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密電事件”的一些說明
以上所述“密電事件”的發生經過均為我親身經曆的曆史事實。由于“密電事件”事關重大，且作為一個曆史問題至今尚存在一些争議。下面，我想再具體談談有關這一事件的幾個問題，以澄清曆史事實，使讀者全面了解這一問題的真相。
(一)“密電事件”的披露情況
“密電事件”發生于1935年9月9日，但因為其内容重要，後果兇險，而且主要當事人是當時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治委員、掌握紅四方面軍軍政大權的張國焘。
這就使黨中央在披露這一事件時不得不采取極為慎重的步驟。
1935年9月12日，黨中央迅速脫離險境率軍委縱隊和紅三軍單獨北上至俄界與紅一軍會合後，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對張國焘分裂黨、分裂紅軍的錯誤進行了小範圍的讨論和批判，在未直接談及密電内容的情況下作出了《關于張國焘同志的錯誤的決定》。
但就是這一決定，黨中央也因考慮到黨和紅軍内部的團結，以及為教育和争取張國焘本人，并未當即在全黨公布。
此後，張國焘執意妄為，不聽勸告，先是違背黨中央北上方針，擅自帶領我左、右路軍主力南下，南下失利後北上途中及三軍會師後又多次幹擾黨中央戰略計劃的實施，迫使黨中央不得不在1937年1月遷往延安以後再次開會讨論張國焘的問題、在全黨全軍範圍内公布張國焘分裂黨、分裂紅軍的罪行。
最早披露“密電事件”的是毛澤東。
1937年3月21 日，黨中央在延安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當面批判張國焘搞陰謀危害黨中央時，指出：張國焘一到毛兒蓋就反了，他就在這裡大開其督軍會議，用槍杆子來審查黨中央路線……葉劍英同志便将秘密的指令偷來給我看、我們便不得不單獨北上了，因為這電報上說，南下，徹底開展黨内鬥争。當時如果稍微不慎重，那是會打起來的。
後來，毛澤東、周恩來和一些知情的進階幹部，又有針對性地談過或在文章、回憶錄中叙述過張國焘的“密電事件”。
我知道的有：
林彪搶班奪權的陰謀被揭露之後，1971年8月28日毛澤東在長沙同丁盛、劉興元、韋國清等談話時，說： ……以後就出了張國焘搞分裂。這一次葉劍英同志立了一大功。張國焘發個電報給陳昌浩、徐向前，裡面說要堅決南下，否則就徹底解決。當時葉劍英同志當參謀長，他把這個電報先給了我，沒有給陳昌浩、徐向前，我們才走了的，否則我們就要當俘虜了。葉劍英同志在關鍵時刻是有功勞的，是以，你們應當尊敬他。汪東興亦參加了這次談話。
林彪叛逃摔死之後，1972年6月12日，周恩來在批林整風彙報會上就密電問題，說：劍英同志先将密電報告了毛主席，因而(中央)脫險，立了大功。這件事情，是毛主席經常講的，在座的不少同志聽到過。
不是毛主席總是拿這個古人的事來比喻嗎?宋朝不是有位呂端嘛，古人有兩句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主席拿這個例子多次說這個事。
當時軍隊就行動了，後來陳昌浩看到電報，知道了這件事，要追。據這一次徐向前同志在小組會上說，他制止了。他反對這件事，不讓追。他說，哪有紅軍打紅軍的。我們相信徐向前同志的話，因為總有顧全大局的同志嘛。
是以那一次是一個很險惡的環境。就是說，沒有劍英同志這個功，要不是徐向前出來制止，那個局勢就很壞了。在關鍵時刻才顯出是同志嘛!古語說，“疾風知勁草，闆蕩識誠臣”嘛!
