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随着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邁入高品質發展階段，重組政策在促進經濟結構調整、應對複雜風險事件、實作區域發展均衡中的作用日益顯著。面對複雜的治理挑戰，如何能夠将重組政策轉化為高效的治理工具，實作“點石成金”？
黃奇帆在其著作《重組與突破》中回答了這一問題。黃奇帆是中國著名經濟學家，曾任重慶市委副書記、市長。在走馬上任重慶副市長時，黃奇帆面臨包括爛尾樓、工程項目債務重組在内的一系列棘手事件，本文講述了他如何通過重組政策，協調各方利益和優化資源配置，有效化解沖突，應對多項治理難題。
“從基本面上思考問題，從根本上分析原因、尋找辦法，再輔之以資産重組的思想化解資金難題，一個長周期、大範圍廣泛存在的問題就得以順利解決。”
*本文摘編自《重組與突破》，作者黃奇帆。
2001年10月12日，星期五，是我到任重慶市副市長的日子。當時的重慶，GDP（國内生産總值）僅1 900多億元，财政收入不到200億元，正處在底子薄、沖突多、任務重的發展“破冰期”。
上任後的一年裡，許多急事、難事接踵而來，考驗着我這個“新官”。得益于多年形成的重組思路和實踐經驗，我不回避沖突，迎難而上，見招拆招，将沖突一一化解。至今回憶起來，過往種種情形仍曆曆在目，令人回味。
一、點金爛尾樓
一座爛尾樓，36次上訪
重慶市委、市政府毗鄰辦公。報到當天，我路過市委大院，隻見門口圍着兩三百人，黑壓壓一片，明顯是上訪的。把自己安頓好後，我順口問了一句：“這些上訪群衆是從哪裡來的？”馬上有人回答：“是地鐵中心花園的上訪者。”
過了大約一個月，一天下午，我正在機關辦公，忽然聽到市政府門口吵吵鬧鬧，起身一看，又是一堆人圍着。一打聽，還是地鐵中心花園的上訪者。
事情已經過去一個月了，怎麼還沒解決？于是，我把當時分管穩定的辦公廳副主任叫到辦公室。他說：“這個地鐵中心花園是1992年開建的房地産項目，包括高層住宅、寫字樓和商鋪。1997年，由于開發商資金鍊斷裂，成了爛尾樓，1 000多戶居民的錢套在了裡面。為了讨說法，随後4年裡，他們36次到市委、市政府上訪。
市政府有關副市長、秘書長，大大小小的協調會開了不下20次，大家都感覺很棘手，拿不出有效的解決方案，是以隻能暫時把老百姓勸回家。可問題得不到解決，過一段時間老百姓又會來，如此反複，成了老大難。”
聽了他的簡要介紹，我初步判斷，這是一起爛尾樓壞賬造成的信訪積案，就接着問：“按照你掌握的情況，這個項目是否存在嚴重的資金‘跑路’，就是開發商有沒有拿銀行貸款去炒股、賭博，造成項目虧空？構不構成刑事案件？”這位同志回答：“開發投資量與實物量大體平衡，開發商的資金基本沉澱在項目上了。”
開發商玩的是“空手道”
我當即決定：“你通知項目相關機關，包括銀行、施工機關、房管局、重慶市建設委員會（簡稱市建委），還有法院、公安等方面的同志，今晚七點半開會，我先聽聽情況。”
晚上七點半，我一進會議室，就看見房間裡滿滿當當坐了70多個人。我之前隻是說“相關機關”，怎麼會有那麼多相關機關？原來這件事前後協調了20多次，各方面的機關、部門都攪了進來，全成了相關機關。
見狀，我就讓大家分别發言，報告地鐵中心花園糾紛的來龍去脈。
原來，地鐵中心花園的開發商是個小老闆，玩的是“空手道”，其本身資本金不足，完全靠負債造樓。這個項目位于解放碑，建築總面積近10萬平方米。1992年，重慶工程造價比沿海地區低得多，每平方米僅2 000多元，整個項目建完要花2億多元。那麼這個小老闆是怎麼運作的呢？
首先，征地動遷要補償。他跟居民說：“暫時先不補償，你們到親戚朋友家裡借住，等3年後房子造好了，我給你們分新房。3年過渡期裡，我每年再給你們動遷費15%的高利息。”既然有錢拿，将來還能住新房，那麼動遷居民自然樂意。而且，最初3年，大家确實拿到了高利息，是以相安無事。
其次，工程建設要花錢，他就用土地作為抵押向銀行貸款。銀行答應貸給他1.64億元，但要求利息必須是15%，而且放款之初就扣一年利息，即2 400多萬元，這就是俗稱的“砍頭債”。他饑不擇食，當即答應，從銀行拿到了1.4億元。
最後，還差6 000多萬元，他就搞售房返租，承諾20%的回報率，這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非法集資。于是，800多戶購房者上了套。
等勉強湊夠了2億元，他就開工搞建設。但房子剛剛建到七八層時，建築施工就用了1億多元，而支付給動遷群衆、售房返租戶和銀行的高利息，又用去幾千萬元，是以資金很快就見底了。1997年，銀行見開發商連續兩年都不能還本付息，遂起訴到法院，申請當機資産。這樣一來，開發商徹底變成了窮光蛋。老百姓的高利息沒了着落，就找他算賬。後來發現找他沒用，就開始到政府上訪。這個項目涉及1 000多戶老百姓，3 000多人，每次隻要出動10%，就是300多人，足夠“包圍”市政府了。是以，1998年以後，關于地鐵中心花園的集訪就沒間斷過。
