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于世，必須處理好三個關系：一，人與大自然的關系；二，人與人的關系；三，人自己的關系。這三個關系處理好，人就幸福愉快；否則就痛苦。
一 我們目前所面臨的形勢
談問題必須從實際出發，這幾乎成了一個常識。談人的素質又何能例外？
在這方面，我們，包括大陸和台灣，甚至全世界，我們所面臨的形勢怎樣呢？我覺得，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的“通告”中說得簡潔而又中肯：
識者每以今日的社會潛伏下列諸問題為憂：即功利氣息彌漫，隻知奪取而缺乏奉獻和服務的精神；大家對社會關懷不夠，環境日益惡化；一般人雖受相當教育，但缺乏判斷是非善惡的能力；科技教育與人文教育未能整合，阻礙教育整體發展，亦且影響學生健全人格的養成。
這些話都切中時弊。
在這裡，我想補充上幾句。
我們眼前正處在20世紀的世紀末和千紀末中。“世紀”和“千紀”都是人為地創造出來的；但是，一旦創造出來，它似乎就對人類活動産生了影響。19世紀的世紀末可以為鑒，目前的這一個世紀末，也不例外。在政治、經濟等方面所發生的巨大變化，有目共睹。我特别想指出環境保護等方面的令人觸目驚心的情況。這些都與西方科學技術的發展密切相聯。
西方自産業革命以後，科技飛速發展。生産力解放之後，遠邁前古。結果給全體人類帶來了極大的意想不到的福利。這一點是無論如何也否認不掉的。但是同時也帶來了同樣是想不到的弊端或者危害，比如空氣污染、海河污染、生态平衡破壞、一些動植物滅種、環境污染、臭氧層出洞、人口爆炸、淡水資源匮乏、新疾病産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些災害中任何一項如果避免不了，祛除不掉，則人類生存前途就會受到威脅。是以，現在全世界有識之士以及一些政府，都大聲疾呼，注意環保工作。這實在值得我們欽佩。
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雪萊（Shelley）以詩人的驚人的敏感，在19世紀初葉，正當西方工業發展如火如荼地上升的時候，在他所著的于1821年出版的《詩辨》中，就預見到它能産生的惡果，他不幸而言中，他還為這種惡果開出了解救的藥方：詩與想像力，再加上一個愛。這也實在值得我們佩服。
眼前的這一個世紀末，實在是人類曆史上一個空前的大動蕩大轉軌的時代。在這樣的時機中，我們平常所說的“代溝”空前地既深且廣。老少兩代人之間的隔閡十分嚴峻。有人把現在年輕的一代人稱為“新人類”，據說日本也有這個詞兒，這個詞兒意味深長。
二 人的天性或本能
我們就處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來探讨人的天性的一些想法。
兩千多年以來，中國哲學史上始終有一個争論不休的問題：性善與性惡。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惡，這是衆所周知的事實。兩說各有擁護者和反對者，中立派就主張性無善無惡說。我個人的看法接近此說，但又不完全相同。如果讓我擺脫騎牆派的立場，說出真心話的話，我贊成性惡說，然則根據何在呢？
由于行當不對頭——我重點摘的是古代佛教曆史、中亞古代國文、佛教史、中印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我對生理學和心理學所知甚微。根據我多年的觀察與思考，我覺得，造物主或天或大自然，一方面賦予人和一切生物（動植物都在内）以極強烈的生存欲，另一方面又賦予它們極強烈的發展擴張欲。一棵小草能在磚石重壓之下，以驚人的毅力，鑽出頭來，真令我驚歎不置。一尾魚能産上百上千的卵，如果每一個卵都能長成魚，則湖海有朝一日會被魚填滿。植物無靈，但有能，它想盡辦法，讓自己的種子傳播出去。類似的例子，舉不勝舉。但是，與此同時，造物主又制造某些動植物的天敵，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貓吃老鼠，等等，等等，總之是，一方面讓你生存發展，一方面又遏止你生存發展，以此來保持物種平衡，人和動植物的平衡。這是造物主給生物開玩笑。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刍狗。”意思與此差為相近。如此說來，荀子的性惡說能說沒有根據嗎？荀子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僞”字在這裡有“人為”的意思，不全是“假”。總之，這說法比孟子性善說更能說得過去。
