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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塞爾騙局 | 比利時人“僞造”高棉、法國、西班牙、伊朗等各國币章的簡史

作者:古籍

皆為投稿歡迎轉發,轉載請告知

2018年,貓眼受加州著名收藏家約翰·桑德斯先生所托,将他所著比利時金币目錄轉交給“Tyrant Collection”的建立者丹·奧多德先生。桑德斯先生是低地國家鑄币的知名專家和頂級藏家,他希望能用自己的這本著作“感化”奧多德先生,讓奧多德先生将低地國家錢币(尤其是比利時錢币)也納入到“Tyrant Collection”的收藏範疇裡。

然而事與願違,奧多德先生在簡單翻閱這本目錄後就将其丢到了一邊。我出于好奇詢問他,為何“Tyrant Collection”中沒有比利時錢币?奧多德先生說道:

“我總覺得比利時是人為創造出來的虛假國家,它不是一個獨立的文明,我無法被比利時錢币吸引。”

這麼說難免以偏概全,但若單從比利時币章傳統的角度來看,這個國家似乎确實給人這樣的觀感。

曆史上,比利時乃至整個尼德蘭地區(低地國家)可能是文藝複興後期(或者說“北方文藝複興”時期)歐洲出産币章及代用币佳作最多的地區,卻同時也是錢币文化最“虛假”的地方。

曆史上紀念英國與西班牙重大曆史事件的精美章牌中,有相當一部分産自尼德蘭。或者反過來看,尼德蘭出産的币章常以其他國家的曆史為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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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1年勒班陀戰役勝利紀念章 一般認為,此紀念章是1571年烏特勒支市(今屬荷蘭)為祝賀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赢得勒班陀戰役而制作的。西班牙Tauler & Fau拍賣公司2020年6月拍賣拍品。

這是一種非常奇特的币章文化氛圍。就像湧入香港的資本并不全都忠實地服務于本地居民的福利一樣,尼德蘭的币章藝術有時中立地服務于全西歐,而非隻作為本國文化的載體。這種剝離了本國意志的币章傳統為尼德蘭币章藝術日後走向國際化,甚至毫無顧忌地衍生出以他國題材批量生産币章類“産品”的産業鍊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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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有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與英國女王瑪麗一世頭像的澆鑄章牌 約1555-1558年,雅克·容和林克(1530-1606)仿照雅各布·達·特雷佐(1515-1589)風格于布魯塞爾制作。瑞士Nomos拍賣公司2016年10月拍賣拍品。

我們如今所見歐亞錢币中凡産自布魯塞爾的(不包括比利時本國鑄币),總是或多或少帶着點“邪氣”。這大概可以算是尼德蘭币章傳統的遺風所緻。這種奇特的币章文化為當代研究錢币的愛好者們制造出了相當多的麻煩、風險和未解之謎,也相應地為錢币收藏增添了許多趣味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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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僭位者“卡洛斯七世”的5比塞塔銀币 “1874年”,産自布魯塞爾。此類錢币我們将在下文讨論。英國Sovereign Rarities2024年2月拍賣拍品。

貓眼将通過本文為大家簡單介紹并一起讨論那些産自(或據稱産自)布魯塞爾的奇特樣币、試樣、章牌背後的懸案。

1. 布魯塞爾 ≠ 布魯塞爾:

尼德蘭币章的傳統

16世紀的南尼德蘭是西歐的經貿中心,布魯日和安特衛普更是歐洲貿易中最富饒的國際港口。經濟的發展伴随着藝術的繁榮,這其中自然也包括币章藝術的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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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家與買主》1565年,老彼得·勃魯蓋爾。畫中左側人物可能是畫家的自畫像。老彼得·勃魯蓋爾是安特衛普16世紀最具代表性的畫家之一。

關于尼德蘭這顯得過分繁榮的币章傳統,傑拉德·範盧恩在其1723年出版的《币章上的低地國家史,或自查理五世皇帝将政府移交給其子菲利普國王以來,直至簽署<烏特勒支和約>期間,尼德蘭 12 省所發生諸事的簡史》一書中有隻言片語的解釋。(範盧恩這部著作的名字就是這麼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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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拉德·範盧恩的《币章上的低地國家史》此版由約翰·桑德斯先生(本文開篇提到過)編輯的英譯本于2021年出版,在原著基礎上增加了大量實物圖檔。貓眼目前使用的也是這個版本。

簡而言之,範盧恩認為尼德蘭代币和章牌的傳統起源于上古的計數算籌,經羅馬和中世紀逐漸演變成做工精美的工藝品,在文藝複興時期發展為尼德蘭諸省議會席位憑證或紀念品(書中說“人們在上面雕刻上這個國家的曆史”,聽起來已非常接近紀念章了),最後又成為了荷蘭各級議會每年發放的例行新年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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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9年多德雷赫特的曆史題材計數代用币(Rekenpenning) 代币描繪了戰鬥與1568年6月5日艾格蒙特伯爵和霍恩伯爵被斬首的場景。美國CNG拍賣公司2014年1月Triton專場拍賣拍品。

範盧恩的解釋未必完全可靠,但他所表達出的觀點卻值得重視,即在一名18世紀的币章學家眼中,代币及章牌有其不同于錢币的獨特源流傳承和政治、社會作用。

從實證的角度來看,這個觀點是很可信的。17-18世紀德意志邦國的大型貴金屬章牌總是與近似尺寸的錢币等重,以此使紀念章不完全脫離錢币的範疇,足見章與币之間的近親關系。尼德蘭情況則完全不同,各類代币和章牌尺寸五花八門且有時自成體系,既不囿于錢币的尺寸也不标注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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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8年德國明斯特《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紀念章型币 此章重量約合當時流通币的1.25泰勒。美國SBP拍賣公司2023年1月紐約拍賣拍品。

這就解釋了為何尼德蘭代币和紀念章素來極美而錢币卻總是很粗糙——當紀念和表彰的功能完全被章牌承擔之後,錢币就會因為僅服務于貿易而不必過分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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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6年烏特勒支大學100周年紀念章 美國SBP拍賣公司2023年8月拍賣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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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6年烏特勒支鑄造的1盾銀币 與上圖紀念章相比,同年的錢币顯得非常粗糙。美國海瑞得歐洲分公司2024年5月拍賣拍品

此外,無論範盧恩關于章牌發展的結論是否可信,我們至少可以确定在他生活和所熟悉的16-18世紀,藝術章牌是尼德蘭諸多政治和社會活動中的必需品。

遺憾的是,範盧恩并未對當時尼德蘭币章本身的産業結構(雕刻師、模具制作、原材料運輸、作坊、造币廠、商人、供應鍊、定價、産量之間的關系)給出足夠的介紹。不過這也不是個例,币章的産業結構盡管能為解釋一些代币、紀念章、樣币和特殊鑄币的相關問題提供思路,但直到今日仍是多數錢币研究者經常忽視的問題。

無論如何,尼德蘭币章産業的繁榮并非隻是官辦造币廠的功勞,私人作坊、藝術家及其他從業者的努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在19世紀的比利時,單是布魯塞爾一座城市就有多達25座私營币章作坊,其中不乏具備為海外國家代工生産錢币的條件的小型私人造币廠。