慣常辦法行不通
其實，這件事性質很明确，就是項目業主騙了百姓、坑了銀行。按照慣常思維，有兩種辦法。一是把開發商控制住，強制開發商還錢。但現在開發商沒有錢，抓了也沒用，死扣還是解不開。
二是為了社會穩定，政府出錢兜底。但當年市級預算内财政收入還不到100億元，财政本來就吃緊，沒錢兜底。再說，政府有錢也不能這麼做，因為這麼做毫無道理。既然兩條路都走不通，事情就僵住了。大家都想解決，但都束手無策，開了20多次協調會也沒能破局。各方膠着，都沒有辦法。
打破僵局隻能靠重組
我邊聽大家發言，邊思考。地鐵中心花園位于重慶最好的地段，如果10萬平方米的房子能建造好，當時可以賣出4億多元，是物有所值的。但問題是，開發商東拼西湊的2億多元，其中一半以上付了各種高利息，現在還拖欠銀行貸款本金1.64億元、拆遷戶補償款和售房返租戶購房款1.2億元、施工機關工程款3 000萬元，加上1997年以後拖欠的銀行利息和老百姓的利息、租金6 000多萬元，總共是約3.7億元。同時，要建好房子，後續還得花6 000萬元。如果有人接手，總計需要投入4.3億元，而房子賣完大體可以回收4億多元，基本沒的賺，哪有人肯幹？
重組追求的是多方共赢，任何一方的利益嚴重受損，重組都推不動。具體到這個項目，戰略重組者是“救生員”，即便不求賺大錢，起碼也要有利可圖；銀行貸款是國家資産，也不能血本無歸；老百姓掙錢不易，更不能讓他們承擔壞賬。按照這樣的邏輯，我提出了解決方案。
第一，銀行貸款本金要收回，但高利息取消。面對空手套白狼的房地産商，銀行違規放高利貸，搞的還是“砍頭債”，本身運作就不規範，理應予以糾正，使其受到懲罰。而且，為了維護社會穩定，拍賣爛尾樓所得的款項要優先清償老百姓和工程隊的欠賬。那樣的話，銀行1.64億元貸款的本金清償率可能低于10%。
是以，我告訴銀行，這個企業是個“要飯”的企業，如果重組，銀行還有可能收回本金和國家法定的正常利息，就别指望收取高利息了。那天，經過認真的讨論，銀行接受了100%還本保息的方案。
第二，拖欠施工機關的3 000萬元工程款必須如數償還，否則就會出現欠薪連環套。對此，施工機關當然滿意。
第三，足額償還老百姓的1.2億元補償款和購房款，但15%~20%的高利息不能作數。按照中央治理金融“三亂”的清償政策，對售房返租戶隻能還本。拆遷戶則按照補償款加銀行法定利息來清償。是以，如果老百姓曾經有3年收到過15%~20%的利息，那麼必須從補償款裡抵扣回來。總體上，歸還老百姓的部分，連本帶息大概是1億元。
這三個減法算下來，項目債務就由3.7億元“消腫”為2.1億元。戰略重組者隻需支付2.1億元就能拿到産權，之後再花6 000多萬元把房子建好，總成本也不過2.7億元。而建好的房子出售時，應該可以賣到3億~4億元，總體上有利可圖，重組者自然就有動力。
這個“燙手山芋”國企要先接
重組思路定了，下一步最重要的是找人接盤。按理說，處理爛尾樓有利可圖，如果有民營企業老闆願意挑頭，肯定首先讓民營企業來做。但當時沒人相信爛尾樓裡有“黃金”，都認為這是“燙手山芋”，避之唯恐不及。否則，問題早就解決了，老百姓也不用經年累月地上訪，市政府更不用一次次開會協調。
其實，這樣一個沖突多、問題複雜的爛攤子，也隻有讓國有企業來接盤才能“普度衆生”。當時，重慶市城市建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簡稱城投公司）的負責人就坐在我對面。他也是剛到城投公司不久。我對他說：“這2.1億元你出，明天就把樓盤接過去，春節前先還掉欠1 000多戶老百姓的1億元。”這位負責人聽了我的指令，看起來很驚訝，明顯不願意蹚這趟渾水。他說：“黃市長，你不了解情況……”我打斷他的話：“過去不了解，現在了解了，你按指令辦就行了！”
他本來還想說什麼，聽我這麼一說，面對我這個新來的副市長，也不好再開口。其他人也不再說話了，隻是暗自交頭接耳。
短短一個多小時，我就做出這樣的決定，現在回想，當時很多人肯定覺得這個決定是輕率的，甚至是荒唐的。
結局皆大歡喜
這件事是2001年11月中旬定下來的。在随後的一個多月裡，欠老百姓的1億元被陸續分發到了1 000多戶老百姓手中。
到了2002年1月，我印象中正好是重慶市人民代表大會閉幕的時候，地鐵中心花園的拆遷戶再一次來到市政府。他們送來了一塊匾，感謝市政府幫他們讨回公道，了卻了多年心願！這是他們最後一次來訪，這件事從此風平浪靜。
