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電影《同學們》還原的抗戰時期嶺南大學“懷士堂”。片方供圖
顧蕾至今記得一棵樹。那是她在廣東韶關蓮花山腳下一個村莊裡看到的。當時，為了尋找仲元中學的辦學舊址，她與團隊成員在村莊附近勘了一天景，問了許多人，都不知道學校的具體位置，直到走進那個村莊。
第一個遇見的人大約七十多歲，顧蕾一問，對方竟然知道位置，他的叔公是當時那段曆史的見證者。遺憾的是，仲元中學的辦學痕迹幾乎蕩然無存，隻剩下那棵樹。或許，用枯樹根形容它更為确切。顧蕾很感慨，它一定見證過當時許多慘烈的場景。
2024年6月，曆時三年、中間換了三個拍攝團隊制作而成的紀錄電影《同學們》上映。影片講述在抗日戰争的烽火中，衆多華南院校遷往粵北山區辦學的故事，掀開了一段鮮為人知的抗戰時期華南教育史。
作為影片的策劃和編劇，顧蕾在2019年才了解到這段曆史。此前，她曾被邀請參加廣東省規劃師建築師工程師志願者成立大會，成為其中一員。志願者們的工作主要是圍繞廣東省内的古驿道古迹，進行搶救、修繕和活化。
在志願者們發現這段曆史後，顧蕾不時收到後來成立的專門考古工作小組發來的相關資料，慢慢厘清了這段曆史的脈絡。之後，她參與制作了紀錄片《烽火逆行——抗戰時期粵北華南教育史全紀錄》。對于此次同題材紀錄電影《同學們》的制作，顧蕾覺得，這是一種能讓這段曆史實作公衆關注最大化的傳播方式。
影片總制片人黃海波也是四年前才了解到這段曆史的，“沒想到這麼多對後來的中國産生深遠影響的藝術界、文學界、科學界、教育界的大家，在這裡就這樣過着清貧，有時候是危險的，但是某種程度上是高尚的，清雅的，不時還有幽默的，充滿着智慧的山區教育生活。”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在那一時期，華南地區約有三十多所院校搬遷至粵北韶關坪石、曲江大村等地。偏遠的粵北山區，一時間彙集了諸如國立中山大學、私立嶺南大學、省立文理學院等一衆名校，以及王亞南、盧鶴绂等名師大家，粵北也成為了彼時華南教育研究的中心地帶。
據統計，在最早一批學部委員和中國科學院院士中，至少有十位在韶關坪石執教或學習過。1940-1945年，在衆多搬遷至粵北的院校中，僅中山大學和私立嶺南大學兩所院校，畢業于粵北的學生就有将近六千人，許多人在後來各自的領域中都頗有建樹。
紀錄電影《同學們》還原的場景，抗戰時期中大圖書館宣傳條幅吸引青年學子的目光。片方供圖
在黃海波看來，當下年輕人面臨的困惑雖與當年不一樣，但依然有産生共鳴的地方，“就是在面臨困難時候的抉擇”，他說。
顧蕾一開始就将影片的主要閱聽人确定為年輕人。有一天她和導演聊天，聊起片名，對方開玩笑說可以叫“同學們”。她一聽，覺得這個名字直接，也契合影片内容，當下就确定了下來。片中不僅有同學，也有大量的教師，“‘同學們’，它既是老師對同學的稱謂，也是以同學們的視角（看）在當時經曆了什麼。”顧蕾說。
影片的英文名是“life goes on ”，意為生活在繼續。采訪過程中，顧蕾多次提及這句話，在她看來，這是當時師生們的一種堅定的生活态度，無論發生什麼，都堅信有美好的未來，“人們的生活都在繼續，生命的美好、生命的力量，也在繼續。”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到粵北去
紀錄電影《同學們》還原核實體學家盧鶴绂與妻子在衆人勸阻下堅持回國的場景。片方供圖
作為首批遷往粵北的院校之一，中山大學的搬遷過程幾經波折。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位于廣州石牌的中大校園遭到多次定點轟炸。隔年，廣州淪陷，學校奉命緊急撤離，師生們帶着儀器、裝置，輾轉至廣東羅定、廣西龍州和雲南澄江等地。
離開廣州時，時任中大圖書館館長杜定友決意将館内藏書一齊搬離。他深知，圖書是一所大學的靈魂。抗戰前，中大館藏圖書接近30萬冊，1937年廣州遭遇空襲後，杜定友已将一些珍貴古籍先行移存至香港九龍貨倉。