這些私人作坊資料許多已經遺失,後世的記載又多是不盡不詳,這就使得那些可能産自這些私人作坊(或造币流程中的某一個環節曾由這些作坊參與)的稀少錢币的身世顯得頗為撲朔迷離。換言之,許多被認為是産自“布魯塞爾”的錢币未必就一定由官方的“布魯塞爾造币廠”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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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英國維多利亞女王1先令樣币” 此“樣币”并非官方樣币,正面肖像出自布魯塞爾雕刻師查理·維納(1832-1888/7)之手。英國St James’s拍賣公司2024年2月拍賣拍品。

通過如今比利時與荷蘭官方造币廠的境況,我們可以更加深切地了解尼德蘭地區自古以來鑄币行業“散漫”的傳統。

布魯塞爾造币廠(比利時王室造币廠,Koninklijke Munt van België)自2017年起就不再自行鑄币,比利時硬币由位于烏特勒支的荷蘭造币廠(Koninklijke Nederlandse Munt)代工,而荷蘭造币廠則更是在2016年就已經出售給比利時的海倫集團(Heylen Group)。

換言之,比利時和荷蘭兩國已經沒有鑄造硬币的國有造币廠了,負責為兩國鑄造硬币的其實是一家公司。這讓人不禁聯想到曆史上尼德蘭私人作坊裡的商人、藝術家和匠人們,他們曾支撐起本國鑄币産業的半壁江山。

“布魯塞爾”不等于“布魯塞爾造币廠”。曆史上,這座城市中的私人作坊曾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出于各種目的)以本國和其他國家題材生産過許多“樣币”、“試樣”、代币和章牌。如今,這些産自“布魯塞爾”的非官方币章常被誤讀或預設為産自“布魯塞爾造币廠”的官方鑄币,最終受害的往往是不具備甄别能力的業餘藏家。

而縱觀整個19世紀的歐洲,布魯塞爾又隻是具有類似情況的造币産業供應鍊上遊的諸多城市之一。是以,了解尼德蘭的鑄币傳統和産業結構對當代藏家而言非常重要。隻有熟悉相關曆史并舉一反三,我們才能讓自己時刻保有警覺和批判性思維。

2. 不宜過度解讀——“1860年”高棉鑄币

在那些據稱産自布魯塞爾的錢币中,“1860年”高棉各面值鑄币是一組特别的存在。

這組錢币千奇百怪的工藝、混亂的模具設計、撲朔迷離的産地、無從考證的鑄造年份等等特征為我們展示了19世紀錢币産業結構的複雜,也為我們研究當時布魯塞爾錢币行業中代工業務的運作方式提供了素材。

是以,我們不妨從多角度認真地看一看這個案例。

“1860年”高棉錢币依材質、面值、性質的不同有諸多品種,讓·勒康特(Jean Lecompte)在他的《法屬印度支那的硬币和代币》一書中有詳細列舉,貓眼就不再細說。且在此為不熟悉這個系列的泉友簡單附圖幾張以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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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高棉精制銀币套币面值從左至右分别為4、2、1法郎和50、25分。MDC拍賣公司2024年5月拍賣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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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高棉10分精制銅币 美國SBP拍賣公司2024年4月拍賣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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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高棉10分“樣币”(ESSAI) 美國SBP拍賣公司2023年10月拍賣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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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高棉5分精制銅币美國SBP拍賣公司2023年9月拍賣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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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高棉5分“樣币” 美國SBP拍賣公司2022年5月拍賣拍品

關于這組錢币,曆史上真正可考、可信的資料并不多,是以其性質曆來是争論的焦點。讓·勒康特書中将這些錢币的真實鑄造時間定為1875年之後,這基本上是共識;但他将錢币的原始産地描述為布魯塞爾的私人作坊(a private workshop in Brussels),這就值得斟酌了。

詹姆斯·O·斯威尼在其出版于1981年的《伯明翰造币廠鑄币史》中提供了1879-89年間伯明翰造币廠收到的三筆高棉“1860年”5分與10分銅币訂單的産量詳情,但書中描述此鑄币訂單時顯得頗為暧昧。當提及币坯和模具由訂單委托方提供時,書中用了“furnish“(作動詞時是供應、裝備的意思)這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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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nish”這個詞本身并沒有什麼問題,但這個既書面又含糊的動詞在沒有更多前後文的情況下,似又隐隐透露出一個資訊,即喜敦廠中可能沒人确切地知道或記錄過這些模具究竟是哪來的。

關于模具的問題,錢币本身倒是為我們提供了線索。在錢币正面國王頭像下方,我們可以看到布魯塞爾币章藝術家亨利·查理·維爾登的名字(C. WURDEN),是以隻是從這一點出發的話,我們可以認為這些錢币的模具确實來自布魯塞爾,或者至少最初在布魯塞爾設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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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模具産自布魯塞爾的維爾登工作室并不意味着錢币也都産自這裡,更加無法解釋銅币模具為何最終被送到了英國。

業界将此系列錢币最初的鑄造年份追蹤至1875年并将産地認定為“布魯塞爾”,更多是從實證角度的推斷。執行個體是下面這枚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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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布魯塞爾門尼格兄弟機械公司廣告章此章正面有維爾登雕刻的諾羅敦頭像,背面天使斬殺惡魔的圖案同樣是維爾登的作品。美國SBP拍賣公司2019年8月拍賣拍品。

這類造币作坊廣告章在同時代的歐洲非常常見,其目的一般是推銷造币機械或給代鑄币服務打廣告。雖然這枚廣告章将高棉國王與天使斬殺惡魔這種題材湊到一起有些不倫不類,但卻為我們提供了許多有用的資訊。

首先,這枚廣告章出自布魯塞爾的門尼格兄弟機械公司(Mennig Frères Mécaniciens)。

此公司既然能在廣告章的正面用上高棉國王肖像,則意味着他們與維爾登存在合作關系,高棉這組錢币的早期樣币有可能也是由這家公司生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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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尼格兄弟機械公司舊址 此公司的作坊始建于1874年,位于布魯塞爾西南的安德萊赫特,主建築臨近沙勒羅瓦—布魯塞爾運河。圖檔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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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尼格兄弟機械公司主樓設計圖 圖檔來自布魯塞爾建築遺産清單官網

但我們并不能據此判斷最終量産型錢币也出自這裡(如果這個系列各面值最初真的存在量産普制币的話),因為這家公司通過這枚不倫不類的廣告章傳達的更多的是銷售機械的意願,而非想要争取代鑄币訂單。另外,他們還為其他國家生産過所謂“試樣”(Trial),最終似乎并未獲得流通币訂單。是以,此公司也許僅為“1860年”高棉錢币制作了樣币或試樣,從未計劃參與量産或最終未能獲得流通币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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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門尼格兄弟機械公司為墨西哥聖路易斯波多西造币廠試打的币坯 此産品應是為了展示造币機械而生産的試驗品。美國SA拍賣公司2019年5月拍賣拍品。

其次,這枚廣告章正面的年份(1875年)及背面由維爾登雕刻的天使斬殺惡魔的設計為這個系列實際鑄造的年代提供了參考。

這個圖案顯然不是維爾登專門為高棉相關題材設計的,而是由門尼格兄弟機械公司選來展示工藝或作為類似商标的辨別來使用的。事實上,維爾登的這個天使斬殺惡魔的設計還出現在另外幾款紀念章上。

