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記本”注：本文作者為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賈瑞雪、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的聶輝華和西南财經大學的肖偉，定量研究顯示，在中國高校經濟學院擔任院長，年均論文發表量至少會增加0.7-0.8篇。這些額外增加的論文主要是同本校其他人的合作成果。換句話說，希望和院長合作的同僚較多，這使院長發表的論文也增多了。
該研究還發現，這些新增的論文研究主題多數不同于院長上任以前的研究領域。當了院長以後，院長合作研究的并非自己所擅長或長期從事的領域，而更多是合作者主導的研究方向。由于“隔行如隔山”，更換研究領域往往很難；加之院長的行政事務較多，這意味着院長在合作發表論文時常常是“挂名”即可。
值得注意的是，該研究發現對于頂尖大學和頂級期刊而言，權力帶來的論文發表影響甚微。對于上任以前論文發表量就很多的學者而言，權力效應也相對較小。是以，這意味着院長發表論文數量的增長主要同其掌握的資源配置權力有關，很難說是院長的能力或聲望使然。是以，這說明在知識創新的過程中存在值得關注的權力扭曲現象。換句話說，高校競争和學術聲譽機制可以抑制權力的任性。
引 言
學術資源的配置設定是一個重要問題。
一般來說，我們認為學術資源應該更多配置設定給那些學術潛力大、能力強的學者，但在權力至上的社會裡，情況卻并非如此。一些手中握有權力、但缺乏學術水準的學者，往往會有更多的資源。但迄今為止，仍然缺乏相關的研究。在這篇文章中，作者研究了在中國學術界，權力與學術成果發表之間的聯系，并嘗試讨論行政權力如何影響學術成果的數量和主題。這一研究為知識生産中的尋租提供了實證證據。
具體來說，我們可以研究大學的院長，因為其權力來自行政等級而不是學術能力。
為了提供系統的實證證據，本文将重點放在經濟學領域，并建構了各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個人資訊和學術發表的資料集。在學術發表方面，本文隻關注中文期刊（因為審稿時間較短）。通過研究這些院長在得到任命前後的學術發表情況，可以定量評估行政權力對他們學術發表的影響。
在分析中，一個主要的實證問題是，上級在任命院長時，可能是根據此人之前的學術發表情況而考慮任命，是以存在嚴重的内生性。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本文使用了一種事件研究方法，該識别政策消除了不随時間變化特征的影響。具體來說，在分析中既包含了年度固定效應，也包括了諸如個人能力之類的不随時間變化或緩慢變化的因素。
本文的主要結果已經在摘要中說明，對于這一結果，本文給出了三種可能的解釋。第一個是“能力效應”，即處于學術上升期的學者更有可能成為院長。由于他們處于上升期，是以之後會有更多學術發表。第二種是“聲譽效應”，即院長的聲譽可能會提高他們文章發表的可能。其他學者會認為，将院長們包括在作者内，可以增加文章發表的機會。最後一種解釋是“資源效應”，即權力會影響資源配置設定。同校學者會感到壓力并積極尋求院長為共同作者，因為這與資源配置設定密切相關。
如果學術發表的增加主要是由院長的能力和聲譽決定的，那麼本文的發現并不一定意味着扭曲的資源配置設定機制，因為本校學者的資源和努力并不一定會受到影響。然而，各種實證證據都表明，前兩種管道無法解釋本文的結果。恰恰相反，第三種解釋和我們的結果最為一緻。這意味着學者可獲得的資源取決于他們與院長的關系。此外，由于學者們面臨着兩種配置設定時間的選擇，即進行研究或者與院長建立良好關系，是以，本文的發現也暗示着這一學術體制下的扭曲。
從廣義上講，我們的研究為有關人力資本和實物資本資源錯配的研究做出了貢獻。之前的一些研究表明，不同工業部門之間的資源配置設定存在不當。在有效的資本市場中，應将資本配置設定給生産率更高的生産者。同樣，在效率導向的學術界中，應該将資源更多配置設定給學術能力更強、更有效率的學者。然而，在一個以權力導向的社會中，可以獲得資源的，不是生産力高的研究人員，而是與上位者有緊密聯系的人。我們也發現，對于學術能力比較差的院長來說，擷取權力可以增加他們的學術發表，這表明資源效應對于他們更為重要。
