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發展的視角了解人口增長與資源無限

鄧宇/文 傳統的人口經濟學通常認為人口的增長是有限度的，預設前提是自然資源的有限性，随着人口的持續增長，攫取自然資源的規模越大，但包括化石燃料、水資源以及礦物質資源等在内的資源可能是有限的，一旦開發殆盡，人口社會的發展将可能遇挫。因而，關于人口的增長是否無限度，以及人口增長對自然資源攫取是否有限度，這些讨論始終不絕于耳，甚至聒噪一時。從長期發展的角度來回顧，目前全球人口的規模顯然已經超過聞名遐迩的英國人口經濟學家馬爾薩斯的論斷，即強調人口與生活資料的比例協調，防止人口的過速增長。不可否認，人口增長對自然生态的破壞顯而易見，大量的人口增長所消耗的自然資源有目共睹。經濟學層面，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具有正相關性，但鑒于自然資源的有限性，以及人類社會活動和經濟生産所帶來的環境破壞，不可再生資源的消耗也面臨枯竭問題。人口經濟學雖有争議，但需要着眼于短期和中長期、宏觀和微觀的不同次元進行深入思考。無論是經濟學、人類學，還是生态學或環保主義，不同程度有可取的地方，但也難以避免出現知識的漏洞或經驗的偏見，如何實作求同存異是值得思考的話題。

人口控制論和人口增長論從來不是“一體兩面”，而是兩個不同的範疇。美國經濟學者朱利安·L.西蒙在新版《沒有極限的增長》中再次詳細讨論“人類向何處去”的重大話題，以樂觀派聞名的西蒙收集了海量資料，從經濟學分析的角度客觀論述了人口增長的積極意義，顯然與馬爾薩斯的悲觀派相左。本書的副标題揭示了作者的宏觀叙事，即如何認識并了解“人類在地球上究竟是怎樣的處境”，這一命題不但指向曆史，而且更指向未來。如西蒙所言，創造一種沒有任何風險的文明是不可能的，我們能找到的最好辦法就是保持警惕和謹慎，誇張的警告可能會适得其反并且很危險。過去人類通過發揮自身的潛能并利用自然資源實作了高增長，創造了社會财富，推動了社會進步，但同時帶來了生态和環境破壞，而科技進步同樣衍生出諸多新的問題。本書将提供全新的分析視角，既是打破舊“常識”、傳播新知識，也是進一步從經濟學和人類學角度了解人口與資源的關系。

馬爾薩斯的理論是否仍有價值

衆所周知，“馬爾薩斯陷阱”理論一度盛行。依據這一理論範式，人口增長是按照幾何級數增長的，而生存資源僅僅是按照算術級數增長的，多增加的人口總是要以某種方式被消滅掉，人口不能超出相應的農業發展水準。因而，當多數經濟學者在讨論人口經濟的同時，始終不忘強調人與資源的和諧發展。現實的境況是，人口的大規模增長存在結構性沖突：一方面，人口增長意味着将需要消耗大量的資源，過度開發自然資源、長期破壞生态環境的問題日益嚴峻；另一方面，經濟的長期增長所依賴的正是人口，人口作為一種資源而存在，既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勞動力資源，是切實的生産要素，也是需求端的消費者，龐大的人口規模即是巨大的内需增長優勢。“馬爾薩斯陷阱”理論是否還能适用？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将馬爾薩斯當時發表著作的曆史背景、社會文化和科學認知等緊密結合。西蒙的著作雖有“語出驚人”的論斷，但二者所讨論的範疇卻有細節的差異，或因資料的收集，或因理論的範式，或因研究偏好，等等一系列因素的影響。即便從批判的角度來看，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仍然具有當代意義。

