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獻學是關于古文獻閱讀、整理、研究和利用的學問，古文獻就形式而言，包括語言文字和版本形态，涉及中國古代語言文字學和古籍版本、目錄、校勘、輯佚、辨僞、編纂學等。就内容而言，分具體和抽象兩個方面，具體方面包括人物、史實、年代、名物、典制、天文、地理、曆算、樂律等，涉及自然和社會、時間和空間諸多方面的考實之學；抽象方面主要指思想内容，需要結合語言文字和具體内容由淺入深地剖析探求。按學術性質來分，古文獻學又分考據學和義理學，有關形式方面的文字、音韻、訓诂、版本、目錄、校勘、輯佚、辨僞諸學以及有關具體内容的考實之學均屬考據學，有關思想内容的剖析探求屬于義理學。從古文獻的利用角度來看，涉及古文獻的搜集、甄辨和對内容的正确了解；搜集、甄辨與目錄、版本、校勘、辨僞、輯佚有關，對内容的正确了解與國文解讀、内容考實、義理辨析有關。古文獻學不僅對古籍整理研究有指導作用，而且是全部中國古代學科即所謂國學的基礎。
一
我們偉大的祖國是一個曆史悠久的文明古國，有着豐富的古代文化遺産。在這豐富的古代文化遺産寶庫中，以漢語語言文字為載體的文獻典籍一直流傳不斷，占據重要地位。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但一般所說的中國古文獻，實際指漢語古文獻，本文論及的古文獻，亦沿用此含義。
古文獻學是關于古文獻閱讀、整理、研究和利用的學問。大陸不僅有豐富的古代文獻典籍，還有着不斷整理、研究和利用這些文獻典籍的悠久曆史，在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成果和經驗，産生了有益的方法和理論，逐漸形成了完整、科學的古文獻學。中國古文獻包括傳世古文獻和出土古文獻，但以前者為主體，是以古文獻學的研究對象雖然涵蓋兩方面，并且産生了兩方面結合、互相印證的“二重證據法”，但曆來側重于前者。兩者在古文獻學上的内涵基本相同，而出土古文獻有其特殊性，即在文字考釋和材料拼合上，難度更大。古文獻學内涵的不斷完善以及人們對古文獻學的完整、系統的認識，經曆了一個漫長曆史過程。早在西漢，劉向校理群書有所謂“校雠”之說(《文選·魏都賦》李善注引《别錄》)，本指校勘。後來演為校雠學，指校理群書、進行編目，已包括校勘學和目錄學兩方面的内容，見鄭樵《通志·校雠略》及章學誠《校雠通義》。
漢代又有“文章”或“章句”與義理相對之說，如劉向《晏子叙錄》：“其書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王充《論衡·謝短》：“夫儒生之業五經也，南面為師，旦夕講授章句，滑習義理，究備于五經可也。”可見漢代考據學與義理學已有分野。宋代對此有進一步認識，如本時期古文獻學集大成者朱熹考據與義理兼重，言論甚多，如說：“讀書玩理外，考證又是一種工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答孫季和》)又說：“才老(吳械)于考究上極有工夫，隻是義理上看得不仔細。”(《朱子語類》卷七八)至清代。
學術史已發展到更自覺的階段，學者們非常注意總結學術的類别和經驗，對于古文獻學的全面内容以及考據學與義理學的差別與聯系認識得更加明确。如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認為治經與治史之法“小異而大同”，均有義理和考據兩方面的問題，應以考據為重，不必“空執義理以求之”，考據又包括校勘和考釋的内容，他說：“經以明道，而求者不必空執義理以求之也，但當正文字，辨音讀，釋訓诂，通傳注，則義理自見，而道在其中矣。……讀史者不必以議論求法戒，而但當考其典制之實；不必褒貶為與奪，而但當考其事迹之實，亦猶是也。”又如戴震，更明确地指出考據與義理的關系以及考據的具體内容和義理的探讨方法，他說：“求其一經，啟而讀之，茫茫然無覺。尋思之久，計之于心日：‘經之至者道也，是以明道者其詞也，是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求所謂字，考諸篆書，得許氏《說文解字》，三年知其節目，漸睹古聖人制作本始。又疑許氏于故訓未能盡，從友人假《十三經注疏》讀之，則知一字之義，當貫群經，本六書，然後為定。至若經之難明，尚有若幹事：誦《堯典》數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是以運作，則掩卷不能卒業。