中國大學的行政體制屬于國家官僚體制的一部分，是以，院長的行政權力可能會産生比較特殊的影響。但是，本文的發現也可以推廣到不太極端的情況，即大學的自治程度低、受行政權力影響大的地方。例如，在對日本和香港大學的調查中，有研究發現，等級制權力關系在成果署名中常常淩駕于智力貢獻。即使在歐洲和美國，行政權力對研究成果的影響也客觀存在。是以，盡管本文研究專注于中國的特定領域，但其發現卻反映了學術界的一個普遍問題。
背景和資料
（1）背景：
本文的樣本包括了中國95所入選“211工程”、有經濟學院的大學。在這95所大學中，有29所也屬于“985工程”大學。本文重點關注這95所學校經濟學院的負責人，即院長/執行副院長等，統稱為院長。
在中國的大學中，院長作為學校的行政上司，負責教學、學術研究、與其它機構的溝通以及許多其它行政職能。他們至少通過三個管道影響其他學者的資源：（1）甄選和決定學者的晉升；（2）是否有資格獲得政府的補助；（3）是否有資格獲得政府提供的獎項和基金。
具體而言，在學院内部，院長們有最終拍闆權，他們決定了其他學者的工資和福利等。除了正式的工資和福利，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補貼在最近幾十年裡通過各種計劃變得越來越重要。由于這些計劃需要學院的推薦，是以院長的支援對于是否能獲得這些計劃支援至關重要。
對于大學以外的資源（例如國家科技獎和基金項目），院長的推薦也很重要，且通常是前提條件。例如，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NSFC）和中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NSSFC）等主要的研究資助機構不接受個人申請。學院收集并評估所有申請，然後決定哪些适合送出。是以，院長的影響對學校研究人員可擷取的大部分資源至關重要。
此外，在公立大學中，行政系統也是國家官僚體系的一部分，是以，當他們任期屆滿時，像政府官員一樣，通常會獲得提拔，或者轉為其它職位或多或少具有同等權力的職位。是以，當他們離任後，他們的權力影響也常常會持續下去。我們的資料集顯示，在卸任後，隻有少數院長沒有擔任行政管理職位，但這也為本文提供了有用的子樣本，以用來評估失去行政權力的影響。
（2）資料：
本文首先收集了各大學院系在2009年在任院長的姓名，然後收集了他們在1990年至2009年之間的學術發表記錄。本文選擇1990年作為起始年份，是因為從1990開始，期刊論文發表才成為考核研究人員的重要标準。本文所建構的資料集包括來自95所大學的99位院長（有四所大學具有兩個不同的經濟學院）。
我們的資料來源包括：（1）各學院官網的履歷；（2）百度百科；（3）中國知網（CNKI）；（4）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NSFC）、中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NSSFC）、中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金（HSSFC）的網站。我們所關注的期刊是中國各大學廣泛關注的經濟/金融期刊（應該是C刊）。在這些期刊中，《經濟研究》，《中國社會科學》，《世界經濟》和《經濟學（季刊）》是四本Top期刊（管理世界不服）。此外，我們使用作者的機關來定義本地合作（與同一所大學學者的合作）和非本地合作（與其它大學學者的合作）。這裡的合作是根據作者署名定義的。NSFC、NSSFC和HSSFC則提供了基金撥款的資訊。此外，我們收集了各大學/學院的特征，包括學校教職人員人數和研究經費等。由于難以擷取不同年份的資料，是以我們着重研究它們在2000年的橫截面變化，并允許其影響随時間變化。