時至今日，重新思考“馬爾薩斯陷阱”需要再度确認馬爾薩斯讨論的細節。馬爾薩斯提出人口論是在18世紀末期，對應第一次工業革命高潮，開創了以機器代替手工勞動的時代，人口的爆發性增長、土地和資源的開發如火如荼。按照馬爾薩斯的觀點，生活資料按算術級數增加，而人口是按幾何級數增長的，是以生活資料的增加趕不上人口的增長是自然的、永恒的規律。但是，這一論斷的提出引發諸多争論。西蒙在書中提出，反人口增長的環保主義者今天的處境，與馬爾薩斯及其追随者的處境十分相似。西蒙所生活的時代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高峰，人類社會生産、科技進步達到新的高度，掀起“二戰”後的“嬰兒潮”，人口增長達到新的高峰，新的生産方式、技術創新等創造了更有想象力的人類圖景，因而這可能是西蒙抱有樂觀主義的其中的一個曆史語境。西蒙這樣寫道：“我們正處于世界正在創造新資源，并以不斷增長的速度清理環境的時刻。我們為越來越多的人口提供使生活更美好的能力，正在前所未有地提升。”這種樂觀的觀點，對我們當今世界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治理環境污染頗有正面價值。本書對治理污染和資源短缺問題更加強調發揮社會政策或市場的調節功能。

《沒有極限的增長》首次出版于1981年，恰逢西方經濟增長的高峰，發達國家的增長處于上升期，開發中國家逐漸融入全球化體系，世界經濟增長充滿希望。世界銀行統計，1961年至1979年全球經濟的平均增速達到4.66%。這一增長水準看似不高，但如果對比後面數十年的增速将凸顯這一曆史時期的重要性。換一個角度思考，人口增長的确創造了社會财富，無論是生産端還是消費端，因為人口的增長所獲得的财富增長也具有廣闊前景。發達國家普遍轉向消費增長型經濟模式，居民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高達60%以上，而開發中國家依托豐富的人口資源獲得比較優勢，通過投入勞動力資源建立規模化工業，反過來人口的增長催生高速增長的城市化，“人口紅利”疊加技術創新爆發巨大的增長潛能。樂觀背後卻有隐憂，即高能耗、高污染和粗放型的經濟增長，引發全球氣候變暖，水污染、生态失衡、關鍵原材料過度開發、森林破壞等問題層出不窮，人類社會被迫付出更大的環境治理成本，而許多的破壞是永久性的，很難修複。但是，這些問題不能完全歸結于人口增長，更不能解釋為人口增長所帶來的破壞效應。書中提出，人口增長并非以恒定的速度增長，人口變化受到多重力量影響。

人口增長與自然資源的均衡

經濟分析次元來看，西蒙認為自然資源的供應（包括能源）可以被合理定義，但是無法被測量，過去關于儲存量的估計因預測方法不準确而出現錯誤，由此造成自然資源稀缺性的解釋邏輯本身存在謬誤。本書進一步讨論到我們可能獲得的自然資源的數量——更重要的是我們最終可以通過這種自然資源獲得的服務數量，從原則上來說是不可知的。按照當代的語境，傳統的化石能源被替代的速度在加快，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和投資急劇擴張，反映了這一趨勢性變化，表明人類可以通過技術進步和生産創新來解決自然資源的稀缺性問題。但是，是否意味着自然資源的開發停止了呢？答案顯而易見，即便是新能源領域（包括電池、新能源的原料），仍然依賴于自然資源的開發，例如锂電材料（六氟磷酸锂、磷酸鐵锂）、光伏材料（工業矽、純堿）以及風電材料（環氧樹脂與碳纖維）。因而，技術進步的确能夠解決自然資源的稀缺性問題，在替代化石燃料、促進碳減排等具有積極效應，但目前的技術進步和替代速度還尚未占據主流。西蒙在《沒有極限的增長》中并不否認這樣一個事實：短期内，所有資源都是有限的。

人與自然的和諧在如今看來更加緊迫。國際共識在于，過去數百年來的經濟和财富增長的代價是環境的破壞、資源的耗竭，全球氣候變暖和氣候風險上升即是明證，而且呈現愈演愈烈的态勢。《巴黎協定》确立的長期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氣溫較前工業化時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攝氏度以内，并努力将溫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攝氏度以内。人口增長相應地具有促進經濟增長的内生性動能，但前提是人口增長能否轉化為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比如非洲和拉美地區，雖有充足的人口資源，人口保持較強的增長勢頭，但并非帶來了經濟增長和社會繁榮，反而催生了新的貧困。西蒙的範式裡，所謂的原材料、資源等能源等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有限或稀缺的，而人類的科技進步與創新的無限的，可滿足人類需求的自然資源也是無限的。具體來看，自然資源的儲量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通過人類的聰明才智得到拓展。例如：原材料雖具有稀缺性，但新技術的發展卻能夠降低原材料成本，同時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新能源、數字化、低碳生活等的确革新了人類生産方式，幫助減少環境破壞和能源消耗。

