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際春是二野三号人物，卻從開國大将名單中被删，他說：沒有意見。1954年1月上旬毛主席提議徐海東替換張際春入選11人初評大将名單。
1955年9月共和國軍隊首次實行軍銜制，在授予共和國元帥十人的同時，也授予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将十人。十位大将的産生，從1953年3月羅榮桓草拟初評大将人選，到1955年9月十位大将的最終産生，大将人選曆經數度增減與篩選，終于塵埃落定，确定為授銜十人。本期将專門詳述1954年1月毛主席提議徐海東替換張際春入選11人初評大将名單，現具體介紹如下：
1953年12月7日，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進階幹部會議在北京召開，高幹會召開的第五天，1953年12月12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黨和國家上司人出席了高幹會并與參加高幹會的進階将領合影。1953年12月15日，中央書記處決定增補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七人為軍委副主席。中央增補7人為軍委副主席的決定，框定了初評11位元帥人選，那就是原四位軍委副主席朱德、彭德懷、林彪、高崗與新增補的七位軍委副主席，共計11位軍委副主席為共和國初評元帥人選。原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劉少奇因工作重心已轉到政府工作，軍隊職務實為兼職，根據毛主席提議的重心已到政府工作、未擔任軍隊實際性工作的幹部暫不參加第一期現役軍官的評銜工作，待第一期現役軍官評銜結束後，第二期第三期再說。中央初步确定11位初評元帥名單後，彭德懷主持正在進行的軍事系統高幹會議，對11位初評元帥名單進行讨論與投票決定，經過88人的兩次投票，一緻通過了中央确定的11位初評元帥名單。
十一位初評元帥名單出籠後，大将人選的評定又提上議程。1954年1月初，大将人選在經過幾次篩選後，總幹部部上報中央拟評大将人選為11人。十一位拟評大将人選為：粟裕，黃克誠，滕代遠，李先念，陳赓，譚震林，張際春，譚政，肖勁光，張雲逸，羅瑞卿。
1954年1月的中國政壇波瀾起伏，随着高崗饒漱石分裂黨的陰謀逐漸揭開，高饒聯盟的陰謀已真相大白，中央為此展開了一系列對高饒的挽救與清算，軍委高幹會在元帥與大将初評中逐漸排除了高饒二人在軍中的影響。在大将軍銜評定中，毛主席專門提議加強黨的團結與強調軍隊中各個山頭的相對平衡。
在1953年3月軍銜評定之初，中央軍委曾計劃在軍銜等級體系設計方案中設定了＂軍兵種元帥＂軍銜，由于蘇聯顧問提出，兵種元帥必須要求能掌握兵種技術并對兵種建設有功勳者方可授予，而當時我軍中尚沒有人具備駕駛現代化兵器技術的進階将領，授予軍兵種元帥的條件還不具備，是以軍委取消了了設定兵種元帥的方案，同時将軍兵種将官的最高編制軍銜，由上将提高到了大将，在軍種和某些兵種之間，增設軍兵種大将一級。肖勁光與羅瑞卿二人有幸做為海軍司令員與公安部隊司令員，從原拟評軍種上将改評為海軍大将與公安部隊大将。1954年1月上旬，正在杭州休假的毛澤東主席在收到軍委上報的11位拟評大将名單後，對軍委上報的11位大将人選進行了修改。毛主席删除了拟評大将名單中的張際春，特意加上了紅15軍團代表徐海東的名字，并提議中央軍委增補徐海東為軍委委員。張際春時任西南軍區副政委，軍委高幹會後拟出任總政治部副主任。做為湘南起義、二野與西南軍區的大将代表，張際春被軍委提名為大将人選。毛主席在審議拟評大将名單時，考慮到軍中平衡與加強中央宣傳部的上司，毛主席決定張際春出任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因轉黨務工作，毛主席故将張際春排除在大将名單之外，并臨時增加紅15軍團軍團長徐海東做為陝北紅軍與紅25軍的代表入選大将名單。
1954年1月9日，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從杭州傳回北京，帶着經毛主席修正的大将初選名單，分别與陳毅、劉伯承、賀龍、聶榮臻、葉劍英等商談，傳達經毛主席修正的大将初評名單。