此次，學校批下200元經費——一筆隻夠購買67個木箱的錢。如果要将館内圖書全部搬遷，需要約1200個木箱。杜定友隻得自己設計制作。他号召館内員工将門、桌子等拆解下來，制成一種多功能箱子，打開可作為書籍陳列架，亦可作桌凳。
最終，299箱、約5萬冊圖書得以西遷，剩下的約20萬冊圖書，則散佚、凋零在炮火之中。杜定友深受打擊，寫下這樣的文字，“餘職司典守，呵護無力，罪該萬死，回想前塵，不禁老淚縱橫，哭不可抑”。
澄江兩年，中大師生的生活也并非安穩。米價上漲、百物騰貴，當地一度流行瘟疫。而在粵北，廣東省政府已搬遷至韶關。将學校遷往粵北的呼聲在師生間漸漸高漲，随着戰争形勢的瞬息萬變，遷校變得刻不容緩。1940年9月，代理校長許崇清率師生啟程，前往韶關。
他的兒子許錫揮後來回憶，當時正處于抗日戰争的艱難時期，父親将此次搬遷至坪石“看作是重返前線”。在《告别澄江群眾書》中，許崇清也這樣寫道：“本校員生，雖遄返前方，但精神及意志與後方群眾，當力圖密切聯系，使救國工作，更易發生效力。”
北遷的院校同樣維系着一批追随而來的師生。1941年，中大給學生發放入學指南，提供了五條前往坪石校區的路線，内容涵蓋車次、票價、需要躲避空襲的時間等。指南裡還樂觀地寫道：“抗戰以後，由于廣大的土地失守，大小的城池淪陷，使大家飽嘗流離的滋味。可是從另一意義上看來，卻使大家成為極有經驗的旅行家了。”
日後的中國科學院院士黃本立，也在其祖父的支援下，傳回粵北求學。他清楚地記得，姑姑給他聯系了從廣西八步出發的卡車，半路得停下過夜，隔天等他睡醒，差一點就趕不上車。“不容易的，”他說，那時他才十幾歲，“自己一個人跑那麼遠，很慘。”到了桂林，他又遇到大轟炸，僥幸逃過，在火車站買到了去粵北的火車票。當時滿目瘡痍的場景，多年後回憶起來，他仍然覺得“刺激很大”。
而在大洋彼岸，核實體學家盧鶴绂也決意回國。當時他正處蜜月期間，除了妻子，周圍同僚都勸他留下，但夫妻倆仍堅持回國。在香港乘機前往粵北南雄時，考慮到海關規定每人隻能攜帶20公斤行李，而他的書籍、資料等遠超限額，妻子在出發前想了個主意，給他的大衣縫了許多口袋，将書籍和科研資料塞進去。
過關時，行李沒超重，但他怪異的走路姿勢引起從業人員的注意，解開衣服一看，裡面都是書。那時候，大多數人帶的都是黃金珠寶之類值錢的東西，很少像他這樣帶書的。從業人員深受感動，直接放他們過關。
“生活上的艱苦、物質上的匮乏，都沒有讓他動搖。”顧蕾說。黃海波也思考過，“當國家有難的時候，我們該做什麼選擇？”在他看來，當年這些師生，已經用實際行動給出答案。
初到粵北的日子，百廢待興。中大的教師們有的租住當地百姓的民宅，有的直接利用當地的祠堂、寺廟開展教學。另外，學校還建立了多座宿舍及校舍，基本上是由當年學校工學院教授虞炳烈操刀設計。承建方是當地的農民施工隊，建材也取自當地，杉樹皮為屋頂，竹片為牆壁。
中大1943級中文系學生龍婉芸回憶，當時她們住的是雙層辘架床，床是由幾條插在地上的木柱子支撐，再用兩張合并在一起的木闆搭起來的，幾十個人住在一起。課桌也是由木柱子和木闆制成，表面未經處理，很是粗糙。
日後的中國科學院院士葉叔華當時在粵北的華僑第三中學就讀。她回憶，當時條件艱苦，吃的是大籮筐裡裝的紅米飯，碗裡大約四分之一是黴豆，菜不夠，就用鹽下飯。每十天有個加餐，隻是薄薄的兩片肉。洗澡是在離宿舍不遠的河邊。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他們繼續着自己的求學之路。
“生活在繼續”
紀錄電影《同學們》還原盧鶴绂在古廟用英文講授核實體等課程的場景。片方供圖
回國後的盧鶴绂任中大理學院教授，居住在韶關坪石的塘口村，房間狹小、布滿蜘蛛網，但在這樣的環境下備課，他也從未抱怨。孩子出生後，盧鶴绂更加忙碌，他背着孩子劈柴、做飯，忙完家務，便專心緻志地做起研究。
那時候，他的上課地點在坪石塘口村的一間古廟裡。在青燈古佛旁，盧鶴绂采用全英授課的方式，給六個學生講授了核實體、量子力學等前沿課程。夜裡點着油燈，他完成了《重原子核内之潛能及其應用》一文，第一次向國人介紹并預言原子能的巨大潛力。
