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甯一（1907－1994），原名史連甲，1907年12月出生在河北省滿城縣一個農民家庭。早在學生時代，他就接受進步思想的影響，曾經擔任直隸省第四師範學校學生會主席，積極組織進步社團，開展反帝愛國學生運動。1925年參加聲援五卅運動的鬥争，同年9月加入中國共産黨。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他在家鄉組織農民協會，上司農民開展革命鬥争。大革命失敗後，在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白色恐慌下，他不畏艱險堅持鬥争。
1929年年底，為了在反黃色工會的鬥争中加強黨的組織建設，中共順直省委派劉甯一來到林西。當時，正值大革命失敗不久，林西建黨時期的黨組織遭到了嚴重破壞，保安隊、青幫和國民黨組建的黃色工會等反動勢力遍布林西各個角落。這些組織互相結合，盯梢、跟蹤地下革命工作者，絞盡腦汁地搜集中共黨組織的活動情報，千方百計地破壞地下組織和革命活動，不擇手段地扼殺革命力量，迫害進步勞工，鎮壓勞工運動，整個林西籠罩在一片血腥的白色恐怖之中。在這艱難困苦的情況下，時年22歲的劉甯一，來到敵占區機智勇敢地開展革命活動。
劉甯一來到林西開灤子弟國小，以教書為掩護，開展黨的工作。當時，為數不多的黨員已分散隐蔽，經過多方聯絡，劉甯一與3名黨員接上了頭。在林西開灤子弟國小裡，除劉甯一外，還有王如松和武華兩名黨員，王如松是本校教員，武華的身份是被雇的工友，任務是協助劉甯一開展工作。為了盡快打開局面，劉甯一白天給學生上課，晚上出去活動。星期六和星期日，劉甯一也乘大家不注意，到勞工群衆中活動。他最常去的地方是矸子山，因為那裡有許多鍋夥，是窮苦礦工最集中的地方。劉甯一和礦工們拉家常，給礦工畫畫，講革命道理，很快就赢得了礦工的信任和尊敬，關系非常融洽。他先後秘密找到了林西早期入黨的劉俊生、魏征、李信、張殿清、杜二虎、王印等6名礦工黨員，并立即成立了臨時黨支部。通過臨時黨支部和這些礦工黨員，拓展範圍，開展工作，培養骨幹力量，擴大積極分子隊伍。在學校，劉甯一任六年級國文、數學和曆史教員，那時，學生一般都上學較晚，高年級中有不少大齡學生，劉甯一十分注意從中培養進步學生，對他們進行革命宣傳，積極擴大黨的影響，壯大黨的組織。經常把一些大齡學生叫到自己宿舍，把《哲學的貧困》、《十月革命的故事》等馬列主義書籍拿出來給他們看，同學們即将畢業時，劉甯一為同學們編了《畢業歌》讓大家學唱，并經常組織學生上街搞宣傳，開展革命活動，還親自到街上散發革命傳單。在劉甯一的宣傳鼓動下，學校的一些教職員和進步學生都主動向黨組織靠攏，劉甯一先後發展職員孫有忠、張達海和學生譚福洪加入中國共産黨，發展王骥、董蒼瑞二人加入了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随着黨員的增多，以後又分成礦工黨支部和學生黨支部，為健全和壯大古冶黨的組織、重建外礦區委奠定了基礎。
1930年2月，在劉甯一的組織發動下，重建立立了中共唐山市外礦區委，專門負責上司東三礦和馬家溝礦的黨組織。在此期間，趙各莊黨支部有黨員42名，林西黨支部有黨員15名，唐家莊黨支部有黨員24名。中共唐山市外礦區委由3人組成，設書記、組委、宣委各1人，王文正任區委書記，劉成章為組織委員，張子華為宣傳委員。外礦區委駐地設在趙各莊，隸屬中共唐山市委直接上司。由于中共唐山市委開展反“立三路線”、反“緊急會議籌備處”的大讨論，過多地召集黨内會議，暴露了中共黨的組織，造成唐山市委、外礦區委有29名主要上司幹部被捕，使唐山和古冶的黨組織遭到了重創。
趙各莊、林西、唐家莊反黃色工會鬥争的勝利，擴大了黨的影響，推動了勞工運動的發展，為恢複中共黨的組織創造了條件。東三礦黨組織在勞工積極分子中發展了一批新黨員，使古冶（包括馬家溝礦）的黨員總數達到127人，黨的組織不斷壯大。在此基礎上，為加強古冶的工作，促進勞工運動的不斷深入，1930年4月，中共唐山市委在古冶建立了兩個區委，既中共趙各莊區委和中共林西區委。趙各莊區委書記王文正，林西區委（包括唐家莊）書記劉甯一。随着黨組織的恢複和加強，使古冶的鬥争進入了新的活躍時期。
1930年5月初，中共北方局派王雅堂到唐山協助工作，專門分工抓古冶，為了認真地貫徹中央确定“進攻”和“暴動”的方針，王雅堂到古冶組織發動，并住在劉甯一的住處，向勞工和群眾宣傳“革命形勢已經到來”，宣傳所确定的暴動計劃，要求工農兵互相配合，不能早一天，也不能晚一天，要同時組織行動。
