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培俊：宋朝的動物書寫——以蘇轼詩文所見為中心｜202407-01（總第2763期）

感謝刁培俊老師賜稿

原文載《社會科學戰線》2024年第6期，今據作者原稿，引用時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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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動物書寫——以蘇轼詩文所見為中心

文 / 刁培俊

廈門大學曆史與文化遺産學院

摘 要：蘇轼宦遊一生，所曆之地覆寫了北宋的大部分版圖。其經曆之廣，觀察之細，閱讀之繁，描述之多，非庸常儒士所能比。由此，其作品中出現了數量衆多、種類不一的動物，構成了蘇轼視域下實在與意象的生物世界。其中“被書寫”的有軟體和節肢動物門的鳆魚、蛤蜊、紅螺，蝦、蟹、蚊、蛩、蜂、蝶、蝗蟲等；魚綱則有鲂魚、鯉魚、鲈魚、鳊魚、鳜魚、鲟魚、鲫魚、河豚、鮰魚、子魚、白魚、沙魚等；爬行綱的有蛇、壁虎、鼍、龜、玳瑁；鳥綱動物有雞、雁、鶴、鷹、隼、鷗、鹭、燕、鹘、鹌鹑、鸬鹚、鹈鹕、鵩鳥、白鹇、鸺鹠、斑鸠、快活鳥、提壺鳥、五色雀、桐花鳥等；屬于獸類（哺乳綱）的有牛、羊、馬、豬、狗、鼠、虎、猿、狨、狐、鹿、麋、犀、獐、蝙蝠、鼯鼠、竹𪕋、牛尾狸，等等。就蘇轼的存世文本解讀和再現的這一曆史景觀，進而反思方法論意義上“曆史上的動物轉向”和“動物的自然史”。

關鍵詞：蘇轼，動物，寫實、意象，動物的自然史

宋朝蘇轼（1037—1101）在詩、詞、文、書法、繪畫各領域均有巅峰般建樹，進而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的标杆性人物。他的創作生涯長達四十多年，“眼界窮大千” ，其詩文中記錄了大量的生物名目。更由于蘇轼人生曆經大江南北，“身行萬裡半天下” ，除在開封任職外，還輾轉黃、惠、儋、杭、密、徐、湖、颍、揚、定等多地任職和生活。這一特殊宦遊經曆，使其詩文中的生物名目更為豐富而多元，頗能凸顯區域性特征。而其詩文中寫實與意象虛構的動物名目，則更多彰顯了蘇轼創作的無窮想象力，蘊含了諸多巧思妙悟。

按照通用的動物分類方法，就蘇轼書寫涉及到的動物種類，謹清單如下。

表1 蘇轼詩文中所見動物

我們先按動物分類展開蘇轼視域動物書寫之具體呈現，然後再就不同區域之間動物分布加以考察，進而就蘇轼之動物書寫試做剖析，藉以辨識其中的寫實與虛飾意象，探索“動物的自然史”方法論未來的适用性。

一、蘇轼視域動物書寫的分類

（一）無脊椎動物（軟體和節肢動物）

蘇轼詩文中映現的無脊椎動物包括鳆魚、蝸牛、牡蛎、蛤蜊、紅螺、蝦、蟹、蚊、虻、蛩、蜂、蝶、蠅、白蟻、蝗蟲、蜘蛛、螢火蟲等。蘇轼在元豐八年（1085）曾經短暫知登州（今山東蓬萊），撰寫《鳆魚行》，并向友人滕元發贈送了“鳆魚三百枚” 作為土物。鳆魚即鮑魚，登州地靠黃海，應是本地所産。在黃州時，他懷念杭州風物，吟詩有“脆酽紅螺醬” ，紅螺醬應當是以紅螺所制作的醬菜。蘇轼在嶺南還食用蟹與蛤。他記錄“久戒殺，到惠州，忽破戒，數食蟹蛤” 。

多水之地常常多蚊。蘇轼在湖州就有“千頃菰蒲聚鬥蚊” 之語。聚集的蚊常常成群結隊，噪聲擾人如雷，即“蚊雷”。蘇轼在黃州時就曾說“獨與蚊雷共圭荜” 。蘇轼言徐州五、六月“飛蚊殷回廊” 。蚊在蘇轼筆下尚有各種别名，如豹腳、花鷹、白鳥。豹腳指一種腳部有花紋的蚊子，蜇人尤痛。蘇轼之“不怕飛蚊如立豹” 與“風定軒窗飛豹腳” ，均寫的是湖州之豹腳蚊。此外，蘇轼“肯随白鳥過垂虹” 中的“白鳥”或指蚊子，乃是用典。蘇轼還将蚊子比作鷹，稱其“飛蚊猛捷如花鷹” ，後世遂有以“花鷹”喻蚊。

蘇轼多次提及蜜蜂：在杭州有吟“蜜蜂未許辄先甜” ，于密州送春則言“蜜熟黃蜂亦懶飛” ；在開封南園，閉門春晝，聽聞“惟有黃蜂喧” ；遊徐州雲龍山，又觀“喧蜂集晚花” 。蘇轼既有對蜂采集喧鬧之狀的描繪，還注意到了蜂脾蜜滿，安靜休憩，懶怠不飛的景象。