作為《資本論》首個中文全譯本翻譯者之一的王亞南，也在簡陋的課室裡給學生講起了高等經濟學。一開始，王亞南以《經濟學與賦稅之原理》作為備課底本給學生上課，他覺得，既然課程名稱是高等經濟學，講課内容一定得高深，才能獲得學生認同，出乎意料的是，學生反響平平。
意識到問題後，王亞南将經濟學相關理論與國内實際情況結合起來講授。這樣一來，學生都很感興趣，連農學院經濟系的同學都過來蹭課。在課堂上，師生之間的交流也越發深入，不斷觸發王亞南新的思考。
“不論回答是否及格，我像經常地被安置在被考試者地位卻是一個事實。我在這當中，才比較了解到所謂教育者在不斷被教育的意義。”他說。随着讨論内容的深入，他的講稿也随之豐富起來，後來結集出版成《中國經濟原論》，這是最早将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著作。
同樣在粵北這片土地上，音樂家馬思聰孕育出了《F大調第一小提琴協奏曲》與《第一交響曲》兩部傳世之作。将近半個世紀後，畫家許幸之仍然記得和馬思聰在韶關坪石的一次森林之旅。他們在那方綠色天地中漫步，從詩歌、圖畫，聊到音樂、戲劇。重新走出森林，邁向歸途時，山谷間已悄然彌漫上霧氣，夕陽西下，餘有天邊一抹紅雲。
“那個時代他們是沒有閑着的，他們在每個行業裡都在不斷發揮自己的創造性，要麼教書育人、要麼搞研究，”黃海波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們在做自己的本分工作，我們看到的就是盡本分的結果。”
“自由、開放”，黃海波這樣形容當時粵北整體的學術氛圍。交流不僅在教師間産生，校與校之間也經常共享資源，例如圖書館、儀器裝置的共用，彼此之間借調專業教材等，都是常事。
盡管學校的教學節奏和系統被形勢打亂，但學校之間也是以發展出一種借讀制度，學生可以申請在其他學校借讀，以完成學業。當時嶺南大學的校長李應林，還特意寫信給中大，請求允許部分學院的學生在中大借讀。據統計，1941年的前兩個月，中大法學院的借讀生就有42名。
1942年9月，嶺南大學所在的粵北曲江大村，迎來了東吳大學。此前，他們已幾經輾轉。在李應林校長的主持下，嶺南大學将部分宿舍借給東吳大學的師生們暫住。為了幫助後者盡快開課，嶺南大學還允許學生“來校搭課，兩校教授也互任課程”。
在顧蕾看來，這是特殊時期的一種“互相守望、同舟共濟”的情誼，盡管外面的世界烽火連天、動蕩不安，但是在粵北偏遠寂靜的山區中，師生們能擁有一段相對平穩、純粹的學術時光，實屬不易。
有嶺南大學的學生在晚年回憶錄中，懷念那段守望相助的日子，回憶錄中寫道，“大家都是來自各方，有着不同的家庭背景，可是分不出誰是将軍富豪的兒女，誰是一貧如洗等待接濟的學生。戰火的洗禮，使我們親如手足，互相照顧。”
對于青年學子來說，即使是在艱難的求學歲月裡，他們依然能找到某些确幸。除了跑步、體操、單雙杠等體育鍛煉外，他們的文藝生活也很豐富。
講古大師張悅楷在嶺南大學求學期間，和同學們合作編寫話劇《羅賓漢和白雪公主》，演出時幾乎場場爆滿，還曾被邀請到坪石培聯中學表演，收獲了“劇團王子”的稱号。有些學校的戲劇表演對當地村民開放，大約兩個星期表演一次。每到演出，村民們排成幾列在台前觀看，學生們會分花生和餅給他們吃。
愛情的種子也悄悄在年輕人心裡萌芽。有時情侶們會在周末去山頂散步，晚上出來喝茶、聊天。龍婉芸回憶，當時中大文學院門口有一根用于攔車的木條，很多時候，她就坐在木條上，同學、也即她後來的丈夫黃家教站在一旁，兩人就這樣一直聊着天，甚至忘記周圍人來人往。
顧蕾看資料的時候，清楚地記得一個細節。那是1943年秋，韶關遭遇米荒，嶺南大學的師生們決定去湖南買米，回程到達仙人廟火車站，這裡距學校還有三裡地，山路崎岖。師生們利用一切可以找到的工具自己運米，籮筐、水桶、布袋，甚至用褲腳裝，在接龍搬運的過程中，沒有人抱怨，有人還唱着歌。
這個苦中作樂的細節很打動顧蕾，她覺得，他們“把一件本來應該很艱苦的事情，變成了一個有樂趣的接龍遊戲。學生畢竟還是學生，身上充滿着一種青春的朝氣和永不言敗的精神”，她說，這就像影片的英文名那樣，無論外界條件如何，“生活在繼續”。
“學脈不斷，已經很了不起了”
