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秀峰于1897年出生在河北省遷安縣楊團堡村的一個世代書香家庭。祖父是士紳，父親是舉人。楊秀峰受長輩們的影響，自小讀書，14歲時就考入了河北省立灤縣師範學校。5年後，考入了北京高等師範學校。
“五四運動”爆發後，他被推選為學生代表，負責組織學生示威遊行。畢業後，楊秀峰開始了一段短暫的教書生涯。1924年，他利用暑假期間，和叔父楊十三一起在老家舉辦了一個農民講習班。1928年秋，當北伐戰争還沒有波及到天津的時候，他應朋友的邀約，到天津市教育局、河北省教育廳供職。
上任短短幾個月，他就看到了當局政治極為腐敗，不願與之同流合污的他，毅然選擇了辭職出國留學。1年後，經舉薦，他以官費赴法國留學考察，這一去，實作了他人生的一大轉折。
1930年，楊秀峰在巴黎加入了共産黨。随後，他參加上司留法學生和華僑的反帝同盟組織，創辦了《勞工》等秘密刊物。“九·一八”事變後，楊秀峰組織留法學生和華僑上街遊行示威。但在一次集會後，他不幸被法國當局逮捕了，後經取保釋放，被迫離開了法國。
随後，楊秀峰去了蘇聯莫斯科列甯學院學校。在那裡，他認識了後來的搭檔，任河北省委書記的林鐵。1934年，學成歸國的楊秀峰，先後在天津河北法商學院、北平師範大學等大學任教。
1935年12月，在日寇侵占華北之際，楊秀峰帶領着學生們，走上街頭示威遊行，他不顧個人的安危，站在學生救亡運動的最前列，赢得了青年學生的愛戴，被尊稱為“紅色教授”。
1936年，北京大學教授許德珩、楊秀峰、程希孟等教授，組織了一個“北平文化界救國會”，當他們得知毛主席等已到達陝北後，遂購置了30多雙布鞋、12塊懷表和十幾隻火腿，托付中共地下黨員設法送到陝北。
為此，毛主席于同年的11月2日，寫了一封簡短又溫情的感謝信。内容如下：
各位教授先生們：
收到惠贈各物（火腿、懷表等），衷心感謝，不勝榮幸！我們與你們之間，精神上是完全一緻的。我們的敵人隻有一個，就是日本帝國主義，我們正準備一切迅速地進到全國出兵抗日，我們與你們見面之期已不遠了。
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而奮鬥，為中華民主共和國而奮鬥，這是全國人民的旗幟，也就是我們與你們共同的旗幟。
“七七事變”後，41歲的楊秀峰，毅然地脫下了長衫，走出課堂。與夫人商量後，他們留下了隻有2歲的獨苗，帶領一批青年學生，奔赴河北西部山區打鬼子去了。
1939年，楊秀峰率一部分力量開進冀南。不久，在冀南就成立了一個“冀南區抗日軍政委員會”，由楊秀峰和八路軍129師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窮負責。以後，各縣陸續成立了抗日政府。
之後的一天，突然傳來消息，說蔣介石已經委任鹿鐘麟為河北省政府主席，已經在上任的途中了。知曉情況後，楊秀峰立即找來宋任窮商量，他們決定先下手為強，将30個縣聯合成立“冀南行署”，代替“軍政委員會”，由楊秀峰任主任，宋任窮任副主任。這樣一來，便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國民黨執政的權力。
“冀南行署”組建後，由于楊秀峰原來是教授，許多人認為他和宋任窮代表的是國共兩黨組成的抗日政權。結果，一些地主和頑固分子遇事，便不去找宋任窮，隻找楊秀峰。這些人把心裡話向楊教授“傾吐”，到頭來就是他們的思想全被共産黨了解得一清二楚。
在“冀南行署”運作了一段日子後，鹿鐘麟走馬上任了。鹿鐘麟是河北定州北鹿莊人，曾追随西北軍将領馮玉祥而步步升遷。1924年，北京政變時，他率部打頭陣入城，不費一槍一彈控制了北京全城，把末代皇帝溥儀趕出了宮。
在馮閻蔣中原大戰失敗後，鹿鐘麟通電下野，隐居在天津。1936年，鹿鐘麟随馮玉祥複出，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現在，他被蔣介石任命為河北省主席。
