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我在抗戰勝利後的中國度過了9個月，這9個月，對于中國人民以及美國對華政策來說，可稱為希望與不幸參半的一段時期。
在中國，對于由紙币發行過量導緻的通貨膨脹，以及由通貨膨脹引發的更嚴重的A錢腐敗等問題，蔣介石上司的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已經完全束手無策。
日本撤離後，國民黨接管沿海城市的工作做得很失敗，且相信憑借先進的美式裝備能夠在内戰中打敗共産黨。而共産黨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擴充兵員，為内戰作好充分動員準備。
美國的對華政策在日本投降之前的那幾年，就已經被證明是缺乏深謀遠慮且毫無理性的，在此危急關頭，唯一能做的就是臨時制定政策，派遣喬治·馬歇爾将軍在國民黨和共産黨之間斡旋調解。
形勢日益惡化，我在此期間參與了美國在華新聞處的建立。如同紙牌搭建的房屋，建得越高就越不穩定。
我們的問題顯露出來，起始于美國的戰時工作開始崩潰。1945年8月中旬，随着和平的到來，200多名在華為戰時新聞局工作的美國人準備回國，其中，很多人一起租用輪船從重慶穿過長江三峽順流而下，來到漢口和上海。
擔任戰時新聞局駐重慶辦事處主任的比爾·霍蘭德目睹其在戰時苦心經營的成果，在瞬間毀于一旦。
他需要幫助，為此，我們需要将新聞工作擴散到“光複區”的主要城市中，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于9月底離開華盛頓再次前往中國。
不同于1942年我飛往中國的經曆，那次我開拓了穿越非洲來到中國的先例，1945年這次則是在航空運輸司令部的支援下，先遊曆了飽受戰火折磨的歐洲各國的首都。
我先是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飛機從紐約前往愛爾蘭。這是一架“大型運輸機，其内艙是普爾曼卧鋪車廂的兩倍大，大概是最新型号吧”，它是短途飛行，隻需飛越大西洋，飛得很慢。
我在倫敦逗留了一周時間，仿佛回到了家鄉。我與查爾斯爵士以及諾拉·韋伯斯特共度了一個晚上。查爾斯曾在華盛頓參加了鄧巴頓橡樹園會議并協助創立了聯合國，如今，60歲的查爾斯擔任“外交部籌備會議處特别助理”。
我在牛津大學的主考官傑弗裡·哈德森邀我在白廳俱樂部共進午餐。此外，我還在我的妹夫小亞瑟·施萊辛格位于倫敦的高檔住宅區的房子裡小住了幾天。
在航空運輸司令部安排的行程中，我随後前往巴黎、馬賽、羅馬、那不勒斯、雅典以及開羅，包括公交汽車、軍用夥食和住宿的軍營都已經安排就緒。
接着，又前往阿巴丹島、卡拉奇、德裡、加爾各答、昆明，最終于10月12日抵達重慶，威爾瑪開着戰時新聞局的汽車來接我。
我們在中國再次重逢，但這時情況随時會發生變化。我們的辦事處正準備從重慶下遊處搬走，是以，這次搬遷使得我們又要分開很久。
幸運的是，在我1945年10月到達重慶時，自吹自擂的大使赫爾利已經傳回華盛頓了。
在此之前，他前往延安發出其喬克托式的戰争呼籲，同時，他開始裝腔作勢地發揮美國人的調解作用，想要促使國民黨和共産黨組成聯合政府，但對兩黨來說，雙方都宣稱自己願意接受調解，這隻不過是現實需要的權宜之計。
當時，出任美國國務卿的是來自美國鋼鐵公司的斯特蒂紐斯，此人頗為消極。
羅斯福去世之後，強勢的赫爾利反對駐外事務處的從業人員經過慎重考慮得出的結論——避免偏袒中國國内任何一方，宣布美國的政策是支援蔣介石。
事實證明，這個無用而又愚蠢的決定，促使我們最終選擇了“冷戰”（反對共産主義）來解決外交問題。這幾乎沒給我們留下操作的餘地，一旦蔣介石被打敗，我們将會被驅逐出中國。而蔣介石的失敗也是我們多數人早已預料到的事情。
對我而言，此次在中國逗留的這段時間是與1942年至1943年的經曆完全不同的。