貓眼找到了此設計于1874年和1875年應用于其他紀念章上的案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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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布魯塞爾人道主義大會紀念章此紀念章由維爾登設計、雕刻而成,正面中央位置使用了與1875年門尼格兄弟機械公司廣告章上相同的天使斬殺惡魔的圖案。圖檔來自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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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奧蘭治-拿騷王朝紀念章此章亦由維爾登設計、雕刻而成,背面有同樣的天使斬殺惡魔圖案。圖檔來自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官網。

貓眼暫時沒有查到以上兩款紀念章究竟是由維爾登的工作室自行制作,還是交由布魯塞爾其他作坊代工,是以并不能據此得出更多結論。

是以,這個設計出現在1875年帶有諾羅敦頭像的門尼格兄弟機械公司廣告章上,可能是因為該公司代工了上面這兩枚紀念章,是以持有其模具;也可能是與維爾登工作室合作制作“1860年”高棉錢币之後,從維爾登處獲得了該模具;還有可能是在維爾登完成正面模具而尚未完成背面模具的時候,門尼格兄弟機械公司出于某種招商目的先行将帶有諾羅敦肖像的正面和維爾登此前的設計組合成一枚廣告章。

無論如何,胡亂猜想是沒有意義的。貓眼列出以上猜想的目的是為了告訴大家,以1875年門尼格兄弟機械公司廣告章研究“1860年”高棉錢币所必然帶來的諸多不确定性。

不過,這枚廣告章給我們提供的最有價值的資訊卻不是以上這些,而是正面諾羅敦肖像下方的“A. BRICHAUT DIREXIT”(奧古斯特·布裡肖監制)幾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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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古斯特·布裡肖是19世紀布魯塞爾錢币行業極具影響力的人物,他在任職于布魯塞爾王室造币廠的同時還與許多私人作坊、外國造币廠合作開展各類紀念章、臆造币發行項目。

奧古斯特·布裡肖的參與讓該系列錢币中許多所謂“樣币”和“試樣”的性質存在争議。布裡肖本人因多次利用人脈設計、制造稀奇古怪的所謂“樣币”或紀念章(實際就是商業性質的臆造品)牟利而聞名,我們沒有理由認為他不會利用此次便利制造一些“1860年”高棉錢币的所謂“樣币”用于出售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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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年保加利亞10斯托廷基“樣币”此币由奧古斯特·布裡肖制作,性質為章型币,實際上是布裡肖生産的一個“保加利亞曆史”系列中的一枚,有點類似當代富蘭克林造币廠生産的那些“曆史名人系列紀念章”類産品。美國SBP拍賣公司2011年8月拍賣拍品。

關于19世紀歐洲(尤其是英國和比利時)币商以獵奇藏家為目标群體臆造各種稀奇古怪的“樣币”的産業,貓眼以後會找機會單獨寫一篇文章來讨論。

布裡肖不是這枚廣告章的雕刻師,但他的名字卻出現在這枚廣告章上,說明此章很可能不是門尼格兄弟機械公司出于推廣自身目的而制作的産品,而是由布裡肖牽頭、維爾登和門尼格兄弟機械公司共同參與的一筆訂單中的一部分。

但即便了解了這些,我們仍然無法驅散籠罩在“1860年”高棉錢币上的迷霧。這個系列中究竟哪些錢币屬于布裡肖等三方參與的同一個訂單或項目?所有使用維爾登設計的模具鑄造的錢币是否都由這三方共同參與制作?以及,此系列銅币的量産訂單為何連帶模具最終一起交給了喜敦?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們仍然無從得知。

除了以上已知情況和疑問以外,目前所見“1860年”高棉各面值錢币做工存在較大差别這個情況也是一個很難解釋的問題。

貓眼所見的各面值銀币中,有的是由帶有邊齒套的近代機械鑄造的(光邊或齒邊),有的則是以沖壓後切割的方式生産的(帶有切割痕迹的光邊)。

對于造币工藝有了解的泉友自然明白,這兩種工藝中前者隻能由歐洲造币廠或購買了歐洲造币廠全套裝置的亞洲造币廠才能完成;後一種則可以由裝備不甚齊全的任何歐洲私人作坊或亞洲造币廠,甚至是制作紐扣或其他小型金屬元件的工廠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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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壓後未完全切割的越南“保大通寶”錢版 約1933年,讓·勒康特舊藏。貓眼所見部分“1860”年銀币應也是以類似的方式生産的,錢币邊緣為帶有切割痕迹的光邊。MDC拍賣公司2024年5月拍賣拍品。

從上文提到的1874年維爾登設計的花型紀念章和1875年門尼格兄弟機械公司廣告章可以看出,布魯塞爾私人作坊的裝備是很精良的,喜敦的造币水準自也不需多言。是以,鑒于目前所見“1860年”高棉錢币展現出的不同工藝,不能排除在布魯塞爾私人作坊及英國喜敦造币廠外還存在其他代工工廠的可能性。

近年來,“1860年”高棉錢币中的一些所謂“樣币”和稀少面值(例如那枚著名的帶有漢字“一進制”的皮阿斯特銀币)被認為是臆造品或純粹出于商業目的章型币。這種論調基本上來看還是比較具有說服力的,盡管這些錢币的實際市場表現似乎并未受到太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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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高棉1皮阿斯特(一進制)銀币 此币在風格和工藝上與其他“1860年”高棉錢币有着肉眼可見的差別。美國SBP拍賣公司2024年4月拍賣拍品。

以上面這枚“1860年高棉一進制”為例,我們至今未能确切考證出錢币正面國王肖像下方的“FACONNET”究竟是誰。許多人認為這是一位名為瑪麗-安妮·尤金妮·法孔奈(Marie-Anne Eugénie Faconnet)的不太知名的法國女性藝術家的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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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眼在網上查到的此種觀點最早版本見于錢币學藏書協會(Numismatic Bibliomania Society)的網絡部落格E-Sylum上發表于2021年的一篇文章。文中,作者介紹了這枚“1860年高棉一進制”銀币,并指出其早年出處和對其設計者的誤解。最後,他以非常不确定的口吻将“FACONNET”這個簽名歸于瑪麗-安妮·尤金妮·法孔奈,因為這是他在倫納德·費雷爾那套著名的币章藝術家索引中能找到的唯一對得上的名字。

且不論此币是否出自那位法孔奈之手,我們至少可以确定一點,那就是“FACONNET”這個簽名不屬于當時任何一個歐洲主流國家官方造币廠的全職雕刻師。從這一點來看,這枚“1860年高棉一進制”很可能不是什麼官方定制的樣币,而更可能是某種以銷售為目的制作出來的臆造品或展示品。

最後,讓我們權且忽略以上那些懸而未決的問題,将視野轉回這枚錢币上最顯眼也是最容易被人忽視的一個根本性問題:為什麼所有錢币上的年份都是1860年?

亞洲錢币上出現這種情況是頗為常見的,英文将其稱為“Frozen Date”(字面意思為“當機的年份”),專指那些錢币上的年份不因實際鑄造年份而改變的情況。1835年的印度盧比就是類似情況,那些在1835年之後鑄造的盧比上的年份仍然是“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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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5年英國東印度公司1盧比銀币 此系列中那些1835年之後鑄造的盧比并沒有随着時間更改年份。美國SBP拍賣公司2024年4月拍賣拍品。

亞洲錢币出現這類情況有時是因為造币廠沒有條件修改錢币模具,是以始終以相同的模具鑄造錢币;有時則是有意使用在位君主即位或登基的年份作為固定年份。

那麼“1860年”高棉系列屬于哪種情況呢?

