國外交史上留下的永遠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