對于蜂所産之蜜，蘇轼記載更多。陸遊曾記載一則逸事：仲殊和尚嗜好食蜜，飲食多為蜜漬，旁人“多不能下箸。唯東坡性亦酷嗜蜜，能與之共飽” 。蘇轼在定州所見“蜜漬生荔支” 。據記載，蘇轼在食用茯苓、何首烏、熟地黃等中藥時，常有“入少白蜜”“煉蜜和入木臼”“蜜和丸”之語。此外，蘇轼還曾經在黃州釀造蜜酒，該法傳自楊世昌道人，以蜂蜜為原料釀制。宋朝已出現了人工養殖的蜜蜂，養蜂業獲得了極大的發展。蘇轼曾言“山家為割千房蜜”，可能就是指人工養殖的蜜蜂。他還吟有“蜂鬧黃連採蜜花”之句， 所言乃施州（今湖北恩施）所産之黃連蜜。

蜂蝶常常并舉，當然蝴蝶的價值多限于觀賞。蘇轼筆下出現蝶的地點有：于鳳翔延生觀見“晚來蝴蝶入疎簾” ；于杭州壽星院看“伶俜寒蝶抱秋花” ；在徐州有“落花胡蝶作團飛” 之語；于開封觀侍女“手弄黃花蝶透衣” ，可見蝶之分布廣泛。夏蟬又名蜩，在蘇轼筆下蟬鳴蜩吟亦處處可聞。開封“高柳鳴蜩午更喧”，徐州“荒林蜩蚻亂”，吳江“蟬聲雜鳥聲”，杭州“日高山蟬抱葉響”，真州“綠槐高處一蟬吟”。蘇轼在惠州所見石鹽木“堅若鐵石”，且“白蟻不敢跻”， 出現了白蟻。

蝗災往往綿延多地，為害頗廣，蘇轼曾言“近在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此京東馀波及淮浙者耳” ，蝗災面積之廣可見一斑。熙甯年間，任職杭州時，蘇轼便曾捕蝗至浮雲嶺。他目睹并記有“熠耀亦有偶，高屋飛相追” 之景，應指夜空中閃耀飛舞的螢火蟲。蘇轼在過淮時，于舟中曾見蜘蛛，留下了“落月挂柳看懸蛛” 的詩句。

就曆史書寫意義上，我們反複斟酌蘇轼詩文的内容，幾乎每一則記載均難以發掘出動物的“自我告白”，呈現出動物自我的曆史。

（二）魚類（綱）動物

蘇轼筆墨間的魚類（綱）動物相當豐富，鲂魚、鯉魚、鲈魚、鳊魚、鳜魚、鲟魚、鲫魚、河豚、鮰魚、子魚、白魚、沙魚等，均有出現。鳊魚早在蘇轼出川途經襄陽時就有所見，吟詩有《鳊魚》。在《上堵吟》中，他特意描繪了當地“鳊魚冷難捕” 。在遊覽鳳翔大老寺時，蘇轼亦有“池浚落河鲂” 之句。鲂魚即鳊魚。在潤州，蘇轼詠退圃曾言“一鈎歸釣縮頭鳊” ，所指同樣是鳊魚，以肥美而出名。蘇轼曾記載儋州放生鲫魚之事。他購買了漁人所捕的21條鲫魚，暫養于木盆中，最後放生于城北淪江之陰、吳氏之居、浣沙石之下。面對“尚能微動”的鯉魚，蘇轼以甕養之，“其死而食，生即赦之”。

蘇轼在湖州曾品食鲈魚，留下了“紫蟹鲈魚賤如土” 的詩句。蘇轼在惠州亦再次提及鲈魚。儋州峻靈王廟旁山中所産“紫鱗魚” ，可能是一種淡水魚。鳜魚分布廣泛。在杭州時，蘇轼曾經收到錢勰贈送的竹筍，感謝之餘，他特意分享了自己“取筍蕈菘心與鳜相對” 的做法。朱壽昌向蘇轼贈送了鲟鲊，乃是鲟魚所制的食品。蘇轼在金陵時曾有詩句寫鮰魚，即江團，這是長江中的一種特色魚類。該魚肉質鮮美，蘇轼吟有“粉紅石首仍無骨，雪白河㹠不藥人” 之句，乃是以石首魚與河豚比鮰魚。石首魚即黃花魚。河豚是著名的江淮風物，雖有劇毒，但因滋味鮮美，多有人食之，蘇轼所言“江淮間人好食河豚，每與人争河豚本不殺人，嘗戲之，性命自子有，美則食之，何與我事” ，正是指此。

華南産子魚。蘇轼在開封收到過呂希彥所贈的子魚，稱之為“通印長魚” 。這種魚多産于福建莆田，滋味鮮美。據王鞏記載，出身莆田的蔡襄“重鄉物，以子魚為天下珍味，嘗遺先公，多不過六尾，雲所與不過谏院故人二、三公耳” 。蘇轼曾以“通印子魚猶帶骨，披綿黃雀漫多脂” 描繪其美味。宋人洪邁記載，蘇轼創造了“通印子魚”：該魚起初作“長魚”，蘇轼為與黃雀相對，借用了“子”字，後人沿而用之。當地人甚至因而改“顯應廟”為“通應廟”，以坐實此詩所言。白魚是蘇轼筆下的另一種知名魚類。蘇轼吟有“白魚猶喜似江淮” 與“明日淮陰市，白魚能許肥” ，表明此乃江淮特産。蘇轼在湖州（今浙江湖州）提及“淮魚”，并吟“恣看修網出銀刀” 。蜀地同樣出産這種魚，他吟有“想見青衣江畔路，白魚紫筍不論錢”和“爛蒸香荠白魚肥” ，或可明證。蘇轼在黃州時，吳子野贈送給他沙魚和赤鯉。沙魚即鲨魚。宋人楊彥齡認為鳆魚（即鮑魚）味美，便以沙魚作比，“沙魚翅鳔之類，皆可北面矣” 。朱壽昌曾贈送蘇轼以鲟鲊。

