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峰哥
引言
在元宵節期間，以傳統儒家觀念為代表的倫理道德及禮樂規範的制約被暫時淡化，社會成員廣泛參與豐富的觀演遊娛活動，自覺營造“升平盛世”“國泰民安”的共同願景。
然而，“金吾不禁”不代表官方管控的徹底離場，也無法避免特定主體的活動與部分民藝環節遭遇禁止或取消。
官方仍然掌握着規定節慶期限，以及在特殊情況下收回特定節慶環節許可的權力。
一、節假期限與宵禁規定
明代從洪武朝開始，依照唐宋舊制給予臣民元宵假期。
社會成員在參觀遊覽的過程中，常常能夠體驗到男女同遊、貴賤不論的感受。
相對寬松、融洽的氛圍，為元宵風俗賦予了“休明盛世”的符号意義，這一意義随着節慶民俗的持續發展，在文人和群眾心中不斷強化。
從官方文獻可知，明代維持并不斷重申“夜禁”政策。
雖然明代夜禁政策存在較大的地區與階段差異，且由于懲罰力度不均、官吏渎職、商業活動的沖擊等，未被始終如一地貫徹執行，但至少到萬曆年間，犯禁仍會被按律懲罰。
衆多官方政令暫時弛禁、管控相對放松，不利于有司及時發現并應對社會秩序及群眾安全等方面的風險，為城鄉遊堕分子、各類賊盜人等為非作惡提供了機會。
此外，元宵節慶場所諸設施的布置，尤其是宮廷内所需物料與匠人工資、賞金等花費巨大，不少燈飾用畢即棄，也會造成浪費。
基于以上種種弊端，中央官員請求禁限元宵活動的情況不時出現，地方士紳也常訂立鄉規民約，限制或取締各類元宵期間的觀演活動。
探讨此類禁限的立場、内容與執行效果，有助于認識元宵禁限行為的本質，進而對官方管控政策與傳統節日民俗文化之間的關系，以及二者之間的互相作用有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認識。
二、火災、踩踏等事件引發元宵禁燈
元夜張燈、燃放煙花爆竹，需要大規模使用明火。同時，用于搭建和裝扮戲劇舞台、雜耍場地的木架、簾幕、帳幔等設施，多屬易燃物。
此外，各處道路中還頻繁舉行吹火、打鐵火、滾燈等燈火表演，觀者塞巷填街，難以疏散。
在此種情況下，一旦局地失火，火勢極易蔓延，造成嚴重的生命與财物損失。
以避免火災、踩踏等事故為出發點禁限元宵燈彩、煙火、遊藝活動，展現了明代官方對群眾生命财産的重視，是合理且必要的管控行為。
然而，從時間與效果來看，此類禁限舉措多屬于事後的彌補。
同時，其他節俗場合的戲劇觀演、迎神賽會等聚衆性表演活動也時常面臨同樣的問題。
事實上，在尊重傳統節日風俗的同時，應對各類突發事件，需要大量的行政資源，而明代基層行政結構松散，整體上屬于被動行政。
節日期間較為空疏的執勤狀态，部分相對武斷、粗簡的管理政策，以及城鄉建築物、節慶布景等諸多局限，使得其時各類節日狂歡、聚衆表演的風險始終得不到妥善解決。
三、避免聚衆作亂禁限元宵
除火災與踩踏等隐患外，元宵節慶還包含一些正月間舉行的賽會、社火等禮俗表演。
這類群體性狂歡活動隊伍龐大、男女混雜，又多伴随喧鬧的鼓樂人聲，為入室盜竊、拐賣人口、聚衆鬥毆提供了掩護。
從地方禁限者的角度看，元宵期間持續性的狂歡，加重了監管與巡查的負擔，增加了有司受理各類案件的機率。
在統治者看來，結社聚集行為還存在“裂裳為旗，銷鋤為刃”的“謀反”可能。
一些在表演中使用的鋤頭、龍角、大刀、鈴刀、雙劍、馬鞭、南瓜錘、鋼叉、長槍、金剛鞭等道具，殺傷力較大，模仿打鬥場景更是虛實莫辨，招緻統治者的警惕。
明代小說及戲曲中多有元宵期間動亂事件和官員請禁元宵狂歡情形的描述。
《八義記》《鲛绡記》等作品雖然講述前朝故事，但同樣能夠映射現實。
在此類故事中，乞禁元宵事件常常作為劇情沖突的導火索，可見其在社會中發生的頻率及受到的關注度很高。
四、避免奢靡浪費禁限元宵
節慶燈彩及相關設施都需耗費大量資财，宮廷的鳌山燈往往規模宏大，裝飾華美，高可達十餘層。
籌備此類景觀常常需要耗費巨大的人力、物力與财力，同時宮廷的燈火設施難以拆卸，更難反複利用，因而每年都會造成巨大的浪費。
不少官員以鋪張靡費為由，反對舉辦鳌山燈展等活動。
除接受以摒棄玩好為出發點的禁燈之外，統治者在喪服之内同樣為維持肅穆嚴謹的情緒，避免舉辦一些節慶、宴樂活動。