首先，抗日戰争結束，美國正在收拾殘局，一邊遣送日軍回國，一邊盡力阻止國共内戰。
1945年12月至1947年1月這一年時間裡，馬歇爾将軍一直在為雙方調停，他希望通過協商建立一個聯合政府，以避免國民黨政權被共産黨革命所推翻。
圖檔來自網絡
我在中國逗留的那段時間還算太平，當時兩黨簽訂了協定，處于停戰狀态。
其次，我不再是獨自工作、有時間就去會見各個政治派系人物的那個觀察員了。相反，在我接任比爾·霍蘭德的主任職位後，我成為美國政府部門的一位上司人物，主管上海辦事處總部以及10個分支機構，這10個機構可以通過不同媒介與中國群眾保持聯系。
在這9個月期間，我們将戰時新聞局的工作重心從中國西部移出并擴充到中國的光複區。
戰争結束後，戰時新聞局的整個心理戰部門也無用武之地了，于是，大約150名美國人傳回美國。
而戰時新聞局的資訊部逐漸轉變為新成立的美國新聞處，由大使館直接上司，處理一些文化關系方面的工作。
1946年上半年，我們繼續一邊擴大活動範圍一邊準備轉型過渡。從1945年9月至1946年4月1日，美國籍員工由125人裁減到25人，中國籍員工也從706人減少到342人。
其中，永安分部（位于東南部，原屬日本控制區）與蘭州分部已經撤銷；昆明分部精簡為一個代理處，由領事館負責；
此外，成都代理處隸屬于重慶，天津代理處隸屬于北平。與此同時，分支機構隻設立在上海（辦事處總部也在上海）、廣州、漢口、北平、台北以及奉天（沈陽舊稱）。新聞出版和管理工作都集中在上海。
漢口美國新聞處舊照 圖檔來自網絡
首要工作重點包括：（1）中英文新聞報道；（2）中文專題報道；（3）圖檔、展覽及廣告。
因為，這些都是手頭現有的可以釋出的資料。幻燈片的制作工作也停了下來，電影和圖書的發行也被推遲。文化交流的相關工作等叢書的出版和對當地居民的調查完成後才能開展。文化關系司的人員交流計劃由大使館的威爾瑪負責。
無線電通訊網絡為我們開展所有這些工作提供了便利，此前，無線電通訊是在美國軍方的控制下，由戰時新聞局開發的通訊工具，當時被用來發送戰地記者的新聞報道。
如今，我們利用莫爾斯電碼和中國數字代碼将其擴充為一個快速通訊系統，進而使各個分支機構與上海總部緊密聯系在一起。
這意味着，借助無線電通訊網絡，我們不僅播報新聞，同時還繼續發送戰地記者和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資訊，此外，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内部人員也可以用來處理一些私人事務，這是其他任何民用機構都無法做到的。
同時，我們還可以為其他人發送生死攸關的資訊，如金融危機或國家利益等資訊。掌握了通訊就意味着掌握了權力，所有人都來奉承我們，我們也結交了很多朋友。
收回被占領土後的中國，人們對于知識充滿渴望，亟須我們為此提供幫助。他們需要了解世界新聞并閱讀各類書籍。
當時，中國的政治命運仍然不明朗，是以在我看來，中國對于資訊的需求似乎與對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物資供應需求一樣緊迫。這是一個非常嚴峻的挑戰，我是以将傳回哈佛大學的時間從1946年4月1日推遲到了1946年8月。
如果我不能親力親為保證工作順利完成，又怎能期望美國新聞處的其他同僚盡職盡責，繼續開展工作呢？
10月18日，我與比爾·霍蘭德一同前往上海（當時我是他的副手，擔任資訊處副主任一職）。我們住在上海國際飯店，用餐則在華懋飯店。
如今上海的麗茲酒店由美國海軍進行管理，我們的辦公室就設立于此。
大街上，人山人海，有軍車、人力車及黃包車（黃包車是一種前面或後面與自行車連接配接的人力車）、計程車，行進的中國軍隊，在陳舊的電車前穿行的商店售貨員，在交通擁擠的街道上賣報的小女孩，一些很快将被遣送回國的留着胡子的錫克族警察，還有各式各樣的美國軍人，穿長袍的中國買辦，從上遊傳回的投機者，白俄羅斯的舞女，無依無靠的德國人，四處徘徊的日本士兵和患有結核病的苦力。
