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輩憶1946年初奇特的鐵路鬥争，白天高标準修，晚上扒得鐵軌不剩

國民黨徐州鐵路局為難我魯南鐵路局，開來編組極混亂的列車要求一個小時内編号，結果我方半小時就編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此時，靳懷剛正在山東分局黨校學習，第二天便奉命離開黨校趕回魯南，于8月18日到達魯南區黨委駐地桑村。

區黨委在配置設定工作時找靳懷剛談話：為了進軍鐵路沿線和大城市的需要，決定在鐵道隊和兖濟武工隊（後改名為鐵道二大隊）的基礎上成立鐵路工委，書記由魯南區黨委城工部部長王少庸兼任，讓靳懷剛任副書記，委員由劉金山、鄭惕、蔣得功、王玉林擔任。

鐵路工委的任務是統一上司津浦鐵路沿線的鬥争，包括武裝鬥争、職工運動以及城市的地下工作，配合解放軍攻克或接管城市，接收敵人的武裝。

靳懷剛等人接受任務後，還沒有來得及進一步研究部署，即因軍事上的需要，馬上跟鐵道隊的同志一起插到徐州附近，住在利國驿南茅村東面山邊的一個村子裡，離徐州約30裡路。

隊伍駐下來，就馬上派兩個同志到徐州去偵察。偵察員到了徐州車站，看到徐州車站的日本人亂哄哄的，像沒頭蒼蠅一樣，不少人到車站去搶東西，也沒有人過問。這兩個同志看了看之後，馬上就回到駐地，向上司報告了這個情況。

鐵道隊立刻派一個分隊去徐州車站，打算控制這個立足點，同時派人向魯南軍區報告。可是，這個小分隊沒有進得去，被截在徐州外圍封鎖圈之外。駐徐州的日本兵已開始執行“蔣、日、僞合流”，國民黨政府不許日本兵向八路軍投降，并且戒備森嚴，還準備把僞軍都改編成國民黨的部隊。

又過了幾天，敵人的布防越來越嚴密，國民黨的接收大員也已到徐州。國民黨除利用僞軍力量控制徐州外，少數正規部隊也到了徐州。9月中旬，鐵路工委接到區黨委的訓示，趕緊撤回來，因為工委所在地方很突出，光靠一個小武裝站不住腳，于是，鐵路工委和鐵道隊就撤到臨城站附近待命。

在臨城一帶有很多潰散的日本人，因為鐵路被我方扒掉了，又沒有其他運輸工具，他們就步行從徐州向濟南方向走，準備通過膠濟鐵路到青島後回國。鐵路工委在沙溝附近設了一道關卡，收繳敵人所帶的軍用物品。這些日本人有的帶了一些小手槍，說是自衛用的。但據查實，這些人中，不光是日本文職人員和家屬，也有換成便衣的日本軍人。

鐵路工委經手受降的是日軍鐵甲列車。這個鐵甲列車有十幾節車廂，一個火車頭帶着，裝備有大炮和重機槍。這個鐵甲列車是從臨城開出來的，準備經沙溝、韓莊到徐州去。結果它出臨城站不遠，前邊的鐵路就被我方破壞了，正當他們準備後退的時候，我方又用炸藥把他後邊的鐵軌炸壞。這股日軍是欲進不能，欲退不得。在這種情況下，我方送去了限期投降的通牒。

因為這個鐵甲列車與鐵道隊“打交道”多年了，深知鐵道隊是很難對付的。日軍還想拖時間等援兵，但在亂哄哄的情況下，他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能來援兵，也不敢在鐵甲列車上多待，擔心鐵道隊把他們炸掉，就派出代表來跟我方談。

鐵道隊鄭惕政委和劉金山大隊長分頭到日軍聯隊部和大隊部談判。

開始，日軍不願意全部繳械，隻同意交重武器，不交輕武器。我方說不行，輕重武器都要交。經過鄭、劉二同志的幾天的說理鬥争，最後敵人同意繳槍了。

當時，鐵道隊短槍隊有20多人，都是便衣，軍容很不整齊。雖然有個長槍隊，也都是便衣。鐵路工委馬上向魯南軍區報告。軍區就派特務連來，作為鐵道隊的主力部隊，給我方壯聲勢。這樣，敵人就繳了槍。《鐵道遊擊隊》對此有描寫，基本上是事實。

鐵道隊接收日軍武器以後，仍舊在這一帶活動，分頭作鐵路勞工及當地群衆工作。在這個時候，鐵路工委把官橋車站的站長李相富和他的兒子李祖玉都争取到我鐵道隊來了。

1945年年底，國民黨陳大慶的部隊到了臨城，鬥争形勢進一步惡化。日本人控制的津浦鐵路僅是點和線，就是占領幾個車站，在鐵路沿線組織一些僞軍看炮樓。可是國民黨部隊過來就不同了，他一占一大片。

日本人占領鐵路沿線時，我方還能夜間過鐵路。但是國民黨的部隊一過來，在鐵路左右占了幾十裡路寬。這樣，我方過鐵路就很困難了。再加上他們把與我方有關系的僞軍也給調防了。這樣一來我方與湖西的聯系就中斷了。

鐵道隊從1942年後就一直擔負着繁重而艱巨的保護交通線暢通的任務。當年，劉少奇、陳毅過津浦鐵路都是從這兒過的。劉少奇過津浦路時，在微山湖上訓示：鐵道隊再也不要經常不斷地去扒鐵路、弄東西了，鐵道隊的主要任務應該是維持我東西交通線，保持華東、山東與中央的聯系。