三 道德問題
寫到這裡，我認為可以談道德問題了。道德講善惡，講好壞，講是非，等等。那麼，什麼是善，是好，是是呢？根據我上面的說法，我們可以說：自己生存，也讓别的人或動植物生存，這就是善。隻考慮自己生存不考慮别人生存，這就是惡。《三國演義》中說曹操有言：“隻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我。”這是典型的惡。要一個人不為自己的生存考慮，是不可能的，是違反人性的。隻要能做到既考慮自己也考慮别人，這一個人就算及格了，考慮别人的百分比愈高，則這個人的道德水準也就愈高。百分之百考慮别人，所謂“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是做不到的，那極少數為國家、為别人犧牲自己性命的，用一個哲學家的現成的話來說是出于“正義行動”。
隻有人類這個“萬物之靈”才能做到既為自己考慮，也能考慮到别人的利益。一切動植物是絕對做不到的，它們根本沒有思維能力。它們沒有自律，隻有他律，而這他律就來自大自然或者造物主。人類能夠自律，但也必須輔之以他律。康德所謂“消極義務”，多來自他律。他講的“積極義務”，則多來自自律。他律的内容很多，比如社會輿論、道德教條等等都是。而最明顯的則是警察局、檢察機構、法院。
寫到這裡，我想把話題扯遠一點，才能把我想說的問題說明白。
人生于世，必須處理好三個關系：一，人與大自然的關系，那也稱之為“天人關系”；二，人與人的關系，也就是社會關系；三，人自己的關系，也就是個人思想感情沖突與平衡的問題。這三個關系處理好，人就幸福愉快；否則就痛苦。在處理第一個關系時，也就是天人關系時，東西方，至少在指導思想方向上截然不同。西方主“征服自然”（to conquer the nature），《天演論》的“物競天擇，适者生存”，即由此而出。但是天或大自然是能夠報複的，能夠懲罰的。你“征服”得過了頭，它就報複。比如砍伐森林，砍光了森林，氣候就受影響，洪水就泛濫。世界各地都有例可證。今年大陸的水災，根本原因也在這裡。這隻是一個小例子，其餘可依此類推。學術大師錢穆先生一生最後一篇文章《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講的就是“天人合一”的問題，我冒昧地在錢老文章的基礎上寫了兩篇補充的文章，我影印了幾份，呈獻給大家，以求得教正。“天人合一”是中國哲學史上一個重要命題，解釋紛纭，莫衷一是。錢老說：“我曾說‘天人合一’論，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最大的貢獻。”我的補充明确地說，“天人合一”就是人與大自然要合一，要和平共處，不要講征服與被征服。西方近二百年以來，對大自然征服不已，西方人以“天之驕子”自居，驕橫不可一世，結果就産生了我在上文第一章裡補充的那一些弊端或災害。錢賓四先生文章中講的“天”似乎重點是“天命”，我的“新解”，“天”是指的大自然。這種人與大自然要和諧相處的思想，不僅僅是中國思想的特征，也是東方各國思想的特征。這是東西文化思想分道揚镳的地方。在中國，表現這種思想最明确的無過于宋代大儒張載，他在《西銘》中說：“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物”指的是天地萬物。佛教思想中也有“天人合一”的因素，南韓吳亨根教授曾明确地指出這一點來。佛教基本教規之一的“五戒”中就有戒殺生一條，同中國“物與”思想一脈相通。
四 修養與實踐問題
我體會，聖嚴法師之是以不惜人力和物力召開這樣一個規模宏大的會議，大陸暨香港地區，以及台灣的許多著名的學者專家之是以不遠千裡來此集會，決不會是讓我們坐而論道的。道不能不論，不論則意見不一緻，指導不明确，是以不論是不行的。但是，如果隻限于論，則空談無補于實際，沒有多大意義。況且，聖嚴法師為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明定宗旨是“提升人品質，建設人間淨土”。這次會議的宗旨恐怕也是如此。是以，我們在議論之際，也必須想出一些具體的辦法。這樣會議才能算是成功的。
