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寇制慘案 同胞受酷刑——綏遠省“四三慘案”見聞（4）
閻葆昌
剛一被捕，我們九十多個人分别關押在三個地方，一處就是關押我們的新城警察署，另一個是舊城警察署（在現在的興盛街東口路南），再一個地方就是日本憲兵隊（現在的中山西路西段——原東順城街路北）。起初，敵人在三個地方分頭審訊我們。所謂“審訊”，就是用慘無人道的刑法逼我們招供，讓我們承認有“反蒙抗日”的罪行。
所謂“反蒙”，就是反對“德王”的僞“蒙疆聯合自治政府”。被捕的都是仇恨日本帝國主義的愛國青年，“反蒙抗日”是事實，但是在敵人的面前誰也不承認自己有罪。于是,敵人就用往死打來吓唬，而且後來真的打死了我們的同志。
入獄沒有幾天，就聽說閻湧被打死了。接着，噩耗便接踵而來，今天說某人被打死了，明天又說某人被打死了。
日寇的嚴刑拷問不見奏效，而且三處分押牽連的力量太大，很是傷腦筋。于是，就在新城關帝廟街路南的一個院子裡，專門為這個案件成立了一個機構，名叫“搜查本部”。搜查本部下設幾個組，分頭審訊我們。每個組都有日本鬼子，還配備了翻譯和打手。
敵人開始說我們有反蒙抗日言行，接着又說我們是“綏蒙抗日救國會"，繼而又說我們是共産黨。為了誘供、套供、逼供，鬼子漢奸編了一套假話，逼我們承認。
敵人說什麼我們都是“中共厚和市委員會”的，閻繼璈、白國華、李樹基是市委書記；說市委設有組織部和宣傳部，說我是宣傳部的幹事，部長是沙文良，還說有三個區分部，就是新城區分部、舊城區分部和車站區分部，等等。這本來就是鬼子編排的鬼話，是以也就沒有人承認。
七月十二日晨，我們被押到新城警察署，被關進了牢房。那裡是房子套房子，每間房子隻留着一個小小的窗戶。面積僅僅幾平方米的一個小房間，就關押着十幾個人，擁擠不堪，連幫身都困難。我們在監牢裡過着非人的生活。
入獄不幾天我就得了傷寒病。病稍好一些，剛剛能行走，就被帶出去過堂。那時天已經冷了，都下了雪，地上結着冰。鬼子讓我站在冰冷的院子裡交代“罪行”，我說我沒有罪，他們就扒光我身上的衣服，捆住我的雙手，将我綁到壓水井的井把子上，讓特務壓涼水往我身上澆。那時已是初冬，塞外的天氣已經冷到了零下，再加上我剛剛病好，讓敵人這麼一折磨，起先我渾身顫抖，漸漸就支援不住倒了下去。敵人看見我摔倒了，就松開綁，把我拖進了屋裡。
“你交代不?不然再讓你暖和暖和!"一個鬼子手裡搖晃着燒紅了的爐鈎子，邊說邊往我頭上、手上亂燙，邊燙邊說：“剛才你冷了，這回讓你好好地暖和暖和。”我疼痛難忍，滿腔怒火。看到我的慘狀，這群魔鬼狂笑不止。
更加殘忍的是，敵人不僅摧殘我們的肉體，還要折磨我們的精神。有一次審訊，鬼子把我和弟弟同時帶了去。先把我吊在梯子上，叫我弟弟跪在旁邊，讓他承認是共産黨，是新城區分部的組織委員。根本沒有這回事，我弟弟哪能承認？于是敵人就拷打我，給我灌涼水。弟弟不忍看，憤怒地低下了頭。一個鬼子就上前用力搬起他的頭，非讓他看不可。這群惡魔真是殘忍到了極點。