魚類多生存于水中，就前揭諸詩文所述，蘇轼曆史書寫中的魚類，它們能否自我表白并有可用于曆史研究的文獻存世，尋求其間的“動物的自然史”，我們頗感為難。

（三）兩栖綱、爬行綱動物

蘇轼視域的兩栖綱動物隻有蛙一種。華南一帶，早在宋朝就有食用蛙類的習俗。蘇轼特書一筆雲“稍近蝦蟇緣習俗” 。蟇即蟆，蝦蟆便是指蛙。蜀地有食蛙的習慣。張世南舟過眉州，“見釣于水濱者，即而觀之，籃中皆大蝦蟆”，這一動物被當地人稱為“珍味”。成都人最喜食蛙，不僅自己享用，親朋好友還互相饋贈，做法就是将蛙“以料物和酒炙之，曰炙蟾”。

蘇轼視域的爬行綱動物有蛇、壁虎、鼍、龜、玳瑁等。嶺南地區居民吃蛇。宋人朱彧記載“廣南食蛇，市中鬻蛇羹” ，似相當普遍。蘇轼于惠州有“何以侑一樽，鄰翁饋蛙蛇” 之語，大抵也表明當地普遍食用蛙、蛇。蘇轼在徐州還看見了蠍虎、絡緯的身影。蠍虎即壁虎，又名守宮，形似蜥蜴，蘇轼曾言“窗間守宮稱蠍虎” 。熙甯十年（1077）三月，朝廷“内出蜥蜴祈雨法，試之果驗” 。在徐州，蘇轼寫有聞“床下鳴絡緯” 之句。絡緯是一種昆蟲，夏秋夜晚常振翅，發聲如紡線之音，俗稱紡織娘、絡絲娘。鼍即揚子鳄，其鳴聲如鼓，故有“鼉鼓”之稱。仕宦之初，蘇轼在遊覽鳳翔東湖時吟詩“深有龜與魚，淺有螺與蚶” ，在無錫道中曾聽聞“鼍鳴窟中如打衙” 。蘇轼在華南地區見到的爬行動物還有龜。

爬行綱動物極可能将其生活曆程留存于世，但是，如何就“動物的自然史”而深入探考，就前揭蘇轼曆史書寫中的文獻而言，似無從措手。

（四）鳥綱動物

出現在蘇轼詩文中的鳥綱動物相當繁多，譬如雞、鴨、鵝、雁、鶴、鷹、隼、鷗、鹭、燕、鴿、鹘、鹌鹑、鸬鹚、鹈鹕、喜鵲、烏鴉、鵩鳥、白鹇、鴛鴦、鸺鹠、斑鸠、黃鳥、快活鳥、姑惡鳥、蕲州鬼、提壺鳥、百舌鳥、五色雀、桐花鳥、鵁鶄、竹雞、杜鵑等等。雞較為常見。在杭州山村，蘇轼就曾聽聞“煙雨濛濛雞犬聲” ；于武昌西山則誦有“笳鼓過軍雞狗驚” 之語；而在惠州，因連日降雨，窘迫到隻能“人随雞犬上牆眠” 。蘇轼吟誦“老雞卧糞土，振羽雙暝目” ，惟妙惟肖地描寫了雞揚翅洗浴之景。早在嘉祐年間，蘇轼出蜀，途經襄陽（今湖北襄陽），曾作《食雉》詩一首。在海南儋州，蘇轼“十日一遇黃雞粥” 。

在蘇轼筆下出現頻率較高的鳥類，還包括雁、鷗、烏、鵲，等等。烏、鵲常常并舉，烏即烏鴉，鵲乃喜鵲，兩者都是鴉科動物，顔色、體型相近。在杭州，蘇轼有句“野廬半與牛羊共，曉鼓卻随鴉鵲興” ；在黃州時則吟有“未許牛羊傷至潔，且看鴉鵲弄新晴” 之語；記眉山舊事則言“是時烏與鵲，巢鷇可俯拏” ；在惠州遷居白鶴峰，吟有“晨與鴉鵲朝，暮與牛羊夕” 。嘉祐年間，蘇轼父子兄弟出蜀，途經巫山，見烏鸢衆多，在舟上取食，而人不曾加害；在颍州時，他陪同歐陽脩遊覽西湖，有見“城上烏栖暮霭生” ；過淮經泗州時，他描繪“饑鴉舞雪城” 之景；于開封當值，他又誦有“東台瞑坐覺烏飛” 之語。喜鵲也同樣多見，在蘇州虎丘，蘇轼吟有“喜鵲翻初旦” ；于徐州則有“墜巢乳鵲拳新竹”的詩句。