我在本文第一章中已經講到過，我們中國和全世界所面臨的形勢是十分嚴峻的。錢穆先生也說：“近百年來，世界人類文化所宗，可說全在歐洲。最近五十年，歐洲文化近于衰落，此下不能再為世界人類文化向往之宗主。是以可說，最近乃人類文化之衰落期。此下世界文化又将何所向往？這是今天我們人類最值得重視的現實問題。”可謂慨乎言之矣。
我就在面臨這樣嚴峻的情況下提出了修養和實踐問題的，也可以稱之為思想與行動的關系，二者并不完全一樣。
所謂修養，主要是指思想問題、認識問題、自律問題，他律有時候也是難以避免的。在大陸上，幫助别人認識問題，叫做“做說服”。一個人遇到疑難，主要靠自己來解決，首先在思想上解決了，然後才能見諸行動，别人的點醒有時候也起作用。佛教禅宗主張“頓悟”。覺悟當然主要靠自己，但是别人的幫助有時也起作用。禅師的一聲斷喝，一記猛掌，一句狗屎橛，也能起振聾發聩的作用。宋代理學家有一個克制私欲的辦法。清尹銘绶《學見舉隅》中引朱子的話說：
前輩有俗澄治思慮者，于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于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于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來随不複有黑豆，最後則驗白豆亦無之矣。然此隻是個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的工夫，那去那般不正作當底思慮，何難之有？
這個方法實際上是受了佛經的影響。《賢愚經》卷十三，（六七）優波提品第六十講到一個“係念”的辦法：
以白黑石子，用當等于籌算。善念下白，惡念下黑。優波提奉受其教，善惡之念，辄投石子。初黑偶多，白者甚少。漸漸修習，白黑正等。系念不止。更無黑石，純有白者。善念已盛，逮得初果。”（《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四卷，頁四四二下）
這與朱子說法幾乎完全一樣，差別隻在豆與石耳。
這個做法究竟有多大用處？我們且不去談。兩個地方都講善念、惡念。什麼叫善？什麼叫惡？中印兩國的了解恐怕很不一樣。中國的宋儒不外孔孟那些教導，印度則是佛教教義。我自己對善惡的看法，上面已經談過。要係念，我認為，不外是放縱本性與遏制本性的鬥争而已。為什麼要遏制本性？目的是既讓自己活，也讓别人活。因為如果不這樣做的話，則社會必然亂了套，就像現代大城市裡必然有紅綠燈一樣，車往馬來，必然要有法律和倫理教條。宇宙間，任何東西，包括人與動植物，都不允許有“絕對自由”。為了宇宙正常運轉，為了人類社會正常活動，不得不爾也。對動植物來講，它們不會思考，不能自律，隻能他律。人為萬物之靈，是能思考、能明辨是非的動物，能自律，但也必濟之以他律。朱子說，這個係念的辦法是個“死法”，光靠它是不行的，還必須讀書窮理，才能去掉那些不正當的思慮。讀書當然是有益的，但卻不能隻限于孔孟之書；窮理也是好的，但标準不能隻限于孔孟之道。特别是在今天，在一個新世紀即将來臨之際，眼光更要放遠。
眼光怎樣放遠呢？首先要看到目前西方科技所造成的弊端，人類生存前途已處在危機中。世人昏昏，我必昭昭。我們必須力矯西方“征服自然”之弊，大力宣揚東方“天人合一”的思想，年輕人更應如此。
以上主要講的是修養。光修養還是很不夠的，還必須實踐，也就是行動，最好能有一個信仰，宗教也好，什麼主義也好；但必須虔誠、真摯。這裡存不得半點虛假成分。我們不妨先從康德的“消極義務”做起：不污染環境、不污染空氣、不污染河湖、不胡亂殺生、不破壞生态平衡、不砍伐森林，還有很多“不”。這些“消極義務”能産生積極影響。這樣一來，個人的修養與實踐、他人的教導與勸說，再加上公、檢、法的制約，本文第一章所講的那一些弊害庶幾可以避免或減少，聖嚴法師所提出的希望庶幾能夠實作，我們同處于“人間淨土”中。“挽狂瀾于既倒”，事在人為。
來源：《季羨林談人生》，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