當時，老百姓們對鹿鐘麟到河北省執政很不滿意，連群眾選出來的官員也有異議。于是，鹿鐘麟做起了他們的工作，說：“蔣介石終究還是國家的首腦，他的任命總是要尊重的。”
這些話很快傳到了鹿鐘麟的耳朵，他覺得楊秀峰是個值得結交之人。這樣一來，楊秀峰便在國民黨的官場上處于不“倒”之态。此後，楊秀峰一面主持軍政建設和抗戰大計，一面創辦了抗戰學院，自己兼任院長，教員很多是自己的老友、同僚，連著名作家孫犁都是這裡的教員。
經過這所院校培養出來的青年學生，結業後即配置設定具體工作崗位，作為幹部留用。
這些年，楊秀峰既是大學教授，又是遊擊司令，還是行政官員，多種截然不同的身份，似乎差别很大，然而，他卻能很好的貫通運用、靈活轉變。後來，129師政委鄧小平對他贊道：“文官不要錢，武臣不怕死——楊兼而有之。”
過了些時日，根據對敵鬥争的需要，上級黨組織要求楊秀峰迅速發動群衆，組織武裝，打開冀西的抗戰局面。于是，楊秀峰以“國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冀西民訓特派員”的公開身份，開始建立抗日根據地工作。
與此同時，冀西遊擊隊組建為129師11旅，楊秀峰随之前往了山西。不久成立了晉冀魯豫邊區政府，下轄21個專署，共計149個縣城，由楊秀峰擔任邊區主席。
在抗日戰争時期，毛主席對楊秀峰的工作成績有所了解，并予以肯定。毛主席在1942年9月發表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一文中這樣寫道：“晉冀魯豫邊區的上司同志，對這項工作抓得很緊，作出了精兵簡政的模範例子。”
紅色教授”楊秀峰，對河北人民來說并不陌生。1937年抗戰爆發，他投筆從戎到冀西組建抗日武裝，先後任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主任、晉冀魯豫邊區政府主席、華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等職，在河北工作生活達15年之久。他一心為民，清正廉潔，功勳卓著，被譽為“人民公仆”，但由于一貫謙虛低調，有些事迹并不為人們熟知。
脫掉長衫組建冀西抗日遊擊隊
楊秀峰是河北遷安縣人。受家庭影響，青少年時期他便熱愛讀書，傾心革命。1930年在赴法留學期間加入中國共産黨。從此，維護國家、人民和黨的利益成為他畢生奮鬥目标。
1934年楊秀峰學成回國，先後在北平師範大學等幾所大學任教。借助大學教授這一公開身份，他積極在青年學生中傳播革命理論，在平津文化界秘密從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他的革命大無畏精神深得青年學生的崇敬和愛戴，被譽為“紅色教授”。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已是不惑之年的楊秀峰毅然投筆從戎。他将兩歲的獨生子托付親友，與夫人一起帶領平津進步學生奔赴抗日前線。當荷槍實彈的國民黨潰兵潮水般地往後撤退時，一群身穿西裝、旗袍、戴着眼鏡的五顔六色的隊伍卻迎着潰兵開往前線。
按照中共北方局秘密訓示，楊秀峰回河北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組織遊擊戰争。他的公開身份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保定行營冀西民訓處特派員，有在冀西地區直接委任縣長和發展抗日武裝的權力。以此為掩護，他迅速組建成立冀西民訓處，搶在日軍占領之前，派工作團到平山、井陉、行唐等縣進行抗日動員，建立抗日民主政權，發展抗日武裝。
1937年10月12日，日軍進逼井陉。楊秀峰雖然一介書生，卻十分沉着冷靜，臨危不懼。他親自動員井陉縣長和警察局長組織保安武裝相機抗擊敵人，但縣長和警察局長卻尋機逃跑。保安團長聽從指令集合隊伍待命，卻隻剩下30多人。這時，民訓處部分從業人員也慌張起來，收拾行裝準備撤退。楊秀峰見狀，當即召開小會提出了嚴厲批評。他說：“我們的任務是組織群衆抗敵，如果也像他們那樣臨陣脫逃，是不必到冀西來的。即使必要撤退，未經組織決定就這樣慌張也是不對的！”後來軍隊已從前線撤退，這時楊秀峰才率領冀西民訓處機關和井陉保衛團30餘人，随着退卻的部隊，一起撤往娘子關。