宋人在野外還能經常目睹鶴的身影。蘇轼在鳳翔于溪邊見之，吟有“溪邊野鶴沖人起”；遊湖州道場山、何山，聞“至今山鶴鳴夜半”；在杭州長老院則感歎“惟有孤栖舊時鶴”；而在惠州更見“孤舟鶴踏翻”之景；在儋州又見“玄鶴舞長翮”。這裡的玄鶴，或即灰鶴。蘇轼在潤州寫有“落紅處處聞啼鴂” 之語。杜鵑鳥即子規，即鴂。鹘鳥是鷹隼一類。蘇轼與李委泛舟赤壁之下，李委吹笛，風起水湧，“山有栖鹘，亦驚起” 。鵁鶄是水鳥，又被稱為池鹭。元豐七年（1084）上巳日，蘇轼出遊，見到了“對立鵁鶄相媚妩” 。

鸺鹠是常見于中國南方的一種鸮類，别稱為小貓頭鷹。蘇轼在惠州曾“夜枕聞鸺鹠” ，在儋州又聽聞“孤城嘯鸺鹠” 。有關白鹭，蘇轼在惠州時寫有“北渚叢集鹭” ，他晚年北歸經過海南澄邁，留下了“貪看白鹭橫秋浦”和“杳杳天低鹘沒處” 之句。在惠州時，蘇轼曾收到表兄程正輔饋贈的黃雀。他曾言“披綿黃雀漫多脂” ，應是用來食用。燕是常見鳥類，蘇轼在儋州有“新巢語燕還窺硯” 之句。嶺南地區還有白鹇，該鳥翎毛長而華麗，體色潔白，有黑色花紋，面部為紅色。蘇轼曾提及，陳繹在廣州時“以公使谷養白鹇” 。嘉祐年間，在過秭歸（今湖北宜昌）新灘時，蘇轼見到了鸬鹚與白鹭，寫有詩句“鸬鹚不敢下，飛過兩翅輕。白鹭誇瘦捷，插腳還攲傾” 。鵩鳥為貓頭鷹一類，叫聲如狐，蘇轼于杭州秋夜曾聞其聲，曾言“窗前有栖鵩，夜嘯如狐狸” 。鸢乃鷹科猛禽。蘇轼在蘇州虎丘寺留下了“愁鸢蹲落景” 的詩句。

蘇轼在徐州所見的鳥類較多。野鴨即凫，多與雁并舉，是為“凫雁”。在徐州桓山，蘇轼見“凫雁先拍拍” ；遊百步洪，漁夫呼叫而凫雁驚飛，即“水師絕叫凫雁起” 。提壺鳥鳴聲酷似“提葫蘆”，便以聲命名。蘇轼在遊覽張山人園時，吟有詩句“提壺勸酒意雖重，杜鵑催歸聲更速” 。鷹乃是猛禽。蘇轼在徐州時便見到武将“狄生臂鷹來” 。在當地，蘇轼還提到了用于祭祀祈雨的鵝，即“宰鵝祈雨法” 。蘇轼曾言“（鵝）有祈雨之厄” 便是指此。在徐州祈雪時，他吟有“蒼鵝無罪亦可憐” ；與此相關，郡中同僚賀雨時，他也有言“而況刑白鵝” 。

蘇轼視域還見到了兩種奇特的鳥類，其一為倒挂子。這種鳥“綠毛，紅喙，如鹦鹉而小”，為蘇轼在惠州所見。他對該鳥多有描繪，留下了諸如“綠衣倒挂扶桑暾”和“倒挂綠毛麼鳳” 等句。除了倒挂子，蘇轼筆下另一種特殊的鳥是五色雀。他在儋州作有《五色雀》一首“海南有五色雀，常以兩绛者為長，進止必随焉”；該鳥毛色多樣，“青黃缟玄服，翼衛兩绂朱” ，即有青、黃、黑、紅諸色。據蘇轼所言，這種鳥還能預示晴雨，或可說是祥瑞之鳥。蘇轼在惠州遊覽白水山時，也吟有“仙山一見五色羽” 之句，這裡的五色羽或許即為後來所見的五色雀。

蘇轼所見的鳥類動物還有桐花鳳、鸬鹚、山胡鳥、鹘鳥、鷹等。桐花鳳是蜀地的一種小鳥，相傳因集于桐花而得名。唐人張鷟就有相關記載：“劍南彭、蜀間有鳥大如指，五色畢具，有冠似鳳，食桐花，每桐結花即來，桐花落即去，不知何之。俗謂之‘桐花鳥’。” 蘇轼在回憶其母程氏不傷害鳥雀的逸事之時，也留下了舊居“有桐花鳳四五百，日翔集其間” 的語句。此外，他還在詩文中回憶“故山何所有，桐花集麼鳳” 。

蘇轼在黃州所見鳥類頗多。他特意作《五禽言》詩，記錄了當地五種特别的鳥類。禽言，即将鳥鳴聲與人語對應，借鳥鳴而發幽思。禽言詩中的鳥常常以鳴聲命名。蘇轼所寫之五種鳥分别是蕲州鬼、布谷、快活、蠶絲一百箔、姑惡。其中布谷即杜鵑，又名子規，黃州當地人因其鳴聲也稱之為“脫褲”；姑惡是一種水鳥，或為現在的苦惡鳥，其聲凄恻。其餘三種暫難考辨。這種以鳴聲名鳥的做法，還可見于竹雞。該鳥又名為泥滑滑，乃因鳴聲類似此音而得名。蘇轼在黃州寫有“泥深竹雞語” 之句。他還在“泥深厭聽雞頭鹘”下注明，蜀地人稱呼雞頭鹘為“泥滑滑”。

俗諺：雁過留聲，人過留名。但是，就蘇轼詩文中的動物曆史書寫而言，如何讓這些天上飛的動物“留聲”，并以之探究确難“曆史上的動物轉向”及其“動物的自然史”，還待更多考察。

