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前：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要實作高水準科技自立自強，必須大力弘揚科學家精神。“會士”是科技界學會會員的最高稱号，中國汽車工程學會會士是中國汽車科技領軍人才的代表。記錄他們的奮鬥故事，書寫他們的科研精神，有利于激勵行業踔厲奮發，為實作汽車強國而共同奮鬥。
為什麼要創造企業？
很多人是為了賺錢獲利，境界更高的，是為了生産出改善人類生活方式的産品。其中包括科學家創業，為了讓前沿技術能夠産業化，走出實驗室，為人所用。
然而，有一位在創業的老院士，他的目的跟正常邏輯不太一樣。他辦企業賺錢，是為了反哺科研，能讓他無後顧之憂地待在實驗室裡。
雞生蛋還是蛋生雞，重要嗎？重要的是，蛋生雞後，可以繼續孵蛋。
這肯定不是“企業家精神”，但卻是一種“科學家精神”。
轉型
這位正在進行新創業的老院士，就是郭孔輝，大陸第一位汽車領域院士。他在2007年創辦的公司叫長春孔輝汽車科技有限公司（簡稱“孔輝科技”），這兩年也逐漸有名起來，随着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車的崛起，成為做空氣懸架的龍頭企業。
“您當時為什麼要大聲疾呼，中國汽車産業必須發展自主品牌？”記者問他，“那時候，這個觀點可是很小衆，會被不少人駁斥的。”
2024年春天，記者來到郭院士在長春的家裡，回顧起了19年前的采訪往事。當年，因為報道了他的這個觀點，稿子引起不小反響。89歲的老院士，坐在北國春城午後的春和景明中，眯起眼睛，緩緩地說：“因為我想搞科研，不發展自主品牌，中國人哪有做研發的機會？我們還要從日本、德國進口技術，我咽不下這口氣。”記者以為，他會先說國計民生，結果他卻先說科研理想。
近20年後，今天我們已經看到了，伴随着“換道”于新能源和智能網聯，中國自主品牌汽車強勢崛起，汽車産業取得了系統性成就，“中國人要做研發的機會”裡含着微言大義。
而那時不一樣，就連某部級上司都試圖說服郭孔輝：搞自主品牌不現實，銷售規模小，配套成本降不下來……但他沒看到，隻有自主品牌整車發展起來了，自主的配套企業才有市場，才能帶動自主研發，才能讓消費者享受成本效益更高的産品，才能讓中國科技工作者有更多的發揮空間。這是個體系呀！要不，各強國為啥都重視汽車産業呢？
在這個産業邏輯和時代背景下，這幾年郭孔輝和他的公司一起，實作了“轉型”，實作了“逆襲”。郭院士在成為企業的郭董事長後，終于又成功地“降級”為公司前瞻技術部負責人。這個“降級”讓郭孔輝感到無比欣慰——實作了初衷。
選擇
在東北生活了68年的郭孔輝，是福建人。汽車圈一直津津樂道于他的家庭背景：酒店大王、亞洲糖王郭鶴年，是他的堂叔；作為郭氏家族子弟，幾次拒絕了父母要求他出國團聚并繼承家業的召喚，留在國内搞科研；他從小生活的心遠廬，現在已經成了郭宅博物館……
記者打趣他：“您是不是有經商的基因呀？”郭院士笑着說：“這個基因可沒怎麼繼承，我适合搞科研。”1952年，這個華僑富商的後代，考上了清華大學航空專業，大二該專業并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大三因有海外關系，轉到了華中工學院汽車拖拉機系，該系後來并入長春汽車拖拉機學院（現吉林大學），1956年畢業後成為一名汽車技術科研工作者。兩年後，随着一機部北京汽車拖拉機研究所的一分為二，他随汽車研究所來到長春，從此紮根在這片中國汽車的發源地，一生執着于汽車懸架設計與振動研究。
“您培養這麼多學生，最看重他們的什麼品質？”記者問。“首先，得有理想，有家國情懷，不能說學習隻是為了找個工作。”他說。畢業不久，郭孔輝的父母從馬來西亞回國，希望他能出國團聚并繼承家業，而他卻選擇了留在國内繼續從事汽車技術研究，這個選擇最終成就了中國汽車行業的第一位院士，也成就了今天的一家獨角獸企業。
但其實，彼時那個拒絕成為“富二代”的年輕科技工作者，在很長一段時間内，工作并不順利。
“在計劃經濟下，解放牌卡車一車難求，沒有改型的需求，30年一貫制。這種情況下，汽車研發人員能有什麼事做？”他說。是以，從1956年開始搞空氣懸架研究的郭孔輝，隻能幫助北京無軌電車進行改造，卻也“好景不長”，項目很快下馬。之後，國家進入特殊時期，郭孔輝過上了一邊挨批鬥寫檢查，一邊沒有樣車隻靠看資料做研究的日子。
一個國家不把精力放在科研上，在國際上早晚要丢臉、要被動。上世紀70年代初，為國家上司人服務的紅旗車無法高速行駛，導緻在國外遠落後于其他國家的車隊，數學、力學基礎都比較好的郭孔輝被要求“放下思想包袱”，上陣解決問題。他帶領團隊，在沒有标準試驗場地的情況下，以創新的方法解決了高速操縱穩定性評價問題。同時，也是以進入了輪胎力學的研究領域，并幫助紅旗的新款車774研究轉向與懸架問題，幫助解放141解決擺振、方向盤轉向沉重問題。