本文的主要因變量是學術論文發表數量，由于本文的樣本中很少有人發表英文文章（赤裸裸的嘲諷），是以本文專注于中文文章。此外，與英文期刊不同，中文期刊的發表周期通常短于一年，使本文可以将出版年份與成為院長的時間聯系起來。根據已有文獻的計算，在《中國工業經濟》上發表論文的周期大約是64天。
為了了解行政權力影響學術發表的管道，本文計算了獨立作者與合作作者論文發表的數量，并且将本地合作（“必記本”注：與同僚或學生合作）與非本地合作（與其它大學的學者合作）差別開來。此外，本文進一步研究了學術論文的研究主題，以研究學者在成為院長後，所發表的學術論文研究主題是否發生改變。具體來說，我們分兩個步驟定義“主題相似性”。首先，根據成為院長五年前發表的文章标題，确定出現頻率最高的5個短語，并用它們定義一個學者的研究領域。接下來，按标題中的短語逐年計算論文标題中這5個短語的出現頻率。
最後，本文收集了政府支援的研究經費資料，包括NSFC、NSSFC等，這些資訊為權力對資源配置設定的影響提供了證據。
關鍵變量的定義總結如下：
Dean是一個虛拟變量，在被任命為院長後指派為1，這是主要解釋變量；
Age根據個人履曆中的出生年份計算得到；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是各人每年在學術期刊上發表的文章數量；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f the school是各院長機關所有研究人員每年的論文發表數量；
The number of single-authored publications是指各人每年在學術期刊上發表的獨立作者文章數量；
The number of co-authored publications是每年與其他研究人員合作發表論文的數量；
Events of local collaboration是各人每年與本機關研究人員進行合作活動的總和，合作事件的數量略高于合作論文的數量；
Cognitive similarity衡量擔任院長前後所發表學術論文主題之間的相似性；
Receiving a major grant是一個虛拟變量，若某一年拿到基金項目則指派為1。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下表。在所有樣本中，成為院長的平均年齡為44.2歲。在所有99名院長中，隻有6人是女性，11人從英美兩國獲得博士學位。平均而言，每人每年發表1.9篇論文，其中1.3篇是合作論文。這些出版物94％發表在非頂級期刊上，本地合作的頻率大約是非本地合作的四倍。獲得研究基金項目支援的平均值為7.6％。
（3）識别政策：
本文使用的第一個識别政策如下式所示，這一方法用于識别逐年的影響：
第二個識别政策如下式所示，這一方法用于識别平均影響：
實證結果
（1）權力對學術發表的影響：
第一個識别政策的結果展示在下表中：
上表第（1）欄顯示，在一個學者成為院長以後，其論文發表的數量顯著增加，這種影響随着時間的推移而增加，數量從每年0.5到2.9篇不等。在控制了性别、海外經曆、年齡和年齡平方項的情況下，第（2）列中結果與第（1）列相似，表明這一結果無法用生命周期理論（發表與年齡的關系）來解釋。
在第（3）欄中添加了個人層面的固定效應後，結果同樣類似。第（4）欄進一步控制了學院教職人員數量和研究經費，結果依然與之前相似。
将上表中第（4）列的估計系數可視化，如下圖所示，表現出兩種明顯的模式。首先，成為院長後，學者的學術發表數量顯著增加。其次，與成為院長後相反，在學者成為院長之前，其學術發表數量并沒有表現出增加的趨勢。也就是說，第一種解釋“能力效應”沒有得到證據支援。
但是，一個可能的問題是，學院一級遺漏的變量可能導緻這一結果存在問題。例如，随着時間的推移，人力或物質資本的增加會影響所有研究人員的論文發表。是以，在上表的第（5）列中，本文使用全學院的論文發表作為被解釋變量來進行回歸。結果顯示，在這些學者晉升為院長後，其所在學院的整體學術發表沒有顯著增加，這表明本文的基準結果不太可能是由于學院層面的沖擊導緻。