應該說,兩種都不是。

首先,從留存下來的“1860年”諾羅敦樣币和流通币所使用的各式各樣的模具來看,無論這些錢币是否是官方鑄币,至少不存在因缺少經費調整模具而隻能使用同一版模具的情況。

其次,從目前來看,沒有任何詳細可靠的文獻能夠證明這些錢币始終使用“1860”這同一個年份是出于官方意願。

關于以上兩點中的後者,錢币界有許多人總是傾向于無條件預設。人們會自行腦補,1860年是諾羅敦即位的年份,雖然這個系列的錢币可能全都鑄造于1875年之後,但使用這個年份也沒什麼奇怪的。這種觀點本身可能也沒錯,但如果了解布裡肖和維爾登二人素來的行事風格,你可能會有一些别樣的想法。

“1860”這個年份其實是一個相當微妙的年份。諾羅敦雖然理論上是從1860年安東國王去世後就可以算是即位了,但傳國神器始終被暹羅扣留,這使得他國王的權威在法理層面上存在争議,他本人則直到1863年才在曼谷加冕。其次,高棉是在1863年才成為法國保護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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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羅敦的加冕 圖檔來自網絡

換言之,“1860”這個諾羅敦表面上即位的年份實際上在他法理上成為高棉國王和加冕禮之前,也在法國管轄之前。以此為錢币的年份,布裡肖和維爾登可以為所欲為,放開手腳地去做臆造币和商業性“樣币”銷售牟利而不必擔心來自法國或高棉的問責。

利用“擦邊”年份的情況在疑似由布裡肖和維爾登合作完成的法國“臆造币”上也能看到,我們下文會繼續讨論。

至于喜敦廠三筆訂單生産的銅币都使用“1860”這個年份,則似乎是因為委托方隻提供了這個年份的模具。至于委托方這麼做又是出于何人授意,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在進入下一節繼續讨論布魯塞爾冒名生産的其他國家“樣币”或臆造币之前,我們最後将“1860年”高棉系列錢币總結一下。

關于這套錢币(如果它們能算是“一套”的話),各國錢币愛好者多年來已考證出一些疑似與之相關的檔案、書信、記錄等,但這其中絕大多數都不能作為解釋任何問題的有效證據,這是因為:

1. 沒有任何證據表明目前市面所見的“1860年”高棉鑄币各面值錢币屬于同一套鑄币,或者說除了設計相似,沒有任何證據表明維爾登設計的“1860年”高棉各面值錢币與存世的由其他雕刻師、藝術家制作的同樣帶有諾羅敦肖像和“1860年”字樣的錢币(如前文提到的那枚“1860年高棉一進制”)存在明确的關系;

2. 即便有檔案、書信或記錄證明諾羅敦或法國當局曾有計劃或曾委托某人鑄造高棉錢币,我們仍不能确定這些檔案中所指的鑄币計劃真的付諸了實踐,也無法證明這些檔案中所指鑄币就是如今市面上的這些“1860年”高棉錢币中的具體哪一種;

3. 由于維爾登工作室檔案的缺失,我們尚無法證明目前存世的這些“1860年”高棉鑄币究竟是何人委托設計、用于何種目的的,更難以追蹤這些模具後來是真的依照某個訂單被送往了某個或某幾個造币廠進行批量生産,還是最終被币商買走專門制作售賣給藏家的錢币;

4. 喜敦廠所記錄的“1860年”高棉銅币生産記錄是此系列錢币中目前最可靠的量産訂單,但該廠記錄中缺乏更進一步說明訂單和模具來源的檔案。

至于衆所周知的另外一個問題,即所謂“1860年”高棉錢币模具最終被送給高棉王室,由于沒有任何人提供過送去高棉的模具清單,我們權且不去理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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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高棉金質1法郎 錢币由腐蝕和損壞的模具制作而成。此類錢币通常被認為出自金邊造币廠,是高棉王室得到舊模具後的産品。美國SBP拍賣公司2023年4月拍賣拍品。

如今,市面上那些因模具腐蝕損壞而顯得格外粗糙的錢币通常被認為是模具送抵高棉後的産品。此事是否完全可信,或者說是否可能有相當一部分腐蝕的舊模具流入了私人或币商手中,而存世的那些由腐蝕模具生産的錢币實際上有一大部分出自私人作坊之手,就留給專門收藏高棉錢币的人去頭疼好了。

“1860年”高棉這組錢币中除銅币外其他面值常被視為“臆造品”或“章型币”,這大體上來看是不冤枉的。它們中那些稀缺品種之是以價格高昂,倒也并非是因為它們曾在人類鑄币史上留下多麼重要的篇章,而更可能是缺乏資訊的獵奇藏家與押注新興市場但對錢币研究本身缺乏熱情的投資人合力創造的市場現象。

有趣的是,喜敦廠在1879、1882和1889三年為高棉代工的5分和10分銅币中,除了1889年5分之外,其餘産量都遠超法國同年同面值銅币的鑄造量。我們大概不能由此就判斷高棉是1879-1889年間亞洲第一大新興經濟體,但這其中确實透着些怪異。

貓眼說,“1860年”高棉錢币不宜過度解讀,相信大家讀到這裡也已經明白了其中原因。以如今的情形來看,這些錢币的背景可能永遠無法證明,但這并不意味着它們就都該被證僞。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那麼就做足功課,標明其中幾款出處可靠的品種,遵循約定俗成的認知去接受當下的既定市場即可。

貓眼将其作為本文的主要部分詳加讨論,主要是為大家展示19世紀布魯塞爾的藝術家、作坊和商人們有多會玩,以及他們這些商業運作給如今的錢币行業帶來了多少困惑。

3. 法國:19世紀歐洲“臆造币”的主要受害者

“1860年”高棉系列錢币是19世紀歐洲生産的各類臆造币(或者說裝扮成“樣币”的臆造币)中為數不多出處尚且可考的品種。這大概是因為高棉這個國家本身遠離歐陸,布裡肖等人不需過多擔心因僞造或未經授權發售這些錢币而被問責。

相比之下,布魯塞爾的造币作坊當年最得意、最賺錢的産品應該還是那些以歐洲國家特殊曆史、政治背景為題材的币章。也許是為了避免承擔法律責任,布裡肖和維爾登等布魯塞爾從業者在制作歐洲題材臆造币時要謹慎很多,他們自己的名字幾乎不會出現在這些産品上,發售管道也相對隐秘,以至于當時多數人都不知道這些“大逆不道”的“樣币”究竟出自何處。

目前來看,此類“臆造币”(或如一些人期望的那樣權且稱為“樣币”)最初的産品可能是那組紀年為“1816”的拿破侖二世各面值錢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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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6年”拿破侖二世5法郎“樣币” Jean Elsen拍賣公司2024年3月拍賣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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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6年”拿破侖二世2法郎“樣币” MDC拍賣公司2018年11月拍賣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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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6年”拿破侖二世1法郎“樣币” MDC拍賣公司2018年11月拍賣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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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6年”拿破侖二世1/2法郎“樣币”MDC拍賣公司2018年11月拍賣拍品

按照雪柏·龐德(Shepard Pond)在其《錢币學中的法國僭位者》一文中所說,這類“1816年”拿破侖二世錢币的描述見于1861年比利時王室錢币學會主席發表的文章。這些錢币出現之初就飽受質疑,幾乎沒有人相信它們是帶有官方性質的樣币。