誦《周南》《召南》，自《關睢》而往，不知古音，徒強以協韻，則龃龊失讀。誦古《禮經》，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則迷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則《禹貢》《職方(氏)》失其處所。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記)》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狀類名号，則比興之意乘。而字學、故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縱宜辨。漢末孫叔然創立反語，厥後考經論韻悉用這，釋氏之徒進而習其法，因竊屢已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中土測天用句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線，其三角即句股，八線即綴術，然而三角之法究，必以句股禦之，用知句股者，法之盡備，名之至當也。管、呂言五聲十二律，宮位乎中，黃鐘之宮，四寸五分。為起律之本，學者蔽于鐘律失傳之後，不追溯未失傳之先，宜乎說之多鑿也。凡經之難明，右若幹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講，仆欲究其本始，為又十年，漸于經有所會通，然後知聖人之道，如懸繩樹檠，毫厘不可有差。”(《與是仲明論學書》)這裡雖就經書而言，但對古文獻有普遍意義。文中所謂的道，屬于義理，他認為隻有從通曉語言文字人手，并且考清名物、典制、天文、地理、算法、樂律等具體内容，加以會通，才能求得義理。戴震對古文獻的語言文字載體以及内容中的實體部分與抽象義理的認識，可謂已達到科學水準，對于我們今天認識與發展古文獻學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今人對古文獻學的認識，我們可以從有關古文獻學的著作書名和内容看得出來。從書名看，有的稱“文獻學”，但内容僅包括古文獻學，文獻有古有今，單稱“文獻學”，界說不清；有的稱“古籍整理學”，而古籍整理學僅是古文獻學的一部分，涵蓋不了古文獻的研究和利用，是以稱“古籍整理學”，如果專講古籍整理的内容未嘗不可，如果用以稱古文獻學，有以偏概全之嫌；有的稱“曆史文獻學”，内涵有歧義，有的“曆史”與“古”字相當，“曆史文獻學”即指古文獻學，有的則指所講對象僅限于曆史方面的文獻，屬于專科文獻學，同一名稱既然産生歧義，則名不正，名不正則言不順，容易産生混亂；有的稱“文學文獻學”，專講文獻僅限于文學方面，而且涵蓋古今，亦屬于專科文獻學。從各書的内容看，一般都包括目錄、版本、校勘、辨僞、輯佚、标點、注釋等内容，個别著作還把文獻檢索或抄纂(編纂)包括在内，其共同特點是皆未脫離古籍整理的架構。
我本人對古文獻學内涵的認識，經曆了一個不斷深入的過程，是在長期的專業教學和科研的實踐中逐漸完成的。僅就近20年來說，也曾有過變化與進展。如1988年完稿、1994年出版的拙著《中國古文獻學史》，緒言中說：“概括言之，古文獻學是以古代文獻典籍的形式内容和整理它的各個環節如校勘、标點、注釋、辨僞、輯佚、編纂等為骨架，構築了所需要的古代語言文字、古籍目錄版本、古代曆史文化等有關知識，以及運用這些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方法，形成了一個獨立的學科。”又說：“古文獻學實際上是一種綜合性的邊緣學科，它與古代語言文字學、古籍目錄版本校勘學以及古代曆史學(包括通史、文化史、哲學史、思想史等)都有關聯。同時古文獻學又是實踐性很強的應用學科。古文獻學本身又有許多分支，諸如注釋(包括字詞的注音釋義及天文、地理、名物、典制等的考證辨析)、校勘、目錄、版本、辨僞、輯佚、編纂等，可見它是一個成熟的學科。古文獻學不僅為研究整理古典文獻典籍的專門學者所必修，對于古代學科的研究者來說，也是需要加以掌握的，因為它關系到對史料的駕馭、精通和考辨。甚至對一般需要閱讀古書的人來說，知道一些古文獻學的知識也是必要的。是以古文獻學又帶有基礎學科的性質。”