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寶林：策反工作要付出血的代價，許多戰士當場犧牲在這條戰線上

來源：《新周說》

【 書中提到了不少白區地下工作的案例，大段引用的幾篇當事人回憶文字尤其值得一看，其中展現了諸如地下工作資金來源、親屬關系在工作中的影響、敵後策反方式等諸多在相關影視作品中極易忽略或誤解的細節。作者特别強調了曆史經驗對于大決戰時期南京地下工作原則、方式與成果的重要影響，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秘密工作中的“酵母菌”原則（長評中有具體說明），或許也是黨的群衆路線（同樣是經曆一些列挫折後的經驗總結）在特殊情境中的運用吧。】

【編輯推薦】

中國共産黨自1927年國民革命失敗之後，被迫上山下鄉，走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并且在1949年取得勝利。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共産黨在城市的鬥争始終沒有放棄過，不過是轉入了地下，俗稱“地下黨”“地下鬥争”“秘密戰線”。

關于秘密戰線上的鬥争曆史，普通讀者了解不多。近年來，有關諜戰的影視作品，往往将當年複雜、立體的秘密戰線鬥争，簡化成為個别人的間諜生涯。事實上，當年中共隐蔽戰線的活動，絕非隻有潛入間諜那樣簡單，情報、策反以及對中間反蔣派人士的統戰工作，是其中重要組成環節，但其成敗受到政治、社會、輿情、軍事等各種形勢的牽制與多種因素影響，并不是孤立的活動。

本書主要叙述的是國共大決戰時期以中共中央上海局上司下的南京為主的地下鬥争。

南京的中共組織，自1920年代建黨以後遭受過八次大破壞，市委書記先後犧牲于雨花台。陳修良是第九位南京市委書記，1946年春她被中共華中分局派出重建南京市委。當初南京黨員隻剩二百來人，通過謹慎發展，到解放初達到兩千人左右。這些秘密黨員主要是各類知識分子、職員、勞工，還有國民黨政府公務員和軍隊及民主人士中的少數人士，以知識分子為上司主體。

這兩千左右人的創造性努力工作，不但徹底瓦解了号稱“固若金湯”的全副美式配備的國民黨海、陸、空三軍的長江防線，完整保護了南京古城和人民的生命财産安全，而且在最嚴重的白色恐怖之下，自身的組織保持不被破壞。這可以說是中共曆史上最為成功的一個隐蔽戰線鬥争案例。

本書作者唐寶林先生，也是《陳獨秀全傳》的作者，他依據史料描述了那些曾經冒着生命危險，為勝利渡江、避免城市毀城和軍民重大傷亡做出過貢獻的隐蔽戰線中的中共黨員和國民黨起義軍政人士所做的艱苦工作，語言生動感人。但本書又不是小說，沒有任何編造的情節，真實反映了國民黨的潰敗和南京解放的真相。

【作者簡介】

唐寶林，1939 年生，上海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長期從事中國革命史研究，出版有《陳獨秀年譜（1879-1942）》（合編）、《陳獨秀傳》、《宋慶齡傳》（主筆）、《中國托派史》、《陳獨秀全傳》、《拒絕奴性：中共秘密南京市委書記陳修良傳》等。

曆史不應遺忘

——出自第六章

隐蔽戰線上的鬥争是極其危險與殘酷的，特别是“策反”工作，因為要動員大批國民黨将領戰士起義，保密工作很難做得周全，是以，如王晏清禦林軍起義和賈亦斌預幹總隊的起義，雖然策劃是成功了，但最後隻有很少人到達解放區。大多數起義者或戰死，或被打散，或被抓走後處死了。還有些策反工作功敗垂成，被鎮壓了。是以，策反工作往往要付出血的代價，許多戰士當場犧牲在這條戰線上。例如以下幾次起義和血案。