我們在新城警察署押着的時候，有一個漢奸翻譯姓張，長得肥頭大耳，人們都叫他“張胖子”或“胖官”。這個張胖子也得了傷寒病，想要輸血。一檢查，我兄弟的血型和他的相同。于是，就從我兄弟身上抽了大量的血，輸進了張胖子罪惡的軀殼。然而善良的血也沒有救了“胖官”的狗命，他還是死了。
我兄弟的身體是以受到了嚴重的摧殘，在獄中得了胸膜炎和肋膜炎，得不到治療，還要過堂、受刑，身體被徹底搞垮了。我的手指被吊得彎曲變了形，頭上、手上留下了許多傷疤。而我的哥哥——閻閏昌則含冤死于獄中，那年他才二十四歲。這就是我們兄弟三人的遭遇。
慘遭折磨的何止我們弟兄三人，被捕入獄的同胞，都經受了敵人的酷刑。有位馬铎善，是厚和特利市市立第二模範國小校（現蘇虎街國小的前身）的校長，他每天都要被帶出去過堂。敵人用鞭子抽他，用鐵棒打他。他的腦袋被打壞發了炎，起了一頭瘡，瘡上又長了蛆，滿頭爬，痛苦至極，終于被折磨死了。
何麟書是省立第五完小的校長，在獄中表現得很堅強。敵人審訊，他什麼也不說，敵人打得再狠，他也不哼一聲。鬼子就天天把他叫出去打，打完了不給飯吃。“三九”天把他拉出去打，打完了澆涼水，全身衣服結了一層冰。鬼子漢奸們打得累了，就把他推到冰灘上去站着。敵人歇夠了再打。就這樣，何麟書活生生地被他們打死了。
還有位李士奇，是實業中學的教員，他也是什麼都不承認。敵人把他拉出去壓杠子，灌涼水，完了又用棒子打，打完了又把他吊起來，一直折磨至死。他死了以後，又把他的妻子和孩子抓到獄中。
五、六歲的孩子看見了爸爸的屍體，哭着大喊：“爸爸，爸爸！”向前撲去。凄涼恸心的哭喊刺痛着每個難友的心，大家怒火滿腔，熱淚湧流。
敵人對被捕的女同志不僅嚴刑審訊，還百般侮辱。在審訊中，沒有人性的敵人常常扒光女同志的衣服，讓她們赤身裸體，敵人進行打罵、羞辱，以此取樂。
有個蒙古族女同志，名叫雲華，是土默特國小的教員。她是帶着身孕被捕的，在獄中生了一個男孩子。多虧同牢房的難友們百般照料，才使她們母子二人活了下來。
我們被解到“搜查本部”，敵人愈發是變本加厲地施以酷刑。敵人夜以繼日地審訊我們，審訊中敵人的吼叫聲，刑具的碰擊聲，受刑者的慘叫聲……使周圍的居民毛骨悚然，晝夜不安。當時，人們稱“搜查本部”為“閻王殿”。行人甯可繞道而行，也不願從“閻王殿”附近經過。
我們的案子拖了好幾個月。這當中，不少人慘死在獄中。到了一九四四年春季，把我們都定成共産黨，送進了“厚和監獄”。
由于這個案子牽涉面廣、影響大，日寇内部對此案的看法也不完全一緻，再加上社會輿論的壓力，是以，敵人對我們這些“案犯”逐漸管的松了。從一九四五年四月開始，就可以取保釋放了。我們九十多個人中幸存的三十幾人從四五年四月到七月先後被保釋出獄。我是一九四五年五月出獄的。
我們帶着遍體鱗傷，結束了囚禁生活，離别了這人間地獄。然而，獄中的非人待遇，鬼子的殘暴野蠻，殘忍的酷刑，倒在血泊中的難友……，這血海深仇卻永遠地銘刻在我們心頭。
當時，隻有閻繼璈、章濟人(病逝)、董遂平、王登魁、畢裕珍等五、六個人沒有釋放，被解送到了張家口。後來我黨解放了張家口，除章濟人傳回故裡以外，其他人都就地參加了革命隊伍。
我們出獄不久，日寇無條件投降了。（國柱、長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