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常有誤會

好像不僅僅是受了西方那幾部《忏悔錄》的影響，我覺得一個人的“真實”比什麼都重要。而且，其意義不完全在自身靈魂的扣問與活之坦然，作為文字記載，重在對後世的心向的啟迪。瞿秋白的《曆史的誤會》就是這樣一篇具“一個人真實意義”的文章。

——在我心目中，她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篇奇文，可稱之“現代離騷”。

古有“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說法。設想一下，秋白先生在面臨被處死，連能吃上一口豆腐都大發感喟說“中國的豆腐真好吃”的時際，他在反思自己幾十年生命之時，其言其文能不“善”嘛。何況他本來就不是赳赳武夫，他文學素養是那麼高超，他的心靈那麼優美纖細，他出身世家自帶高貴氣質。且他已不再是狂熱的五四青年了，他對自己從事的事業有着旁觀透僻的冷靜——這是他有别于時代的其他同行者的罹難際遇換來的，是他生命裡飽蘊的人文情愫的一種必然的宿求走勢。由是，死亡成全了他可貴的筆墨。

——他，才真真配得上“殺身成仁”之謂。

我華族人原本不乏有骨氣的文士，蘇武文天祥也好，史可法夏完淳也罷，都是孟夫子三條“人格審美原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履行者；且把信念與人生執著化——為“照汗青”而“留丹心”。然秋白先生還不同，他是現代人，對人生對社會有曠達并能内斂的思辨；既能慷慨赴死又肯真誠地傾訴自我心識。就這意義說，他的死他的筆墨已超越時代和他所處的現實；他那充滿傷情的的靈犀，掙脫眼前的泥濘，穿越漫空的愁雲緩緩延伸向來世、延伸向了我們後輩的思想領域，向我們訴說着。

其實，秋白内心的孤獨難以言說。他開始就寫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1——這真真就跟數千年前那位站在田野裡，望着遍野的小米高粱而莫名怅惘的遠古哲人，融為一體了。我不知道這算不算是一種民族文化情懷的傳承？然而，秋白的這種情懷肯定與他投身的武民運動，不相宜。這怕也是所有心底純真、具理想主義情懷的文化人與帶目的性的社會運動之間的質的沖突——或蛻變自身或清醒後毅然離去。

——秋白正是臨此當兒遇難的。由是，他也才能寫出如此景深的大文章。

我們設想，一個“母親自殺家庭離散”隻身來京求學又身無分的文學青年，進了一家“不要學費”的“俄文專修館”是怎樣的一種現實情勢和生命況味？要知道，那正是全世界都為之動蕩的1917年呀。而這個青年當時隻想“将來謀一碗飯吃”。于是，他接觸《新青年》《新社會》向往“新國家”、參予“五四”并成為“俄文專修館總代表之一”，就順理成章了。這樣他也就有了去俄國的契機，有了給陳獨秀當翻譯的機緣。然而這時，他也愀然明悉了一個事實——向往鑽研俄羅斯文學與仿俄在華鬧革命，是冰炭不融的。隻是，這時他在“形格勢禁”（請注意：秋白兩次用到這個詞彙）中，已身不由己。于是乎到了中國那躁動的1927年，“曆史的誤會”更顯吊詭——他居然在一場大病之後，當上了毫不懂軍事的“總書記”。用他的話說，因為他“偷得所謂‘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虛名”；而這時，他那“心有不能自己的沖動”和“布爾什維克所讨厭的小資産階級”“脾氣”，就無可避免地要跟“武民運動”要跟留蘇幫那“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嚴重沖突起來——他也就無可避免地受批判、遭冷落、被遺棄——乃至可悲又很滑稽的落入敵手。

秋白稱自己“根本上我就不是一個‘政治動物’”——這話再痛切不過了；還稱自己是“戲子”，稱自己的人生是“滑稽劇”——說“就是對之華（他夫妻楊之華），我也隻透過一點口風，我始終帶着假面具”。聽，這是怎樣的一種通靈與悖謬之間的、無法言表的心魂苦旅？尤其在總結一生、面對生命即将結束之際，這是怎樣的一種回悔與自省。

謹此，這還不足以讓後輩文化人在人生、信仰、社會這三維上有大警覺嘛。由是，透過秋白之文我也常常聽到冥冥上蒼傳來的聲聲浩歎——擡頭看，那是位白發蒼蒼的曆史老人和另一位白發蒼蒼的文化老人在那裡相對凝視，他們的歎息響徹整個中華大地……

——這也讓我再次想到《馬拉之死》這幅名畫。

馬拉是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派的上司人之一，患皮膚病，必須數小時在浴缸裡水療。他文筆如刀，遭到對立的吉倫特派深深忌恨，于是精心策劃了這次謀殺——讓一個保皇黨女人夏洛特•科爾黛，謊稱是共和黨人的遺孀，有5個孩子——接近并剌殺了馬拉。

新古典主義繪畫大師大衛正好是馬拉的朋友，氣憤填膺。在馬拉遇害的三個月後，他畫就了這幅既是緬懷亡友又具強烈喻世意味的名畫《馬拉之死》。畫面上：馬拉斜靠在浴缸裡，血已染紅那缸裡的水和浴巾。他的頭向後仰着，面上平靜，睡去了一樣的；一把血淋淋的匕首落在地上，而馬拉那握着鵝毛筆的右手也相映成“趣”地垂落在離那匕首不遠的地上。但他左手卻捏着一張紙，上面清楚寫着：“1793年7月13日馬麗•安娜•夏洛特•科爾黛，緻公民馬拉：我是十分不幸的，為了指望得到您的慈善，這就足夠了”。馬拉面前還放着一個臨時拿來充當小桌用的舊木箱，放着墨水瓶和公文用紙。其中放在桌邊上還有一張似乎将要跌落的便條，上面寫着：“請把五個法郎送給一位五個孩子的母親，她的丈夫為共和國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是啊，這是多麼大的嘲諷。

那落在地上的匕首和觸地的鵝毛筆，那死者與兇手的兩張表達得十厘清楚的字紙——既使這畫的淺層解意準确無誤——傳遞出馬拉是被誰殺害的，是怎樣被殺害的，同時她還具有一種深層面的具嘲諷意味的餘韻。嘲諷什麼呐？那就隻能靠後輩讀衆來想象了——當時的雅各賓派無論如何擁有所謂的人民性正義性，最終還是失敗了——先是拿破倫稱帝把法國導入無休止的戰争。爾後，是保皇黨重新掌權執政……我這裡不想讨論法國革命史。但要說，激進的事物最終總是要翻回頭來重履曆史安排好的腳步。隻是這些激進者在當時卻絕對的自以為是，總想用絕決之法重組社會，到頭來卻接受不了曆史檢驗。

我實在不知這是不是一則規律？一則适于古今中外的事物規律？思來想去，韓非子的一句話落在我耳畔：“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不聞，有亂民而有獨善之吏”※2。

——由是，我似乎更困惑了。

※1 參見《詩經》“黍離”篇

※2 見《韓非子•外儲說右下》

文/羽之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