後來的事情還有一點戲劇性。實際上，城投公司并沒有真的掏出2.1億元現金。清償老百姓的1億元，當然是城投公司直接掏腰包。然而，欠銀行的8 000多萬元，由于債務主體變更了，銀行對城投公司這個新業主很有信心，不急于馬上收回貸款本金，甚至還願意再借給城投公司幾千萬元，幫助其把樓建造好，城投公司可以等房屋銷售變現以後再還錢給銀行。拖欠建築施工機關的3 000萬元工程款，由于施工機關不着急要錢，隻要求繼續承建工程，這樣施工機關最後拿到的錢遠不止3 000萬元。是以，城投公司真正需要立馬掏腰包的，就是給老百姓的1億元。城投公司通過處置這個爛尾樓項目，還賺了一筆錢。最後，這成了一件皆大歡喜的事情。
這樣一個具體的重組操作，解決了一個久拖未決的信訪積案，既給市委、市政府分了憂，又指揮國有投資平台救苦救難，表現出了應有的擔當。
由點及面的大突破
其實，當時像地鐵中心花園這樣的爛尾樓，重慶主城就有70多座，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在120多個“四久工程”裡占大多數。它們積累了200多億元的銀行壞賬和大量的社會沖突。
2001—2002年，當你站在重慶萬豪酒店的樓頂時會發現，在重慶最繁華的解放碑地區，幾乎每座高樓周圍都有四五座爛尾樓。地鐵中心花園隻不過是其中一個普通案例，但它的成功處置起到了良好的示範作用。自此，國有企業開始介入爛尾樓處置。
當看到國有企業處理了10多座爛尾樓以後，民營企業也發現，爛尾樓并不都是“燙手山芋”，處置過程中也有“黃金”，于是紛紛跟進，後來就連一些外資企業如摩根士丹利也介入進來。在此後的兩三年裡，重慶的爛尾樓通過債務重組被快速消化，最後變成了一處處亮麗的城市風景。
二、城市基礎設施配套費提标
配套費标準15年未調整
我剛到重慶時就聽說，全市财政體量很小，2000年地方财政一般預算收入僅約為87億元，機動财力也很弱，土地出讓金和城市基礎設施配套費加起來一年隻有3億元。
當時，重慶每年房産在建量約為1 000萬平方米，城市配套費隻收1億元，與上海每年上百億元的規模相比，真是天壤之别。我當時認為這裡面有兩個問題：一是重慶的配套費标準過低，大概44元/平方米，即便全額征繳，一年也就4億多元；二是配套費減免權的管理失之于寬，操作不夠規範，相關委辦局常常以減負的名義無序操作。結果，2000年實際征收的配套費才1.16億元。
我到重慶半個多月後，即2001年11月初的一天，時任市建委主任找我彙報工作。他抱怨說：“重慶的城市配套費标準定于1986年，之後15年一直沒調整過，已經明顯偏低了。市建委兩年前提出調整标準，可是各個方面反複研究，就是沒有定論。”我問：“為什麼一直定不下來，症結在哪裡？”他說：“大家普遍認為調标會影響發展環境，推高房價，是以多數人不贊成。同時，還有人認為，應該在原來8個機關的基礎上，再加入幾個機關參與配置設定。于是，大家就陷入了争吵，拖了兩年都沒動靜。”
配套費定價要遵循市場邏輯
我跟他說：“城市配套費大概44元/平方米，本來标準就低，你不通過提标來增加收入，反而眼巴巴地盯着一塊既有的‘ 小蛋糕’，大家切來切去，怎麼可能分得均？這麼一點錢都不夠8個機關分的，竟然還要再加幾家，這真是匪夷所思。”
其實，這是搞錯了城市配套費的定價邏輯。城市基礎設施配套費，按建設項目建築面積計征，專項用于城市道路橋梁、公共交通、供水供氣、園林綠化、環境衛生等設施建設，是地方政府籌集市政公用設施建設資金的重要管道。如果配套費标準過低，那麼城市水電交通、消防安全、學校醫院等配套設施跟不上，建造出再好的房子也賣不上好價錢；反之，如果适當提高标準，把城市基礎設施搞好，那麼開發商和老百姓都能受益。
其中是有市場邏輯的，配套費定價應該遵循這個邏輯，而不是背道而馳。按照房地産業的規律，城市配套費一般應相當于房價的6%。1986年，重慶房價每平方米才幾百元，配套費标準定成大概44元/平方米當然沒問題，也符合現實規律。但現在是2001年，全市房價已經漲到了1 700元/平方米，按6%的标準計算，配套費應該在100元/平方米左右。考慮到未來發展因素，标準定成110元/平方米都是合理的。
聽了這套理論，這位同志茅塞頓開，連忙跑回去研究。不久就送來一份報告，請求把配套費标準調整到110元/平方米，并提請市政府常務會審議。11月4日，配套費提标方案啟動讨論，物價局局長首先提出異議，他的理由是配套費上漲，房價也會跟着漲。我分析說：“按經濟邏輯，目前重慶城市配套費本來就該收110元/平方米。重慶周邊的大城市，如成都、長沙、武漢、西安的配套費都大概為100元/平方米，唯獨重慶還是15年前的标準，即1986年的大概44元/平方米，這很不合理。如果你不提标，那麼本該政府多收的大概66元/平方米，就會落入房地産商的腰包。房地産商即使多賺了錢，也不會壓低房價。