（五）哺乳綱動物

蘇轼視域之中的哺乳綱的動物主要包括牛、羊、豬、狗、鼠、馬、豺、狼、虎、猿、狨、狐、鹿、麋、犀、獐、蝙蝠、鼯鼠、竹𪕋、牛尾狸等等。宋朝的牛多用來耕地。在黃州東坡，蘇轼就“買牛一具，躬耕其中” ，并說“行地之必用牛馬” 。牛之皮、筋、角等均可用于制作軍需器具，即“近者軍器監須牛皮” 。用來制作如“牛酥”一類乳制品，自然也是牛的一大用途，如蘇轼所吟“牛酥煎落蕊” 。牛在古代還用以祭祀，蘇轼過秭歸新灘（今湖北秭歸）時，有詩雲“賴此牛酒盈” 。蘇轼還記載了嶺南普遍存在的殺牛風氣，“海南為甚”，當地之人“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海南殺牛之數頗多，甚至“耕者與屠者常相半”。宋朝的牛以南方為勝。黃州多産水牛，即蘇轼于“為買烏犍三百尾” 下注之“黃州出水牛”也。故而蘇轼在東坡躬耕時所買之牛，可能也是水牛。該牛毛色烏黑，可以典故“黑牡丹”稱之。某日，該牛生病，蘇妻王閏之診斷後認為，“此牛發豆斑瘡也，法當以青蒿粥啖之”，蘇轼幽默地将此事形容為“老妻猶解接黑牡丹”。嶺南地區無疑也多牛，蘇轼所言之“牛羊滿空渎” ，正是惠州之景。

蘇轼筆下的馬出現較為頻繁。蘇轼曾提及産于麟州（今陝西神木）的駿馬，即“子河駿馬方争出” 。他還見到秦州（今甘肅天水）所産之“肉騣馬”，這是一種“騣如牛，颌下垂胡側立，颠倒毛生肉端” 的馬，應也屬駿馬之列。蘇轼在京為官時，曾多次被朝廷“賜馬”，如在元祐元年（1086）、四年、六年及七年，蘇轼均寫有對賜衣金帶馬的謝表。其中的前兩次，蘇轼均獲賜衣、金腰帶、金鍍銀鞍辔及一匹馬。由于多次獲贈，蘇轼還曾将多餘的馬匹轉贈給李廌，并書寫憑據，以防李廌将來賣馬無憑。

宋朝高層多食羊肉，羊肉的做法各異，以《東京夢華錄》所載之開封城為例，有旋煎羊白腸、入爐羊、羊頭簽、軟羊諸色包子等。在儋州時，蘇轼就曾回憶汴梁生活“十年京國厭肥羜，日日烝花壓紅玉” 。呂大防曾記述雲：“飲食不貴異味，禦廚止用羊肉。” 南宋陸遊描述蜀地推崇蘇轼作品之風，有一諺語：“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喫菜羹。” 此之可謂宋代食羊之風的絕佳注腳。宋人也将産于契丹等北國之羊引入國内。蘇轼在密州時，談及當地“剪毛胡羊大如馬” ，所指應是這類。另外，在北地所産之羊中，有“卧沙羊”一品。曾雄生認為，這正是蘇轼所言“卧沙細肋吾方厭”之“卧沙細肋”，也即産于同州、華州等地的同州羊。蘇轼的故鄉蜀地也豢養羊。蘇轼本人早年也曾親自放牧羊，即所謂“前有百尾羊，聽我鞭聲如鼓鼙” 是也。另外，其貶居地黃州“羊肉如北方” ，可見當地同樣盛産羊。蘇轼更于黃州獲悉：當地牧民驅趕羊群至貧瘠之地，認為這種地方“草短而有味，羊得細嚼，則肥而無疾” 。閩、廣地區則有野羚羊，蘇轼北歸途經韶州（今廣東韶關）時，收到了馮祖仁贈送的“羊邊” 。

豬與羊雖同為重要的肉食來源，但在北宋，兩者有一定的差别。以蘇轼為例，其在開封時多食羊肉，而在黃州有言“黃州好豬肉” ，于儋州更是“五日一見花豬肉” 。貶谪遷居之時，為錢财所困，蘇轼自然更傾向于選擇價格相對較低的豬肉食用，“每日一肉” ，抑或非下等民戶所能緻者。在蘇轼的故鄉蜀地，食用豬肉乃常見之事。眉山當地人聚衆勞動，每年七月都“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 。當時也有一些地區以美味的豬肉而聞名于世。早在岐下時，蘇轼就曾聽聞“汧陽（今陝西千陽）豬肉至美” ，并命人購買。作為美食家的蘇轼對于如何食豬肉亦有自己的心得，他認為燒豬需“淨洗铛，少著水，柴頭罨煙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時他自美” ，即應以火慢炖豬肉，後世所言之“東坡肉”就由此化出。此外，蘇轼還曾将蕪菁與豬肉一同烹煮。元豐元年（1078），在徐州時，蘇轼曾向友人李公擇贈送筍與芍藥，并賦詩兩首，其中有句“我家拙廚膳，彘肉芼蕪菁” 。在黃州時，蘇轼特意向堂兄蘇子安告知自己近況，在信中他記錄了兩種制作豬肉的方法，即“煮豬頭，灌血腈” 。“血腈”應是豬血精肉制腸。食用豬頭與血腸可能是川地風俗，蘇轼形容兩菜有“太安滋味” 。