6月，在上級派人直接上司下，劉甯一和趙各莊、林西、唐家莊、馬家溝等礦的地下黨員，聯合組織了一個行動委員會，配合中央蘇區的革命鬥争，準備舉行大暴動。在這期間，劉甯一在林西發動勞工為争取改善生活同資本家進行鬥争，并在趙各莊到老河頭一帶動員農民砍洋槐樹，反對外國資本家強占土地。因為搞得較熱火，涉及面較大，劉甯一暴露了身份，被迫撤離林西，回到了中共順直省委所在地天津，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1931年1月7日，在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以王明為代表的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形成，并統治了全黨。在黨的六屆四中全會期間，因意見分歧，羅章龍等采取分裂黨的非組織手段，進行所謂黨内鬥争，組織了“非常委員會”。這個“第二個中央”成立後，各地都成立了第二省委、市委。1931年1月下旬，曾任中共唐山市委組織部長、後調任“鐵總”委員長的唐山鐵路工廠黨員袁蘭祥，參加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回到唐山後，立即在唐山制造廠召開黨員大會，以傳達六屆四中全會精神、開展“反立三路線”鬥争為名，聯合該廠黨員陳開枝、李慶餘等人組成了“唐山緊急會議籌備處”，即唐山第二市委。同時，“河北緊急會議籌備處”也派人來唐山，進行分裂黨的活動。由于他們不顧黨的秘密工作的原則，到處拉人，亂發生橫向關系，非法組織活動，頻頻召開會議，招緻唐山、古冶黨組織的暴露。從1931年2月下旬開始，中共唐山市委和古冶區委的上司幹部董德華、楊飛林、陳起邦和“唐山緊急會議籌備處”的袁蘭祥、陳開枝、劉子奇等近20人被捕，唐山和古冶黨組織遭到重大破壞。在中共唐山市委和各區黨組織被破壞并與省委失掉聯系之後，期間大約一年的時間，唐山和古冶黨組織的活動基本上停頓了，使唐山、古冶黨的工作和革命鬥争陷入了危機。
1932年1月，中共河北省委派劉甯一到古冶趙各莊恢複黨組織。劉甯一來到古冶之後，與其他有關同志一道，立即深入到礦工群衆之中，經過一段時間積極而艱苦的工作，到2月份，在古冶與一些老黨員接上了關系，先後找到了31名黨員。在尋找老黨員的同時，劉甯一重點抓了基層黨組織的恢複，到3月初，恢複了趙各莊、唐家莊、林西和馬家溝4個黨支部，并以這4個黨支部為基礎，成立了開灤五礦臨時工作委員會。中共河北省委接到這一情況的報告後，當即決定以開灤五礦臨時工作委員會為基礎，着手組建中共唐山市委。
劉甯一對林西開灤子弟國小的地下黨組織非常關心，時時挂在心上，在劉甯一的關懷下，林西開灤子弟國小的黨組織又有了新的發展。1932年2月，當劉甯一得知自己早年在保定第四師範學校的同學、中共地下黨員張桐（即張輯五）也到林西開灤子弟國小開展地下工作時，立即秘密給張輯五寫信，約定好會面的時間地點。張輯五接到劉甯一的信後，立即趕赴預定地點赴約，張輯五把自己于1931年下半年到林西以後的活動情況向劉甯一做了詳細彙報。為了更好地開展地下鬥争，劉甯一專門召集該國小的地下黨員開了一次會，會上，劉甯一談了國内外鬥争的形勢，講了帝國主義的基本沖突和發動礦工起來鬥争的諸多問題。當時，林西開灤子弟國小地下黨支部的成員有陳守瑁（即陳鵬）、王武修、李福來，以後在學生中發展了王祿、佘秀英、段玉英等人入黨。同時，劉甯一還把早期黨員張殿清、李太海、王骥等人介紹給張輯五，與之直接接上頭，讓他們密切聯系，協同開展工作。在此期間，唐家莊國小也建立了黨支部，成員有許介夫、劉濟民、許彙東、翟子丹，以後又發展了幾名學生，許介夫任黨支部書記，受唐山市委直接上司。
不久，唐山礦又恢複了一個黨支部，至此，唐山和古冶5個礦共有黨員六七十人。根據黨員的恢複狀況和革命鬥争的迫切需要，1932年3月24日，在中共河北省委巡視員的參與下，以五礦臨時工作委員會為基礎，在趙各莊正式恢複了中共唐山市委，由趙各莊礦勞工黨員鄧玉春任唐山市委書記，劉甯一任組織部長，李景春（即張紀公，俗稱濟公）任宣傳部長，趙各莊礦勞工黨員魏永盛（參加過十月革命的歸國華工）擔任職工運動負責人，張輯五擔任市委秘書，仍兼任林西開灤子弟國小黨支部書記，趙各莊黨員邢來被安排在市委做青年工作，當時，唐山市委機關設在趙各莊西大街鄧玉春家中。由于敵情的變化，機關地點幾經變遷，因怕暴露，唐山市委機關從鄧玉春家搬到趙各莊東大街“燕春樓”戲院附近，後又搬到趙各莊大馬路箭杆胡同，到1932年年夏天，市委機關又搬回了西趙各莊。
1932年3月26日，新成立的中共唐山市委召開組織工作會議，根據各礦、各區黨員人數，決定基層黨支部的設定。計趙各莊有黨員21人，成立3個支部；林西有黨員20人，成立兩個支部；唐家莊有黨員7人，成立1個支部，馬家溝有黨員6人，成立1個支部；唐山礦有黨員6人，成立1個支部。以上開灤5個礦共有黨員60人，建立8個基層黨支部。同時，中共唐山市委于4月10日主持召開了五礦代表會議，具體讨論了下一步開展鬥争的方針政策，勉勵大家振作精神，推進革命運動。但在這一時期，新恢複的中共唐山市委和各區區委在“左傾”路線的指導下，由于多次搞大型公開的活動，黨的組織再次遭到重創。