但是，如果政府手裡沒錢，那麼想為百姓做事也是有心無力的，城市配套就做不到位，老百姓即使住進新房也無法正常生活，進而怨聲載道。如果提高标準，讓房地産商把該交的錢交上來，也不會貿然提高房價，市場有市場的規律。再說，如果政府拿到這筆錢，那麼會100%用于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可以有效改善城市環境和群衆生活。”物價局局長一聽有道理，轉而支援調價方案。
方案當天通過，次日就執行
這樣的讨論持續了一周，到了11月10日，大家統一了意見，初步确定了調價标準、新的配置設定原則和加強配套費減免管理的相關意見。11月13日，市政府常務會審議通過了這個方案。在大家表決後，我特意說了一段話：“配套費提标屬于重大價格調整，應該今天通過，明天就宣布生效。否則拖上一兩個月，房地産商聽到風聲，就會在提價前紮堆報批開發項目，勢必會造成政府規費損失，甚至可能出現灰色交易，誘發腐敗。”市長非常支援我的意見，當天簽批後就報送市委簽批。
2001年11月14日，調标方案正式實施，重慶城市配套費由大體44元/平方米調到了110元/平方米，每平方米漲了大概66元。與此同時，加強了政府相關部門不得随意減免配套費的管控制度。次年，全市配套費收入猛增到近10億元，極大地支援了當時的市政基礎設施建設。由于“蛋糕”做大了，重新切分就變得更順利，原本想參與配置設定的機關也都如願以償，各機關配置設定比例也得到了很好的平衡。
2015年前後，重慶每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就有2 000多億元，可能感覺增收10億元不算什麼稀罕事。可是，2002年重慶地方财政一般預算收入隻有100億元左右，可謂“吃飯财政”，是以當時通過城市配套費的合理調整增收10億元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市政府手頭頓時寬裕不少。
三、李家沱大橋債務重組
榮智健讨債來了
2001年11月12日，正當我研究城市基礎設施配套費問題的時候，中信泰富集團主席榮智健給我寫來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1997年他在重慶出資1億美元，折合人民币8億元，以BOT（建設—經營—移交）模式修建了李家沱大橋，當時他跟重慶市政府商定20年經營權，每年稅後固定回報率為14.5%。項目開始的頭兩年，市政府正常付款，可是自2000年起他就沒有收到錢了。我在上海工作時跟榮智健打過交道。他聽說我調任重慶，就寫信過來提醒。
看完榮智健的信，我不由得眉頭一皺。當年，這種約定固定回報率的BOT融資項目，在地方基礎設施建設中很流行。政府和企業簽約時，往往按照銀行基準利率加上20年貼現率3.5%，再加上2%~3%的投資利潤，來承諾固定回報率。
一般而言，每年10%~12%的固定回報率算是比較合理的。但李家沱大橋BOT項目的條件有些苛刻，每年稅後的固定回報率達到14.5%，即稅前在17%左右。
也就是說，重慶每年要支付給中信泰富1.3億元，而且是連續支付20年。當時，亞洲金融危機剛過，中國人民銀行已連續8次降息，中長期貸款利率僅為5%。這樣算來，重慶太吃虧了。
于是，我找來市建委主任詢問事情的來龍去脈。原來，李家沱大橋建成于1997年，之後每年大約收取過橋費1 400萬元，其中400萬元用于支付員工工資和各項維護成本。
1998年，市政府向中信泰富支付首筆1.3億元時，就拿不出錢，隻好向銀行貸款償付。1999年，挪借了其他資金來償付。到了2000年，資金徹底沒了着落。算下來，到2001年底，重慶市政府欠了2.6億元。
弄清細節後，我當即把市财政局等部門的同志也找來，一起做内部專題分析。假如向銀行貸款8億元，期限20年，那麼按5%的年利率計算，每年還本付息約7 000萬元。假如貸款10億元，将中信泰富的8億元本金和2.6億元欠息一次性還清，那麼今後20年每年還本付息也不過8 000多萬，遠低于向中信泰富承諾的每年1.3億元。既然如此，甯願向銀行貸款，以低息貸替換高息貸，20年能省下10億元的融資成本。
跟榮智健談判
如果能夠實作債務重組，城投公司就可以接盤做李家沱大橋的業主。于是，我找來城投公司的負責人說：“現在派你到香港跟榮智健談判，給他兩個選擇：第一，我們願意遵守原來承諾的利息，但要将8億元本金和2.6億元欠息一次性還清，終止BOT協定，收回李家沱大橋的權益；
第二，如果保持原投資模式，就得把固定回報率降下來，現在銀行利率是5%，加上20年貼現率3.5%，再加2個百分點的利潤率，我們能夠接受的稅後固定回報率是10.5%。”
随後，城投公司赴港談判。中信泰富最終選擇了第一個方案，接受連本帶息一次性償還，但要求必須在年底前還清。
為重慶節省了10多億元