轉移途中，楊秀峰注意發動群衆和收編縣保安隊，并以此為基礎組建了冀西抗日遊擊隊。從此，開始了轉戰冀西、冀南的艱苦戰鬥曆程。由于我黨團結抗戰的正确政策和楊秀峰的個人影響，在很短的時間裡，冀西抗日遊擊隊就發展成為幾千人的冀西抗日遊擊總隊。後來，這支隊伍正式編入了八路軍一二九師的建制，成為太行山區的主力部隊之一。
發起首次老區慰問活動
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楊秀峰和根據地人民結下了深厚情誼。1949年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他任省人民政府主席，工作再忙他也沒有忘記那些生死與共的老區群衆，總想重返老區看看近況。1950年冬，在省農業廳、林業廳幾名幹部的陪同下，他們輕車簡從悄悄來到阜平、曲陽。
當時正值隆冬，天降大雪，楊秀峰一行乘坐的汽車開到曲陽縣城再往村裡就走不通了。已經年過半百的他見狀二話沒說，領着随行人員步行到調研地。在分别看了周圍村子的情況後，楊秀峰召集了座談會。參加會議的不僅有縣長、縣委書記，還有聞訊趕來的附近的老百姓。當時，由于黨的工作重點由農村轉向城市，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忽視、放松農村、農民的現象，農民生活水準下降，産生不滿情緒。在會上，這股怨氣你一言我一語傾瀉出來：“現在你們進了城了，我們沒有人管了。”“我們以前的幾個主要收入現在沒有了，我們生活越過越苦啦，怎麼辦啊？”有的人說到激動處還掉下了眼淚。
楊秀峰心情變得十分沉重，也掉下了眼淚。在認真分析後，他覺得群衆講得有道理，是實情。尤其在看到當時阜平、曲陽受了水災，時至寒冬，不少老百姓還沒有棉衣穿時，他更是心急如焚。現在最要緊的事是解決吃飯、穿衣問題！一貫沒有向上級伸手的他，向中央打了報告：“阜平全縣及曲陽山區均系老區之老區，華北機關曾長駐此地，群衆與我血肉相關。中央前撥我省寒衣數量較之募得總數比例很小，可否再增撥棉被、寒衣各十數萬。”報告同時請求中央貸150萬斤米，作為河北省全省山地生産貸款補助，以培養災區自身生産自救能力。毛澤東主席看後批示：“周(即周恩來)：應當準許此項要求。”很快，财政部從傅作義部隊留下的衣糧裡撥出一部分給百姓，一下子就解決了老區人民的生活大問題。
緊接着，楊秀峰又通路了晉冀魯豫邊區首腦機關駐地涉縣、武安縣，冀東抗日根據地的遷西、遵化。每到一處，他都細細地看，認真地聽，然後綜合情況上報給了華北局和黨中央。這些材料，特别是群衆普遍反映的“共産黨下山忘山”的話，引起中央上司的高度重視。他們對楊秀峰重返老區的做法大加贊賞，并決定以中央人民政府名義組織通路團對所有老革命根據地進行一次通路。
1951年8月下旬，華北局派出以劉瀾濤為團長、楊秀峰為副團長的北方革命根據地通路團，下設九個分團，分赴晉冀魯豫、晉察冀、晉綏、陝甘甯等抗日根據地通路。楊秀峰攜帶了特制的毛澤東專為老區人民書寫的“發揚革命傳統、争取更大光榮”題字，重上太行山。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遍訪原晉冀魯豫邊區的心髒地區涉縣、武鄉等地。他一邊通路一邊幫助解決問題，遇到個别十分迫切的問題，立即打電話請華北局和政務院幫助。
1951年9月下旬，全國通路工作大部結束。9月底，被邀請的革命根據地的人民代表随各通路團一起抵京，參加首都國慶典禮，并且在10月9日受到周恩來總理接見。周恩來表示黨不會下了山忘了山，進了城忘了鄉，目前國家還有許多困難，希望老根據地的同志們要了解，今後要盡力幫助老根據地的人民解決困難。這次通路過後，老區的人民群衆感覺到黨并沒有忘記他們，幹勁日益高漲。
主持查處開國第一大案