這裡雖然講的較全面，不局限于古籍整理方面，但仍未擺脫以古籍整理的環節為主幹考慮問題。後來我的認識有了進展，在《古籍整理與古文獻學》的文章中(1996年4月在台北“兩岸古籍整理學術研讨會”宣讀，收入《兩岸古籍整理學術研讨會論文集》，1998年江蘇古今出版社出版)又專從古籍(概指古文獻)形式和内容的角度，按古文獻的内在規律，更完整地分析了古文獻學的内涵：“中國浩如煙海的古籍是中國古代文化的重要載體，其形式和内容兩方面的特點決定了古文獻學是個交叉、兼綜的學科。古籍就形式而言，包括語言文字和版本形态，涉及中國古代語言文字學和古籍版本、目錄、校勘、輯佚、辨僞、編纂學等。就内容而言，分具體和抽象兩個方面，具體方面包括人物、史實、年代、名物、典制、天文、地理、曆算、樂律等。涉及自然和社會、時間和空間諸多方面的考實之學；抽象方面主要指思想内容，需要結合語言文字和具體内容由淺入深地剖析探求。按學術性質來分，古文獻學又分考據之學和義理之學，有關形式方面的文字、音韻、訓诂、版本、目錄、校勘、輯佚、辨僞諸學以及有關内容的考實之學均屬考據之學，有關思想内容的剖析探求屬于義理之學。”這樣對古文獻學内涵的分析與闡述，就更加完整和系統了。此後在講課中還從古文獻利用的角度作了補充分析：古文獻的利用涉及古文獻的搜集、甄辨和對内容的正确了解搜集、甄辨與目錄、版本、校勘、辨僞、輯佚有關，對内容的正确了解與國文解讀、内容考實、義理、辨析有關。今年5月出版的拙著《中國古文獻學》的内容和章節就是根據上述1996年以來新的認識編排的，如第一章緒論(古文獻與古文獻學)，第二章目錄，第三章版本，第四章校勘，第五章辨僞，第六章輯佚，第七章古文獻的國文解讀(上)——總說·文字，第八章古文獻的國文解讀(中)——音韻，第九章古文獻的國文解讀(下)——訓诂，第十章古文獻的内容考實，第十一章古文獻的義理辨析。這樣的結構反映了古文獻學内涵的完整性和系統性，無論對古文獻的閱讀、整理、研究還是利用，都是适用的。
二
前面分析了古文獻學的内涵，現在來探讨古文獻學的意義。
總的來說，古文獻學不僅與古文獻整理、研究有關，在理論和方法上都具有指導意義；而且與全部古代學科(即傳統所說的“國學”，包括古代文、史、哲、經濟、法律、科技等)的研究有關，因為“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古代學科的研究必須以相關的古文獻為主要材料依據，而凡是涉及古文獻，就存在準确利用的問題。如前所述，古文獻的準确利用涉及古文獻的全面搜集、科學甄辨和正确了解。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依靠古文獻學。是以古文獻學實為古代學科的基礎。
關于古文獻學對古文獻整理、研究的指導意義不難了解，前人對不重視古文獻學，對古文獻亂加整理情況和後果多有論述。如明代科舉和王陽明心學釀成的空疏學風，古文獻深受其害。顧炎武對此痛心疾首，說：“新學之興，人皆土苴六經，因而不讀傳注。”(《日知錄》卷十八“科場禁約”)又說：“今之為科舉之學者，大率皆帖括熟爛之言，不能通知大義者也。”(《日知錄》卷一“朱子周易本義”)他鄙棄八股文和抄襲元人’沣而成的科舉讀本《五經大全》，說：“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日知錄》卷一八《書傳會選》)。他一再指斥與空疏學風相伴的臆改古書之風，說：“乃近代之人，其于讀經，鹵莽滅裂，不及昔人遠甚，又無先儒為之據依，而師心妄作。刊傳記未已也，進而議聖經矣；更章句未已也，進而改文字矣。此陸遊緻慨于宋人，而今且彌甚。”(《日知錄》卷二《豐熙僞尚書》)又說：“萬曆間人多好改竄古書，人心之邪，風氣之變，自此而始。且如駱賓王為徐敬業讨武氏檄，本出《舊唐書》，其日‘僞臨朝武氏’者，敬業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臨朝而未革命也。近刻古文改作‘僞周武氏’，不察檄中所雲‘包藏禍心，睥睨神器’，乃是未篡之時，故有是言(自注：越六年，天授元年九月，始改國号日周)。其時廢中宗為盧陵王而立相王為皇帝，故日‘君之愛子，幽之于别宮’也。不知其人，不論其世，而辄改其文，缪種流傳，至今未已。又近日盛行《詩歸》一書，尤為妄誕，魏文帝《短歌行》：‘長吟永歎，思我聖考’，聖考，謂其父武帝也，改為‘聖老’，評之日：‘聖老字奇!’……??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說，豈非小人而無忌憚者哉!”