在中共黨組織的宣傳發動下，1932年4月，趙各莊礦勞工掀起了要求增加工資的罷工鬥争，劉甯一深入到勞工群衆當中，向罷工勞工發表演說，鼓勵他們堅持鬥争，奪取勝利。由于劉甯一經常活動在鬥争的第一線，又暴露了目标，引起了敵人的注意，劉甯一被迫再次離唐赴北平，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1932年6月，因有人揭發鄧玉春在1931年被捕時有變節行為，鄧玉春本人也承認，經劉子璋與劉甯一研究，并請求省委準許，解除了鄧玉春唐山市委書記的職務，将其調到門頭溝煤礦工作，由劉甯一接任中共唐山市委書記。
六七月間，學校放了暑假，擔任中共唐山市委秘書并兼任林西開灤子弟國小黨支部書記的張輯五仍未回家。這時，由于暴露了目标而被迫再次離唐赴北平的劉甯一，秘密地潛回林西開灤子弟國小，吃、住在學校裡，經常夜間召集地下黨員研究工作。劉甯一和張輯五曾計劃把唐山市委機關遷到林西，準備在林西街上開個雜貨鋪為掩護，并作為地下黨接頭、開會的地方。為此事，他倆專門到街上看過一個出租的鋪面，因當時房主不在，未能租成，再加上其它種種原因，遷移中共唐山市委機關的事沒有得到落實。但劉甯一和張輯五仍把重點放在古冶、放在林西，廣泛接觸群衆，推進黨的工作。
劉甯一經常活動在第一線，再次暴露了目标，劉甯一和林西開灤子弟國小都引起了敵人的注意。1932年8月的一天黃昏，劉甯一在國小被捕。當時，張輯五正從林西開灤子弟國小東院往宿舍院去，剛一出門，看見劉甯一被警察局的人員搜查，從他衣袋裡掏出好幾張紙片在仔細地檢視，張輯五不知道在檢視什麼，隻和劉甯一打了個照面，未敢近前答話。劉甯一被抓捕後，立即被押送到林西僞分局裡，面對敵人的嚴刑拷打，劉甯一堅貞不屈，嚴守黨的機密，隻字不說，視死如歸，保持了共産黨員的氣節。不久，劉甯一被國民黨押到天津，受盡了磨難。後來，通過黨組織的營救，劉甯一被釋放，出獄後，轉移到革命聖地延安，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1931年至1937年間，他三次被捕入獄，面對敵人的嚴刑拷打，堅貞不屈，嚴守黨的機密，保持了共産黨員的氣節。
抗日戰争全面爆發後，1937年8月，劉甯一同志從南京國民黨監獄獲釋，受黨組織派遣赴上海，參與上司上海黨的地下工作和勞工運動，曆任中共江蘇省委委員、省委保衛部部長、江蘇省勞工運動委員會書記等職務。他代表江蘇省委負責上司上海租界巡捕房地下黨委員會，根據地下鬥争需要，在巡捕房警察中發展了一批黨員，并利用英、美、法等國與日本的沖突，開展國際統一戰線工作。
從大革命到抗日戰争時期，劉甯一同志長期從事黨的地下工作，上司勞工運動，曆經磨難，不屈不撓，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1946年5月，黨中央派劉甯一同志重返上海，任中共中央南京局工運組組長、南京局上海工委（對外稱周公館）委員。這時，中國處于兩個前途、兩種命運決戰的前夜，在南京局和上海工委，劉甯一同志的主要任務是利用公開合法的身份，開展勞工運動和對國統區工會組織中國勞動協會（即中國勞協）的統戰工作。1946年6月，劉甯一同志代表解放區工會與中國勞協理事長朱學範先生共赴莫斯科，出席世界工會聯合會執行委員會會議。同年8月6日，國民黨當局倒行逆施，制造了武裝接收中國勞協重慶辦事處及其附屬勞工福利機構、拘捕勞協人員的事件。事件發生後，劉甯一同志在上海出席朱學範先生舉行的外國記者招待會，支援中國勞協抗議國民黨當局暴行的鬥争。在國民黨一黨包辦的“國民大會”召開前夕，為使朱學範先生和勞協總部擺脫國民黨當局的控制，免遭迫害，經周恩來同志準許，劉甯一同志細緻地幫助、安排朱學範先生和勞協總部撤往香港。1946年11月，劉甯一同志幫助朱學範先生在上海向國内外發表聲明，反對一黨“國大”召開、反對國民黨當局破壞解放區工會與勞協的合作，沉重打擊了國民黨反動勢力。
1946年6月，根據黨中央的部署，劉甯一同志出席世界工聯執委會第二次會議，代表中國解放區工會在會上作了《反内戰、反獨裁、反賣國，要獨立、要和平、要民主》的發言，得到與會各國進步人士的支援。此後，他遵照周恩來同志關于“在國外建立起宣傳聯絡的據點，打破國民黨反動派的封鎖，把我們的主張告訴全世界”的訓示，于1947年初赴歐洲工作。他以巴黎為據點，一方面與世界工聯總部保持聯系，出席世界工聯執委會會議和有關活動，另一方面依靠華僑及當地中共組織，與歐洲各國共産黨和工會組織建立廣泛的聯系，開展了大量的對外交往。他到訪歐洲許多國家，不僅廣泛地宣傳中國共産黨和中國解放區的情況，讓各國人民更多地了解了中國革命，同時，也把各國勞工運動和人民革命的情況向國内作了多方面的介紹。