收到消息，我馬上找銀行借錢。當時找的是建設銀行重慶分行。由于貸款數額較大，分行行長向總行緊急報告，報告裡提到，重慶市新上任的副市長黃奇帆，提出貸款10億元償還李家沱大橋的債務重組方案。建行總行經研究後認為，該債務重組方案風險可控，較為可行，很快準許了這個貸款請求。
雖然貸款資金到位了，但還得換彙，我直接跟國家外彙管理局打電話彙報了溝通事由，得到了國家外彙管理局的支援，特事特辦。就這樣，2001年12月底前，重慶結清了跟中信泰富的債務。
這件事讓這位城投公司負責人印象深刻，後來他經常念叨：“通過李家沱大橋項目的債務重組，重慶前前後後節省了10多億元的城建資金，還有效避免了政策風險，确實是一記妙招！”
四、公交集團轉企改制
2001年12月上旬的一天，我收到一份報告，是關于重慶公交集團轉企改制的。市委主要上司跟我提過這件事，說公交集團事業轉企業改革推進得不夠順利，拖了兩三年，也沒有達成共識，要求我抓一抓。
三大分歧阻擋了改革
随後10天裡，我把近兩年關于公交集團轉企改制的報告通讀了一遍，尋找問題的症結。實際上，對于公交集團由機關事業機關轉為企業的這個改革大方向，各方面沒有異議，分歧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第一，原有虧損怎麼處置？由于城市公交具有公益性，重慶公交集團當時已連續虧損5年，政策性虧損額達到5.5億元。對于這筆壞賬，公交集團的意見是由财政兜底，等補足注冊資本金後再推動改革。但市财政沒有錢，是以反對，認為虧損不該由财政承擔。雙方各執一詞，争論不休。
第二，轉制後票價是否調整？具體包括月票要不要漲價，對老人、殘障人士、學生、軍人的優惠是否繼續，等等。一方認為，重慶公交10年沒調價了，理應調整；另一方認為，重慶經濟落後，老百姓很窮，不能調價，如果要調價，就必須開聽證會。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調價一事就陷入了僵持狀态。
第三，下崗職工如何安置？安置下崗職工要花費一兩億元，但這筆錢該由誰來出也無法明确。此外，公交集團轉企改革以後，依然存在政策性虧損，那麼财政是否應該繼續補貼？大家也莫衷一是。
由于無法厘清這三個問題，公交集團轉企改革一拖再拖，延誤了兩年多時間。
把複雜問題分解為簡單問題
把阻礙公交集團改革的前因後果梳理一遍後不難發現，這個複雜問題可以分解為三個簡單問題，再經過仔細琢磨，發現這三個問題其實都算不上大問題。事情想清楚後，2001年12月20日，我主持召開專題會議，針對三個問題談了意見。
第一，關于處置5.5億元虧損，我認為，這不是改制的前提條件。當時，公交集團賬面淨資産有12億元，既然虧損了5.5億元，那就減掉5.5億元，新注冊一家資本金為6.5億元的公司。這樣也可以正常運作，何必非要等财政補上虧損再注冊呢？
第二，關于票價調整，重慶的公交票價近10年都沒有調整過，确實該調整了，但必須通過聽證會，社會接受了再報市政府審定。同時，原有的惠民政策堅持“三不變”，即60歲以上退休職工免費乘車政策不變，複員軍人免票政策不變，學生、殘障人士等享受的優惠政策不變，不能因票價調整造成優惠政策縮水。
第三，關于職工下崗安置問題，政府該給的政策、該拿的錢，照規定執行，而且公交集團可以轉讓變現部分資産，用于沖抵壞賬和填補社保缺口。同時，公交專營權包括公司牌、線路牌等國家資源，可以作為無形資産免費注入公交公司，今後城市發展中新增的公司牌、線路牌統一拍賣，所得可以用于公交場站建設。
至于大家擔心的轉制後的政策性虧損補貼是否會因重組而中斷，則可以先給一個過渡期，繼續執行原定的5年扭虧目标，剩下3年裡繼續執行原定每年補貼7 000萬元的政策。
就這樣，運用重組思維，一個拖了兩三年的問題迎刃而解。随後一周，大家就達成了改革共識，形成了重組方案。
重組成效立竿見影
2001年底，重慶公交集團轉企改革正式啟動。2002年3月，重慶公交控股集團挂牌成立。2003年，集團扭虧為盈，補齊了職工養老保險等福利欠賬，步入了良性發展軌道。
經過10多年的發展，重慶公交集團的面貌煥然一新，已由成立時淨資産不足7億元、資産負債率90%以上、隻有2 000輛破舊不堪的車輛的小企業，成長為一家淨資産達上百億元、資産負債率不到40%、每年盈利過億元、擁有上萬輛新車的大集團。改革的順利推進，使其成了一家排名全國前列的公交公司。
五、實施“生命工程”
一年5輛大客車翻下懸崖
2002年是重慶交通事故多發之年，當年發生了5輛長途客車翻下懸崖，造成上百人死傷。每發生一起特大交通事故，市裡就開一次會，通報批評、安全檢查、治理超限超載，然後處分一批幹部。這邊還沒喘口氣，那邊又發生一起事故，接着又是開會、大檢查、查處幹部……如此惡性循環。
在危險路段裝防撞護欄