街上的景象，不免映襯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上海依然是一座國際化的大都市，而她也仍然可能被任何掌控黃浦江上炮艦的人所統治。
那年上海的冬天異常寒冷，盡管我們美國人住在最豪華的住所，普遍穿着加厚的毛衣、襪子，整天大衣不離身。
然而，挑戰是在這種儀器裝置缺乏的情況下，我們仍然不得不繼續開展新聞工作。
正如在我推遲傳回哈佛大學時，寫給保羅·巴克的信中所述，中國正處于以下狀态：
全國範圍内，實行了停戰卻并不太平，其中，暗殺、毆打、暴力、監視以及大衆遊行示威等事件極有可能會繼續增加。
當代的知識分子和自由主義者正試圖抓住機會為實作民主而努力奮鬥，其中很多人為此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美國新聞處的工作，有可能會促使理性回歸，多少會緩解形勢的惡化，在一定程度上，減輕這個國家所面臨的災難。
在比爾·霍蘭德傳回美國後，由我接任戰時新聞局駐華辦事處主任。此時，我面臨的基本問題是，如何為上海辦事處總部留住大量專業人才，使其更好地服務于10個分支機構。
為此，我找到了一個絕佳的機會。海外新聞專題報道處的4位女性專家從戰時新聞局駐孟買辦事處飛越喜馬拉雅山來到上海。
顯然，她們的到來保證了上海工作的良好開展。其中，新聞簡報部由露絲·路易斯和愛麗絲·福特負責；專題報道部由戰時新聞局中國職員主管劉尊棋和艾米·舍菲負責；圖檔部（包括廣告、圖檔展覽以及圖檔新聞）由海琳·普萊森特負責。
她們都是忠于職守且技能熟練的專業人才，深信他們的事業大有前途。
另一件幸運的事是，我發現了另一個人才——布蘭德利·康納斯，他是海外新聞專題報道處的圖檔編輯，在中國建立了自己的圖檔工作室。我任命他為上海辦事處總部的營運主任。
布蘭德利有着富裕且有文化底蘊的家庭背景，但他并不依賴于此。他有着敏銳的洞察力和有時在身高體壯的人身上才能發現的旺盛精力，他身高體壯且嘴裡經常叼着香煙，是以，常常被人誤認為是一名難纏的紐約的稽查人員或是黑幫人物。
最重要的是他對一切事物及所有人都了如指掌，是一位了解細節、處理後勤工作的能手。
他結交了各行各業的人，甚至是機場的飛行員，連飛機起飛的時間都很清楚；他還認識總領館的秘書和其他所有大人物，且極能體察上級的需求。
他能搞定一切事情，是以，每個人都找他幫忙。但他的技能都在制度範圍内，嚴格遵照規章制度。
他善于捕捉有報道價值的新聞，常常從華盛頓清晨發來的最新電報中，截取有用的資訊，在晚上睡覺時，轉告給有關官員哪些是需要知道的。
［1950年6月某天黎明，北韓的坦克越過“三八線”駛向漢城，此時，在華盛頓國務院工作的布蘭德利正準備關閉發報機上床休息，突然截獲到這一消息，并立即轉告迪安·艾奇遜。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他在倫敦出任公使期間，之後不久他便猝然辭逝了。］
我很幸運，有他幫忙主持辦事處總部的工作。
在衆多我沒法一一提及的專家的幫助下，美國新聞處中國分部最終得以建立。同時，我更加堅信，大多數工作的開展需要有兩位管理人員。
正是由布蘭德利掌控工作進展，我才得以時不時前往南京大使館彙報工作，并到各個分支機構視察工作。
在過渡時期（直到7月1日，布蘭德利接替我的工作，成為與大使館聯絡的主要公共事務官員），我與大使館之間的聯絡員是約翰·梅爾比，他深思熟慮，擁有豐富的工作經驗，曾在拉丁美洲和莫斯科工作，如今，很快适應了中國的環境。
我的工作包括給10個分支機構下達官方指令（授權、限制、要求、建議），我自然想到：“如果是羅伯特·赫德處在這個位置，他會怎麼做呢？”
結果便是，我在1945年聖誕至1946年6月1日，共寄出了44封通函。這些通函，内容涉及美國新聞處方方面面的工作，通常由上海總部的專業人員起草，旨在使所有人對于多層面的工作運作情況有一個全盤的了解。
