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7日，由全球化智庫（CCG）主辦、北京國際俱樂部協辦的“CCG名家對話午餐會”活動在北京國際俱樂部對外交流曆史悠久的仙鶴廳圓滿舉辦。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李稻葵在會上作專題演講，以下為根據英文演講翻譯的全文：
非常感謝輝耀的介紹和邀請。尊敬的各位來賓、女士們、先生們，今天是一個非常特别的日子。陳啟宗先生剛剛與我們分享了他真正的全球主義世界觀。他自稱為商人，實際上，我認為他是唯一一個可以被稱為“GPPE”的商人。這是我自己創造的一個縮寫詞。什麼是GPPE呢？它代表全球、政治、哲學和經濟，涵蓋了一切。在大學裡，我們有PPE專業，而現在，陳啟宗先生讓我想到了GPPE。
陳啟宗先生已經在多個方面進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許多深刻的見解。相較之下，我的發言将更加集中。我将專注于中國經濟，并傳達三個非常簡明的資訊。希望各位能記住這三條簡單的資訊。
首先要傳達的資訊是，目前中國經濟的運作狀況低于其GDP（國内生産總值）的增長潛力。經濟增長沒有達到我們經濟學家的預期。我們的經濟增長低于潛力，這不僅意味着GDP增長率低于5.7%-5.8%，後者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兩個階段的常态，而且我們還有通貨膨脹的問題。事實上，PPI（生産者價格指數）已經連續10到15個季度為負值，CPI（消費者價格指數）一直在0左右。這是很簡單的一點。我認為我們作為學者和經濟學家，應該明确認識到這一點。
我想說的第二點是，人們非常清楚是什麼導緻了GDP低于其潛力的現象。問題已經完全暴露，政策制定者、高層上司和學術界都充分認識到了這些問題的症結所在。有以下三個非常明顯的問題。
1.房地産市場
我認為，房地産市場主要面臨的是流動性問題。這不一定是一個長期或系統性的問題，因為從長遠來看，住房需求仍然會增加。請記住，目前隻有50%的人口完全融入了城市生活。還有50%的人口要麼生活在農村，希望以某種方式遷入城市，要麼已經在城市生活，但無法在城市購房或與子女一起生活，這些人群就是我們所說的農民工。
他們的收入相當可觀。今天上午，我穿着雨衣、騎電動機車，體驗了一下美團小哥的生活。這些剛來到北京的美團小哥，月收入應接近一萬元人民币，如果他們足夠努力，月收入至少也有7000-8000元，每月稅後淨收入7000元，這是一筆相當不錯的薪水。當然，他們工作非常辛苦，我對他們表示感謝，總是給他們額外的小費。是以，房地産市場的問題在于流動性，而現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這一問題。目前的政策是確定房地産開發商在城市的項目能夠完工，是以地方政府緊緊抓住預售首付款不放，導緻開發商總部為現金而奔波，不得不借款。這使他們陷入了流動性陷阱，導緻香港出現違約，在某些情況下，中國内地也出現違約。這使人民币匯率面臨壓力，導緻中國主權信用評級下調。是以，這是首要問題。
2.地方公共債務
第二個問題更為重要，那就是地方公共債務。我的團隊一直在努力研究這個問題。我們正在對地方債務水準進行估算，初步結論是其大緻相當于GDP的100%。100% 的 GDP 有多高？地方政府不能簡單地通過還本付息來解決問題。關鍵問題是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以及這樣做是否有效。從曆史上看，總體而言，這些地方公共債務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發行這些公債并不是為了向家庭提供現金補貼。相反，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15年中，大部分，約80%的公債被用于資助地方基礎設施建設。
回顧過去，我認為中國的做法是正确的。因為在過去的15年裡，勞動力成本一直較低，土地總體上也不像今天這樣昂貴，私人住房也沒有得到充分發展。這是建設基礎設施的最佳時機。如果你去重慶、天津、鄭州等城市看看，每個城市都有全新的中心。在勞動力成本低、地價低、私人住房尚未發展的情況下，提前建設基礎設施是正确的決定。
然而，在中國，中央政府不願意提供關鍵資金來資助基礎設施建設，而是讓地方政府提供。現在的問題是，這些基礎設施投資将持續30到100年。既然我的孩子和孫子都要承擔費用，那麼為什麼不将基礎設施債務的償還期延長到20年、30年、50年甚至100年呢？為什麼不呢？然而，在這一點上，我們的政府在将地方債務轉化為長期債務方面行動不夠迅速。我們的做法特别謹慎。
這種謹慎現在給中國經濟帶來了痛苦，因為地方政府在市場經濟中是重要的參與者。他們是許多公共服務的購買者，正因為如此，他們正在推遲向許多公司付款。是以，我認為這是當今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問題。地方債務必須重組。