更為重要的是，朝廷部分違背禮俗、奢靡鋪排的張燈舉措，極易為群眾效仿，造成勞民傷财、擾亂風俗的消極後果。
除上述情形之外，元宵節慶由于官民财力不濟、戰亂侵擾及各類自然災害等因素而遭擱置的情形也有不少。
面對此類災異和動亂，朝廷均采取禁罷元宵煙火的舉措，取消用于節慶、娛樂的财政開支。
面對中央政權式微、基層生存條件每況愈下的情形，部分官員、文人對“明初的盛世圖景”産生無限憧憬與懷戀之情。
五、元夕女性出遊禁限
明統治者受理學觀念的影響，重視男女大防、表彰節烈，嚴格限制女性的社會生活。
具體言之，不少鄉約、家禮禁止婦女出遊，認為婦女入寺燒香、觀演戲劇、聽書學唱，與優伶僧道等群體往來，容易消磨良好品質，喚起淫欲，玷污家族聲譽。
甚至在元宵這種舉國歡慶的節日，亦有地區對女性觀燈、夜遊等行為予以嚴禁。
但是，上述“禁限”行為的影響仍較有限，其真實的限制力也值得懷疑。
禁婦女元夕出遊，與明代官方的諸多節俗表演禁限類似，是管理者基于傳統儒家禮制規範及現有中央律令自主發揮管理權限的典型表現，亦是運用道德觀念對國家法律進行解釋及實踐。
作為一種帶有“破例”性質的節日，元宵節也讓女性暫時打破平日禮教束縛，享受男女混處帶來的身心自由。
女性群體在放燈、寺院燒香、觀劇聽曲、參與各類社交與消費活動的過程中接觸到鮮活的社會生活，并借此認識自身，獲得短暫的個性解放。
六、明代元宵禁限的本質與效果
明代元宵禁限，其本質是中央、地方官員和士紳群體基于自律、治亂、正俗等立場，通過诏令、官箴、鄉約、家訓等形式對節慶活動的管控。
從總體上看，這類政策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元宵禁限在行為屬性、限制對象、立場側重等方面存在差異，具有多層次性。
與下層群眾相比，明代的權貴階層在元宵節慶期間享有更大的自由。
這種放任自身卻嚴格限制他人的行為，展現出鮮明的特權與等級性，降低了政令的可信度，使政策更難收效。
其次，部分禁限違背了長期以來的節慶傳統，忽視了社會成員休養生息的需求與抒情娛樂的天性。
除上述禁限之外，還有不少官員對元宵期間演奏特定樂器、裝扮特定角色等提出禁限。
最後，元宵節慶禁限在實際執行的過程中，主要發揮道德勸誡的作用。在災異、戰亂、國服等情況下禁罷部分活動，縮小慶典規模，以及出于避免浪費、體恤民生而取消鳌山燈火等。
七、明代元宵禁限的當代反思
節慶政策作為文化治理中的重要内容，亟須結合當代實際，從不同角度、立場進行探讨與反思。
以明代官方的治理行為為例，首先，從吉兇的視角看，以元宵節慶為代表的節俗活動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了鮮明的“樂”之内涵，與傳統文化中的“兇”“哀”等意象存在明顯沖突。
其次，提倡節儉，反對遊堕，避免聚衆作亂、維護社會治安等管控思路，同樣包含着積極的價值引導。
是以，從風俗治理與社會秩序的角度看，明代元宵節慶禁限所包含的治理理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然而，上述理念也具有抽象和空泛等特征，與群眾的價值觀存在沖突。
這種法律的制訂與執行之弊，是以元宵禁限為代表的節俗演藝禁限普遍失效的重要原因。
将道德理念制定成政策的過程，必然産生不同程度的簡化與一定的偏誤，亦可能存在一定偏差。
從整體上看，明代官方囿于政權組織形式的局限、思想文化傳統的禁锢，以及對諸多社會問題的認知局限與能力局限。
無法達到上述治理要求，故無力妥善處理其時特别是明中晚期的節俗演藝治理以及改化風俗等要務。
結語
節慶民俗包含各類娛神、娛人的活動，是文化的重要載體。
明代官方試圖通過元宵禁限政策，實作其統一社會各階層的禮樂道德觀念和穩固社會統治秩序的目的。
然而，禁令内容簡單粗暴，在管控對象、效力範圍、懲罰措施等方面的不平衡性，使其無法對節日風俗形成有效的移易與管理。
如何在德治與法治之間尋求平衡，在官方與民間道德價值之間尋求平衡，在外部管控強度與節慶風俗之間尋求平衡等，是古代制訂節慶風俗政策的關鍵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