自從國民黨軍在1945年到這個地區之後，把我這條交通要道路給截斷了。我部隊還不得不稍微後退一點，隻能在沙溝以東活動。

1945年冬，我軍攻克滕縣。這樣，臨城以北包括官橋、南沙河、滕縣城一直到兖州都是由我方控制，形勢已大為好轉。于是靳懷剛把鐵路工委的幾個成員召集到一起，研究了當時的形勢，作了工作部署。1946年初，鐵路工委成員增加了，組織部長馬仲川（5月以後改為馮克玉），宣傳部長趙進先，機構也健全了。

1946年1月16日，成立軍調部，開始與國民黨談判。1月20日左右，王少庸就接受任務去徐州，擔任軍調部駐徐州小組的中共代表。王少庸走的時候，區黨委确定由靳懷剛代理書記。

和平談判的一個很重要的内容是，國民黨以打通鐵路交通為名，向解放區滲透，大量運兵北進，借口是共産黨沒有管理鐵路的能力，不懂得怎樣修鐵路，非由國民黨修不可。我方就來個針鋒相對，說：“解放區的鐵路由解放區的人民修。”

1946年2月初，在鐵路工委的基礎上，成立了魯南鐵路局，由靳懷剛任局長，劉金山任副局長，鄭惕任特派員兼徐兖段段長。魯南區黨委給鐵路局的任務是：既要打出積極修路的旗幟，又要千方百計地阻止鐵路修通，不使敵人運兵北上的陰謀得逞。

在韓莊車站，王少庸代表中共在車上與軍調小組其他兩方代表談判，靳懷剛在車站上跟國民黨徐州鐵路局的一個局長談判。對方口口聲聲說我管不了鐵路，修不了鐵路。魯南鐵路局就把解放了的車站上的養路勞工都集中起來修給他們看看。

為此，鐵路局還進行了動員，勞工們都非常積極、熱情。白天，我方以高速度、高标準修鐵路，晚上又發動群衆，非常徹底地扒掉鐵路。為了扒得徹底，還發動群衆把鐵軌運到鐵路邊十幾裡以外的地方。

第二天談判時，我方就講，我們鐵路勞工都是在修，但是由于你們反共反人民，群衆不同意修鐵路，是以晚上給扒掉，而且把路軌都給拿跑了。魯南鐵路局向國民黨要鐵軌再修。每天就這樣，白天修，晚上扒。

1946年春節後的一天，國民黨的徐州鐵路局為了給我方出難題，找個借口說我不會管鐵路，把一列編組很混亂的列車開進了韓莊車站，并要求我方在一個小時之内重新給他編組完畢。

韓莊車站是個裝置很簡單的車站，隻有兩股軌道，還有一條很短的通倉庫的道叉子。在這樣的車站上，一個小時之内把一列很混亂的列車編組完畢是很困難的。可是從棗莊來的青年勞工趙彥祥和局寶林兩個同志，非常機智地在半個多小時之内就編組完了，使得國民黨想找借口的人不得不佩服。

後來，魯南鐵路局的同志聽國民黨徐州鐵路局的幾個很正直的勞工講：本來這些國民黨的官老爺想難難解放區，沒有想到你們搞得這麼漂亮，他們也沒有理由再多講了。

韓莊車站雖小，我方配備的力量卻是很強的。站長是那個老站長李相富，副站長是趙友三，主要的信号手就是趙彥祥、局寶林兩人。修路的道班勞工也是很好的同志。是以國民黨想以修路為借口向解放區“蠶食”的陰謀沒有得逞。

同年4月，國共和平談判陷入僵局，修路鬥争就停下來了。此時，魯南鐵路局也早已移駐棗莊，開始辦訓練班，組織勞工學習，組織家屬搞生産。

鐵路局無錢給勞工發工資，就組織勞工用棗莊的煤炭燒焦，搞生産自救。原鐵道大隊副隊長王志勝任鐵路局工會主席，由他來上司生産自救。新四軍七師還給魯南鐵路局派來北上的60多名縣、區、鄉幹部，魯南區黨委也派來幾位幹部任鐵路局的處長。

當時，車務處長是蘇頌良（又名陳雨奎），機務處長王川，工務處長倪志良，會計處長史天放，總務處長蔣得功，副處長張焘。鐵路工委及鐵路局的幹部基本上配備齊全。同年5月，魯南區黨委派韓去非擔任工委書記。靳懷剛就不再代理工委書記，而專任魯南鐵路局局長了。

在這以後，靳魯南鐵路局的主要任務是教育訓練幹部，把已解放了的車站的鐵路員工組織起來參加教育訓練班，也招收一些鐵路員工子弟，還吸收鐵路沿線的一部分知識青年，開辦了鐵路學校。鐵路局的幾個處長都擔任了教學工作。

1946年9月初，和平談判破裂，學校停課。10月初，靳懷剛奉命離開棗莊。這時，魯南鐵路局一分為四：一是由靳懷剛帶着鐵路局的大部分幹部，包括新四軍來的幹部和鐵道隊的部分短槍隊員成立魯南軍區兵站處；二是把學生都配置設定到渤海區去，繼續參加鐵路幹部教育訓練；三是其餘的同志被編到地方主力部隊；四是留少部分同志繼續進行隐蔽鬥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