蘇轼視域内哺乳動物有狗。蘇轼在儋州時豢養了一條名曰“烏觜”的狗，或是因為該狗嘴部為黑色，故而名之。當然，這種命名方式或許也參照了“黃耳傳書”的典故。黃耳乃陸機之犬，聰明機靈，據傳能為主人往返傳書。蘇轼大抵希望烏觜能夠像這位“犬中前輩”一樣伶俐聰慧。事實上，該犬也的确頗為機靈，通人性。蘇轼得知自己被朝廷寬赦後，該犬“掉尾喜欲舞” ，與主人同樂。在惠州，因龍卷風肆虐，出現了“人随雞犬上牆眠” 的情況。在武昌西山，蘇轼吟有“笳鼓過軍雞狗驚” 之語；武昌之犬與海南之牛一樣，有被殺戮之災。蘇轼特意作《記徐州殺狗》，所言正是“（徐州）廂界有殺狗公事” 。兔也是常見動物。元豐二年（1079）人日，蘇轼等十人于徐州城南會獵，同樣可能獵取到了兔，所謂“得兔不暇燎” 即是。

哺乳動物老鼠和蝙蝠也出現在蘇轼視域之中。元豐三年（1080），蘇轼夜宿黃州禅智寺，吟有“佛燈漸暗饑鼠出” ，描述傳神，生動形象。蝙蝠是一種特殊的哺乳動物。蘇轼在杭州、湖州、濠州均有見之。蝙蝠常常以“仙鼠”之名出現。蘇轼遊杭州洞霄宮，寫道“洞中飛鼠白鴉翻” 。蘇轼在湖州卞山龍洞祈晴時，也留有“飛鼠翻白鴉” 之句。“飛鼠”與“白鴉”或許均指蝙蝠。在途經濠州塗山、荊山時，蘇轼與蘇迨、蘇過父子三人一同遊覽，“歸時蝙蝠飛” 。

豺、虎這類猛獸均生活于山林中。蘇轼過宜賓（今四川宜賓），言此處“路有豺虎迹” 。依據文榕生的研究，老虎分布廣泛。程民生則指出，北宋除了京師開封府外，其他諸路都有老虎分布。

蜀地的狨，即金絲猴。在開封，蘇轼曾經收到楊禮先、李廌贈送的狨皮。何業恒研究表明，古代金絲猴分布地域由北至南，跨渭河、長江、珠江、瀾滄江等流域，分布範圍更廣于現代。直到在18世紀以後，受人類活動的影響，金絲猴的分布領域開始急遽縮小，展現出“人進獸退”的特點。據此可知，北宋時金絲猴應有較為廣泛的分布。人們獵殺金絲猴取皮，用以制作各色物品，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狨座”，即以狨皮制作的坐褥。依據朱彧記載，這種制品僅“文臣兩制、武臣節度使以上許用”；用作此物的狨可能是川金絲猴，因為該狨“生川中，其脊毛最長，色如黃金”。據程民生研究，受品質、大小等因素的影響，絨皮的價格也有所變動，從一至五、六貫不等，絨座的價格曾高達百貫，但在南宋前期價格有所下降。

兔、狐乃蘇轼在司竹監葦園狩獵時所見。治平元年（1064），蘇轼留下“黃狐老兔最狡捷……風回焰卷毛尾熱，欲出已被蒼鷹遮”之語；狩獵者滿載而歸，“鞍挂雉兔肩分麚”。麚即公鹿。這裡的鹿種類不明，但根據何業恒的研究，晚至清代乾隆年間，西安周邊依然出産麋鹿，而直到20世紀50年代，當地還有野生的梅花鹿。曆史上包括黃州在内的湖北地區一直盛産麋鹿，黃岡縣在明朝弘治時期仍有關于麋的記錄，而到了清朝乾隆十四年（1749）時史阙有間，野生的麋或已無迹可尋。梅花鹿在諸曆史時期也都廣泛見于湖北境内，一直到20世紀，當地都有野生梅花鹿。鹿、獐乃黃州當地盛産之物，蘇轼言黃州一帶“豬、牛、獐、鹿如土” ，便是例證。蘇轼在途經郿縣南山盤龍寺時，有“月黑驚麏竄修竹” 之語。麏為獐子，也是鹿科動物。獐分布較為廣泛，古時寶雞、鳳翔、岐山等地均有此獸，但如今在陝西，野生獐已蹤迹難尋。

鼯鼠又名飛鼠，熙甯七年（1074）除夕夜，蘇轼有句“饑鼯嗅空案” ，應當是在密州所見。竹𪕋，即今人所知之竹鼠，屬于齧齒動物，可以食用。蘇轼所得之竹鼠，乃“野人獻竹𪕋，腰腹大如盎” ，或是一隻較為肥碩的竹鼠。竹鼠因以竹為食而得名，雖然其食譜并不局限于竹，但其分布多與竹林分布有重疊。何業恒就曾經通過研究竹鼠的分布區域，來探讨古代竹林的分布情況。盩厔縣設有司竹監，專門打理鳳翔的官竹，鳳翔之多竹由此可見一斑。故而，此地出現竹鼠，并不令人奇怪。