(《日知錄》卷一八“改書”)又同卷“勘書”一條說：“凡勘書必用能讀書之人，偶見焦氏《易林》舊刻，有日‘環緒倚組’，乃‘環堵’之誤，注雲：‘緒疑作琨；‘井堙水刊’，乃‘木刊’之誤，注雲：‘刊疑當作利’，失之遠矣。幸其出于前人，雖不讀書而猶遵守本文，不敢辄改；苟如近世之人據臆改之，則文益晦，義益舛，而傳之後世，雖有善讀書者，亦茫然無可尋求矣。然則今之坊刻，不擇其人而委之雠勘，豈不為大害乎!”清代校勘名家顧廣圻亦深歎後人妄改為書籍之厄(見《思适齋書跋》卷一《經典釋文》校本卷首跋)，其《禮記考異跋》也說：“校雠之弊有二：一則性庸識暗，強預此事，本失窺作者大意，道聽途說，下筆不休，徒勞蕪累；一則才高意廣，易言此事，凡遇未通，必更張以從我，時時有失，遂成瘡瘐。二者殊途，至于誣古人，惑來者，同歸而已矣”(《思适齋集》卷一四)近人魯迅亦曾尖銳指出：“清朝的考據家有人說過，明人好刻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妄行校改。我以為這之後，則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變亂舊式，删改原文；今人标點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亂點一通，佛頭着糞：這是古書水火兵蟲以外的三大厄。”(《且介亭雜文-病後雜談之餘》)當然對于明人刻書、清人纂修《四庫全書》、今人标點古書均不能一概而論，是非功過尚須具體分析，但是魯迅所指出的嚴重錯誤傾向确實存在。忽視古文獻學，對古文獻亂加整理而古文獻亡，這是一個普遍規律，已為古文獻整理史無數事實所證明，永遠值得我們深思，引以為戒。加強古文獻學的修養，不僅可以提高古文獻整理、研究的水準，而且可以端正古文獻整理的嚴謹學風和科學态度，是以如前所說，是否重視古文獻學，古文獻學水準的高低，不僅關系到古文獻整理、研究成果的優劣，甚至關系到古文獻本身的存亡，這實屬客觀必然之因果聯系，絕非危言聳聽之空話。
關于古文獻學對古代學科研究的意義，前面已經籠統提到古文獻學是古代學科的基礎。現在按古文獻學内涵的各方面逐一具體分析：
目錄是治學的門徑。由于大陸傳統目錄具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特點和優良傳統，其在讀書、治學方面的指導作用猶為突出，前人對此多有共識。如唐毋更說：“夫經籍者，開物成務，垂教作程，聖哲之能事，帝王之達典。去聖已久，開鑿遂多，苟不剖判條流，甄明科别，則先賢遺事，有卒代(即世，避諱改，下同)而不聞；大國經書，遂終年而空泯。使學者孤舟泳海，弱羽憑天，銜石填溟，倚杖追日，莫聞名目，豈詳家代，不亦勞乎不亦弊乎?”(《舊唐書·經籍志》總序引《古今書錄序》)宋鄭樵說：“學術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書籍之散亡，由編次之無紀。”(《通志·總序》)又說：“學之不專者，為書之不明也。書之不明者，為類例之不分也。……人守其學，學守其書，書守其類。”“類例既分，學術自明，以其先後本末俱在。”(《通志·校雠略·編次必謹類例論》)清代學者有關言論更多，如王鳴盛說：“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方能得其門而人。然此事非苦學精究，質之良師，未易明也。自宋之晁公武而下，訖明之焦弱侯(蚍)一輩人，學識未高，未足剖斷古書之真僞是非，辨其本之佳惡，校其僞謬也。”(《十七史商榷》卷一《史記集解分八十卷》條)又說：“凡讀書最切要者，目錄之學。目錄明方可讀書，不明，終是亂讀。”(同上書卷七《漢書叙例》條)章學誠認為目錄可以“即類求書，因書究學”(《校雠通義》卷一《互著》)。又說：“目錄一門，不過簿錄名目之書，原無深義，而充類以求，則亦浩汗難罄。合而為七略四部，分而為經史百家，副而為釋道二藏，其易言耶?……故日學問貴知類，知類而又能充之，無往而不得其義也。”(《章氏遺書補遺·史考釋例》)龔自珍在《六經正名》中曾就大陸古代目錄的創始之作《别錄》、《七略》說：“漢二百祀，自六藝而傳記，而群書，而諸子畢出，既大備。微夫劉子政氏之目錄，吾其如長夜乎?”(《龔自珍全集》第一輯)這裡把目錄比作指路明燈。