在上表的最後一行中，本文給出了平均效應。平均來說言，擔任院長會使學者的每年論文發表數量增加0.7-0.8篇，約占平均值的37-42％。此外，本文也使用了非線性模型進行讨論，下表是使用泊松和負二項式回歸的結果，當使用這些非線性模型時，估計結果是每年約0.5-0.6篇文章。
研究行政權力對學術發表作用的另一種方法，是看權力消失對學術發表的影響（即讨論“人走茶涼”是否存在）。由于院長在卸任後，往往會獲得提拔，是以這種情況相對較少。在本文所建構的1990-2009資料集中，隻有兩個院長在卸任以後不再擔任行政職務。是以，本文将樣本從2009年擴充到2015年，擷取了包括13名院長的子樣本，他們在卸任後不再擔任任何管理職務。結果如下表所示，失去行政權力會導緻學術論文發表數量顯著減少。這一結果為行政權力對學術發表的影響提供了進一步的支援。
（2）行政權力如何影響到學術論文的發表？
①本地合作 VS 非本地合作
為了解釋學術論文發表增加的原因，首先分别檢查了單獨作者者和共同作者的論文，結果如下表所示，顯示論文數量的增加是源于後者。表3的第（1）–（2）欄顯示，擔任院長後，共同作者論文的數量有所增加。對平均效果的分析表明，擔任院長可以使共同作者論文每年增加0.71篇，超過平均值的50％（1.303篇），但對單獨作者論文數量的影響很小。
對于共同作者論文，本文進一步使用作者的機關來定義本地合作（與本校學者）和非本地合作事件（與外校學者），結果在上表（3）-（4）欄。結果顯示，在擔任院長之前，本地合作沒有表現出上升趨勢，但在晉升為院長後，本地合作顯著增加，外地合作始終沒有顯著變化。對平均效果的估計表明，學術論文發表數量的增長是由本地合作推動的：成為院長後，本地合作每年将增加0.655，約為平均值（1.343）的49％。與之相反，對非本地合作的影響卻微不足道。
讨論這些結果的另一種方法是研究合作者的數量。在本文資料集中，平均每個人在擔任院長前有8.1位合作者，而在擔任院長後有13.7位合作者，這表明有更多人希望與院長合作。綜上所述，這些結果證明了行政權力如何影響學術成果：傾向于與院長合作或的本校學者更可能受到院長行政權力的影響，由此增加了院長自己的學術發表。
②研究主題的變化
本文進一步研究了院長上任前後學術論文的研究領域和研究主題。如前所述，使用上任前五年以上發表的文章作為基準，來定義一個學者的研究領域，并逐年檢查其學術發表的主題相似性，結果如下表所示：一個學者擔任院長後，其學術論文的研究主題會顯著偏離于他的早期研究。這一結果表明，擔任院長不僅會影響一個學者發表學術論文的數量，而且會影響學術論文的主題。
③不同大學的權力效應
為了檢驗不同大學之間權力對學術發表影響的異質性，我們将大學分為985大學和非985大學（即頂尖大學與非頂尖大學），如下表所示。表5的第（1）-（2）欄列出了逐年影響的估算值。與之前的結果一樣，在擔任院長前，學術論文發表都沒有顯著增加。但是在晉升為院長後，非985高校的這些學者們的學術論文發表都有了顯著增加。下表的最後一行報告了平均影響。在非985大學中，成為院長後，學術論文發表量平均每年增加0.854篇，約為平均值（1.561）的54.7％。然而，在985大學中，影響較小（僅為平均值的21.4%）且不顯著。這些結果證明，在中國的頂尖大學裡，行政權力的影響要弱于非頂尖大學。這一結果有多種可能的解釋：例如，頂尖大學中的同齡人之間存在更多競争，可以限制權力的濫用。另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在非頂尖大學中，教職員工的外部選擇往往更少，是以有更大的動機去“賄賂”掌權者。
④不同期刊的權力效應
本文還根據期刊的品質進行了讨論。通過對Top期刊和非Top期刊進行分樣本回歸，證明了擔任院長僅能增加在非Top期刊上的學術發表。上表第（3）-（4）欄顯示，擔任院長對Top期刊的論文發表數量幾乎沒有任何影響，但是顯著提高了在非Top期刊上的學術發表。這一結果顯示，學術論文發表數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品質的提高。
（3）為什麼行政權力會影響學術論文發表？
①能力效應