2002年8月，為了完成市委主要上司交辦的“8小時重慶”收尾工作，我深入區縣調研。半夜裡，車子在通往巫溪縣的路上行駛，兩邊全是幾十米甚至幾百米深的懸崖峭壁。我強烈地感覺到，重慶轄區87%是山區，幾千公裡的道路修在懸崖峭壁上，每天幾十萬輛車在這樣的路上行駛，如果沒有很好的防護設施，那麼稍有不慎，就會發生翻車事故。
僅僅依靠制度設計、說服，或者管理要求，很難根治這個問題。因為這不是主觀責任的問題，是以要想解決問題，就必須在基礎設施硬體方面下功夫。
于是，我跟随行的重慶市交通委員會（簡稱市交委，2018年更名為重慶市交通局）負責人說：“高速公路的防撞護欄可以有效減少交通事故，現在，高等級公路旁邊的水泥防撞墩基本是擺設，隻能起到警示作用，應該考慮在危險路段安裝類似于高速公路上的防撞護欄。
我上個月下基層，到黔江區調研，發現一些重要的二級公路上設有這種防撞護欄，應下決心推廣這項措施。”他認為這确實是個好辦法。
用重組思想解決資金難題
回到主城，我立即召集有關部門研究這個問題，并提出用兩年時間，在全市域範圍内高等級公路的所有危險路段都安裝防撞護欄，将其作為“生命工程”來抓。但是，抓好這件事的關鍵在于錢從哪兒來？
當時我們測算，修建一公裡防撞護欄的成本約為14萬元，如果高差超過6米的懸崖陡坡路段全部裝上，全市大約要修建5 000公裡，預計需要投入七八億元。那麼錢從哪裡來？我當時決定從四個方面予以籌集。每公裡防撞護欄的修建費用，由市政府補貼4萬元，負責修路的重慶高等級公路建設投資有限公司（簡稱高投司）承擔4萬元，區縣政府負擔4萬元。在修建防撞護欄方面，區縣政府很有積極性，因為重大交通事故處理遵循屬地原則，一旦出事，區長和縣長是要受處分的。
但是，還有每公裡2萬元的費用沒有着落，怎麼辦？我們考慮由保險公司來承擔，理由是：長途客運車輛和乘客都購買了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簡稱交強險），如果發生一起重大事故，保險公司往往要賠償幾百萬元到幾千萬元，遇上重大惡性事故，甚至要賠償上億元，保險公司出少量的錢參與修建防撞護欄，是“花錢買平安”，從成本收益看也劃算。
而且，政府也不是強迫企業出錢，而是按市場規則辦事，即在組織重慶公路客運保險業務招标時，把承擔每公裡2萬元的防撞護欄費作為前置條件，企業願意承擔的話再參與競标。
就這樣，從基本面上思考問題，從根本上分析原因、尋找辦法，再輔之以資産重組的思想化解資金難題，一個長周期、大範圍廣泛存在的問題就得以順利解決。這種工作方法，也是我在重慶能夠舉重若輕地解決問題的關鍵。
交通部來重慶開現場會
由于方案設計合理，防撞護欄安裝工作推進順利，兩年内，5 000多公裡危險路段的防撞護欄即安裝完畢。後來，這項措施轉變為重慶的公路安全标準，重慶所有的建立高等級公路，甚至通鄉通村公路的危險路段，相繼普及了防撞護欄，安裝總長度超過1萬公裡。由此，重慶杜絕了懸崖翻車事故，即便有車輛撞上護欄，也會被彈回來，不至于翻下懸崖。當然，如果撞上護欄，車輛所屬公司和司機要賠償護欄維修損失，實踐中，這筆救命錢沒有出現過賴賬的情況，他們都樂意支付，因為護欄救了他們的命。
關于防撞護欄，還發生了一件巧合的事。巫山與奉節交界處有個叫龍王淌的路段，海拔1 200多米。在安裝防撞護欄前一年的農曆臘月二十九，一輛從深圳開回來的車在這段公路上翻下懸崖，發生了傷亡事故。安裝“生命工程”後，在同一個位置又出了一次事故，但防撞護欄把客車擋在了懸崖邊上，是以救了一車人的性命。
後來，針對在山區二級公路大規模安裝防撞護欄的做法，交通部專門組織在重慶召開現場會，進行全國推廣，這成了全國内陸崇山峻嶺地區改善交通系統安全的一個經驗。
六、消除鬧心的堵點
一個個棘手的問題，讓我這個新任副市長忙得不亦樂乎。2001年12月30日，再過一天，就是我到重慶的第一個元旦了。我決定自己開車出去轉轉。
汽車駛上黃花園大橋，準備往江北開。大橋是雙向六車道，起初，車子跑起來很順暢，但沒多久就堵在了橋上。馬路對面，來車方向也堵得一塌糊塗。看樣子半小時都動彈不了，索性我就把車停靠在路邊，出來看看情況。原來盡管黃花園大橋和江北的路都是雙向六車道，但是大橋與江北的路的連接配接部分，居然有500米左右的路段少了兩車道，隻有四車道，形成了一個“瓶頸”。
我問過旁邊的司機朋友才知道，這裡天天堵、月月堵，已經堵了4年了！
走到堵點附近，我發現“卡脖子”的是一個凸起的小山包。上到半山腰一看，上面有間小房子，一邊是廁所，另一邊是儲藏室。就是這間小房子把路堵了整整4年。小房子跟旁邊一所學校相連，一看就知道是動遷留下的“尾巴”。
摸清情況以後，第二天，也就是2001年12月31日，我把建委主任、規劃局局長、國土局局長和江北區的負責人，一股腦全叫到了辦公室。我說：“你們知不知道那個地方堵了4年了？”
他們都說：“知道。”
