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和權力是社會結構中兩個關鍵要素，然而，當這兩者相遇時，資本往往顯得無力和脆弱。無論是在曆史長河中，還是在現代社會的現實中，資本在面對權力時的脆弱性都得到了無數次的印證。
從曆史的角度看，資本在面對公權力時往往處于劣勢地位。例如，20世紀初的俄國革命期間，沙皇政權被推翻後，布爾什維克掌握了國家政權，迅速實施了一系列的國有化政策。大批資本家的财産被沒收，他們個人的自由也受到了極大的限制。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20世紀中期的中國，當共産黨奪取政權後，進行土地改革和企業國有化，許多資本家不僅失去了他們的财富，也失去了社會地位。
這些曆史事件表明，公權力可以通過暴力、法律和政策對資本進行打擊和控制。無論資本家擁有多少财富，當革命或政權更疊發生時，這些财富都可能在一夜之間化為烏有。曆史中的這些教訓說明，資本在極權或革命的背景下，完全依賴于政治環境的穩定性。
在現代社會中，公權力仍然能夠通過多種方式對資本進行調控和支配。首先，政府可以通過立法來限制和規範資本的運作。例如，反壟斷法、防止不公平競争法等法律都是為了防止資本過度集中和濫用權力。環境保護法等法規也限制了企業在追求利潤的同時對環境的破壞。
行政指令也是公權力幹預資本的重要手段。政府可以通過行政手段當機某些企業的資産、禁止某些行業的經營活動，甚至可以直接接管企業。此外，在國家安全、公共利益等名義下，政府還可以實行臨時接管和征用。
再者，民主國家中，政客們雖然依賴資本的支援，但最終的決策權仍然掌握在選民手中。民意的壓力常常迫使政府采取行動來限制資本的影響力。例如，2008年金融危機後，許多國家通過了更嚴格的金融監管法規，以防止資本市場的過度投機行為。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資本的運作和增值依賴于政治和社會的穩定。沒有法律和秩序的保障，資本無法有效運作。例如，在戰亂或政局動蕩的國家，雖然一些人可能掌握了大量财富，但由于缺乏穩定的社會環境，這些财富往往無法發揮其應有的經濟影響力。
資本的增長和運作需要依賴政府提供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例如，交通運輸、教育、衛生等都是資本運作的重要支援系統。沒有政府的基礎設施建設，企業難以進行物流運輸，勞工難以獲得教育訓練和教育，公衆的健康也難以得到保障。政府的這些投入和保障為資本的增值提供了必要條件，使得資本在良好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中得以有效運作。
從社會視角看，資本在權力面前的弱勢地位還可以通過社會契約理論來解釋。社會契約理論認為，個體讓渡一部分自由和權利給政府，以換取社會的安全和秩序。政府是以獲得了維護社會秩序和公共利益的權力。資本，作為個體或群體的一種财富形式，也必須服從這一社會契約。無論資本多麼強大，它都必須在政府的法律和政策架構下運作。
社會公衆的輿論和道德觀念也對資本形成了強有力的制約。社會對不公平的财富配置設定和資本壟斷行為往往産生強烈的反感。公衆輿論的壓力可以迫使政府采取措施進行幹預和調整。例如，對貧富差距的批評可能促使政府實施再配置設定政策，通過稅收和社會福利來平衡收入配置設定。公衆的道德觀念也影響着企業的行為，企業必須在社會責任和利潤之間尋找平衡，否則可能面臨消費者的抵制和聲譽的損失。
資本在權力面前一文不值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曆史經驗來看，公權力可以輕易地沒收或控制資本；在現代社會中，政府通過立法和行政手段可以有效調控資本；經濟運作依賴于政府提供的穩定環境和公共服務；社會契約和公衆輿論對資本形成了強有力的制約。是以，盡管資本在市場經濟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在面對公權力時，其作用和影響力往往大大減弱。這一現象提醒我們，在追求經濟利益的同時，必須關注和尊重公權力和社會責任，隻有這樣才能實作真正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