牛尾狸，又名玉面狸，即果子狸，滋味鮮美，食用曆史相當悠久。牛尾狸被宋人視為饋贈佳品。蘇轼在黃州将之贈送給當時知黃州的徐大受。梅堯臣寫其故鄉宣州之佳味，就有“雪天牛尾狸” 之語。江西地區尤其盛産牛尾狸，蘇轍記錄筠州風物，作《筠州二詠》，其一便是寫牛尾狸。在這一地區的文人圈内，饋遺牛尾狸的行為相當普遍，如周必大、劉克莊、楊萬裡等人都有收贈該狸的記載。

要之，蘇轼視域的動物種類相當豐富，鈎沉索隐之間，似乎确難“曆史上的動物轉向”和“動物的自然史”。

二、蘇轼視域動物書寫的虛與實

本文使用蘇轼詩文作為基礎史料，自然受文學作品特性之影響，其中有曆史真相之寫實之筆，也難免作者的虛化、用典、假借和意象，更難免偏頗的見與不見。雖然前者是本文重點關注的對象，但後者同樣不能忽視，對意象書寫的探究或有助于揭示宋代社會生活中文化元素的嬗變。兩者相合，方是蘇轼視域下完整的動物世界。當然，就記載北宋動物的文本類别而言，尚可有地方志、正史、筆記小說、文人文集等等不同的來源，或可因形态各異而互相印證。譬如，蘇轼筆下的黃雞即具有一種特殊的意象。蘇轼引用這一典故，異于前人，反“時光易逝，而人易老”之意用之。再者，蘇轼筆下之馬千姿百态，亦有豐富的文學内涵。蘇轼一生中為數量衆多的畫馬題跋，而今存世者相當罕見。他筆下之馬神态各異：普通平凡、負重行路者有之，多寫日常行路生活；矯健俊美、迅疾快速者亦有之，多用以喻人；更有瘦弱憔悴之病馬羸骖，這一特殊的病獸意象，常常展現了蘇轼對現實生命的思考。

在蘇轼筆墨之間，牛也擁有豐富的文學内涵。“賣劍買牛”“羊牛下來”“帶牛佩犢”“牛馬風”等與牛有關的典故，俱被他頻繁使用。此外，他也多以“老牛”“羸牛”“磨牛”自喻，常寫人生窮苦、境遇困厄。

在蘇轼筆下，另一種廣泛出現的鳥類，鷗鳥，是常見的水鳥，主要栖息在湖泊、河流附近。這種鳥在《列子》中已有出現，相關記載衍生出“鷗鳥忘機”之典。在蘇轼筆下，鷗鳥屢屢出現，涉及多個地點，其間寫實與意象或兼而有之：蘇轼與時在京東路李邦直唱和，言其“日向城南看浴鷗” ；遊湖州何山，亦有見此鳥，吟稱“坐羨輕鷗矯” ；他遊武昌西山，又“坐看鷗鳥沒” ；飲于颍州西湖，蘇轼賞“水天鷗鹭靜” 之景；而在惠州，則又有見“江鷗漸馴集” 之狀。景中有人，人中有景，虛實難辨。

在蘇轼筆下，諸種鳥類的出現頻率都明顯遜色于鶴與雁。這兩種鳥均是候鳥，有遷徙的習性。其中，雁的遷徙性更為人熟知。故而在各類文學作品中，常有北雁南翔之語。對于屢遭貶谪的蘇轼而言，“歸雁”無疑是特殊的意象，尤其在被谪海南後，他更将懷人、思鄉之情寄托于北歸的鴻雁之上。

經過曆代詩人的反複摹寫，歸雁、飛鴻、北雁、南飛雁等，都是常見的固定意象，虛中有實，虛實結合，往往難以辨識。出于嚴謹性、追求曆史真相的考慮，本文将列舉蘇轼筆下，一些現實指向性較為清晰的雁：蘇轼遊鳳翔淩虛台，見“台前飛雁過”；遊徐州雲龍觀，觀“驚飛堕傷雁”；登無錫惠山，又“仰見鴻鶴翔”；過河南新息，吟詩“竹陂雁起天為黑”；寫惠州江畔，則言“水暖鴻北翥”。等等（諸如此類？），我們都在虛實相間的理念中，将之呈現出來。

鶴、雁有時并提，兩者同樣是具備深厚文學意蘊的動物。因其優雅的體态、高潔的寓意，鶴得到了文人墨客的青眼。在漢代，便出現了“鳴鶴之士”一詞，指的是有才德而未出仕的賢者。自唐宋以降，士人常常豢養、調教鶴用以觀賞。在養鶴風氣的推動下，《相鶴經》一類的書籍廣泛傳播。蘇轼于定州所作的《鶴歎》，便描繪了在園中飼養的鶴。及至宋徽宗朝，鶴的地位上升，它的出現常常被視為祥瑞而加以慶祝。這一現象可能與宋徽宗對道教的推崇有關。至此，基于其觀賞價值、文化意義，鶴衍生出了别樣興味。與特殊的政治背景下，鶴的價格不斷攀升。在北宋末期，因花石綱所需，官員們不得不采購鶴，甚至是以秀州華亭（今上海松江）地區的白鶴每隻貴至千貫。古人對于鶴的分類是比較模糊的。經過對方志等記載的研究，文榕生認為，被古人稱為“鶴”或“白鶴”的，應該多指丹頂鶴。但具體到蘇轼筆下，由于出現的鶴大多不具備鮮明的指向性，故而很難判斷他所言之鶴究竟屬于哪一種類。更何況蘇轼寫鶴以典故性、比喻義的虛指為多。在他筆下，鶴常用以描寫人體态清癯消瘦，即為“鶴骨”。此外，“北山猿鶴”“鶴歸華表”“華亭鶴唳”等，俱是蘇轼筆下與鶴有關的常見典故。