我說：“眼看着路堵成那樣，你們怎麼不協調？”
他們說：“房子屬于市商委下面的一個高職學院，是拆遷留下的‘尾巴’。對于這個小房子，市國土局的意見是就近選址安置，再補償1 600萬元，但學校要價6 000萬元，雙方開了幾次會都談不攏。這件事，有分管商業的上司和商委給學校撐腰，城建口的同志很為難。于是，就這樣協調了幾年，成了現在這樣。”
這番話氣得我把桌子一拍：“你們學過‘三講’沒有？都學到了什麼地方？學習‘三講’是要入腦入心見行動的，絕不是說一套做一套！什麼叫講政治？老百姓堵了4年，不是偶然堵，而是天天堵，幹部卻熟視無睹，這就是不講政治！什麼叫講大局？上司幹部應該有點起碼的系統工程理念，整條路都是雙向六車道，就那個地方是四車道，少了兩條車道，有沒有一點系統工程的基本常識？有沒有一點大局觀？什麼叫講正氣？一個事業機關，全然不顧大局，要挾政府、坑害百姓，政府内部還互相扯皮，罔顧老百姓被堵了4年的事實，哪有正氣可言？”
這件事的情況很清楚，原有補償方案也科學合理，不必再開會讨論。于是，我當即訓示，規劃局當天下午釋出動遷公告，國土局按原定的“占多少補多少、就近選址安置”原則對學校給予補償，江北區負責具體落實。同時，我也交代市建委通知學校，如果在元旦放假期間就把堵點的房子拆除掉，市政府除了按正常标準補償1 600萬元外，另加500萬元加班費。其他不合理要求，一概不予考慮。最後，我還補充了一句：“如果到1月5日還沒動遷，你們集體寫自白書與悔過書！”
元旦假期結束後，1月5日，我乘晚班飛機回到重慶。回宿舍要經過那個路段，我就專門去看了看。工地上燈火通明，原來的小房子和小山包全部拆除了。
學校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國有事業機關，如果因為學生要在那裡上課，暫時不能搬遷，可以另當别論。但是，用一個儲藏室和一個廁所，以團體利益為籌碼敲國家竹杠，這絕不容許。處理這種事，不能瞻前顧後，該幹就得幹。
這件事本身并不屬于重組，但在重組過程中，經常會碰到類似不講道理的利益主體。此時，政府要果斷決策、快速行動，否則扯來扯去，很多有益于公衆的事情就會被這類扯皮和要挾拖得不了了之。
七、三峽博物館地下通道始末
2001年12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陪同書記、市長去人民廣場附近，檢查三峽博物館的建設施工進度。三峽博物館的前身為1951年成立的西南博物館——在渝中區枇杷山，1955年更名為重慶市博物館。20世紀90年代以來，随着三峽工程的上馬和三峽移民的推進，三峽庫區淹沒搬遷過程中形成了大量文物，要集中搬到一個博物館去，原來的博物館顯然不夠用。
1999年4月，重慶市政府決定建立一個博物館，2000年9月，國辦發文定名為中國三峽博物館。三峽博物館的館址定在人民大禮堂的中軸線上，人民大禮堂、人民廣場、博物館三位一體，像一把巨型的琵琶。博物館與大禮堂正對着，中間是人民廣場，寓意兩個不同時期的标志性建築的曆史對話，而人民廣場又是老百姓休閑娛樂的好去處。這種設計理念，融入曆史和社會的人文情懷以及老百姓對未來的美好憧憬，的确很有眼光、很大氣。
這個博物館，是中央和地方共建的國家一級博物館。項目總占地45畝，總建築面積4萬多平方米，地下1層、地上4層，共5層。總投資6億多元，國家發展改革委撥了1.1億元，三峽文物保護結餘資金出了1.2億元，剩下的3億多元全部由市政府掏。2000年，重慶一年的财政收入為100多億元，可機動使用的财力隻有10多億元，花這麼多錢建設一個博物館，負擔的确很重。
在博物館施工現場，擺放了三塊展闆，其中一塊是專門介紹博物館設計方案的。按當時的設計，三峽博物館并沒有下穿道，而是門前有條通行汽車的主幹道，二層加了一個大平台作為進出口。也就是說，博物館出入口并不在一樓的地面上，而是在二樓的大平台，老百姓進出博物館，需要通過三峽廣場，再走很高的一段台階。這樣，三峽博物館遠遠看着就像腰部圍了一個“大圍裙”，既不美觀，也不友善老百姓進出。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設計呢？原因就是博物館門前地面下緊靠着一條四車道的公路，為了給過往車輛留出空間，隻能增加一個二層平台作為出入口。當時，我就感覺這個“圍裙”設計得不太好，問包叙定市長為什麼不設計一條地下通道。他歎了一口氣說：“三峽博物館最初搞建築設計的時候，幾個招标的設計方案都有下穿道。
後來，經過幾個部門的測算，搞下穿道這邊六七百米，那邊六七百米，兩邊加起來就有1 500米，會涉及周邊密集居民區的動遷，下穿道整體要花1.5億元，但預算隻有5 000萬元，錢不夠，最後就隻能路徑不變，架空搞個進出口平台，穿上了這麼個‘大圍裙’。