新中國成立後，黨恢複國民經濟的任務十分繁重，而A錢腐化現象也迅速滋生蔓延，程度之嚴重，令人震驚。1951 年10月，中央決定在全國開展精兵簡政、增産節約運動，借助這一強勁東風，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天津專區專員張子善A錢腐化的驚天大案浮出水面。
當時，因河北省委書記林鐵赴蘇聯療養，省政府主席楊秀峰負責牽頭處理這起案子。在他的積極上司下，案件處理迅速。11月下旬省委第三次代表會議上将劉青山、張子善的A錢行為全部公開揭發出來。11月29日、12月2日，劉、張二人歸案。之後，省委組成以楊秀峰為主任，省委組織部部長薛迅為副主任的“劉青山、張子善大A錢案調查處理委員會”徹查此案。
楊秀峰一貫清正廉潔，對危害人民利益的行為疾惡如仇。在擔任冀南行署主任期間，有一個夥食管理者A錢同志們的生活津貼，有一個馬夫偷賣馬料，且都屢教不改，在楊秀峰的建議下，司法機關嚴辦這兩個敗類。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成立後，他上司制定了《晉冀魯豫邊區懲治A錢暫行條例》，其中A錢達500元即處以死刑。是以，劉、張A錢案一出，楊秀峰極為震驚、憤恨，但同時他又因為沒有及時發現而深深自責。
12月16日，省人民政府将劉青山、張子善大A錢案的情況，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提出了報告。報告中檢查了省政府上司上的官僚主義，并請求給以處分。更讓人意外的是，楊秀峰在1952年1月8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題為《沉重的責任 慘痛的教訓》長篇文章。在文章中，他一針見血地提出，河北省人民政府對劉、張二人A錢腐化行為長期沒有發覺未能及早處置的原因“主要是河北省人民政府特别是我在上司上有着嚴重的官僚主義”。在細細分析了官僚主義的問題後，他言辭懇切地寫道：“以上是我從上司責任上對劉、張罪行所作的極不全面的初步檢查。我深刻感到我的官僚主義毒害的嚴重責任，它使國家資财受到了巨大損失，并使人民政府的信譽蒙受了無可挽回的損害!想到這些，萬分痛心！”
楊秀峰勇于承擔責任的做法，産生了積極、正面影響。他在《人民日報》上的檢讨登出後，《河北日報》先後刊登了省财政廳廳長、省生産救災委員會秘書長、省水利廳廳長、中國人民銀行河北分行行長、省勞動人事廳等機關和個人的文章，檢查本機關及個人在劉、張問題上的責任。針對性、尖銳性的文章報道日日不斷，對一些機關、一些省級市級黨政上司進行指名道姓的批評揭發，被批評揭發的機關及上司也作出檢查檢讨。1952年2月10日，随着劉、張二犯被依法槍決，河北的“三反”“五反”運動迅速展開，黨風進一步端正，社會風氣日益淨化。
上世紀的中國，社會動蕩不安，無數革命先輩冒着危險，積極投身于救國存亡之中。仁人志士們披荊斬棘，克服一切艱難險阻，為今天的我們開辟出了一條紅色之路。接下來就讓我們走進那些默默付出的無名英雄-----比如楊秀峰。
那麼他究竟為了革命做出哪些貢獻，他的兒女又如何了呢？
01愛國青年
1897年楊秀峰出生在河北，家中幾代人都是博覽群書，考科舉做官的讀書人。生在這樣的書香門第，楊秀峰從小就有機會接觸到各類書籍，早早上了私塾的他，長大後更是直接被家人送到了教育水準更高的北京讀書。當時的北京是中國的文化中心，無數知識分子聚集在這裡，感受新思潮，共同探索中國未來的命運。
還是學生時，楊秀峰就已經多次參加學生運動，他通過演講、發傳單等形式走上街頭宣傳反封建、反帝制的思想。五四運動時，楊秀峰還作為學生代表在集會上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說，期間還被警察打掉了兩顆門牙。顯然這些都沒有影響楊秀峰的革命鬥争，反而磨砺了他的意志。不久後楊秀峰成為了老師，他開始在報刊雜志上接連發表動員文章，号召全體同胞同仇敵忾，抵抗外敵。
02确定共産主義