車輪擺振、輪胎力學，操縱穩定性、行駛平順性，這些都與底盤、懸架有關。穿越艱難時期，堅持在有限的條件下沿着一條脈絡研究不辍，這些耐住寂寞的時光，陪伴了中國汽車工業的成長。
創業
真正的科學家，總是會選擇那些能全身心投入到前瞻技術、基礎技術研究中的機會。
1993年，在吉林工業大學（後并入吉林大學）校長兩度發出邀請之後，郭孔輝調入高校工作。第二年，他成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即便後來當了副校長，我還是希望少做行政，安心科研。”他說，“我帶領建立了國家重點實驗室，集中精力研究操控穩定性。”
然而，即便在大學裡，郭孔輝的科研工作依然面臨很多掣肘。比如，争取到了科研經費，想使用卻非常困難；要安裝大型試驗台，學校沒有合适場地；想招更多科研人員，囿于編制無法實作。“學生建議辦個公司，用市場的辦法來破解這些難題。”郭孔輝回憶。于是，2007年長春孔輝科技成立了，目的就是友善搞科研、賺錢養科研。
這真是一次初心獨特的創業。公司先從擅長的事做起，賣K&C試驗台。那時候，隻有國外能做這種試驗台且售價昂貴，而郭孔輝團隊為了能進行底盤和懸架研究，先自主研發出了試驗台的國産替代方案。賣試驗台的成果是顯著的：由于有做試驗裝置的基礎，對底盤的了解更深了；賺到錢之後，停滞多年的空氣懸架研究重新開始了；後來在向新能源汽車轉型的過程中，這種試驗裝置為中國企業提供了不少助力。
“我們的優勢是，有長期做科研的基礎，做試驗裝置的基礎，還有吉林大學源源不斷的博士生。”郭孔輝說，“這種産學研一體化的優勢，别的企業不太容易有。”
即便有這些優勢，孔輝科技在創業的頭10年，依然“有上頓沒下頓地找飯吃”。科學家創業有很多“不擅長”，比如，協調各方面關系，“最大的短闆就是做銷售”。以及，那種總是從科研角度想問題的思維方式。
科學家精神，用在經營企業上，不靈。
回歸
好在，兒子郭川有郭氏家族的商業思維。更幸運的是，在孔輝科技做足了技術積累後，中國汽車産業發生了劇變。
在幾十年的科研之路上，郭孔輝其實經常“不合時宜”。青年時期，因計劃經濟下汽車不需要改款換型而無事可做；沒有私人汽車消費，舒适度更好的空氣懸架項目被下馬；中年時期，合資企業在中國是主流，他為本土研發人員無用武之地鳴不平；自主整車品牌弱，作為自主供應商難生存。
然而，在創業10年後，80多歲的郭院士有了新機會。“這些年中國汽車産業發展得快，就是因為開放和創新。”郭孔輝說，“電動化使汽車的承載系統發生很大改變，造車新勢力出現了，同時中國汽車品牌開始高端化了。”電動化車型賣得多了，使空氣懸架得以廣泛應用；造車新勢力多了，使本土供應商獲得更多機會；中國品牌高端化了，才能容納空氣懸架帶來的成本。2018年，郭川把公司遷到了浙江，長春孔輝有了浙江孔輝這個子公司，一舉打開市場。如今，孔輝科技已經占有國内空氣懸架市場半數以上的份額，成了獨角獸企業。
雖然上陣父子兵，但科學家父親和企業家兒子一起創業，産生摩擦是必然。
有一次，要做前瞻性研究的郭孔輝要買一輛試驗用車，郭川卻因企業經營成本問題而沒同意，父子之間鬧了别扭。“我們吵架，經常是因為‘遠、近’問題。”郭孔輝說，“我主要關心技術能否成長、能否領先，他更關心公司的效益、收入。”雖然這樣說，郭孔輝其實十分贊賞兒子，也很樂意看到公司發展起來之後，他能安心回歸科研。
以前郭孔輝是董事長，現在郭川當了董事長；以前長春孔輝是母公司，現在浙江孔輝成了總公司。“您是‘降職’為研究院院長了嗎？”記者問。“不，我連院長都沒當上，他有管産品研發的團隊。我負責長春孔輝，做前瞻技術和試驗裝置，我管未來。”郭孔輝笑眯眯地回答他的新職位，“必須要在技術上保持領先！”
在産業轉型的年代，很多工程技術人員掉隊了，而年紀這麼大的郭院士不僅站在了産業發展前沿，還能成功地新創業，為什麼？郭孔輝說，他非常重視學生的學術基礎，“未來産業還會發生很大變化，基礎好才能有真正的創新，才能做出颠覆性創新的研究，無論遇到什麼變化都能跟上。”他說，“要腳踏實地地做對産業有利的事兒。”
近90歲的老院士，可能是為數不多在公司裡職位“越來越低”，卻終于實作了初心的創始人。現在，他可以一心一意地搞科研了，“我的新技術，不告訴你。”他神秘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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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胡轶坤 編輯：孫煥玉 版式：李沛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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