其實，這個方案在招标評審的時候，包括重慶市人大常委會在審議時也提出應該是下穿道，但政府實在沒錢，隻能如此了。”他還跟我講，如果有什麼辦法按預算隻花5 000萬元就能把下穿道搞出來，他是非常願意采用下穿道的設計方案的，畢竟這是大家最想看到的結果。
對于這樣一個在我來重慶工作之前就既定的事實，如果我不當回事、聽之任之，倒也沒責任，但我既然了解了事情的原委，那麼作為分管城建的副市長，我感到有責任把它協調好，了卻包叙定市長心中的遺憾。
當天下午，我把建委主任、規劃局局長叫到辦公室，一起研究三峽博物館下穿道的事情。我問他們：“為什麼搞下穿道要這麼多錢？”建委主任說：“根據城市規劃設計，道路的斜率隻能在3%以内，也就是說一條路如果有100米長，兩頭的高差最多有3米。下穿道的空間高度有十幾米，如果按斜率3%來算，十幾米拉出來，進出兩邊就差不多各需要六七百米，總共就有1 500米。”他接着說：“如果下穿道做成1 500米，就會涉及兩處大體量居民區的動遷，就要多花1億元。”
我問他們：“為什麼不能采用6%~7%的斜率，稍微斜得多一點，下穿道就短了，就能避開密集居民區的動遷了。”他們都說：“這是國家規範的标準，我們不能動呀！”我說：“重慶是個山城，城市中30%的上行和下行道路的斜率都在10%以上。尤其是市政府門口的幾條路，斜率20%都有，車子照樣開，為什麼三峽博物館不可以采用6%~7%的斜率呢？國家3%的斜率标準，是針對全國平原城市的一般規定，遇上我們這樣的山城，到處都是坡坡坎坎，百分之十幾甚至百分之二十的斜率比比皆是，三峽博物館的下穿道采用6%~7%的斜率，就可以避開動遷密集的居民區。
我們做事情，要實事求是，不能教條主義，不能刻舟求劍，這方面可以靈活一點。”就這樣，大家統一了認識，即用6%~7%的斜率，使這條下穿道的整個長度兩邊各200多米，整體500米就行了。按照500米長度計算，兩邊的居民區動遷的問題就避開了，錢也夠了。
這個方案一舉三得：一是博物館出入口從二樓改到一樓，老百姓進出博物館可以走平台，不需要爬高坡；二是原來在博物館兩邊攔腰搞個“大圍裙”的形态消失了，使博物館與大禮堂、人民廣場三位一體、相得益彰；三是沒有超預算，5 000萬元以内就解決問題了。這個方案形成以後，報給包市長，他非常高興，立馬讓市政府常務會審議通過并按此實施。
在實際工作中，有不少同志容易犯教條主義的毛病，往往被一些條條框框卡得太死，而不會根據實際情況實事求是地處理。這件事隻是從實際出發，将方案設計的邊際條件調整重組了一下，就解決了問題。這說明講究實事求是、講究原則性和靈活性的辯證統一，是多麼重要！
以上是我剛到重慶第一年迎面遇上的一些棘手事項，在協調解決這些問題的工作之餘，我随手寫了一些案頭筆錄、工作劄記。現在回頭來看，這些文字沒有太多理論性，但還挺有趣。特置于此書前面，作為引言。
這本《重組與突破》共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專講企業的重組與管理，包括城市建設投融資平台類企業、國有資本營運投資類企業、金融企業、國有工商企業集團和民營企業五大類企業。每一類企業的重組内容都涉及該類企業當時困難的嚴重性和重組的緊迫性及必要性，以及為解決該企業問題而進行的重組方案的脈絡與原則、對策措施、成效與結果。
第二部分，專講行業的重組與管理，包括城市房地産業、工業産業、内陸加工貿易的轉型、教育、金融、财政六大行業的重組與管理。每一類行業的重組内容都涉及當時行業的狀況、内在的困難、百姓的呼聲、國家的政策要求，每一種行業重組都涉及從供給側對各類要素資源進行優化重組，進而在結構性平衡中實作超正常的發展。這樣才能既展現百姓要求、社會需求，又合乎國家政策制度管理要求。在重組過程中，力求做到不回避當下的沖突、不遮掩問題、不推脫責任、不違規、不透支。
新書資訊
《重組與突破》
作者：黃奇帆
出版時間：2024年4月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在工作過程中，在企業和地方發展中，我們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瓶頸乃至危機，如果能夠運用重組的思維方法，逢兇化吉、擺脫困境，那無疑是一大幸事。
在50餘載的工作曆程中，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參與、主導了一系列重組，從中他深刻領悟到重組的真谛與妙趣：其真谛在于資源優化配置、體制機制創新，其妙趣在于“随心所欲不逾矩”“柳暗花明又一村”。本書輯錄了黃奇帆在重慶工作期間遇到難題時以“重組求突破”的思維與實踐，以期與讀者分享重組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