毛澤東、周恩來的上述談話，均有記錄在案。
彭德懷寫道：“葉劍英秘密報告：張國焘來電南進……,我和葉劍英商量，如何偷出地圖和二局在明晨拂曉前來到三軍團司令部，葉示意想辦法。 ……天明還未見到，我以為出了問題。正懷疑之際，葉率二局(局長曾希聖)連地圖都拿來了。陳昌浩布置的監視，全被葉擺脫了，幸甚。”
粉碎“四人幫”後，1977年5月14日，聶榮臻賦詩祝賀葉劍英80華誕，其中有“川西傳訊忠心耿，古華除害一身膽。行若呂端識大事，功成绛侯有愧顔”句，再次贊揚葉劍英在長征至川西途中發覺張國焘以“徹底解決”黨中央和中央紅軍的密令之後，立即向毛主席和黨中央報警，在革命緊要關頭，為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立下不朽功勳的壯舉。
1981年鄧穎超在接受愛潑斯坦、劉珙、曾淑芝采訪時，在談到過草地以後，說：“他(張國焘)給四方面軍陳昌浩發電報，要他武力解決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等人，就是要把這些人抓起來。結果這份電報被參謀長葉劍英得到了，馬上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英明果斷，帶領一方面軍連夜趕路七八十裡，擺脫了四方面軍。”
1984年6月15 日，李先念在接受美國作家哈裡森·索爾茲伯裡的采訪時說：記得電文中有一句關鍵的話，就是訓示陳昌浩“徹底開展黨内鬥争”。
此後，許多經曆過那段鬥争的老同志都分别在回憶錄中對“密電事件”從不同角度作了披露。李維漢在他的《回憶與研究》中談到：“……他(張國焘)還違背政治局會議的決定，密電要右路軍立即南下。
右路軍是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委。右路軍有四方面軍的兩個軍三十軍、四軍，三十軍是四方面軍的主力。
洛甫告訴我，張國焘有電報說，如果毛澤東、洛甫、博古、周恩來等不同意南下，就把他們軟禁起來。洛甫告訴我上述情況後，叫我負責把中央機關、政府機關、總政治部等機關在次日淩晨帶到巴西，會同黨中央一路北上，并要我仍回中央機關擔任組織部長。洛甫叮咛我上述決定要絕對保守秘密。”
上述談話、著文等，均系當時跟随右路軍行動的中央上司同志和紅軍進階幹部，他們對“密電事件”的披露，足以說明“密電事件”的發生是一件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曆史事實。披露張國焘密電問題的論著和談話還有許多，在此不一一列舉。
(二)密電基本内容的揭示經過
毛澤東、周恩來、鄧穎超等在披露密電事件的同時，都大緻談到過張國焘所發“密電”的中心内容是要右路軍全部南下，如果中央堅持北上，不同意南下，就用武力解決。但是，上面幾位中央上司均未談到該密電的全文情況。同時，由于各種原因，我們至今仍然找不到密電原件。
張國焘參加了1937年3月21 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當毛澤東當面披露“密電事件”時他既未作任何申辯，也未深入交代有關密電的情況。
陳昌浩去世于“文化大革命”期間，生前未見他談過有關密電的任何問題。
其他當年看過密電内容的人員，在阿壩紅軍總司令部由張國焘指定的發報譯電員至今未知下落。在潘州村總指揮部的收報譯電者除我健在外，陳茂生于1937年4月26日在西路軍失敗時英勇犧牲于甘肅安西紅柳園子的對敵戰鬥中。
葉劍英則有功不居功，他雖然同少數上司同志及其子女和我在事後談過“密電事件”,但他從未就這一事件發表過文章，也沒有作過講話。
但事實畢竟是事實，盡管自1935年9月9日“密電事件”發生後，我按照葉劍英參謀長訓示， 一直未公開談過“密電事件”,但我那時年輕，對這一事關黨和紅軍命運的大事印象極為深刻，以緻在事過多年之後仍能記得張國焘所發密電的大體内容。
從1977年開始， 一些報刊雜志公開發表涉及“密電事件”的文章後，當時的戰士出版社(現解放軍出版社)《星火燎原》編輯部，感到原編的10冊《星火燎原》缺少在長征途中黨中央同張國焘搞分裂黨、分裂紅軍鬥争的回憶錄，于是派來三位同志找我調查，說明來意。
我如實向他們談了所知道的密電基本内容。他們要我寫篇回憶稿子。我應《星火燎原》編輯部的要求，于1978年冬寫成《嚴峻的時刻》 一文，送給他們。那時，《解放軍報》亦需要這類回憶錄，經 征 得 我 的 同 意 ， 将 《 嚴 峻 的 時 刻 》 刊 登 在 1979年 5月 1日 的《解放軍報》上。《星火燎原》亦将這篇回憶錄編入第三集内。
我在《嚴峻的時刻》 一文中回憶密電的内容如下：
×日電悉。餘經長期考慮，目前北進時機不成熟，在川康邊境建立根據地最為适宜，俟革命來潮時再向東北方向發展，望勸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放棄毛兒蓋方案，同右路軍回頭南下。如果他們不聽勸告，應立即監視其行動，若執迷不悟，堅持北進，則以武力解決之，執行情況，望及時電告。
這是回憶的内容，并不完全等于密電原件。但我确信原件的基本内容大體如此。
其中有幾點在腦子裡記得還特别清楚：
一是，堅決反對北上。
二是，要右路軍回頭南下。