周鎬策動國民黨第一綏靖司令劉汝明起義。周鎬，1910年1月出生于湖北省羅田縣，1928年考入桂系第四集團軍随營軍校（該校後改稱中央軍校武漢分校，黃埔軍校後身）步兵科第七期。曾參加“一·二八”淞滬抗戰和抗日反蔣的福建事變，事後到漢口被國民黨憲兵四團逮捕，罪名是“參加叛亂”。慶幸的是，負責審訊他的是他的一位舊友。這位朋友并不審訊他，反而是竭力勸導他：“兄弟，你是黃埔出身，何不加入複興社？這樣，過去的一切就可以一筆勾銷了。”周鎬遂同意試一試。就這樣，周鎬參加了複興社特務處，這就是後來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于是開始了他十二年的特務生涯。

1941年底，周鎬受戴笠派遣，從四川到南京，潛入汪僞中央軍委任少将科長，後任少将參議、軍統南京站站長。此時結識曾在汪僞機關工作過的共産黨員徐祖光（即徐楚光，系周鎬湖北同鄉，中央軍校武漢分校步兵科同學，由中共派遣打入汪僞軍委會政治部任情報局上校秘書、陸軍部第六科上校科長等職）。周鎬利用自己任職的汪僞軍委會軍事處第六科掌握着軍事物資運輸的汽車和火車車皮，給新四軍運送鹽和物資，也曾資助過徐祖光一些錢款做活動經費。

1945年8月14日周鎬被委任為京滬行動總指揮部南京行動總隊總指揮，下令逮捕了汪僞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校長鮑文樾、南京市市長周學昌等。但不久，國民黨重慶方面懷疑周與中共有聯系，将他轉交軍統關押審查。因無證據，1946年3月出獄。出獄後與徐祖光秘密聯系，由中共中央華中分局、華中軍區負責人鄧子恢、譚震林親自簽署，委任為京（南京）、滬（上海）、徐（徐州）、杭（杭州）特派員。1948年11月，淮海戰役拉開戰幕，華東軍區政治委員陳丕顯電示周鎬争取孫良誠部起義。周鎬接電後，率人火速追趕向徐州方向奔逃的孫部，冒着生命危險，将孫良誠帶到解放軍指揮部。在兵臨城下的情況下，13日，孫部5000餘人放下武器。19日，陳丕顯轉告周鎬，希望他與孫良誠再策動國民黨第一綏靖司令劉汝明起義。1949年1月周鎬與孫良誠、王清翰（國民黨一〇七軍副軍長）等人同往争取國民黨劉汝明兵團起義時，不料孫良誠突然叛變，周鎬與王清翰二人即被劉扣押并解送徐州“剿總”。蔣介石聞訊又恨又怕，密令将二人押送南京，活埋于保密局看守所，周鎬犧牲時年僅40歲。

張權将軍策劃的上海起義。張權，早年在保定軍官學校受訓，因成績優秀，未畢業就被保送至日本留學。1922年回國。這時他已經與共産黨有接觸，贊成共産黨的主張和理想，并一直保持聯系。他投身廣東國民革命，參加北伐戰争，任第六軍十九師副師長，在戰争中屢建奇功。蔣介石發動反共政變時，張權曾放走周保中（後為東北抗日聯軍司令）等多人。抗戰中任國民黨軍中唯一的師級裝甲車團團長。後來組建8個機械化炮兵團（師級），在緬甸戰役中，一天擊毀日軍40餘輛坦克，晉升為中将總隊長。他會多種外語，撰寫了一系列軍事著作，被稱為中國機械化反裝甲兵種創始人。

抗戰期間，他多次會見周恩來和董必武，并在他們資助下，創辦《生力》雜志，由中共聯絡員李正文任主編，積極宣傳抗日，反對妥協投降，在國民黨上層人物中産生很大影響。

1949年1月，蔣介石布防長江，企圖頑抗。張權遵照中共上海局訓示，以視察員身份巡視長江全線兵力，發現江西湖口至當塗采石矶一段國民黨兵力薄弱，武器陳舊，士氣低落。張權花了三天三夜，把國民黨全線兵力狀況畫出圖來，并建議解放軍在湖口、當塗一帶進攻，突破後包抄南京。然後，他把此情報圖交給中共聯絡員陳約珥直送解放軍前線指揮部，為解放軍突破江防做出了重大貢獻。