3.供需失衡
第三個問題是一個長期問題。坦率地說，中國經濟是一個供給側經濟，或者說中國的政策始終是供給側政策。當我們與某個市長或省長交談時，他（她）通常會非常興奮。在見面五分鐘後，他（她）就會列出當地的各種項目，例如，我們将有一個新的太陽能電池闆項目；我們有一個新的電視螢幕項目；我們有一個新的計算機晶片生産項目；我們還有一些項目計劃将我們的土地改造成一個美麗的新城市中心。他們的興奮主要集中在投資項目上。
如果你問他們，消費情況如何？你們是否放寬了對機車的限制？他們會一臉茫然。這意味着什麼？你們是打算放寬對購買汽車的限制，還是有其他計劃？他們的回答可能是：“我們會考慮的。”所有市長和官員都像生産者一樣，希望其他城市購買他們生産的産品。他們的想法是：“你們消費，我們生産。”然而，這種思維模式給中國帶來了問題。中國在将1變為100萬方面非常迅速，但在将0變為1方面可能不如美國。你們知道我在說什麼——從0到1的創新，盡管我們在從1到100萬這方面已經達到了頂峰。
這三個問題導緻了目前中國經濟增長率約為5.3%，而理論上它應該在5.7%-5.8%左右。
最後一點，我真心希望你們記住的是，在我發言的同時，政策制定者正在努力工作，政策正在落實，以解決所有這些問題。七月份将召開一次規模巨大且非常重要的中央全會。我不知道具體是哪一天，但現在是六月，是以不會太遠。我敢肯定，屆時将宣布重大政策和方針。
大家對這些問題都非常清楚。那麼，有哪些可能的、切實可行的政策來解決這三個問題呢？讓我們逐一讨論。
對于房地産市場來說，關鍵在于兩個方面。
1.取消購房限制。
在以前的住房限購政策下，外地人或其他城市居民是不允許在北京買房的。這些政策在12年前，也就是2012年樓市超級火爆的時候确實有效。當時，我支援住房限購政策，盡管是以受到經濟學家同行們的指責甚至憎恨。
但今天的情況完全不同。中國正在逐漸取消各城市的住房限購政策，杭州和西安就是例子。在深圳，大戶型較高價的電梯大廈現在可以自由交易了。這是第一點：取消對住房需求的限制。正如我所說，仍有50%的人口必須購買新的房産才能在城市居住。
2.為開發商總部提供直接資金支援
另一項政策是為開發商總部提供直接的财政支援。我相信這項政策将會落實，實際上已經在實施，并且未來還會有更多措施出台。有些開發商可能被認為行為不端，對此我不予置評，他們可能确實做了非常不好的事情。但是，不應通過停止向開發商提供流動資金來懲罰整個經濟，這會導緻公司違約，進而降低信用評級。應向開發商總部提供必要的流動資金，確定他們能夠存續，并在以後進行重組。不要讓這些公司給中國經濟帶來新的麻煩。是以，這是我期待的第一個具體政策。
第二個具體政策是地方債務重組，我對此非常關注并且投入了大量努力。過去10年來，我一直在為此争取。沒有其他辦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解決地方債務問題的唯一辦法，也是非常理想的辦法，就是中央政府發行大量新的主權債務，占GDP的30%-50%，然後用這些債務來重組地方債務，即置換地方債務。為什麼這是唯一的辦法？因為中央政府是最可靠的債務償還者。我認為這是毫無疑問的。中國的中央政府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中央政府之一，擁有3家移動營運商和6家利潤豐厚的中央政府控股商業銀行的股份。招商局集團和華潤集團曾經是，我認為現在仍然是，世界上最賺錢的非金融企業集團。
為什麼不呢？中央政府隻持有公共債務的20%。他們在做什麼？你知道最近的統計資料，中國财政部債務的12%由其他中央銀行持有。中國中央政府的債務需求量很大，但數量不足，因為央行想要避險。如果美國國債的對沖效果不好呢？地方債務重組是唯一的辦法。一旦我們做到這一點，一旦中國經濟能夠做到這一點，地方政府就會被解放，恢複活力。它們本應如此。我認為方向已經明确，但步伐太慢。我正在努力。我正在中國國内努力推動這項工作。
我非常期待的第三個改革措施是建立地方政府從生産到消費的激勵機制，可能的話，将從地方企業征收的部分稅收留給銷售汽車、機車、自行車和電子産品的地區和城市。如果你們所在的地區能夠産生平穩的消費，那麼很好，與消費相關的增值稅和稅收應該歸你們所有。我們應該改變激勵機制。我認為現在就應該這樣做。
最後，我想說幾句話： 為什麼會這樣？我有什麼證據？為什麼我如此自信？幾周前，習近平主席與十位企業家和經濟學家舉行了一次非常重要的、我認為相當有趣的會議。座談會結束時，習主席說了幾句話。有兩件事讓我記憶猶新。他說，現在，讓我們集中精力解決最緊迫、最迫切的問題，振興我們的經濟。讓我們現在就着手解決問題。不要隻是誇誇其談。讓我們談談真正的解決方案。另一點是，讓我們重新開機改革，確定公民能夠看到改革帶來的好處。
那麼，研讨會在讨論什麼呢？消費和收入。是以，我堅信下一輪改革即将到來，這些改革不僅能解決阻礙中國經濟發揮潛力的緊迫問題，還能創造消費，為百姓帶來可支配收入。非常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