人們質疑的主要原因可以總結為兩點:

其一,這些錢币做工太過粗糙,不太可能是法國官方樣币;

其二,波拿巴黨人所認可的曆史線是拿破侖一世1815年退位後,拿破侖二世就立即自動合法“即位”,如果要做一套紀念性質的錢币用于表明政治立場,那麼選取的年份應該是1815年而非1816年。

如今,大多數人都相信這些“1816年”拿破侖二世錢币出自布裡肖與維爾登之手,這主要來自亨利·鮑奎爾和加斯頓·卡瓦利爾所著的專門研究尚博伯爵亨利(即所謂“亨利五世”)相關币章的《尚博伯爵錢币史》一書。

書中還指出,當時在布魯塞爾工作的法國雕刻師阿德裡安·伊波利特·韋拉特(Adrien Hippolyte Veyrat)也許參與了此項目,至于是否還有其他布魯塞爾作坊參與制作則不得而知。

研究尚博伯爵亨利的書中之是以會提到這組“1816年”拿破侖三世的錢币,主要是因為那些以“亨利五世”名義鑄造的各種錢币、樣币或臆造币很可能也都出自同一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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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帶有“1830年8月2日”日期的“亨利五世”5法郎尺寸章型銅币MDC拍賣公司2023年3月拍賣拍品

這些“1816年”拿破侖二世的錢币如果真實鑄造年份是1860年代的話,則當時正處于拿破侖三世治下的法國當局似乎也确實可以對其流通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同時代出現的那些以“亨利五世”名義鑄造的錢币則完全屬于另外一種情況了。

1830年的法國七月革命之後,查理十世和王太子昂古萊姆公爵路易-安托萬(即“路易十九”)先後放棄法國王位流亡英國。路易-菲利普一世成為法國國王,此即法國奧爾良王朝,而流亡一脈則被稱為正統派。查理十世父子死後,王孫尚博伯爵和波爾多公爵亨利就成了正統派保王黨擁立的法國國王,稱“亨利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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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博伯爵和波爾多公爵亨利約1828年,亞曆山大-讓-杜布瓦-德拉霍内(1791-1834)

“亨利五世”在拿破侖三世倒台後獲得了正統派和奧爾良派同時的支援,是法國近代各類僭位者中最有希望登上王位之人,但他卻因為拒絕接受傳承自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三色旗而放棄王位。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可以被視為一段時間内的無冕之王,但以他的名義鑄造錢币顯然比在第二帝國時代以拿破侖二世名義鑄造錢币更有風險。或者換一個角度來說,如果沒有保王黨的支援和贊助,可能不會有人單純為了利益而制作這麼多“亨利五世”的錢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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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年”法國“亨利五世”5法郎銀币 德國昆克拍賣公司2021年7月拍賣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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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年”法國“亨利五世”2法郎銀币 Burgan Numismatique公司2021年11月拍賣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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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年”法國“亨利五世”1法郎銀币 MDC拍賣公司2022年6月拍賣拍品

是以,“亨利五世”的這些錢币又有所謂“争位币”的說法。據稱,鑄造這些錢币的資金由一個名為“朗貝爾”(Lambert)的保王黨成員提供,但産地有比較大的争議。《尚博伯爵錢币史》書中認為錢币來自英國,另有其他文獻佐證,但倫納德·費雷爾則認為這些錢币也是出自布裡肖和某個布魯塞爾作坊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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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年“亨利五世”通路英國紀念章 一枚5法郎尺寸的銀章,此章背面有法語銘文“鑄造于倫敦”(FRAPPÉ À LONDRES,存疑),正面肖像又與市面所見“1832年”其他“亨利五世”錢币類似,有人推斷整個系列皆産自英國。MDC拍賣公司2022年10月拍賣拍品。

鑒于“亨利五世”頗為敏感的身份,制作“亨利五世”錢币的人似乎刻意避免在錢币上留下足夠的有用資訊讓我們探究這些錢币的出處。是以,市面所見的這些“亨利五世”錢币曆來争議不斷。這其中,下面這組紀年為“1832”的5、10分銀币顯得特别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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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年”法國“亨利五世”5分銀币 MDC拍賣公司2018年11月拍賣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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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年”法國“亨利五世”10分銀币 MDC拍賣公司2017年12月拍賣拍品

理論上來說,1832年時“亨利五世”隻有12歲,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像錢币上描繪的那樣長着絡腮胡子。這一古怪的設計讓人不由懷疑錢币的設計者對亨利一無所知。我們也無法确定這些古怪的“1832年”銀輔币和其他那些帶有“亨利五世”肖像的錢币是否出自同一作坊。

如果19世紀法國的這些“臆造币”隻有以上幾類帶有明确政治意圖的品種的話,這筆帳也許還不會被算到布魯塞爾那些無法無天的作坊頭上。但随着1870年代越來越多的法國“樣币”出現在市場上,人們不由得開始懷疑這些錢币本身就是出于商業目的生産出來賣給獵奇藏家的。随着錢币學家們對這些“樣币”展開溯源,越來越多的目光最終都投向了布魯塞爾。

米歇爾·塔亞爾與米歇爾·阿爾諾所著的《1870-2001年法國樣币與加厚币》目錄中為我們列舉了許多這類第三共和國時期(主要是1870年代)出現的看着就不太正經的“樣币”。這些“樣币”還包括“亨利五世”1871年的那組中年頭像5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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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法國“亨利五世”5法郎銀質“樣币” 美國SBP拍賣公司2020年1月拍賣拍品

這款錢币的實際鑄造年份也許不是1871年而是1874年,因為依照雪柏·龐德援引的一份1874年法國錢币學家保羅·波爾多(Paul Bordeaux)的記述,這些“1871年”的“亨利五世”5法郎是在那些帶有法國政治家萊昂·甘必大(Léon Gambetta)頭像的同樣來路不明的“樣币”在1873年出現在市場上之後才被發現的,且當時還較為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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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有甘必大頭像的5法郎銀質“樣币” MDC拍賣公司2023年10月拍賣拍品

我們大概可以了解為,“亨利五世”的“1871年”5法郎是在1873年到1874年間開始發售的。在許多人看來,這種“1871年亨利五世”的5法郎和那些紀年為“1830”至“1832”年帶有“亨利五世”少年肖像的錢币都出自布裡肖和某個布魯塞爾作坊之手。這種想法很可能是正确的,隻是沒有直接證據可以證明。

無論如何,這款“1871年”的“亨利五世”做得更加煞有介事,但依舊謹慎。在錢币正面肖像下方有一個“卡佩爾·F.”(CAPEL F.)的簽名,這究竟是确有其人還是出品人混淆視聽的手段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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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錢币背面,年份右側寫着“ESSAI”,指明此錢币的性質為某種樣币或試樣,而非用于流通。年份左側的鸢尾花徽被認為象征法國,但如果非要說的話,也可以了解為消失了超過一個世紀的尼德蘭布魯日造币廠廠标。總之,它不是當時巴黎造币廠任何人使用的标記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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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1871”這個年份的選擇同樣謹慎。如前文所言,“亨利五世”最接近法國王位的時間點是1871年,他被授予了王位,但因為反對繼續使用“三色旗”而沒有登基。1871年正是處于政權動蕩交替、“亨利五世”被認可卻沒有登基的年份,以此年份制作“亨利五世”的“樣币”,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承擔法律責任。