紀錄電影《同學們》還原的文獻學家冼玉清剪影。片方供圖
在坪石塘口村天文台，科學史學家李約瑟的取景框裡曾捕捉到中國首位女天文學家鄒儀新的身影。多年前，她的一句“我不做教授夫人，要做教授”至今被視作時代的先聲。照片上，鄒儀新頭發挽起，身姿優雅，正在天文台旁紀錄觀測資料，身後雜草叢生，一片荒蕪。
“地球之天隻若滄海微塵，天上的華麗遠不是渺小的地球人所能想象的。”鄒儀新曾這樣寫道。作為當時中大數學天文系教師，鄒儀新對報考學生的要求是，“個性不近者不讀，聰明不及者不讀，毅力不足者不讀”。李約瑟曾在《中國東南部的科學與技術》一文中記錄，當時鄒儀新的教學條件簡易，基本隻依靠一具6英寸的赤道儀進行。
即使這樣，她也依然堅持教學、研究。1941年，三百年一遇的日全食帶穿越大陸中部大部分地區，鄒儀新帶領部分學生到福建完成觀測任務。在那段時期，中大天文台依舊在持續着最前沿的天文學觀測。
葉叔華後來回憶，自己正是在鄒儀新的影響下走上天文之路。在她印象中，鄒儀新講話生動——葉叔華打趣，連樹上的鳥都能被她騙下來。很多學生被她有趣的課程吸引，覺得天文好玩，數學枯燥，十幾個人便一齊選了天文。她自己也從此深耕于這一領域，後來成為中國首位天文台女台長。
顧蕾認為，這正展現了師生之間的傳承，“他們一定是受了當時先生們的一些鼓舞。”她說，就像鄒儀新，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依然堅持仰望星空，有着對未來美好的期許，“如果一個老師有這種熱愛，她的學生也會秉承，也會被老師的這種力量感召到。”
除了葉叔華，還有不少曾在粵北求學的學生後來成為各自領域中的佼佼者。香港美心集團的創始人伍沾德也曾在遷至曲江大村的嶺南大學求學。他的餐飲管理能力，在大村時期便已有所展露。
那時候，學生的夥食由當地商戶或農民承包，價格貴，味道差，承包者後來甚至無理加價。以伍沾德為首的超社成員提出抗議，伍沾德索性自己帶領學生自治會管理食堂，一學期過後，學生們的夥食費比之前的價格降低了30%，不少教師也過來食堂搭夥。
“其實他們就在盡自己的本分，并沿着自己的興趣愛好，還有他所有的那些精神上的呼喚，就在這條道上走，（隻是）碰巧是在粵北。”談及粵北的求學經曆如何影響學子們後來的選擇，黃海波覺得應該反過來看，“這群人這麼有能量，這麼肯堅持，做哪件事不成功？”
但在那個年代，日後能功成名就的其實是少數。中山大學校史館館長徐俊忠去過幾次雲南和粵北的辦學舊址，在他看來，在當時圖書資料缺少、實驗條件不足的情況下，學子們“學業能夠得到某種維持，學脈能夠不斷，就已經是很了不起了”。
他看過某個人的檔案。對方在1930年代留學美國，學的是化學專業，獲得博士學位後回國。在時局動蕩的年代，他當過大學教授、國小教師、譯報員，失業時賣過肥皂，後來在西南聯大當過一年教授，沒被續聘，“這樣的例子其實并不罕見。”他說。
1944年冬，日軍分兩路夾攻韶關，韶關各院校擁有的暫時安穩再度被打破。隔年初，日軍逼近坪石，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培聯中學等學校被迫疏散、撤離，部分沒來得及撤走的師生或慘遭日軍殺害，或壯烈殉國。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中山大學等院校紛紛踏上回遷之路，學脈在粵港澳各地延續至今。
顧蕾後來去過粵北許崇清的故居，彼時那裡隻剩下長滿野草的殘牆斷瓦。她也去過王亞南開講中文版《資本論》第一課的農舍，難以想象他當時就是在那樣狹窄簡陋的屋子裡給學生上課。她特别感慨，“任何一個小小的陋室都拘不住一顆純粹和奉獻的心靈”。
影片在香港首映時，有觀衆問顧蕾，希望這部片子帶來什麼。她說，不管是在哪個年代，遠去的八十年前或是現在，人們總會經曆一些艱難時刻，但不管經曆什麼，“我們對生活還是應該懷着一種樂觀、美好（的态度），去追求，去堅定自己生活的信念。我希望年輕人看到的是這個。”
南方周末記者 翁榕榕
責編 劉悠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