1948年，劉甯一同志受命擔任中共在歐洲工作機構的負責人，負責上司中國共産黨在歐洲的工、青、婦、學及華僑工作。為了配合國内革命鬥争的發展，在國際上放手開展宣傳和聯絡活動，他向黨中央建議并協助創辦了新華社海外分社。除了進行廣泛的對外交往，他還在華僑勞工、中國旅歐知識分子中積極工作，擴大了黨在海外的影響。1949年4月，劉甯一同志以中國代表團副團長身份出席巴黎、布拉格世界人民保衛和平大會，當選為大會理事。此後，他為世界和平事業做了大量工作。
解放戰争時期，劉甯一同志在歐洲上司開展的工作，是新中國建立前中國共産黨對外交往活動和中國人民對外交往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工作，不僅對于打破當時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封鎖，争取世界勞工運動和國際進步力量與友好人士對中國革命的同情和支援發揮了很大作用，而且對于新中國建立後很快打開外交局面，增進中國人民與世界各國人民的友好交往，都産生了一定的影響。
全國解放後，劉甯一同志曾任國務院外辦副主任，中聯部副部長、代部長，全國總工會副主席、主席、黨組副書記、書記。1964年當選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兼秘書長。1966年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期間，劉甯一同志團結廣大勞工，為恢複和發展工業生産，改善勞工生活，保護職工權益，為擴大大陸的國際影響及國際聯絡工作，為全國人大的工作傾注了大量心血。
1952年任世界工會聯合會副主席。1955年至1965年以中國世界人民保衛和平大會代表身份多次赴日本參加世界禁止原子彈、氫彈大會，為發展中日民間友好往來和中日關系正常化作出了積極的努力。
1960年，劉甯一同志作為以劉少奇、鄧小平同志率領的中國共産黨代表團成員，赴莫斯科參加81國共産黨會議。1964年曾率全國人大代表團出訪非洲五國。
“文化大革命”期間，劉甯一同志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殘酷迫害。粉碎“四人幫”後，1978年11月回到北京。1979年7月後，任全國政協常委、副秘書長，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外資管理委員會顧問，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黨組書記、顧問，中共中央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他深入改革開放第一線，堅持原則，為推動統戰工作、經貿工作、紀檢工作付出了辛勤勞動。
1988年劉甯一同志退居二線後，任全國老齡委員會顧問，中國老年書畫研究會會長，中國書畫函授大學名譽校長，為加強社會主義公德心建設作了大量工作。他的著作有《上海産業與上海職工》（主編之一）、《歐行漫記》、《與青年勞工談心》等。
劉甯一同志曾被選舉為第一、五、六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中國共産黨第七、八、十二次代表大會代表，中國共産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劉甯一同志為人謙恭和藹，平易近人，工作深入，聯系群衆，學識淵博，治學嚴謹，襟懷坦白，光明磊落，英勇頑強，不怕犧牲，作風民主，為人耿直，嚴于律己，寬以待人，艱苦樸素，清正廉潔，勇于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深受廣大幹部、群衆的尊敬和愛戴。
劉甯一同志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為建立新中國作出的重大貢獻，将永遠镌刻在中國革命曆史的豐碑上。劉甯一同志是中國共産黨的優秀黨員，無産階級革命家，中國勞工運動的傑出上司人。自1925年9月加入中國共産黨到1994年逝世，在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為我們黨上司的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所作出的曆史功績、所表現的崇高革命精神，深深銘記在黨和人民的心中。