事實證明,制作這款錢币的人(很可能是布裡肖)的擔心不是多餘的。《尚博伯爵錢币史》中提到法國官方确實有針對這款錢币的通告,要求一旦出現就立即沒收。但顯然,并無人去追查這些錢币的出處,因為法國當局也知道這些“樣币”不過是賣給獵奇者的收藏品而已。

同時代出現在市面上的僭位者鑄币還包括“1874年”拿破侖四世的那套錢币。這枚錢币實際上比“亨利五世”那款錢币更加敏感一些,是以流通也更隐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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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拿破侖四世”5法郎“樣币” Jean Elsen拍賣公司2024年3月拍賣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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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拿破侖四世”2法郎“樣币” Jean Elsen拍賣公司2024年3月拍賣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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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拿破侖四世”1法郎“樣币” Jean Elsen拍賣公司2024年3月拍賣拍品

錢币正面頭像下方的簽名為不明是以的“C. DE F.”,讓人聯想到“1871年亨利五世”5法郎的那個“卡佩爾·F.”的簽名。從錢币的工藝、設計思路和這個欲蓋彌彰的簽名來看,我們很難相信這兩款錢币沒有任何關聯。是以,我們如今傾向于認為它們都是布裡肖的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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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貓眼前面所言,雪柏·龐德援引錢币學家保羅·波爾多的記述中提到了帶有法國政治家萊昂·甘必大頭像的錢币(前文有圖檔,錢币正面甘必大頭像如下)。此币雖然沒有年份,但可能是在1873年出現在了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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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1870-2001年法國樣币與加厚币》書中的說法,這款錢币可能出自維爾登之手。至于維爾登究竟是自産自銷還是委托其他工坊代工,抑或是其他人聘用維爾登設計錢币用于銷售,我們如今實難考證。

《1870-2001年法國樣币與加厚币》書中列舉的可能出自維爾登之手的同時代“樣币”還有另外兩款,分别是紀年為“1872年”的阿道夫·梯也爾5法郎和紀年為“1874年”的帕特裡斯·麥克馬洪5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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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阿道夫·梯也爾5法郎“樣币” Jean Vinchon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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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帕特裡斯·麥克馬洪5法郎“樣币” Jean Vinchon公司2023年12月拍賣拍品

這其中,麥克馬洪5法郎尤其氣人。這枚錢币頭像下方的簽名為“拿破侖·F.”(NAPOLEON F.),一副“我用的就是假名,你能拿我怎麼樣”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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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上文讨論過的“1860年”高棉錢币中維爾登與布裡肖的合作,我們大概也可以想象,這一節我們讨論的這些法國匿名“樣币”或臆造币很可能有一部分也出自兩人的合謀。而通過兩人在這些法國錢币上使出的手段,我們似乎可以反向推斷,他們敢在高棉那組币章上留下真名,要麼是覺得高棉天高皇帝遠而完全無所顧忌,要麼就是真的收到了官方的訂單。

無論如何,單純的推斷是沒有意義的。這些錢币界的未解之謎,我們就留給那些真心熱愛這些品種的泉友去考證好了。

4. 西班牙:布魯塞爾臆造币生意的另類受害者

與法國類似,19世紀的西班牙也深受布魯塞爾臆造币之害。關于這些布魯塞爾生産的西班牙臆造币,帕特裡克·歐康納(Patrick O'Connor)在他的《西班牙女王伊莎貝爾二世鑄币》一書中引用了托馬斯·達西(Tomas Dasí)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論述予以解釋。貓眼覺得他有一段話是對此類錢币最好的說明,故抄錄如下:

“19世紀下半葉,臆造币與樣币在歐洲和美國藏家中很受歡迎,那些能接觸到造币裝置的人是以開展了活躍的貿易。這種行為有時得到造币廠的準許,有時則多少有些見不得人。”

通過這段話,我們大概已經可以看出布魯塞爾19世紀“僞造”的西班牙“樣币”與上文提到的法國各種臆造币的差別,而這個差別的關鍵在于“有時得到造币廠的準許”這句話。

歐康納得出這個結論是因為一些疑似臆造品的西班牙錢币使用了造币廠正規樣币的模具。這類錢币中最昂貴且著名的當屬那兩枚伊莎貝爾二世20裡亞爾樣币模具與巴黎造币廠拿破侖三世肖像模具的“錯配試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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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西班牙20裡亞爾——伊莎貝爾二世肖像與拿破侖三世肖像模具錯配 Hess-Divo拍賣公司2003年10月拍賣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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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西班牙20裡亞爾——拿破侖三世肖像與西班牙盾徽模具錯配 Hess-Divo拍賣公司2003年10月拍賣拍品

這兩款“錯配試樣”使用的拿破侖三世的兩種肖像模具皆來自巴黎造币廠的1853年5法郎官方樣币,且皆由路易-查理·布韋(Louis-Charles Bouvet)創作;伊莎貝爾二世20裡亞爾的正反面模具則由愛德華多·費爾南德斯·佩斯卡多爾(Eduardo Fernández Pescador)設計完成,是伊莎貝爾二世時代比較著名的樣币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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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拿破侖三世5法郎樣币 MDC拍賣公司2023年10月拍賣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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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斯卡多爾的1855年20裡亞爾樣币 美國SA拍賣公司2022年5月拍賣拍品

按照歐康納所說,佩斯卡多爾的模具可能是在他前往巴黎造币廠學習時帶去的。無論如何,這些模具理論上都應該儲存在巴黎造币廠。是以,許多人将以上兩款“錯配試樣”視為巴黎造币廠試驗模具時的産物。

然而就如更多人質疑的那樣,這種試驗對巴黎造币廠而言沒有任何意義。

巴黎造币廠有拿破侖三世和佩斯卡多爾設計的伊莎貝爾二世20裡亞爾全套正反面模具,為什麼不試驗正确的模具組合,而要用這種“錯配”的方式試驗呢?

實際上,關于佩斯卡多爾設計的伊莎貝爾二世20裡亞爾模具最終落入私人手中的說法多年來一直存在,這主要是因為下面這枚“1855年西屬菲律賓5比塞塔樣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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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西屬菲律賓5比塞塔“樣币” 錢币正面使用了佩斯卡多爾20裡亞爾正面設計。美國SBP拍賣公司2019年1月紐約拍賣拍品

這枚“1855年菲律賓5比塞塔樣币”基本可以确定是一枚私人臆造币,因為比塞塔要到1869年才成為西班牙的主要貨币機關,而菲律賓在整個19世紀則始終使用比索作為貨币機關,1855年會出現“西屬菲律賓5比塞塔樣币”的可能性基本為零。

這枚錢币是私人臆造币,說明佩斯卡多爾的模具落入了私人手中。托馬斯·達西和倫納德·費雷爾對此“樣币”的溯源最終都指向了布魯塞爾的某私人工作室,而當時私下經營臆造币業務且擁有足夠的能量和人脈調用或購買巴黎造币廠官方模具的人隻有布裡肖。

于是,這枚“1855年西屬菲律賓樣币”連帶着上面提到的兩款帶有拿破侖三世肖像的“試樣”也被算在了布裡肖的頭上。

另外,由于“1855年西屬菲律賓5比塞塔樣币”背面的設計與“1859年西屬菲律賓2分銅樣”在背面設計上有非常多的相似之處,且後者不具備任何西班牙官方樣币的特征,我們基本上也可以認定這款“1859年西屬菲律賓2分銅樣”同樣出自某布魯塞爾作坊(布裡肖)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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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西屬菲律賓2分“銅樣” 美國SBP拍賣公司2020年10月拍賣拍品