1954年1月12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增加劉賀陳羅徐聶葉七人為軍委副主席的決定，同時根據楊尚昆傳達的毛主席決定增補徐海東為軍委委員的提議，決定增加徐海東為軍委委員，同時決定張際春由拟任總政治部副主任改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1954年1月15日，中央将關于增加七位軍委副主席和徐海東為軍委委員的通知下發中央與軍委各部門，暫在黨内、軍内通知。徐海東入選中央軍委軍委的決定，表明中央已明确了大将人選，徐海東替下張際春入選11人初評大将名單。1954年1月中旬，随着毛主席提名徐海東入選為中央軍委委員，經中央初步确定的十一位初評大将名單為：
粟裕，徐海東，黃克誠，滕代遠，李先念，陳赓，譚震林，譚政，肖勁光，張雲逸，羅瑞卿。
1955年全軍授銜時，張際春因轉入宣傳系統工作而未被授銜。他革命資曆深厚，但為黨和人民利益不計個人名利。1966年後因反對林彪等人被批鬥，堅持真理不屈服。1979年黨中央為他平反，追悼會上被高度評價為優秀政治工作上司幹部。
1955年9月，全軍第一次授銜時，在解放戰争時期的五大戰略區中，曾擔任東北野戰軍政治部主任的譚政和華北軍區政治部主任羅瑞卿被授予大将軍銜，西北野戰軍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和華東野戰軍政治部主任唐亮被授予上将軍銜，隻有曾擔任過中原野戰軍政治部主任的張際春沒有被授予軍銜。
張際春的革命資曆非常深，他早在1926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産黨，1928年參加朱德、陳毅上司的湘南起義，後随軍上了井岡山。在黨的“七大”上，張際春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解放戰争時期，張際春出任第二野戰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是二野的第三号人物。
那張際春為什麼沒能被授予軍銜呢？原來在1954年初，時任西南局第二副書記的他正為建設大西南而奔忙時，黨中央決定調他進京出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國務院文教辦公室主任。張際春進京後，毛澤東親自找他談話，他謙虛地說：“我多年做部隊政治工作，對地方宣傳業務不熟悉。”
毛澤東卻笑着說：“就是要把部隊政治工作的好經驗，運用到地方宣傳中來嘛！”由此可見，毛澤東是非常器重張際春的。
張際春進京時，軍委總幹部部已經在着手進行評銜的各項準備工作，總幹部部向軍委上報了一份拟授大将軍銜的11人名單，張際春名列其中，以張際春的資曆、職務和貢獻來看，他授大将名副其實。但此時張際春要轉入宣傳系統工作，再授軍銜就有些不合适了，為此周恩來專門征求了他的意見，張際春的回答是：“服從安排，沒有意見！”
雖然最後張際春沒有被授予軍銜，但由此引出了他以黨和人民的利益為重、不計個人名利的一段佳話。1956年，張際春在黨的“八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1956年底，張際春回到故鄉湖南省宜章縣天塘鄉羅轸村探親，村裡學校的幾位老師主動找了過來，他們想以張際春的名義，請縣裡撥款将學校進行改建。
張際春想了想，誠懇地說：“這事隻能請求當地政府考察，如果真是因為年久失修，有倒塌危險，上司是會解決的。萬萬不可以我的名義，說因為學校是我小時候讀過書、後來又幹過革命的地方、是我的故居等等原因，就提出要改建，這就不符合原則，千萬千萬不可以這樣。”
張際春是中共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我黨我軍政治工作的優秀上司者和傑出的教育家。從青年時代到1968年9月12日被林彪、江青等人迫害緻死，他為推翻舊中國建立新中國，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奮鬥了一生。他的一生，正如中共中央悼詞中所說：“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光榮的一生。”毛澤東曾說過：“張際春是個好同志。”對他做過充分肯定。
張際春同志于1900年12月20日出生在湖南省宜章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家庭的貧困生活，使他從小就具有樸素的階級意識，對舊社會和地主豪紳不滿。1922年，他在湖南衡陽省立第三師範學校讀書時，聽到了毛澤東同志關于社會主義思想理論的演講，受到很大鼓舞，立志參加革命。在中國共産黨的影響下，他和張經武、曾希聖、伍雲甫等同志一起在第三師範學校發動和上司了驅逐反動校長的學生運動。大革命開始後，他在宜章組織農民協會、農民夜校和農民自衛軍，進行反對北洋軍閥的鬥争。1926年，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從此，他就在黨的上司下，開始了無産階級革命生涯。