Robert Hans van Gulik (高羅佩)對中國詩文中“猿啼”等猿意象做了細緻考證，并在《長臂猿考》中詳細梳理了中國古代“猿”意象的嬗變。他認為，在公元14世紀之前，因為長臂猿的栖息地相當廣泛，人們對這一動物也不陌生，故而此時詩文中的“猿”就為長臂猿；此後因氣候變化、森林破壞等緣故，長臂猿的分布界限不斷南移，數量也變得越來越稀少，“猿”字開始出現混用，即逐漸用來指代狒狒、猕猴等其他靈長類動物。高耀亭等人的研究也佐證了這一點。依此而言，“巫山猿啼”的典故由來已久，蘇轼曾途經三峽一帶。在犍為（今四川犍為）時，他曾吟“山猿悲嘯谷泉響” ，所寫所聞正是猿啼。

此外，在惠州時，蘇轼還提到一種較為特殊的動物，即犀。犀乃犀牛，其角可以用來制作各類飾品，尤其以腰帶裝飾為出名。嶺南地區應當有犀牛，不過，蘇轼在此并無關于見、聞犀牛的記載。他所提之犀，乃是為營造惠州兩新橋而捐出的犀帶，所謂“歎我捐腰犀” 。該句即指蘇轼捐犀帶幫忙營造橋梁。蘇轼的犀帶應是朝廷所賜，乃功名利祿之象征。故而元符二年（1099）冬至日，在儋州與人飲酒時，蘇轼嘗作詩言“鶴鬓驚全白，犀圍尚半紅” ，表明自身雖貶谪，但尚未被褫奪封賜。這裡有關鶴、犀的描述，無疑都蘊含虛化之意象。

要之，雖前文羅列、舉證了蘇轼筆墨間存在的不同動物種類，但是，其間亦多屬虛實相應，一一分辨，清晰呈現，洵為不易。進而言之，當下諸多動物史研究作品的比勘文獻，再三舉證，恐亦須持此一理念，反複審視分辨之。而若就此探究“動物的自然史”，似頗陷方法論之困窘。以文獻考訂為方法、以名物考訂為目标的動物文獻學研究，能否名之曰“動物史轉向”視域的學術研究，尚需學者再行拓展和創新。

三、曆史上的動物轉向、動物的自然史與動物史學

“動物轉向”是近40年歐美學界興起的一股學術浪潮，學者或認為，這是受到後現代主義理論的影響，受到了動物權利保護主義者的直接倡議，是以賦予動物以主觀能動性，或稱之為新動物史、批判動物研究，是“去人類中心主義”話語下的新的探索理路。在此之前，在歐洲肇興的近代自然史時代，對動物史重視文獻考訂與田野調查相結合，着重于對動物的分類、分布進行詳盡地觀察和描述，對于野生動物尤其關注，或可謂之“動物的自然史”。中國博物學傳統中，有關動物的研究應該被視為前現代史學（premodernhistoriography）中的動物曆史研究，即以文獻考訂為方法、以名物考訂為目标的動物文獻學研究（textual studies of animals in history）。

近年以來，學界有關動物史的議題，成果豐碩。譬如，伊懋可《大象的退卻：一部中國環境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切特·凡·迪澤撰《海怪：中世紀與文藝複興時期地圖中的海洋異獸》（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8年），楊斌著《海貝與貝币鮮為人知的全球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鄒振環撰《再見異獸：明清動物文化與中外交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Edited by Jennifer Bonnell and Sean Kheraj.Traces of the Animal Past——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in Animal History（《雪泥鴻爪：動物史中的方法論挑戰》，Alberta of Canada：University of Calgary Press ，2022），尤其是 Robert.B.Marks（馬立博）撰《虎·米·絲·泥：帝制晚期華南的環境與經濟》（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等，成果繁富，但是，對前揭開創性成果的初步了解，給人印象卻存在學者們多忽略動物曆史書寫隐含的種種陷阱。如此，揆諸中國宋朝曆史之實況，以及天水一朝存世文獻既有面貌，我們以為，持“以今準古”的觀念回溯，難免扞格隔閡；以宋人的視域為“再現”北宋時期動物曆史之現場，或可更能揭示傳統中國之真相。

取法乎“動物史學”而警惕其方法論之得失，并非執着于建構“動物的自然史”，持前現代史學中以文獻考訂為方法、以名物考訂為目标的動物文獻學研究法，對蘇轼視域内的各類動物進行彙總、分類與闡釋，與同時代其他儒士的記載相比、與前代後世的相關記載相比，或能尋找出動物品類和社會環境變遷某些痕迹。将之與北宋時期社會經濟程序的諸多關聯，以重制中國11世紀前後的生物世界及生态環境，持長時段、整體史之視野、取法乎同時段中西（宋朝中國與歐洲）南北（契丹、女真、蒙古等遊牧區域）之比較，考察大宋之變在官宦儒士筆墨之間的表現、氣候和生态環境變遷視域下北方遊牧民族南下的真正原因等，尤其是借鑒歐美博物學研究傳統，在全球史視域下重審這一議題，展現與後世相聯系的變動不居的璀璨動物曆史景觀，是我們未來積極探索的方向。

注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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