三是，如中央堅持北上，不同意南下，應監視其行動，是“武力解決”還是“徹底解決”記不準确，但有用武力危害中央的意思。
我在寫這篇回憶文章之前，曾專門查閱過當時報刊發表的有關文章。當時的說法是“武力解決”,故我亦用之。
後來，我才看到1971年8月28日毛澤東在長沙同進階幹部談話的記錄是“徹底解決”。是以，1984年7月出版我寫的《青春的步履》那本書時，在第八章的“嚴峻的時刻”小标題内，寫成“則應開展黨内鬥争，徹底解決之”。兩處均未加引号，說明不是密電原文，而是原意。
葉劍英和他當年的特務員(警衛員)範希賢，在看過《解放軍報》刊登的《嚴峻的時刻》 一文回憶的密電内容後，證明：意思是這樣。有關葉帥向呂黎平要地圖和電報的事屬實。(範證件附後)
此外，我還想就當時作為作戰參謀的我是如何能了解密電内容的情況，作一些補充說明：
自從紅一方面軍有了無線電台以來，凡編制有電台的司令部的作戰參謀，不僅可以看與作戰有關的電報，而且還可以起草這方面的電文，呈首長簽署後送譯電科(股)譯發。
這一制度亦在紅四方面軍采用， 一直沿襲至今仍然如此。
這裡，不妨引證李質忠(一方面軍的)、丁園(四方面軍的)兩位老機要工作者的一些回憶材料來說明這個問題。
李質忠同志在回憶紅軍總司令部機要科與作戰科的關系時，說：在紅軍時代，紅軍長征中間，機要科與作戰科互相來往是密切的。機要科的人可以到作戰室，作戰科的人可以到機要科，如司令部作戰科黃鹄顯、孔石泉、呂黎平、羅舜初、黃(王)輝、曾昭泰、謝漢初等作戰參謀，經常到機要科查對密碼電報的錯字，校對密碼電報；核查電報發出時間，這也是我們機要科長毛庭芳同志口頭交待過的，實際上已形成當時的一種制度。
丁園同志是1935年調到總部機要科任譯電員工作的。他在回憶紅軍總部作戰科和機要科的業務關系時，也指出：
當時機要科的辦公室，無關人員是不許進的，對機要科譯電員的條件，要求也很嚴格，不許随便同其他人員接觸。
作戰科和機要科的業務關系是密切的，有關作戰電報，無論是首長親自起草或作戰科起草的經首長準許後，作戰科參謀登記簽發時間送機要科，值班機要員接到發報稿，在登記簿上簽字後，再譯成密碼送電台拍發。
機要科的收報，先登記來電時間号碼，譯出後，要首長親閱的電報直接送首長閱。有關作戰行動方面的電報、都送作戰科，由作戰參謀呈送首長。因工作需要經首長準許，作戰參謀可以到機要科查閱校對電報。譯電員也可以到作戰科送出或收取電報。
至于為什麼找不出密電原件，這就要從當時寫密電與看過該電文的人說起。
筆者知道看過密電的有8人：
張國焘(密電寫稿者)、譯電員(張國焘指定的)、陳茂生、呂繼熙(譯電者)、葉劍英(呂、陳送
給他的)、毛澤東(葉送給他的)、陳昌浩、徐向前(收電者)。
除張國焘有發電原稿、陳昌浩有收電原件外，其餘的均系密電的過目者。
他們之中，毛澤東、葉劍英、呂繼熙均已确認張國焘發過密電。
張國焘雖然“承認成立臨時中央的錯誤……并願承擔我所應當負擔的反中央的全部責任。” 在書中他沒有、也不會提及密電問題。
但在1937年3月30日張國焘參加批判他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當面批判他背着中央電令右路軍南下，要徹底開展黨内鬥争，企圖危害黨中央主要上司同志時，張國焘聽了沒有作任何申辯。這說明确有其事，他才在正式會議上預設。否則，富有黨内鬥争經驗的張國焘能不反駁否認嗎?
張國焘指定的那個譯電員，至今未知其名。
陳茂生1937年4月26日.英勇犧牲于甘肅省安西縣的紅柳園子的戰鬥中。
陳昌浩去世于“文化大革命”期間，生前沒有聽到他交待密電問題。
張國焘、陳昌浩南下會面之後，難道不會交談密電問題?尤其在1936年6月6日被迫宣布取消僞中央，7月初同紅二方面軍北上之前，張國焘、陳昌浩能将陰謀危害黨中央和一方面軍的密電發稿和收電原件，留在機要部門儲存而授人以柄嗎?
這就是找不出密電原件的原因。
最後，我想趁此機會解答一下其他一些同志對“密電事件”的疑問。
有的同志說，在報刊揭露張國焘密電企圖危害中央的問題有的同志很有意見，誰也沒有确鑿的根據，發表文章拿出來争論沒有好處，很不利于黨和軍隊的團結。
張國焘發密電是一個曆史事實，是承認不承認的問題，不是對“曆史上的問題不要再糾纏”的問題。
1986年10月29日，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葉劍英追悼會的悼詞中說：“長征中他堅決維護全黨和全軍的團結。當張國焘拒絕執行黨中央的北上方針，并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時，任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的葉劍英同志識破了張國焘的陰謀，立即報告毛澤東同志。黨中央采取了正确措施，保證了紅軍勝利北上。毛澤東後來屢次稱贊這是葉劍英同志在關鍵時刻為黨為革命建立的一個大功。”
講到黨和軍隊的團結，衆所周知，是要以黨的章程、綱領、路線和建軍宗旨為前提條件的，不是無原則的團結，在黨的政治路線和原則問題上，不能是非不分，不應和稀泥，這就是我個人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