西蒙在讨論糧食和饑荒問題時表達了長期樂觀的預期。他認為，消費的增加短期内使成本增加，但長遠來看，人口壓力既降低了成本，又改善糧食供應。糧食問題并非完全與人口增長有關，新的技術（例如水産養殖）、政府政策和糧食種植的收益等都會對糧食問題構成影響。現階段，地緣政治局勢、糧食供應鍊安全等也會造成糧食價格的波動，這些均與人口增長無關。在讨論城市擴張、土壤侵蝕、能源和污染問題時，西蒙展現了一位理性經濟學者的嚴密邏輯和詳細的資料釋疑。從純經濟學思維來看，西蒙的觀點和解釋具有合理性，而非“信口開河”。無論是城市發展、能源問題還是污染問題，如果僅出于“正義”或“正确”而進行讨論，将不具有建設性。西蒙的讨論沒有回避人口增長所帶來的環境和生态破壞，但并未将此完全歸因于人口本身，而是詳細讨論了形成這些問題發酵的多重因素，以及這些因素所發揮的作用。由此可見，人口增長與自然資源的均衡是相對的概念，是短期和長期的演化結果，重要的不是否定這組關系，而是如何尋求從技術、市場以及政策等不同的層面進行修複并改善糟糕的境況。

反思人口增長的經濟學範式

“馬爾薩斯陷阱”的提出雖有進步意義，但同時也被認為具有曆史局限性。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是一個理想化模型，囿于當時的曆史語境、社會文化概念及技術水準，這一理論模型所提出的觀點頗有悲觀色彩。馬爾薩斯認為，世間的一切災難都是人口與生活資料均衡過程中的産物，人類的發展也必然與災難始終相伴。西蒙對此有自己的思考。他認為，了解這些事情的整個過程會令他們遠離科學，而科學不僅是我們對抗危險的最佳保護，也是我們取得進步的最佳前景，更是挑戰人類能力和精神的來源之一。樂觀而言，面對種種難題，人口增長的經濟學範式既要加強，也有賦予新的要素，例如綠色、數字、安全等等，而不是拘泥于傳統的經濟、市場和供需關系。“治愈”地球的呼聲是一個讓人感覺良好的概念，感情充沛但内容空洞，并且可能主要是出于私利。現實而言，人類社會生産和生活方式的轉變需要價值觀的引導，但更需要從長遠的角度作出改變，如何通過市場、技術和政策引導是更深層次的概念。關鍵的制約因素是人類的想象力和教育技能，公正合理地執行市場規則。

經濟學家和生态學家往往有相悖的觀點。生态學家指責經濟學家和人類社會耗盡了地球自然資源，為子孫後代留下的資源太少。經濟學家則指責生态學家一邊利用人類過去所創造的知識成果，一邊反對人口增長，而增加的這些人将使知識儲備更加豐厚，進而提高未來人們的生活水準。相悖的觀點證明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多樣性，而争論本身也是科學的展現，馬爾薩斯和西蒙從各自不同的角度解釋了人口增長與自然資源的關系，共同點也在于提醒世人關注人與自然的關系，而要實作均衡發展還需要有長遠的打算。美國經濟學者威廉·諾德豪斯出版的《綠色經濟學》圍繞全球面臨的生态環境問題與挑戰，從科學、觀念、制度、技術與行為角度開展分析，梳理人類社會在綠色精神探索之旅中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描繪了錯綜複雜的世界走向可持續未來的圖景，并為綠色發展提供了分析架構與思考方向。随着經濟學理論的演化和豐富，更具包容性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模式更符合人類未來。尋求社會和經濟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的包容性增長（inclusivegrowth）更顯重要。