張之洞《書目答問略例》說：“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又其《鲭軒語·語學篇》“論讀書宜有門徑”條說：“泛濫無歸，終身無得。得門而人，事半功倍。或經，或史，或詞章，或經濟，或天算地輿。經治何經?史治何史?經濟是何條?因類以求，各有專注。至于經注，孰為師授之古學?孰為無本之俗學?史孰為有法?孰為失體?孰為詳密?孰為疏舛?詞章孰為正宗?孰為旁門?尤宜抉擇分析，方不緻誤用聰明。此事宜有師承，然師豈易得，書即師也。今為諸君指一良師，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一遍，即略知學術門徑矣。”另外目錄可藉以考察版本的源流，确定校勘的底本和校本，鑒别古書的真僞，考察古書的存佚、完缺和輯佚的線索，等等。
版本學涉及文獻文本的考察和鑒别。讀書、治學應選擇版本，依據可靠的善本。如張之洞《書目答問略例》說：“諸生好學者來問：‘應讀何書?書以何本為善?’……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是以研究古代學科，需要具備版本學的知識和技能，不僅要懂得版本的鑒定，還要懂得版本源流系統的考證。特别是版本源流系統的考證，為一般版本學著作所忽略，而對版本的選擇和校勘來說非常重要，尤為古代學科研究者所應該重點掌握的。
校勘是借助有關的理論和知識，運用相關文獻比對、綜合考訂的方法，以極其審慎的态度，校正古文獻在流傳過程中産生的種種錯誤，包括字句的訛誤、篇章的舛亂等等，以期恢複文本的正确面貌。校勘的意義十分重大，它是取得正确文本的重要手段，是讀書、治學存真求是的先決條件，誠如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序》所說：“欲讀書必先精校書，校之未精而遽讀，恐讀亦多誤矣。”是以研究古代學科，必須具備校勘的知識和方法，能獨立校正古書的錯誤。
辨僞有廣義、狹義之分：狹義辨僞僅指關于書籍本身包括名稱、作者、年代等方面真僞的考辨；廣義辨僞除此之外，還把關于書籍内容真僞的考辨包括在内。辨僞是一項鑒别史料的基礎工作，誠如清人崔述《考信錄提要·釋例》所說：“然則僞造古書乃昔人之常事，所賴達人君子平心考核，辨其真僞，然後聖人之真可得，豈得盡信以為實乎?”又說：“大抵文人學士多好議論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虛實。餘獨謂虛實明而後得失或可不爽。故今為《考信錄》專以辨其虛實為先務，而論得失次之，亦正本清源之意也。”是以對于古代學科研究來說，辨僞是一個首要的環節。否則會誤用僞書，如現傳《尚書》的25篇僞古文，有人竟當作真書引用。又如過去因為疑古過頭，把真書誤判為僞書而加以擯棄。至于對書中的僞事、僞說不加考辨，輕信援據，也屢見不鮮。
輯佚是從傳世的有關文獻中鈎稽、輯錄已經散佚的整部古書或現存古書中部分遺失的内容(包括完整的篇段和殘章斷句)，前者稱輯集，後者稱輯補。輯佚不僅是古文獻整理的重要課題，也是古代學科研究的需要。就某些方面而言，輯佚甚至可以說是整理或研究的先決條件，具有填補空白的作用。如《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輯出的書很多，而且有不少大部頭的書，如一百五十卷《舊五代史》、二百卷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等。又如魯迅寫《中國小說史》，先輯編《古小說鈎沉》。再如研究古代詩文作家，沒有别集傳世的，要重新輯集；即使有别集傳世的，也還有補輯集外佚作的問題。前人熱衷于補遺，目的正在于此。以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為例，建檔詩人近一萬家，其中有集傳世的僅有六百多家，被稱為“大家”；無集傳世的占百分之九十四，被稱為“小家”。“小家僅存零篇斷旬，散見于各類文獻當中，他們的詩作幾乎全靠輯佚所得來編定。“大家”的集外詩，也靠輯佚來補遺。明嘉靖間呂槽編《張子鈔釋》，文集僅一卷，其中所收詩悉自《宋文鑒》出，清乾隆間刊《張子全書》沿之，遺漏甚多。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廣泛輯佚，從呂祖謙《宋文鑒》、邵雍《伊川擊壤集》、呂本中《紫微詩話》、阮閱《詩話總龜》、吳曾《能改齋漫錄》、趙與時《賓退錄》、劉克莊《後村詩話》續集、金履祥《濂洛風雅》(以上宋代)、《永樂大典》殘本、《詩淵》、朱存理《趙氏鐵網珊瑚》(以上明代)以及清汪景龍《宋詩略》輯得80首，又從晁說之《晁氏客語》、呂本中《童蒙訓》、《紫微詩話》、王應麟《困學紀聞》、陳景沂《全芳備祖》輯得零旬9則，編為一卷(見《全宋詩》第九冊)類似的例子很多，不勝枚舉。