“能力效應”是指學術水準較高、處在學術上升期的學者，更有可能被提拔為院長。但由于至少三個原因，這一假說難以解釋本文的結果。首先，本文的識别政策将個體固定效應和個人論文發表趨勢包括在内，結果已經顯示，成為院長之前，學者的學術論文發表數量趨勢并沒有明顯變化。
其次，在考慮了學者擔任院長前的學術發表生産率後，結果顯示能力不太可能成為本文基準回歸中的混淆因素。這裡用某學者擔任院長前五年内的年平均論文發表數量來衡量其生産率。具體來說，将學者分為兩類：擔任院長前生産率高于中位數的一組和和低于中位數的一組。分樣本回歸結果如下表所示。平均而言，高産組的發表量是低産組的兩倍以上。但是，對低産組來說，擔任院長很重要，而對高産組來說并不是那麼重要：前者的影響要高出60％以上，後者要小一些（約30％）且不顯著。這一結果進一步表明，能力效應不太可能成為行政權力效的驅動因素。
第三，在之前的結果中，本文還發現存在“人走茶涼”的情況。如果行政權力與學術論文發表無關，那麼通過在回歸中加入年齡和年齡平方項來控制生産率的生命周期變化之後，可以預期失去權力并不重要。
②名譽效應
名譽效應認為，擔任院長的學者具有更高的知名度，是以會被更多作為共同作者，以增加學術論文的發表機率。但是，本文的結果不支援這一解釋。例如，如果名譽效應是行政權力影響學術發表的主要機制，那麼我們可以預期，對于具有較高生産率的院長來說，這種效應會更大，但這與我們資料反映的結果是完全相反的。此外，如果名譽效應是主要驅動機制，那麼行政權力的影響，應該會超越院長的行政管轄範圍。但實際上，行政權力影響帶來的學術出版增加，主要是由于本地合作（同校學者）的增加導緻的。此外，之前的結果也表明，增加的學術論文發表，實際上偏離了院長原有的研究領域，這也從側面反映了名譽效應的不可靠。
③資源效應
資源效應這一解釋認為，權力會影響資源配置設定，這也是中國學者最常考慮的問題，許多人都批評過中國大學研究資助系統的權力導向。在經濟學院中，院長作為最有權力的人，主導着學院的資源配置設定。在學院之外，院長作為學院的代表，有時還負責來自大學、政府或企業的撥款和資金。是以，我們的發現與這種解釋最一緻。尤其是，因為院長的權力往往隻局限在本校之内，是以他們合作發表的增加主要是由本地合作的增加驅動。其它假說無法解釋這一點。
為了提供更直接的證據，我們研究了行政權力是否會幫助院長獲得更多的基金項目。結果報告在下表中。結果顯示，在包括了各種控制變量後，行政權力的影響在5％的顯著性水準上仍具有統計意義，相對于均值而言仍然相當可觀：擔任院長可将獲得基金項目的機率提高約6.3個百分點，或均值的86％左右。值得注意的是，表格中的基金項目隻包括來自中央政府的項目（即常說的縱向項目）。由于缺乏資料，沒有來自地方政府或業界的撥款資訊（橫向項目）。是以，下表低估了院長行政權力對資源配置設定的影響。
應該指出的是，上述證據僅涉及許多資源配置設定中的一種，院長的行政權力還可能帶來其它類型的資源。基于案例研究，有學者認為，即使學生水準不夠，一些院長也可以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來幫助他們的學生獲得全國優博，這也是資源效應的一個補充。
是以，即使我們無法量化資源配置設定的每個方面，這些證據也足以表明，權力影響學術論文發表可以被資源效應所解釋。這一解釋也與我們先前的各種異質性分析相一緻。
結論
本文研究了中國的行政權力與學術論文發表之間的聯系。通過建構一個獨特的資料集，本文探讨了行政權力對學術論文發表的巨大影響。本文提供的證據表明，院長的行政權力影響其學術發表的機制是，與這些院長合作或為他們工作的本校學者，更有可能受其權力的影響，并通過合作為其學術發表做出貢獻。
本文的研究結果為這一問題提供了全新的視角，有着重要的政策啟示。已有的許多研究顯示，新思想的産生對一個國家的長期經濟增長至關重要，大學的管理影響着研究成果的産出，資源配置不當會對經濟發展産生負面影響。鑒于學術界是知識生産的重要貢獻者，我們應盡量確定其資源配置設定合理有效。不幸的是，本文的發現表明，目前中國學術界的資源配置設定受行政權力影響過大。但是，根據我們對不同期刊和不同大小的分析結果，可以通過适當的制度和方法來限制行政權力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