對于圖檔新聞的釋出（1946年4月24日，34号通函），我們有一個名單，上面列出了110家擁有印刷圖檔的制版裝置的出版機構，是以，我們準備了110張照片和插圖說明，并立即分發下去。
對于專題報道的發送（背景資訊不同于從舊金山電台收到的新聞簡報），其内容由中文翻譯部門主管（自1941年開始，同樣隸屬于戰時新聞局）負責選擇，并由上海總部營運主任準許。
通常來講，我們翻譯的材料僅僅是已在美國出版過的，通過郵寄或無線電方式從舊金山、紐約或是華盛頓等地發送過來。
這些被翻譯的内容最終合成為周刊《新聞資料》，每期8頁，包含8到10篇文章，共發行5000冊。（其中2750冊為直郵雜志，其餘發放到各個分支機構。）
我在名為“美國新聞處在中國的目标”的20号通函（2月11日）中，提出了幾點個人看法：
1、提供新聞報道，而不是有意宣傳。
2、 既要增進了解，又要注重行動。
“我們希望提供美國人面對困難并克服困難的一些實際經驗，以此鼓勵中國人直面并克服他們自身的問題。”
3、 現代化而非美國化。
“對我們有益的未必對中國有益。中國的問題是科學與民主互相結合的問題，是将科學、民主與中國文化傳統融合并運用到大衆生活的問題。”
4、實事求是而非巧妙推銷。
“展現一幅完整而真實的美國風貌，而不會人為淡化經曆中的困難、問題和失敗。
為了保持可信度，即使不利于我們的事情也應該第一時間進行播報，絕不向觀衆過分吹噓。
此外，保持實事求是的另一個原因在于，我們要為獨立行動提供可靠的思想基礎。
而諸如公民立法權、投票權、罷免權在政治腐敗的中國并不是靈丹妙藥，因為即使在美國，這些也并非萬能。”
當我們在中國進行機建構設時，戰時新聞局遠東地區副局長助理戴德華和他手下負責中國事務的辦公室主任約翰·考德威爾正就美國駐華新聞處所需的預算、人員配置以及部門需要的指令等問題，與華盛頓方面進行交涉。
考德威爾（出身于福建傳教士家庭）專程來到中國，用6周時間了解這裡的情況。通過軍方管道，我們用電傳打字機與華盛頓保持聯絡，并用自認為精練的語言與喬治交換了意見。
我所面臨的行政工作上的危機，主要是人事問題，即如何将經驗豐富的從業人員團結在一起，形成一個核心。
艾奇遜舊照 圖檔來自網絡
1945年12月15日，馬歇爾負責調停國共沖突的通告引起了軒然大波。由範宣德、迪安·艾奇遜以及馬歇爾為杜魯門總統起草，并轉交給蔣介石的公開聲明中的措辭十分謹慎，以免冒犯到中國人的尊嚴，極力維持馬歇爾公平調停人的身份。
我和臨時代辦沃爾特·羅伯森在重慶收到這份聲明的同時，還收到一篇來自華盛頓的新聞報道，其中說，杜魯門的聲明乃是一國首腦向另一位首腦發出的最嚴厲的譴責等，這與華盛頓的政策完全不符。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很快，我發現這篇新聞報道出自美國新聞處上海辦事處總部，于是，第二天我乘坐飛機飛到上海調查此事。（我還不想馬上就去見馬歇爾将軍。）
此篇新聞的作者并不是一位破壞分子，而僅僅是一名普通記者。他認為，他隻是提供一部改寫的作品，并聲稱任何一家報社都有可能為了向讀者強調新聞而進行改寫。
這種做法我是頭一次聽說。幸虧這位記者受到合衆社聘請，前往合衆社香港分社工作。
弄清楚這件事後，我召集了美籍職員開會，因為他們是保證在華工作順利進行的核心力量。如果我不公正地對待他們的同僚，他們很可能會辭職回國，是以我作了以下幾點聲明：
（1）他并非惡意為之；
（2）馬歇爾的使命很微妙；
（3）由于我們是政府雇員，不能違背國家的政策。
對于這件事的具體處理方法為：
我們這位同僚已經辭職，到合衆社工作，我會推薦他，同時我也會向馬歇爾将軍保證，我們會做好本職工作。
經過一番讨論後，此事最終的處理方法得到大家的認可，于是，我向羅伯森作了報告，并告知當事人已經離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