伊莎貝爾二世于1868年退位後,西班牙經曆了一段時間的動蕩,此前流亡的“卡洛斯派”擁立馬德裡公爵卡洛斯為“卡洛斯七世”。争位之戰于1872年爆發,史稱“第三次卡洛斯戰争”。“卡洛斯七世”曾短暫控制過支援他的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區和加泰羅尼亞地區,但由于戰事不利,他本人被迫在法國和西班牙邊界反複橫跳,最終于1876年兵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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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僭位者“卡洛斯七世” 約1880年,法國攝影家納達爾(1820-1910)。圖檔來自網絡。

如今流傳于世的1874-76年那些帶有“卡洛斯七世”頭像的錢币大概可以算是他留下的一筆重要的“政治遺産”。貓眼且選取幾種列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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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西班牙“卡洛斯七世”5比塞塔“樣币” 美國SBP拍賣公司2022年8月拍賣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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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西班牙“卡洛斯七世”5分和10分銅币 Soler & Llach拍賣公司2024年5月拍賣拍品

錢币界的共識是,“卡洛斯七世”鑄币中除了那些帶有“O. T.”廠标的銅币産自巴斯克地區小城奧尼亞蒂外,其餘都來自布魯塞爾。但也有人認為,那些帶有“O. T.”廠标的銅币可能也來自布魯塞爾,或者說至少模具來自布魯塞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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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卡洛斯七世”5分銅币的正面 廠标“O. T.”位于頭像下方。Tauler & Fau拍賣公司2024年5月拍賣拍品

如果說前面提到的伊莎貝爾二世相關“試樣”和“樣币”屬于歐康納書中所說的疑似“得到造币廠準許”的産品的話,這些“卡洛斯七世”的銅币和“樣币”就屬于那種“有些見不得人”的品種了。貓眼目前沒有發現關于這些“卡洛斯七世”鑄币(尤其是那些樣币)特别詳實可信的研究或檔案,而鑒于它們出自布魯塞爾這一事實,貓眼懷疑詳盡的相關資訊可能永遠無法找到。

這些錢币在币文和設計方面并不符合西班牙錢币傳統。它們也許真的是“卡洛斯七世”或其支援者為證明王朝的合法性而訂購的,但考慮到“卡洛斯七世”本人當時正忙于在法西邊境反複橫跳,貓眼始終無法排除它們是布魯塞爾的某工坊冒名制作用來銷售牟利的這種可能性。

5. 常在河邊走,哪能不背鍋:

伊朗回曆1281年和1297年樣币

已知最早的帶有德黑蘭造币廠名的伊朗近代歐式機制币是回曆1281年(1864年)的那組金、銀、銅樣币及試樣。瑞士Sincona拍賣公司去年Kian Collection專場中有較為完整的一套回曆1281年樣币,貓眼選取幾個面值貼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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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曼金币樣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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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曼金币樣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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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第納爾銀币樣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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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第納爾銀币銅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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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第納爾銅币樣币

據魯迪·馬蒂(Rudi Matthee)在其《伊朗卡紮爾機械化鑄币的引進》中所說,這組樣币是“奧地利人”弗朗茨·佩尚·馮·普雷根貝格(Franz Pechan von Prägenberg,後文通稱“佩尚”)用早先受邀前往伊朗設立造币廠的法國人雕刻的模具制作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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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茨·佩尚·馮·普雷根貝格 佩尚出生于奧地利統治下的波西米亞,是以實際上算是捷克人,他曾先後任職于米蘭和維也納造币廠。圖檔來自網絡。

然而就如許多人懷疑的那樣,無論是那精湛的工藝還是那繁雜的版别都讓人很難相信這組“樣币”出自條件惡劣的德黑蘭造币廠。要知道,佩尚和他的團隊為了使造币廠正常運轉,不得不從裡海岸邊把當年購自法國的機械挖出來,然後一點一點拼裝起來。

在1974年出版的《伊朗現代鑄币,1876-1974》一書中,作者将這組1281年伊朗“樣币”的模具追溯到了布魯塞爾造币廠的頭上,理由是布魯塞爾造币廠在這一時期曾為伊朗提供外包服務。如前文所言,鑒于布魯塞爾這座城市本身在“樣币”界的糟糕名聲和諸多見不得人的行徑,貓眼覺得此書将這組“樣币”的出處放到布魯塞爾造币廠頭上頗為無賴,大有一種要讓此事“死無對證”的想法。

好在,去年瑞士Sincona公司拍賣出現了一枚紀年為“回曆1282年”的德黑蘭造币廠開業紀念章。這枚章的工藝與那組1281年樣币同樣精湛,且最重要的是其正面下方有查理·特羅唐的簽名(C. Trotin)。依照倫納德·費雷爾的記錄,特羅唐在巴黎經營自己的工作室,曾在約1860年代受聘為伊朗制作“20、10和5法郎金币,2和1法郎銀币以及50和25生丁銅币”的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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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曆1282年德黑蘭造币廠開業紀念章 紀念章正面下方帶有“C. Trotin”簽名。

按照1973年出版的《伊朗沙阿的錢币、章牌及印章,1500-1941》中所述納賽爾丁沙時代伊朗金、銀、銅币制與法國接軌的關系來看,費雷爾所記述的面值實際上對應的大約就是2、1、1/2土曼金币,2000和1000第納爾銀币,50和25第納爾銅币。這與現存1281年伊朗“樣币”中已知的所有面值吻合。

至此我們可以确定,這組回曆1281年伊朗樣币的模具最初是由特羅唐在其巴黎的工作室為伊朗德黑蘭造币廠所作,布魯塞爾造币廠也不用背這個鍋了。至于究竟何人委托特羅唐的私人工作室制作模具,我們暫時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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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年蘇伊士運河開通系列紀念章——維托裡奧·埃馬努埃萊二世 伊士運河開通系列紀念章是查理·特羅唐一套比較知名的作品,該系列背面設計相同,正面則帶有歐洲各國君主頭像,雕刻精美。Katz公司2023年11月拍賣拍品。

不過,這并不意味着這組伊朗樣币的性質就一定沒有問題。藏家們面對這種情況通常更擔心的是另外一個問題:這些私人作坊的模具最後是否流入了币商手中,又是否存在為了銷售目的繼續生産樣币的情況。

如果這組回曆1281年伊朗樣币的模具後來被布魯塞爾的商人或作坊(維爾登或布裡肖之流)買去,那麼目前市面上所見的這組樣币的性質就要存疑了。相應地,卻能解釋為何《伊朗現代鑄币,1876-1974》一書中認為此套樣币的模具出自布魯塞爾。

從目前所見的伊朗回曆1281年樣币來看,确實存在模具狀态不同的情況。是以,我們有充足理由懷疑市面所見的這些樣币并不是同一批次生産的。那麼,在不能完全追蹤這組模具的流向及樣币的産地的前提下,我們對待這套樣币的态度也隻能如前文對待“1860年”高棉那些錢币一樣了。

與這套曆來被視為“來路不明”的1281年樣币不同,伊朗在納賽爾丁沙時代确實存在一款被普遍稱為“布魯塞爾樣币”的品種,那就是著名的“布魯塞爾版”回曆1297年(1880年)5000第納爾樣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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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塞爾版”回曆1297年5000第納爾樣币 貓眼藏品