際春同志入黨後，黨委派他做學生工作，負責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東江普甯農民運動”課，同時與國民黨右派進行鬥争。大革命失敗後，國民黨到處捕殺共産黨人，他被迫轉入地下。不久，朱德、陳毅同志率南昌起義部隊進入湖南，發動了湘南起義，他積極參加了這次起義。起義後，他擔任中共宜章縣委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兼農民協會秘書長。1928年春，國民黨軍向湘南進攻，朱德、陳毅率領部隊向井岡山轉移。他随軍上井岡山，與毛澤東同志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勝利會師，後在紅四軍二十八團黨委會擔任上司工作。
際春同志在第二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曆任紅四軍十一師、十三師、三十一師、四十五師和中央紅軍第二步兵學校（即公略學校）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紅四軍、紅三軍黨委秘書長；紅一軍團、紅五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部長，紅四方面軍紅軍大學政治部主任，并參加了長征。在抗日戰争中，他曆任綏德警備區政治部主任、抗日軍政大學政治部主任、八路軍野戰政治部副主任。在解放戰争中，他曆任晉冀魯豫野戰軍暨晉冀魯豫軍區、中原野戰軍暨中原軍區、第二野戰軍暨西南軍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一度兼任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中共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和第八屆中央委員。
在西南地區的革命實踐及主要貢獻
西南解放後，際春同志除了部隊的職務，還擔任重慶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西南局第二副書記、組織部部長、農村工作部部長，參與了開辟和建設西南的重大決策。
解放之初的重慶是一個爛攤子，社會秩序極其混亂，廣大人民群衆因受國民黨長期統治，生活極端困苦，大批失業人員需要安置就業，充斥街頭的散兵遊勇需要收容改造，大量舊政權人員需要包下來教育使用，工廠和商店需要恢複生産和營業。這時，際春同志每天要到市委辦公室或到基層調查研究，處理問題。
當時重慶的外國僑民比較多，黨的政策是守法者保護、違法者懲處。一天，一名外國僑民騎機車在街上橫沖直撞。我方值勤人員對其進行勸阻。他不但不聽，反而蠻不講理，飛揚跋扈。值勤人員打電話向軍管會請示，際春同志訓示将其拘留，隻有當他承認錯誤并賠禮道歉後才可予以釋放。當中央決定修築成渝鐵路并決定由重慶101廠生産鋼軌時，他考慮到這是大陸第一次生産鋼軌，任務艱巨，便到廠調查研究。
際春同志就是這樣一件件地進行處理，工作十分緊張。在西南局和重慶市委的上司下，緊緊依靠勞工階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努力建立革命秩序。經過一段艱苦的工作，有條不紊地接管了舊政權，建立了新政權，建立了各級黨組織和各種群衆團體；有步驟地恢複和發展了生産和商業，為把重慶改造和建設成為人民的新城市，奠定了基礎。
在重慶市各項工作步入正軌後，際春同志的工作重心轉到西南局的工作上。他常常是工作到深夜，有時是徹夜不眠，夜以繼日地工作。許多重要的總結、報告，他都是親自動手。他工作非常細緻，起草一個檔案，總是字斟句酌，反複修改。記得1950年，中央要求各中央局向中央寫一個2000字左右，又能反映工作全貌的簡要報告。西南局的這一報告，就是際春同志在一個夜晚起草的。草稿送小平同志稽核時，他幾乎沒有修改，批示報告寫得很好，照發。這一報告，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贊揚。毛澤東同志閱後批示：“我們歡迎這樣寫法的報告，生動又形象，使人看了容易懂得，懂得經驗教訓到底在何處。”