除了讨論人口與自然資源的關系之外，書中還着重讨論了“終極資源”，即自由社會中的人類想象力。西蒙多次談論人口增長所帶來的諸多益處，包括知識儲備、技術進步以及創新，這些積極因素反映了西蒙的樂觀主義。西蒙認為：人口越多就有越多的人緻力于發現新的資源和提高生産力，不論是原材料還是所有其他商品。支援西蒙的一派認為，前代人有權先用完自然資源，隻要他們能增加可再生資本的儲存量；而反對的一方之是以質疑西蒙的觀點，主要基于當今世界的生态破壞和環境污染的現狀，更多的可能是表達對現狀的不滿。但當時卻有美國生物學家保羅·埃利希出版的《人口炸彈》（1968）以及《人口爆炸》（1990）等暢銷書盛行，将人口增長“妖魔化”，不但扭曲“馬爾薩斯陷阱”，而且借以渲染悲觀論調。但是，人口增長和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的沖突并非不能調和，通過政策幹預和市場價格機制将能夠解決這些問題，例如碳排放權、碳稅，以及促進低碳轉型、擴大綠色投資等也将有助于推動綠色經濟發展，實作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仍具現實寓意

除了有着嚴密的經濟資料和邏輯分析之外，《沒有極限的增長》還蘊含大量的哲學及政策思辨。出于經濟學者的思維慣性，西蒙的觀點既處處透露樂觀的姿态，同時也展現了一位學者對現實世界的觀察和人類社會本身的關注。本書的出版曆經多個版本，在這一版中西蒙補充了大量新的資料，以對所讨論的現象進行量化分析，增強觀點的說服力，并嘗試用新的方法來解釋所涉及的經濟和社會問題。美國學者米爾頓·弗裡德曼評價此書是激動人心的宣言，是關于資源、人口、經濟增長，以及環境等所有人類重大問題的通識性分析。基于發展的視角了解人口增長與資源無限更能貼近西蒙所傳達的觀點。從長遠來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仍具現實寓意。一方面，需要解決糧食、能源、水資源等供應穩定及安全問題，而這并非經濟層面可以解決，更多涉及到地緣政治、國際合作；另一方面，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更加緊迫，國際社會需要為之付出努力，包括增加可再生能源投資，促進綠色可持續發展，投入更多的資金、技術以及人力資源。

本書提出的一個觀點非常具有穿透力——增加更多的人會帶來問題，但人也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手段。環顧當今世界，人口增長或許不是最突出的問題。盡管在少數開發中國家仍出現較高的人口增長，但全球範圍内人口下降是大趨勢。國際貨币基金組織（IMF）認為，近幾十年來，世界人口增長率明顯放緩，也使得全球人口爆炸的幽靈自然地消失了。統計顯示，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平均總和生育率持續走低，2021年已降至2.3，預計到2100年将進一步下降至1.8。同時，還伴随比較普遍的“老齡化”和“少子化”現象，在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普遍存在。研究統計，到本世紀中葉，65歲及以上的人口數量預計将增加一倍以上，達到16億人，80歲及以上的人口增長速度則更快。目前全球人口替代率已滑落至2.3，且持續下降。全球GDP總量最大的15個國家，生育率都低于标準的人口替代率2.1。過去所擔憂的人口超載問題已經演變為人口增長大幅放緩問題。可見，“馬爾薩斯陷阱”的預設前景已然發生新的變化，需要更新知識、轉變觀念，更需要付諸行動。

西蒙提出了一個終極問題：我們的願景應該是什麼？人口控制論的沖突在于：一方面，他們聲稱要為子孫後代“拯救地球；另一方面，他們希望盡可能地減少子孫的數量，而這些人卻是他們拯救地球的原因。從全要素生産率（TFP）的角度分析，普遍認為人口是國家發展的基礎性、戰略性、全局性要素,而全要素生産率是大國興衰成敗的關鍵性因素。世界銀行統計，1981年至2022年印度的總人口規模從7.13億人增至14.17億人，增幅近一倍，而同期印度的GDP平均增速為5.9%，人均GDP平均增速為4.12%。充足的人口數量規模具有特殊意義，一方面在于經濟增長（勞動力資源、人力資本、知識創新），另一方面在于國家發展和競争力（GDP規模、人口規模）。即便考慮到自然資源和環境因素，關鍵可能并不在于人口增長，而在于如何通過市場規則和政策調整來适應生态環境變化，轉變思維，推動綠色、創新和包容性增長将是未來人類社會實作人與自然共生共存的一個關鍵路徑。在存在沖突、政治失誤和自然災害的地方，也就是有人類生活的地方，總會有暫時的短缺和資源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