1929年楊秀峰獲得了出國留學的機會，他在法國第一次接觸到了共産主義，并被其内容深深折服。楊秀峰陷入了思考，恰好此時大陸青年在法國也創立了黨組織，在交流中，楊秀峰确定了自己的救國理想，他加入了共産黨。并且和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們，一起宣揚共産主義，上街遊行昭告日本的侵華罪行。
不過這引來了法國政府的不滿，楊秀峰被驅逐出境。兩年後楊秀峰又前往蘇聯進修學習，畢業後繼續回國當老師，宣傳愛國思想。此後的日子裡楊秀峰一直奮鬥在教育戰線，他向同學們講述曆史、政治和社會科學，幫助青年學子們認識世界，成為了深受學生歡迎的良師益友。
03人生成就
新中國成立後，楊秀峰被組織任命為河北省長。回到家鄉，楊秀峰躊躇滿志，他想要施展抱負，想要為家鄉人民做實事，是以河北省最初的社會主義改造，都來自于楊秀峰的手筆。在家鄉楊秀峰事無巨細，大包大攬，親下基層一線，指導土地改革工作，并且投入大量精力召集專家，讨論恢複建設的實施方案。
1952年，楊秀峰重新幹回了老本行，擔任高等教育部的副部長，1954年升任部長。依照中央統一部署，楊秀峰提出大陸應該吸取蘇聯的先進經驗，逐漸推行教育制度的創新性改革。同時還要意識到中國與蘇聯的不同，不能照搬一切，不動腦筋，教條主義。此後楊秀峰還擔任了10年全國人民法院的院長，主導審理了很多重大案件。特殊時期，他被短暫停掉工作，遭受到了迫害，好在沒多久就恢複了聲譽。
作為教育工作者，自己孩子的教育問題當然很上心。他的兒子叫做楊為民，年少參加軍營後，一直在部隊奮鬥。楊為民人生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軍用裝置的研發，先後榮立兩次一等功。不過因其工作的特殊保密性，楊為民并不為衆人所熟知。可以說虎父無犬子，父子兩代人為新中國的建立、發展付出了巨大貢獻。他們的愛國之心無比赤誠、熱烈，無愧中華之脊梁的稱号。
翻看楊秀峰的人生經曆，他自青年時期就開始閱讀進步書刊，對于封建腐朽的壓迫疾惡如仇，對于民國政府的賣國行為深惡痛絕，進而走上了為之奮鬥一生的革命道路。1983年楊秀峰去世，享年86歲。生命垂危之際，老人還在囑咐家人不留骨灰、不辦追悼會，一定要把黨整好。
我最早聽說楊秀峰的名字，是在1938年夏天。七七事變後，我就讀的河北省立趙縣初級中學停辦，我失學回家務農。我父親是我村最早的共産黨員，是我們村的第一任黨支部書記。1938年六七月間，趙縣地下黨負責人張子厚與我父親商量，想推薦我到深縣河北抗戰學院學習，并征求我的意見，談話中張子厚同志介紹了抗戰學院的情況及院長楊秀峰的革命生涯和傳奇經曆。這是我第一次知道“紅色教授”楊秀峰的名字。雖然後來經我父親反複考慮，覺着讓我留在家鄉敵占區做地下小交通員，對革命工作更為有利，我最終未能到抗戰學院學習，但楊秀峰的名字卻深深刻在了我的腦海裡。後來我參加了革命工作，擔任了趙元甯邊區縣的民政科長、三區區長。趙元甯縣正好是冀南行署的下轄縣，我對當時任行署主任的楊秀峰也就有了更多的了解。解放後，楊老出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我才有機會見到他本人，但也僅僅是兩三次而已，畢竟還是不大熟悉。
1952年7月24日，我正式到河北省政府報到上班，從此我與德高望重的楊老朝夕相處，親聆教誨，結下了深厚的“忘年之交”，直到1965年1月他被選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我才離開楊老。跟随楊老的這12年半時間，是我受益最多、進步最快的一個時期，也是我最值得懷念的歲月。
楊老是1949年8月起擔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黨組書記、省委常委的，同時他還兼任河北師範學院院長。楊老于1897年農曆正月二十六出生于遷安縣楊團堡村。1952年我到他身邊工作時，他已55歲，當時穿一身灰色舊中山裝，戴一副近視眼鏡，面目清瘦，臉色發白，聽人說話常用手擋在耳後，看上去未免顯得有些蒼老。後來才得知他一直胃口不好，耳朵還有些失聰。那時沒有助聽器，是以我們跟他說話聲音都比較大，幾年下來習慣成自然，直到現在我還不習慣小聲說話呢!當時楊老家3口人，他的夫人孫文淑也是一位老革命。1937年抗日戰争爆發後，楊老投筆從戎組建冀西遊擊隊并任司令，孫老與楊老一塊上山打遊擊，後來楊老就任冀南行政專署主任，孫老為行署秘書長，解放後被選為河北省政府委員。他們的獨生子為民，在學校住校，每逢星期日才回家。
