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1.28—1942.2.22.）
奧地利小說家、詩人、劇作家、傳記作家
弗裡德裡希·尼采的悲劇是一出獨角戲：在他的一生這短暫的場景裡除了他自己外，沒有任何其他人物。在雪崩一樣坍塌下來的每一幕裡，這個孤獨的戰鬥者都獨自站在自己的命運那雷雨交加的天空下，沒有人站在他身旁，沒有人走近他，沒有一個女性以溫柔的存在來緩和那種緊張的氣氛。所有的運動都僅僅由他發出也僅僅向他跌落回去：為數甚少的幾個開始時出現在他的影子裡的人物隻是以無聲的吃驚或恐慌的姿勢陪伴他的英雄冒險，漸漸地像面對什麼危險人物一樣退卻了。沒有一個人敢于接近或完全踏入這個命運圈子，尼采總是獨自訴說，獨自戰鬥，獨自忍受痛苦。他不對任何人說話，也沒有任何人回答他。更可怕的是：沒人聽他的。
尼采的這出唯一的英雄主義悲劇沒有人，沒有搭檔，也沒有聽衆：但它也沒有真正的舞台，沒有風景，沒有舞台布景，沒有戲服，它好似在思想的真空領域上演。巴塞爾、南堡、尼斯、索倫特、西爾斯·馬利亞、熱那亞，這些地名并不是他真正的家，而隻是他以燃燒的翅膀飛越的道路兩旁空洞的裡程碑，是冷冷的背景，無語的水彩。實際上這出悲劇的舞台布景一直隻有一個：獨自一人，孤獨，那種讓人恐懼的既無言也無回應的孤獨，這種孤獨像他的思想背負着的、在他的周圍和頭頂的一座無法穿透的玻璃鐘，一種沒有鮮花、色彩、聲音、動物和人的孤獨，一種甚至沒有上帝的孤獨，一種所有時間之前或之後的太初世界裡的冷漠死寂的孤獨。但是，使他的荒涼、孤寂如此可怕、如此恐怖而又如此荒誕可笑的是一種不可思議，那就是，這種冰川和荒漠一樣的孤獨在精神上竟然發生在一個美國化了的、有七千萬人口的國家，在鐵路隆隆電報嗒嗒、熙攘嘈雜的新德國，在一種平時總有一種病态好奇心的文化裡，這種文化每年向世界抛出四萬本圖書，每天在上百所大學裡尋覓問題，在上百所劇院上演悲劇，但卻對這出發生在他們自己中間，發生在他們内部圈子裡的最宏大的戲劇一無所聞，一無所知，一無所感。
因為正是在其悲劇最偉大的時刻，弗裡德裡希·尼采在德語世界不再擁有觀衆、聽衆和證人了。起初，當他還是一個講台上的教授，當瓦格納的光芒還使他清晰醒目時，當他最初開始談論時，他的話還能引起些微的注意。但當他越是深入剖析自己，深入剖析時代，他就越少引起反應。當他進行英雄的獨白時，他的朋友們和陌生人們一個接一個地站了起來，他們被他那些越來越狂野的背景變換，被這個孤獨者越來越狂熱的激昂吓壞了，他們把他獨自一人可怕地留在了自己命運的舞台上。漸漸地，這個悲劇演員變得越來越不安，這樣完全對着虛無講話，他的聲音越來越大，越來越像喊叫，越來越手足并用，隻為能引起一絲反響，或者至少引起一些異議。他給自己的話創造了一種音樂，一種奔流洶湧的狄俄尼索斯的音樂——但沒有人再聽他的。他強迫自己演一出滑稽戲，強迫自己尖利地、刺耳地、硬生生地開懷大笑，他讓自己的句子瘋狂地跳躍，他插科打诨，隻為了能用藝術性的愉悅來為自己可怕的嚴肅吸引聽衆——但沒有人鼓掌喝彩。最後他發明了一種舞蹈，一種在刀光劍影中的舞蹈，他傷痕累累、流着血在人們面前表演這種新的緻命藝術，但沒有人能夠領會這種叫鬧的玩笑的意義和這種硬裝出來的輕松背後那種身負重傷的激情。沒有觀衆，沒有反響，這出被賦予我們這個衰落的世紀的前所未有的精神戲劇就這樣面對着空蕩蕩的長椅結束了。沒有人哪怕稍加留意，這隻在堅強的頂端飛速旋轉的思想陀螺怎樣最後一次莊嚴地躍起，最後蹒跚地跌向地面：“死于永恒之前”。