即使有集子傳世的作者，輯補佚詩也很重要，如唐代詩人高适的集子《高常侍集》，世傳版本不少，但敦煌遺書中所存集外佚詩很多，這些佚詩對于詩作的校勘和高适生平行事的考證，均具有重要價值，詳見拙著《高适集校注》及所附《高适年譜》。輯佚又往往服從于校勘、辨僞等方面的需要，如不少他校材料，得靠輯佚搜獲；辨僞有時也靠輯佚，因為古人作僞，往往依傍有關書籍的佚文，如果能輯得有關佚文，就容易發現作僞者是如何借助這些佚文妄加增益的，如前人辨僞《古文尚書》就是這樣做的。至于輯佚與古代學科研究的關系，如皮錫瑞《經學曆史》第十章《經學複盛時代》在談到清代經學的三大成就時，“輯佚書”居其首，次為“精校勘”、“通國小”。由此可見輯佚之重要。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在談到輯佚書時，在肯定清代輯佚成績的同時，還流露出對輯佚工作的輕視，他說：“總而論之，清儒所做輯佚事業甚勤苦，其成績可供後此專家研究資料者亦不少。然畢竟一鈔書匠之能事耳。”輯佚是繁複的考證工作，無論佚文材料的搜集、甄辨、拼合，還是材料出處的準确注明，都離不開翔實的考證，決非如梁氏所說“畢竟一鈔書匠之能事耳”。
古文獻的國文解讀在古文獻學中居于基礎地位。古文獻是用文字記載的以書面形式存在的文本，也就是說古文獻以書面語言為載體的。是以要了解古文獻的内容，必須從弄懂語言文字人手。這樣就決定了國文解讀在古文獻學中的基礎地位。國文解讀包括認字、讀音和釋義，涉及文字學、音韻學和訓诂學。所謂傳統國小，狹義指文字學，廣義則包括文字學、音韻學、訓诂學，一般用其廣義。從漢代起，國小就成為經學的附庸，國小著作被着錄在“六藝略”中。東漢許慎撰《說文解字》，既是服從于研讀古文經的需要，又是為了糾正今文家對文字的穿鑿附會的解釋。不僅許慎，漢代的古文家多兼國小家，王國維有《兩漢古文家多國小家說》一文，舉張敞、桑欽、杜林、衛宏、徐巡、賈逵、許慎等人的事迹為例，結論說：“由此觀之，兩漢古文家與國小家實有不可分之勢，此足見其所傳經本多為古文。”(《觀堂集林》卷七)中國古文獻學有一個優良傳統，就是以國小為中心。這個傳統屬于科學的認識和實踐，反映了古文獻學與語言文字學密不可分的客觀規律，進而确定了國文解讀在古文獻學中的基礎地位。就古代而言，清代是中國古文獻學發展的一個高峰，也是傳統國小發展的高峰，兩者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是以清代學者對國小在古文獻學中的地位，認識得非常清楚。例如，顧炎武說：“故愚以為讀九經自考文(按，指文字)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0”(《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書》)這裡把讀古書與考訂文字，考訂文字與通曉古音的關系，說得非常明确。又如戴震說：“經之至者道也，是以明道者其詞也，是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強以協韻，則龃龉失讀”，“而字學、故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宜辨”(《戴震文集》卷九《與是仲明論學書》)。這裡不僅強調了國小在古文獻中的重要地位，而且說明了文字、音韻、訓诂密不可分的關系。紀昀對戴震的國小成就及其對古文獻學的影響評價很高，說：“戴君深明古人國小，故其考證制度、字義，為漢以降儒者所不能及。”(《考工記圖序》)錢大聽也是國小成就極高的古文獻學家，他說：“六經皆載于文字者也，非聲音則經之文不正，非訓诂則經之義不明。”(《潛研堂文集》卷二四《國小考序》)與顧炎武的觀點完全一緻。又如王念孫師從戴震，其子王引之又家學相承，都是以精通國小見長的古文獻學家，龔自珍在《工部尚書高郵王文簡公墓表銘》中曾轉述王引之的話：“自珍爰述平Et所聞于公者日：‘吾之學，于百家未暇治，獨治經。吾治經，于大道不敢承，獨好國小。夫三代之語言，如燕、越之相語也，吾治國小，吾為之舌人焉。其大歸日：用國小說經，用國小校經而已矣。”’