如前文所言,“奧地利人”佩尚并未如世人所想的那樣設計出德黑蘭最早的近代機制币,但始自回曆1296年(1879年)的德黑蘭近代大型機制銀币确實是由他制作的。伊朗傳統鑄币極少使用大型銀币(克朗型銀币),佩尚的5000第納爾大型流通銀币也許可以算是伊朗近代鑄币史上一項具有裡程碑式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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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曆1296年5000第納爾貓眼藏品

針對這項工作,佩尚是相當謹慎的。他先後于回曆1293年和1294年(1876-77年)設計了兩款著名的帶有試驗性質的大型章型币。貓眼無法确定這種大型銀币正面(獅子面)的模具是否為佩尚本人制作,但至少可以了解為由他參與設計完成,是以本文權且稱其為佩尚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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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曆1293年卡紮爾王朝100周年5000第納爾章型紀念币 美國SBP拍賣公司2023年8月拍賣拍品

獲得認可後,佩尚這才使用相似的正面(獅子面)設計制作了1296年(1879年)德黑蘭最早的近代大型機制5000第納爾銀币。

然而,佩尚參與的币制改革遭到了傳統頑固勢力的強烈反對,他本人于1879年當年就離開了德黑蘭。此時的德黑蘭造币廠内可能尚留有他準備好的回曆1297年(1880年)5000第納爾銀币模具,這使得這款極具特色的大型銀币得以繼續鑄造了一段時間。

也許受限于德黑蘭造币廠的技術水準,也許是佩尚本人經驗不足,最初的5000第納爾銀币模具不久就因為損耗過度而不能繼續用于鑄币,且似乎佩尚最初的祖模也無法繼續制作工作模。

是以,德黑蘭造币廠在1297年又弄到了一個新的5000第納爾正面(獅子面)模具。貓眼這裡用了“弄到”這個詞是因為目前還無法确定這個模具究竟來自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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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認為此币來自布魯塞爾(如前文提到的《伊朗現代鑄币,1876-1974》),因為其正面(獅子面)看起來遠比早先的5000第納爾精美。更有人推測此币是納賽爾丁沙1878年歐洲之行後的收獲,屬于随模具一同傳遞的樣品币。歐美如今的主流拍賣也多接受這種觀點。是以,這種由新模具少量試鑄的1297年5000第納爾銀币就成了如今人們所說的“布魯塞爾樣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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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賽爾丁·沙·卡紮爾 1881年,法國攝影家納達爾(1820-1910)。圖檔來自網絡。

然而,依照比利時國立檔案館目錄中布魯塞爾王室造币廠相關檔案下的條目來看,布魯塞爾王室造币廠最初與伊朗合作的時間是1883年。是以,“布魯塞爾樣币”的模具至少不是布魯塞爾王室造币廠提供的。如果模具真的來自布魯塞爾,也隻可能是某個私人工作室。

但即便如此依然說不通,因為目前所見所有“布魯塞爾樣币”隻是正面(獅子面)使用了新模具,背面(字面)使用的則是已經開裂的模具。如果德黑蘭造币廠真的從布魯塞爾訂購了模具的話,沒有道理隻訂做獅子面的模具而不配套訂購字面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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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塞爾版”5000第納爾樣币的背面 從圖中可以看出錢币模具已經老舊開裂,一些模具裂痕與普通版5000第納爾錢币上的模具裂痕吻合。NGSA拍賣公司2022年11月拍賣拍品。

另外,貓眼通過對比市面所見的使用新模具制作的樣币和試樣(此版無流通币),有了一些有趣的發現,事實列舉如下:

1.“布魯塞爾樣币”的做工不符合歐洲任何造币廠的工藝水準(甚至達不到私人作坊的水準),且字面模具使用的均為已開裂的德黑蘭造币廠原有的5000第納爾模具,是以此币應是産自德黑蘭的樣币;

2. 此币正面(獅子面)模具并非德黑蘭造币廠新訂做的錢币模具,而是某種庫存的紀念章/章型币模具,此模具可能統一訂購自歐洲,也可能是佩尚此前自行制作或私下從歐洲訂購;

3. 此币祖模最初試打時翻印的工作模經過三次沖壓才完成,用于制作目前僅見的一枚紀年為“AH12XX”(XX為留白)的5000第納爾樣币,但由于模具浮雕過高(祖模可能本為紀念章設計)導緻獅子面部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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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曆12XX年5000第納爾試打樣币美國海瑞得拍賣公司2018年1月紐約拍賣拍品

4. 上面所說工作模還被用于生産回曆1297年軍事學院銅制獎章,同樣因為浮雕過高而效果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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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曆1297年軍事學院銅制獎章 獅子面所用模具與上圖12XX年試打樣币相同。瑞士Sincona拍賣公司2023年10月拍賣拍品。

5. 此币祖模後又再次翻印了浮雕适度降低的工作模(也可能翻印了多個工作模),以此工作模生産的樣币即所謂“1297年布魯塞爾樣币”,但浮雕依然過高,隻生産了少量樣币;

6. 上面所說工作模後又被用于生産同時代勳章,目前已知的有早期無紀年“英勇勳章”(Medal for Valour)以及回曆1298年之後幾個年份的同類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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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無紀年“英勇勳章” 瑞士Sincona拍賣公司2023年10月拍賣拍品。

7. 目前已知有一枚“1297年布魯塞爾樣币”是在一枚年份無法辨識(可能為1298或1300年)的“英勇勳章”上覆打而成,貓眼推測可能是因為正面(獅子面)高浮雕所需壓力較高且沖壓次數較多,恐損壞已經開裂的5000第納爾字面模具,故退而求其次在成品“英勇勳章”上改換字面模具加工成5000第納爾樣币,用于留檔或作為呈樣。

總結一下,“1297年布魯塞爾樣币”實際上應是德黑蘭造币廠生産的樣币。此币之是以精美,是因為正面使用了可能原本為紀念章或獎章設計的高浮雕模具,但也正因為模具對壓力要求過高,故兩次試制均以失敗告終,僅有少量樣币、試樣存世。

至于這款模具是否真的來自布魯塞爾,暫時還沒有足夠的資料予以佐證。本着科學嚴謹的态度,貓眼隻能說目前不能完全排除模具來自布魯塞爾某個私人工作室的可能性。

到此,這篇文章終于是可以結束了。

這篇文章,貓眼寫了很久。原本打算寫三篇文章,但又想到“這種無聊的内容還是拼一拼吧”,就将三篇文章合并,最後成了這一篇略有些不太通順的文章。

這種文章本身寫起來其實最簡單。網上論文三五篇,桌上書籍兩三本,花個把小時就能拼湊出來。

之是以寫得慢,純粹隻是因為貓眼始終不滿意。為了讓文章不那麼無聊,貓眼把結構改來改去,删掉了許多引文、摘抄,又加上了一些貓眼的個人研究和經驗的分享,總算讓這篇文章中那種“民間學術愛好者”的草根僞學術的味道淡了一點……

貓眼最近寫的和即将要寫的都是這類查漏補缺的東西,隻為了把這個公衆号一直以來缺少的基礎性内容補足。如果你覺得貓眼的内容也有點無聊的話,還請多擔待吧。貓眼把手頭準備的東西寫完就會回到以前的風格。

感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援,貓眼會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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