劉甯一同志1907年12月出生于河北省滿城縣一個農民家庭。在青少年時代，他就接受了五四運動和進步思想的影響，滿懷報國救國理想，積極參加群組織愛國學生運動，曾經擔任直隸省立第四師範學校學生會主席。在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戰争時期，劉甯一同志不畏艱險，長期在唐山、天津、上海等地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從事勞工運動，為黨的事業和中國工運事業的勝利作出了卓越貢獻。1925年，他參加了當地的五卅運動，1927年7月，擔任中共滿城特别支部書記、縣委書記，1929年，擔任中共唐山煤礦林西區委書記。這期間，他深入工廠、煤礦，啟發勞工的階級覺悟，組織勞工起來革命，反抗資本家的剝削和壓迫。在與國民黨反動派的鬥争中，劉甯一同志曾三次被捕入獄。1931年，他在中共順直省委組織部工作，同年4月在天津被捕，1932年1月取保釋放後赴唐山，5月任中共唐山市委書記兼組織部部長，積極擴大黨的基層組織，發展勞工入黨，成立黨上司的工會。同年8月第二次被捕，1933年5月被釋放後，任中共北平市委組織部部長。1933年8月第三次被捕，後解往南京國民黨憲兵司令部監獄關押，判刑12年。在敵人的監獄中，劉甯一同志始終堅貞不屈，堅持鬥争，保持了共産黨員的高尚氣節。七七事變後，中國抗日戰争全面爆發，經八路軍南京辦事處交涉，他于1937年8月再次獲得釋放。之後，他受黨組織派遣赴上海任上海勞工運動委員會書記，中共江蘇省委委員、工運部部長、保衛部部長，在勞工群衆中積極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建立黨的基層組織，擴大了黨在勞工中的影響。1943年7月，劉甯一同志赴延安中央黨校學習。1944年後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秘書長，參與總結了黨的城市工作經驗，并參與黨的七大報告的起草工作。抗日戰争勝利後，他任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籌備委員會主任，積極推動黨上司的工會工作，通過對“中國勞協”做深入細緻的工作，實作了中國工會運動的統一，受到黨中央的嘉獎。
劉甯一同志是一位著名的國際活動家，長期緻力于工會國際聯絡工作。他曾根據周恩來同志關于以參加國際工運為突破口，走向世界的訓示精神，赴莫斯科出席世界工會聯合會執行委員會會議。1948年後任中共歐洲委員會書記，負責上司我黨在歐洲的工、青、婦、學及華僑的工作，向中央建議并協助創辦了新華社海外分社。在歐洲工作期間，他積極主動地開展廣泛的國際交往，接觸許多國家共産黨和工會上司人、知名人士和群衆代表，并對華僑勞工、海外知識分子做了大量工作，擴大了我黨在海外的影響。1948年8月，在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上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任黨組副書記。
新中國成立後，劉甯一同志曾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代部長，全國總工會副主席、主席、黨組副書記、書記。他團結廣大工會幹部，組織動員職工群衆，為恢複國民經濟和發展工業生産，為擴大新中國國際影響、開展執政條件下中國共産黨的對外聯絡工作，傾注了大量心血。1949年，劉甯一同志以中國代表團副團長身份出席巴黎、布拉格世界人民保衛和平大會，當選為大會理事，作為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副主席，為世界和平事業做了大量工作。1953年任世界工會聯合會副主席，為提高大陸工會的國際地位，堅持世界工聯的正确方向發揮了重要作用。1955年至1965年間，劉甯一同志以世界人民保衛和平大會中國代表身份多次赴日本參加世界禁止原子彈、氫彈大會，為發展中日民間友好往來和中日關系正常化作出了積極的努力。1960年，他作為劉少奇、鄧小平同志率領的中國共産黨代表團成員，赴莫斯科參加八十一國共産黨、勞工黨代表會議。1965年1月，他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負責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日常工作，為加強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工作，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先後率領全國人大代表團到亞非許多國家通路，接見過很多國家和國際組織的上司人。