(《龔自珍全集》第二輯)“用國小說經，用國小校經”，準确道出了王引之古文獻學的特點；如果把“經”擴大到“經、史、子”，那又是王念孫古文獻學的特點；而“用國小”屬于方法，則是他們父子的共同特點。阮元《經義述聞序》說：“古書之最重者莫逾于經，經自漢、晉以及唐、宋，全賴古儒解注之力，然其間未發明而沿舊誤者尚多，皆由于聲音、文字、假借、轉注未能通徹之故。我朝國小訓诂遠邁前代，至乾隆間，惠氏定宇、戴氏東原大明之。高郵王文肅公以清正立朝，以經義教子。故哲嗣懷祖先生家學特為精博，又過于惠、戴二先生，經義之外，兼核諸古子史。哲嗣伯申繼祖，又居鼎甲，幼奉庭訓，引而申之，所解益多。着《經義述聞》一書，凡古儒所誤解者，無不旁征曲除而得其本義之所在，使古聖賢見之，必解頤日：‘吾言固如是，數千年誤解之，今得明矣。”’這裡作者立足于所生活的年代，把從清初到乾嘉時期以國小為中心的古文獻學曆史，總結得相當精要。至于其後晚清的古文獻學也是如此，例如著名的古文獻學家俞樾、孫诒讓，都是繼承乾嘉傳統，特别是以繼承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相标榜的。俞樾重視國小，以國小校釋古書，其《群經平議自序》說：“本朝經學之盛，自漢以來未之有也。餘幸生諸老先生之後，與聞緒論，初識門戶。嘗試以治經之道，大要有三：正句讀，審字義，通古文假借，得此三者以治經，思過半矣。……三者之中，通假借為尤要，諸老先生惟高郵王氏父子發明故訓，是正文字，至為精審，所著《經義述聞》，用漢儒讀為、讀日之例者居半焉。或病其改易經文，所謂焦明(鳥名)已翔乎寥廓，羅者猶視乎薮澤矣。餘之此書，竊附王氏《經義述聞》之後，雖學術淺薄，倘亦有一二之幸中者乎。”孫诒讓繼承乾嘉傳統，以國小治古書的指導思想也很明确，他說：“年十六七，讀江子屏(藩)《漢學師承記》及阮文達(元)公所集刊《(皇朝)經解》，始窺國朝通儒治經史國小家法”，認為“我朝樸學超轶唐宋”，十分景慕“乾嘉諸先生”，“深善王觀察《讀書雜志》及盧學士(文)《群書拾補》，伏案研誦，恒用檢核，間竊取其義法以治古書，亦略有所寤”(《劄适序》)。不僅如此，他在金文、甲骨文等古文字的考釋上更超越前人，對《說文解字》多有補正，而且把古文字資料與傳世古文獻互相證發。他研究古文字的目的有二：一是“證經”，一是“說字”。如其《古籀拾遺序》說：“考讀金文之學，蓋萌柢于秦、漢之際。《禮記》皆先秦故書，而《祭統》述孔悝《鼎銘》，此以金文證經之始。漢許君作《說文》，據郡國山川所出鼎彜銘款以修古文，此以金文說字之始。”他繼承了“證經”“說字”這兩個傳統，并大有創獲。總之，如王力先生所說：“古人把文字(字形)、音韻(字音)、訓诂(字義)看成繼承祖國文化遺産的基礎知識，那是很有道理的。”(《漢語音韻·小引》)就現當代而言，一些著名的研究古代學科的學者，也都是以精通古文獻為基本功底；他們精通古文獻，十分強調傳統國小根柢，也是從掌握古代語言文字學人手的。例如章炳麟是著名的國小家，并用國小治古書，培養了不少知名弟子，影響很大。王國維是學貫中西的國學大師，就古文獻方面而言，他既精通傳世文獻，又精通出土文獻，并且提出了科學的“二重證據法”。他十分重視傳統國小，把國小視作古文獻學的基礎。在文字、音韻、訓诂方面皆有著述，并且多有創獲。關于章、王二人，詳見拙著《中國古文獻學史》第七章第十四節。羅振玉也十分重視國小，最早彙編了《高郵王氏遺書》。又如陳寅恪，俞大維《談陳寅恪先生》一文說：“關于國學方面，他常說：‘讀書須先識字。’因是他幼年對于《說文》與高郵王氏訓诂之學，曾用過一番苦功。”(見《談陳寅恪》，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馮友蘭在《我的讀書經驗》一文中說：“我所讀的書，大概都是文、史、哲方面的，特别是哲。經驗總結起來有四點：(1)精其選，(2)解其言，(3)知其意，(4)明其理。”(見李常慶編《北京大學教授推薦我最喜愛的書》，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所謂解其言，就是懂得語言文字。馮先生在同篇文章中繼續寫道：“我們看不懂古人用古文寫的書，……這叫語言文字關。攻不破這道關，就看不到這一道關裡邊是什麼情況，不知道關裡邊是些什麼東西，隻好在關外指手劃腳，那是不行的。我所說的解其言，就是要攻破這一道語言文字關。當然要攻這道關的時候，要先做許多準備，用許多工具，如字典和詞典等工具書之類。這是當然的事，這裡就不多談了。”聞一多也是如此，他是詩人，又是卓有成就的古典文學研究學者，但是筆者曾聽季鎮淮先生講過，聞先生非常重視傳統國小，總是把《高郵王氏四種》(《讀書雜志》、《廣雅疏證》、《經義述聞》、《經傳釋詞》)放在案頭，經常閱讀，還對他所指導的研究所學生們強調說：“這是經典之作。”