西南解放後，剿匪任務十分艱巨。為了撲滅匪患，解放軍采取了“軍事打擊、政治瓦解、發動群衆相結合”的辦法，展開了大規模的剿匪鬥争。際春同志遵照西南局和軍區黨委的訓示，上司軍區政治機關召開政治工作會議，發訓示群組織推廣剿匪工作經驗，并做形勢政策和任務的報告。在堅強的政治工作保證下，廣大指戰員克服了難以想象的困難，取得了全殲國民黨土匪武裝的巨大勝利，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嘉獎：“路線正确，方法适當”，“成績極大”。
張際春同志在西南工作期間及到北京工作後，保持和發揚了我黨我軍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謙虛好學，追求上進
在戰争年代，際春同志就很注意随時随地學習。解放後印發了幹部必讀的馬、恩、列、斯著作和《毛澤東選集》。他帶頭學習，許多重要文章他都精讀，詳細批注。他告誡我們這些身邊從業人員，學習馬列和毛澤東著作不能像讀小說那樣一看就過，要精讀和細讀，領會精神實質，運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聯系實際解決思想上和工作中的問題。他有時還給我們談學習體會。在鄧小平、劉伯承、賀龍、張際春等首長的帶動下，機關形成了濃厚的學習氛圍。
教育幹部，從嚴要求
西南解放之初，鄧、劉、賀、張等首長在分析和平環境中軍隊和地方幹部的思想狀況時，認為絕大多數幹部保持了我黨我軍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主流是好的。但也有少數幹部（其中包括個别上司幹部）經不住糖衣炮彈的攻擊，犯了錯誤，有的甚至腐化堕落。首長們認為這是一種危險的傾向，必須防微杜漸，訓示要加強政治說服，大力表揚好人好事；同時嚴肅處理違法亂紀事件。際春同志在一段時間内，以主要精力抓這項工作。
在處理犯錯誤的幹部工作中，際春同志常說：鄧政委經常強調，對幹部的錯誤認真地批評，才能幫助幹部進步，才是真正的關懷和溫暖。他本此精神，對犯了錯誤的幹部一方面嚴肅指出其錯誤的危害性，并要求堅決改正；一方面耐心教育和啟發，并根據他們過去的表現，盡力挽救。結果，這些幹部都能夠自覺地、心悅誠服地改正錯誤。
同時，他也很注意對身邊從業人員的培養和教育。他不止一次地告誡我們，要經得起和平環境的考驗和花花世界的侵襲。
由于堅決貫徹了西南局和西南軍區的訓示，加強了在和平環境中的幹部思想教育工作，極大地鞏固和提高了軍隊和地方幹部的政治素質，對開辟和建設大西南起了很好的作用。
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
有一次，部隊搞展覽，貼出了劉、鄧、張的照片，際春同志看到後嚴厲地指出：“一個廟裡有幾個神？怎麼能把我和劉、鄧并列？！”指令把他的照片取下來。
解放後，際春同志仍然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1950年，他應邀到西南革命大學做報告。考慮到當時重慶的社會秩序還不安定，我們與保衛部門商定派幾名武裝戰士和一輛吉普車，跟随前往。他發現後立即嚴肅地問：這是幹什麼？這樣前呼後擁的不好，這與國民黨官僚有什麼差別？我們可是要警惕呀！并指令我們讓吉普車傳回。有一天，他到重慶市委辦公，汽車出了故障，警衛員要打電話再要輛汽車，他堅決不肯，步行前往。當他走到辦公大院門口時，因警衛員相距較遠，哨兵不認識他，不準進，他不但不責怪，還表揚哨兵做得對。1958年，他的家鄉湖南宜章縣委宣傳部編寫了一本小冊子《際春同志二三事》，介紹他的革命事迹，準備出版。他得悉後，立即給縣委寫信，制止了這件事。他在信中說，應該宣傳革命領袖和為革命犧牲的烈士，不要寫他。湖南第三師範學校在刊登際春同志文章的同時打算刊登他的照片，他知道後很嚴肅地提出“這樣做很不好”，要秘書寫信告訴學校不要這樣做。
教育子女，從不懈怠
戰争年代，子女長期在後方留守處，與他見面的機會不多。但隻要有機會，他總是擠出時間對子女進行教育。進城後，子女與他住在一起，他要求從業人員嚴加管教。他不把子女看成自己的财産，而是當成革命接班人。他經常教育子女不要有幹部子弟的優越感，不要搞特殊化，要保持勞動人民的本色。他經常講，老一輩打下的江山能否保得住，要看我們的下一代，培養人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工作。
他對孩子們說，我和你們的媽媽都是勞動人民出身，看不起勞動人民，就是看不起我們自己，就是忘本和背叛。他教育子女不能有等級觀念，還常說，服務員、警衛員、司機都是革命同志，做的是革命工作，要尊重他們的勞動。
為了使孩子們受到實際教育，他讓一個正在上中學的孩子，暑假期間到警衛連去學軍，和警衛戰士同吃、同住、同站崗放哨；讓女孩子從小練習挑擔子，還帶着她下鄉向貧下中農學習。孩子們始終過着儉樸的生活。