4月下旬，南京解放後，解放軍直逼上海。張權聽從中共安排，在國民黨上海守軍中積極準備起義，并由沙文漢傳達，被中共任命為上海起義軍司令，李正文為政委。他所制訂的起義計劃也被準許。但在最後時刻，被協助他起義的國民黨一三二師師長李錫佑的部下出賣，張、李随即被捕。二人在嚴刑拷打下，甯死不屈。蔣介石為避免影響，在上海解放前夕（5月21日），全城戒嚴，将二人以所謂擾亂金融的罪名，在上海鬧市區大新公司（今第一百貨商店）門前殺害。

國民黨民革派策劃的南京暴動。民主黨派由于組織不嚴密，策反活動也多有失敗，損失更為慘重。如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48年1月成立後，李濟深十分重視對國民黨軍隊的策反工作，他說：“我們應該去盡力瓦解蔣介石的軍隊，來配合中共的軍事進攻。”為此，民革中央常務委員會專門讨論了中共的軍事工作問題，成立了由李濟深、蔡廷锴、譚平山、龍雲、楊傑、王葆真、朱蘊山、梅龔彬等人組成的軍事小組，通過了軍事工作要點，并決定授權李濟深主席設立秘密機構，與中共華南局、中央局取得聯系，配合進行策反工作。為了進行這一工作，民革中央選派了不少得力幹部秘密回國，一面在國内建立民革組織，一面擔任軍事特派員等職務，開展策反活動。如民革中央常委王葆真，被派往上海，一面擔任民革上海區臨時工作委員會負責人，負責上司上海、南京等地的民革組織，一面擔任民革華東軍事特派員，負責上司華東地區的軍事策反活動。

1949年1月，人民解放軍取得淮海戰役勝利和蔣介石被迫下野後，解放軍直抵長江北岸。國民政府首都的軍政官員萬分恐慌，不少國民黨機關向廣州遷移，許多要員及其家屬争着向南逃跑，南京的社會秩序亂成一團。這時為了迎接人民解放軍早日過江，南京民革主任委員孟士衡等便策劃在南京組織一次5000人以上規模的暴動。南京市民革于1948年建立，由上海區臨時工作委員會負責人和華東軍事特派員王葆真直接上司。市民革建立後，就在南京憲兵警察部門中秘密吸收民革成員，并通過這些成員掌握了一支約5000人的憲兵武裝，孟士衡等便決定依靠這支武裝力量，再發動一些大專院校的學生支援，舉行首都暴動。暴動的主要計劃是：（1）截斷滬甯鐵路線，控制飛機場，扣留國民黨軍政首腦；（2）成立南京人民臨時政府；（3）迎接人民解放軍過江，并與中共江淮軍區黨委取得聯系。暴動計劃确定後，1949年2月上旬，孟士衡親自去上海向王葆真彙報，以便做最後決定。此時上海民革組織也正在積極進行策反活動，并計劃在上海發動暴動，與南京的暴動相呼應。但不幸，在孟士衡去上海前，民革首都暴動計劃已被國民黨特務偵知，因而在孟士衡去上海時，國民黨就在上海、南京兩地同時出動了大批軍警特務，将滬、甯兩地的民革主要成員王葆真、孟士衡、夏奉瑛等四五十人逮捕，使這次暴動計劃失敗。5月9日，南京民革成員孟士衡、肖儉魁、吳士義三人在上海宋教仁公園被國民黨殺害。王葆真等數十人，因民革中央的大力營救隻是被關押起來，于上海解放時獲釋出獄。

【來源：《新周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