古文獻的内容考實就是指對古文獻具體内容各個方面諸如人物、史實、年代、名物、典制、天文、地理、曆算、樂律等的實事求是的考證。古文獻的内容考實直接關系到對古文獻的正确了解，前引戴震《與是仲明論學書》已經作了很好的說明。是以内容考實是古代學研究中準确掌握、利用文獻的前提。
談到古文獻的義理辨析，首先要明确義理與文義有别，文義是平常所說文獻語言的字面意思，是國文解讀所要解決的問題；義理則指通過語言所表達的思想，屬于文獻的内在意義，是義理辨析所要解決的問題。義理辨析作為古文獻學的内涵，屬于最後一個環節：即首先取得可靠文本為依據，然後對文本進行準确的國文解讀和内容考實，最後在前兩個步驟的基礎上對古文獻的内在意義進行正确的了解和解釋。隻有完成義理辨析這一環節，才算得上對古文獻由淺人深、由表及裡的完全了解與掌握。傳統義理辨析的成果，穿鑿附會者多，實事求是者少。古人對如何探求義理，提出過很好的見解。如孟子曾說：“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孟子·萬章上》)這裡《詩》指《詩經》(也可以用以泛指文獻)，“文”指文字，“辭”指語言，“志”指作者在作品中表達的思想。“以意逆志”指以讀者之心去揣摩作品的思想。孟子認為在作者表達或讀者了解時，都可能在語言文字和作品思想之間産生沖突，是以讀者閱讀時不要受語言文字的局限，要心領神會去了解作品的思想。這一見解，很有參考價值。但是“以意逆志”決不可擺脫語言文字，否則易陷于主觀附會，孟子的實際做法正流人此弊。又如戴震說過：“經之至者道也，是以明道者其詞也，是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必有漸。”(《與是仲明論學書》)除了語言文字之外，他也強調内容考實，認為屬于義理的“道”亦依附于文獻中的名物、典制、天文、地理等具體内容，所謂“聖人之道如懸繩樹檠，毫厘不可有差”(同上)，“賢人聖人之理義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是以隻有考清具體内容之後才能明道。關于訓诂和考實為推求義理的先決條件，他還說過：“松崖先生之為經也，欲學者事于漢經師之故訓，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義(同義理)，确有據依”。(同上)戴震認為探求義理必須從了解語言文字人手，以考清文獻的具體内容為前提，但他具體做起來仍難免陷入主觀附會，其《孟子字義疏證》一書，名義上是疏解《孟子》書中的某些字義，實際上是借題發揮，表達自己的思想，這是曆史局限。當代有的學者号稱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古文獻的義理，實際陷入教條主義和形而上學，既歪曲了馬克思主義，又歪曲了古文獻的義理。面對複雜而深奧的思想内容，沒有正确的人文、社科理論為指導，不可能準确地分析其義理。前人義理學的失誤，歸根結蒂是理論上的局限。人文、社科理論發展到現代，成果極其豐富，應該博采衆長，用以指導具體研究。應該特别指出的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仍然是颠撲不破的真理，必須善于運用這一銳利武器去剖析古文獻中複雜的社會意識形态，結合其存在的曆史現實基礎，揭示其真實含義。發展科學的義理學任重而道遠。隻要我們善于總結前人的經驗、教訓，勇于探索，是會不斷取得新成果的。
綜上所述，古文獻學的意義十分重大。現在人們常提國學，國學指研究中國傳統的學問，實際上可用以概括全部古代學科。傳統正是把古文獻學包括在國學之内的，不過我們還要強調一句，古文獻學不僅屬于國學，而且是國學的基礎。以前我經常說：治學要有根，根深才能葉茂。古文獻學正是國學之根。（孫欽善）
來源：《江西社會科學》200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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