牢記毛主席的教導
1954年，毛主席、黨中央把張際春同志調到北京，讓他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國務院文教辦公室主任。毛主席找他談話。張際春對毛主席說，自己多年做部隊政治工作，對地方宣傳業務不熟悉。毛主席親切地勉勵他說，就是把部隊政治工作的好經驗，運用到地方宣傳中來嘛！張際春牢記毛主席的教導，經常把毛主席的這次談話作為鞭策自己努力工作的動力。
他多次告誡我們，學習毛澤東著作不能搞形式主義，要下苦功夫，努力掌握精神實質。“文革”開始後，他幾次在會議上表示，堅決反對林彪歪曲和割裂毛澤東思想。他說：“不能說‘頂峰’，頂峰就是到頂了，不能再發展了，這并不是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毛澤東思想要在革命實踐中不斷發展的。”當林彪、江青等人刮起“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妖風時，他提醒孩子們，要警惕壞人攪亂我們的階級陣線。林彪、江青等人把罪惡的矛頭指向周恩來同志時，際春同志怒不可遏，對孩子們說，他們是妄圖搞垮我們黨，搞垮我們的周總理！要提高警惕，要同壞人壞事做鬥争。
在“文革”初期，一些受蒙蔽的青年人闖到際春同志的家中無理取鬧，要際春同志揭發鄧小平同志在抗日戰争和解放戰争時期的“問題”。際春同志耐心地向他們講解了有關的曆史，用劉鄧大軍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者、抗擊國民黨反動派的光輝業績教育這些人，有力地駁回了他們提出的問題。際春同志政治鬥争經驗豐富，警惕性很高，他充分估計到當時情況的複雜性，凡是呈送毛澤東同志的重要函件，不僅親自起草，還常常親自送到中南海，避免在傳遞過程中發生意外情況。
衆所周知，林彪、江青等人陰謀篡黨奪權的一個重要手法，是否定“文革”前十七年。由于張際春同志多年來主持國務院文教辦公室工作，他對毛澤東、周恩來同志對文教工作的訓示總是堅決貫徹執行的，為大陸的社會主義文教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這就成為林彪、江青等人在文教方面打擊的主要目标。際春同志頂住壓力，堅決鬥争。我們還記得，在“文革”中，有人要他承認國務院文教辦公室試辦的北京市豐盛中學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黑樣闆”。他堅決不同意，并說：“這個學校為國家培養了不少好學生，不能說是‘黑樣闆’。”林彪、江青等人攻擊說，十七年培養的學生都是“修正主義苗子”。他針鋒相對地說：“十七年培養的學生絕大多數是革命的嘛，怎麼能說是修正主義苗子呢？”他還說：“辦學校除了要提高學生的思想覺悟，還要傳授人類長期積累的科學文化知識，不能說一強調文化學習就是說智育第一。”
在“文革”中，張際春同志剛直不阿、威武不屈。1966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鑄同志派際春同志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現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上司運動。際春同志發現有人在渾水摸魚，借機反對周恩來總理，便向毛澤東同志寫報告，揭露了運動中的壞人。這引起了林彪、江青等人對際春同志的極端仇恨，他們對他進行陷害、打擊。
1966年7月30日，陳伯達、江青決定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萬人大會，批判張際春同志的“錯誤”。當際春同志接到開會通知時，他非常氣憤，立即讓司機開車到中南海鄧小平同志家裡，當面向鄧小平同志彙報了他的想法，表示要抵制該會。小平同志洞察到這場鬥争的複雜性，明确地勸他說，會還是要去參加，好的壞的都要聽嘛。并說，我是了解你的，真理是壓不倒的！際春同志聽了小平同志的勸告，按時到了會場。他被指定坐在主席台靠邊的被批判位置上。盡管台下不斷呼喊“打倒張際春！罷張際春的官！”等口号，他還是克制自己，巋然不動地坐在台上。會上，江青等人對際春同志進行打擊和陷害，并制造借口，給際春同志羅織種種罪名。際春同志對此非常憤慨。會後，他對家人說：“江青亂講話，她懂什麼？我就是被開除黨籍也要頂住。”