1966年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他被補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文化大革命”期間，劉甯一同志受到林彪、江青集團的殘酷迫害。粉碎“四人幫”後，他相繼任全國政協常委、副秘書長，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外資管理委員會顧問，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黨組書記、顧問，中共中央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他深入改革開放第一線，為推動統戰工作、經貿工作、紀檢工作付出了辛勤勞動。
劉甯一同志是中國共産黨第八屆中央委員，中國共産黨第七、八、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政協第一、五、六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
劉甯一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為改革開放事業曆盡艱辛，不懈奮鬥，作出了重大貢獻。
我們紀念劉甯一同志，就是要學習他對共産主義理想、社會主義信念無比堅定，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的優秀品質。劉甯一同志追求共産主義理想，堅定社會主義信念，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生命都奉獻給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無論是在白區從事黨的地下鬥争或勞工運動，還是解放後從事工會、外事、統戰、人大、黨務工作；無論環境多麼險惡，工作多麼艱苦，鬥争多麼複雜，他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一往無前，矢志不移。改革開放以來，他堅決貫徹黨中央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堅決擁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和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始終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緻，一心一意、兢兢業業地為黨工作。我們學習他，就是要進一步堅定理想信念，不斷增強黨性，毫不動搖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我們紀念劉甯一同志，就是要學習他深入實際，聯系群衆、關心群衆生活的優良作風。劉甯一同志長期從事黨的群衆工作，始終以黨和人民的整體利益為重，時時處處牢記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在開展勞工運動中，他注意從加強群衆工作做起，密切聯系群衆，在群衆中廣泛交朋友，深入細緻地發動群衆、組織群衆、教育群衆；他平易近人，始終深入工作一線，與群衆打成一片，注重關心群衆疾苦，努力改善勞工生活，大力保護職工權益，為繼承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作出表率。我們學習他，就是要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做到以人為本，在實際工作中切實解決人民群衆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不斷實作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們紀念劉甯一同志，就是要學習他胸懷大局、艱苦奮鬥、清正廉潔的高尚品德。劉甯一同志在長期的革命鬥争中英勇頑強，不怕犧牲，對黨和人民襟懷坦白，光明磊落。在工作中，他時時處處從黨和人民的利益出發，堅持原則，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在生活上，他一貫克己奉公，艱苦樸素，嚴于律己，寬以待人，深受廣大幹部、群衆的尊敬和愛戴。我們學習他，就是要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永遠保持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