當時的河北省省會還在保定，省政府在原直隸總督府辦公。楊老的辦公室在省府大院最後一排平房裡，兩間十幾平米的筒子套間，外間辦公，沖門擺着一張舊辦公桌，上面常堆滿各種資料和檔案，另有幾把木椅子。裡間為卧室，睡的是舊鐵床。夏天扇扇子，冬天生煤爐取暖。
1952年9月，我們随楊老到保定、滄州地區農村視察秋收秋種工作，最後來到獻縣，計劃下午回省城。這時楊老提出要到設在獻縣的一所省屬結核病幹部療養院，看望在此療養的幹部。當時醫療條件還很差，結核病的死亡率還很高，人們對結核病都唯恐躲之不及，但楊老堅持一定要去。到療養院後，楊老到各病房逐一慰問，親自詢問他們的病情和生活情況。省上司的到來，感動得這些幹部熱淚盈眶，拉着楊老的手，你一句我一句有說不完的話，楊老與病号一塊吃過晚飯，深夜才回到保定。
不久，我們随楊老到定縣視察，第二天上午省委電話通知下午開會。我們當即到火車站購票回省城。上車後，乘客很多，找了幾節車廂，都沒有坐位，我們隻好扶着他在車廂的開門處站了一個多小時。當時我們都是30歲左右的小青年，站個把鐘頭還無所謂，而楊老已年過半百，身體又不好，且回去後馬上要工作，我們實在忍不住，就找了列車長說明情況，請楊老到圖書室一個座位上休息了一會兒。
1952年10月底，楊老在即将調離河北到高教部赴任之前，中組部與華北局共同派他到西南地區考察教育。離開重慶時，重慶市上司拉住我們秘書要給楊老帶些土特産，我們幾次推讓，都脫不開身。盛情難卻，不得已才象征性收了一小壇榨菜。在船開往武漢的路上，還是讓楊老知道了，他嚴厲地批評了我們，回保定後，他立即讓我們把這壇榨菜交給了機關食堂。
1952年11月底，中央調楊老到新設定的高教部任副部長、黨組書記，民主人士馬叙倫為部長。我随楊老一起進了京，仍擔任他的秘書。剛到北京的一段時間裡，他的宿舍還未安排好，暫住東城河北省駐京辦事處，離高教部較遠。當時他工作很忙，一方面需盡快熟悉全國高校情況，另一方面還要組建各司局機構，配備上司班子，是以楊老除白天照常上班外，每晚都要加夜班，直到深夜才能回去休息。他在1952年12月到1953年2月這3個月裡，分别召開了北京、天津和華北地區高校負責人座談會；3月份又到上海參加了華東地區高校負責入座談會。這幾個月還視察了北京、上海及山東部分高校。後來，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經馬老、楊老提議，部黨組反複讨論議定，并報請國務院準許，對高校布局和設定進行了必要的調整，把輔仁大學并入北師大，燕京大學并入北大，清華大學文理專業也并入北大，清華大學專門辦工科，北大從沙灘遷到燕大校園。在西道口一帶創辦地質學院、鋼鐵學院、機械化學院、礦冶學院、航空學院、政法學院、郵電學院、醫學院，再加上附近的清華、北大，使這一帶成為北京的大學城。取消南京的金陵大學，山東的齊魯大學，上海的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震旦大學。把複旦、南大和山東大學改為綜合性大學，浙大和南京工學院改為工科大學。在上海另創辦航空學院、體育學院，廣州取消嶺南大學，把中山大學辦成綜合性大學。1957年6月至8月，楊老通過162次談話，穩妥地解決了上海交大西遷西安問題，使各方面都很滿意。1953年4月，楊老起草一個會議的重要檔案，我們幫助他搜集材料，他自己執筆，全神貫注地寫作，反複修改。服務員把做好的夜餐放在他辦公桌上，幾次催促他都顧不上吃，一直工作到早晨5點東方發白，才睡了2個小時，8點又按時上班了。當年11月的一天，他患了重感冒，醫生要他休息，但他還是堅持上班。我們發現他衣服穿的太薄，讓服務員到宿舍取了件毛衣，取回後他已到禮堂，正在幹部會上講話，服務員把毛衣給他送上去，但他為不使會議中斷，一直到會議結束，才加穿毛衣。