這種“與自己同在”、這種“面對自己一人”是弗裡德裡希·尼采的生活悲劇的最深層意義和唯一神聖的苦難：從來沒有思想如此巨大的豐富、感情如此膨脹的瘋狂面對世界如此巨大的空無，面對這種金屬般難以穿透的沉默。他從來沒福氣得到一個出色的對手，是以這股強勁的思想意志隻得“向自身挖掘”，隻得借“挖掘自身”從自己的胸膛和自己的悲劇性靈魂中擷取回應和異議。不是從世界中，而是在血淋淋的撕裂中這個命運狂人像赫拉克勒斯撕下涅索斯襯衫一樣從自己的皮膚上撕下那種燃燒的熱情，隻為能夠赤裸着站在最終真理面前，站在自己面前。但是包圍這種赤裸的是怎樣一種寒冷，圍繞這種精神的高聲呐喊的是怎樣一種沉默，覆寫這個“謀殺上帝的人”的是怎樣陰雲密布、電閃雷鳴的可怕的天空，現在，由于沒有對手發現了他，他也再難找到對手，他隻好向自己進攻，“毫不留情地做認識自我的人、做自己的劊子手吧！”被自己的魔鬼驅逐出自己的時代和世界，甚至驅逐出了自己的本質的最邊界，
被不知名的狂熱震動，
在銳利冰冷的寒箭前顫抖，
我被你追逐，啊思想！
你這不可名狀的、蒙面的可怕思想！
他有時以極度驚恐的目光回望時會不寒而栗，因為他發現他的生活已經把他抛離所有生存着的和曾經生存的東西那麼遠了。但這樣一種超強力的起跑已經無法再回頭：他在完全清醒的意識下，同時又在自我陶醉的極度興奮中去履行那種由他熱愛的荷爾德林為他預示的恩培多克勒的命運。
英雄的風景中沒有天空，宏大的演出沒有觀衆，沉默，越來越強大的沉默包圍着精神孤獨的可怕呐喊——這就是弗裡德裡希·尼采的悲劇。要不是他自己極度陶醉地對此說“是”，且為它的唯一性而選擇并熱愛這唯一的殘酷，那我們一定會把這場悲劇當做大自然衆多毫無意義的殘忍行為之一來憎惡。因為他憑着最深刻的悲劇直覺自願地、清醒地從安全的生活中建立起這種“特殊的生活”，并且單憑勇氣的力量向衆神發出挑戰，要在自己身上“試驗人類在其中還能生活的危險性的最大強度”。“χαιρετεδαιμονε?！”“你們好，魔鬼！”尼采和他的語言學朋友們在一個大學生式的歡樂的夜晚用這樣一句亵渎神靈的歡呼宣告了自己的力量：在鬼怪出沒的午夜時分，他們把滿杯的紅葡萄酒灑向窗外巴塞爾城熟睡了的街道，作為向那些看不見的幽靈的祭禮。那隻是一個用深刻的感覺來推動自己遊戲的絕妙玩笑：但魔鬼們聽到了這聲歡呼并跟上了這個邀請它們的人，直到這個一夜之間的遊戲變成了一場命運的壯麗悲劇。但尼采從來沒有阻止過這種可怕的要求，這種要求有力地抓住了他并且帶着他飛馳：錘子越是有力地鑿在他身上，他意志的堅硬石塊就越發出愉快的聲音。在痛苦這塊燒得通紅的鐵砧上，随着每一次雙重的敲打，那用以給他的精神包上一層堅硬的盔甲的公式被鍛造得越來越結實，這是“人類之偉大的公式，對命運的愛：即人類不想要别樣，不想向前，不想後退，不想躲入任何永恒之中。對必然的東西不僅僅是承受，更不是隐瞞，而是熱愛。”他對力量這種熱情的愛的歌唱聲以奔放的氣勢壓過了自己痛苦的喊聲：癱倒在地上，被世界的沉默壓碎，被自己撕碎，被所有痛苦辛酸侵蝕，他卻從沒有舉起過雙手，命運最後隻好放棄了他。隻是他還祈求更多的東西，更強烈的苦難，更深刻的孤獨，更完全的痛苦，祈求自己能力的極大豐富；他不是在抗拒中，而是在祈求中，在英雄一般的莊嚴祈求中舉起了雙手：“被我喚做命運的我心靈的天意啊，你在我之中！在我之上！請保護我，留給我一個偉大的命運吧！”
誰知道如此偉大地去祈求，誰就會被聽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