1954年9月，楊老任高教部部長、黨組書記。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57年2月兼任國務院文教辦公室副主任。1958年3月，高教部與教育部合并，楊老任合并後的教育部部長，黨組書記。1962年冬，楊老患頸椎骨質增生病，右臂麻木酸痛，穿衣服都困難，就連右手寫字也受到嚴重影響，而且右腿也感到不适。這時經部黨組決定他才去住院，但住了沒幾天，他還是不顧醫生勸阻硬出院了，一邊牽引，一邊工作。後來在其他部上司和醫生的反複勸說下，他才勉強去廣州叢化療養。治病期間仍堅持到中山大學、華南工學院調查研究。第二年春，楊老帶着牽引器械，深入到邯鄲、邢台、石家莊等地的農村，調查了解中國小教育情況。楊老戰勝病痛的毅力，實在讓我們歎服。
1963年12月，教育部又與高教部分設，楊老仍任高教部長、黨組書記，我任高教部人事司副司長、機關黨委專職副書記。楊老不僅非常重視和支援機關黨委的工作，而且還采取靈活多樣的形式，開展思想教育工作。他倡導的“食堂講話”就很受幹部們歡迎。他利用早飯後上班前的時間，在機關大食堂講上十幾分鐘，最多也不超過30分鐘，每一兩周講一次，他每次講話都密切聯系目前工作和幹部思想實際，針對性很強，是以大家都很愛聽。楊老堅持以普通黨員身份參加黨的基層組織活動。當時黨支部、黨小組開會，都是在晚上，楊老再忙再累也要按時參加，如果确有重要事情不能參加時，他都事先請假。部機關黨委召開全體黨員大會，他隻要在機關，就一定要參加，而且和其他黨員一樣，坐在台下認真聽機關黨委的工作報告。
楊老一生清正廉潔、一塵不染，不僅自己不以權謀私，也不準身邊的從業人員利用他的名義謀私，不管誰找他辦事，一律秉公辦理，從不徇私情。楊老除工資之外，其他收入一律不要。他連任幾屆全國人大代表，當時每月發給代表的50元車馬費，他從未收過。他出國通路，對方給代表團成員的零用錢，他都不接受，對方贈送的禮品，回國後都一律交公。在國内視察從不接受地方宴請，堅持住普通招待所，在食堂就餐。一次在湖南師範學院就餐，校方多加了兩個菜，他堅持不吃飯，就是多加個雞蛋，他也硬是不吃。
1964年9月，我代理部辦公廳主任，楊老雖已是67歲高齡，但仍然是通宵達旦地工作。他每天都收到大量黨内外檔案、刊物、内部參考資料以及報紙等，白天大都是參加會議、調查研究，而起草修改審批公文和閱讀有關資料都放在了晚上，直到處理完才休息，從不拖拉積壓。楊老1965年1月到最高法院工作，不久文革爆發，楊老被打成“走資派”、“叛徒”，倍受折磨和迫害。我也被打成“走資派”、“右傾頑固勢力代表人物”，下放教育部安徽幹校勞動改造，粉粹“四人幫”後才回到北京。幾天後，我們夫婦去看望楊老，10年未見，他已是老态龍鐘的80歲老人了，但精神尚好。1978年3月，在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楊老當選為人大常委。1979年2月，任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副主任。1980年9月，在五屆全國政協三次會議上，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大期間，他寫信給黨中央，請求辭去一切職務，按制度離休，中央接受了他的請求，大會主席團給他寫了緻敬信。1983年11月10日，楊老在北京病逝，享年86歲。他臨終之前一再叮囑，喪事從簡：一不開追悼會；二不留骨灰；三把遺體捐給醫學事業。當我趕到醫院時，楊老已經坦蕩平靜地走了，在場的人都淚流滿面，我更是泣不成聲。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獻給了黨和人民，獻給了偉大的共産主義事業，而他的革命精神、他的崇高品質、他的高風亮節、他的音容笑貌永遠地留在了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