1967年1月4日，陳伯達、江青接見所謂廣州“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的代表時，采取突然襲擊的手段，點了陶鑄同志的名，并對陶鑄同志進行了誣蔑和陷害。際春同志拿到傳單後，義憤填膺，立即将傳單裝入信封送給毛澤東同志。他對我們說：“陶鑄同志是政治局常委，陳伯達、江青有什麼權力随便點名打倒？黨内怎麼能這麼幹？我要報告給毛主席。”
林彪、江青等人之是以千方百計要把際春同志置于死地，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際春同志的夫人——紅軍老戰士羅屏同志曾揭發過江青。他們認為際春同志是羅屏同志的“背景”，是以責令際春同志“停職檢查”，并對際春同志一家進行殘酷迫害。他們盜用中央的名義誣陷際春同志，說他“在中央五月會議（指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前後政治表現不好”。康生也在中央黨校的會上煽風點火，公開造謠說：“蘇振華、張際春都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蘇振華的兒子、張際春的女兒都在黨校，他們是階級鬥争的晴雨表，你們要注意他們的情緒。”從此，際春同志被進一步誣陷為“反革命”，他的女兒也被打成“反革命”。他們通過對際春同志的監視、審查，捕風捉影，大搞黑材料，千方百計羅織罪名。
在接二連三的迫害打擊下，際春同志的夫人羅屏同志心髒病突然發作，于1966年9月8日不幸逝世。這位參加過長征，為黨為人民做出貢獻的紅軍老戰士含冤去世時，身旁冷冷清清。迫于當時的形勢，她生前的戰友都未能與她告别。際春同志忍着悲痛，與我們這些在他身邊工作的人員一起奔波處理後事。林彪、江青等人喪心病狂，竟然在羅屏同志死後繼續對她進行政治陷害，胡說什麼“羅屏是自殺的”，并将這個謠言四處散布。1967年5月，周總理和李富春副總理接見國務院文教辦公室機關負責人和群衆代表時，周總理批評說：“羅屏同志去世了，文辦為什麼不寫報告？她是病故的，有人卻說是自殺的，你們回去寫個報告給我！”
在“文革”中，北京某大學的造反派聯合其他一些學校召開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大會時，把胡耀邦和張際春同志強制帶到會場，讓他們兩人并列站在批判台上，低頭彎腰近兩個小時，這是他們在那極不正常時期的一次共患難。由于林彪、江青等人的摧殘，際春同志的身心健康受到了極大的損害。當時他已年近70歲，還常常擠公共汽車去接受批鬥。有一次，他從電車上被擠下來摔傷，從此身體一天不如一天。1968年9月，際春同志身患重病，但當時的北京醫院不收，他隻好自己到一個區屬醫院治療。由于醫療條件的限制，病情急劇惡化。幾天後，他就含冤去世了。後來，中宣部軍管組給他下了“犯政治錯誤”的結論。
197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在全國政協禮堂為際春同志舉行了平反昭雪悼念大會，把強加在際春同志身上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全部推倒。鄧小平同志主持悼念會，韋國清同志緻悼詞。悼詞中說：“張際春同志長期在軍隊中擔任上司工作，是我黨我軍一位優秀的政治工作上司幹部。在擔任抗日軍政大學政治部主任期間，他為培養大批治黨、治國的人才建立了功績。抗戰勝利後，他是劉伯承、鄧小平同志的得力助手，為取得大陸解放戰争的勝利，為加強西南部隊和地方的建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在上司全國宣傳文教工作中，他堅決貫徹毛主席、黨中央的路線和政策，為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的宣傳、文教事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1966年“運動”開始後，林彪多次公開宣稱“毛澤東思想發展到了頂峰”，張際春對此進行了堅決的駁斥，他說：“不能說‘頂峰’，頂峰就是到頂了，不能再發展了，這并不是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毛澤東思想要在革命實踐中不斷發展的！”
後來有“造反派”要張際春承認國務院文教辦公室試辦的北京市豐盛中學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黑樣闆”，張際春堅決不同意，他說：“這個學校為國家培養了不少好學生，不能說是‘黑樣闆’。”
“造反派”又說：“這個學校17年來培養的學生都是‘修正主義苗子’。”
張際春聽後大怒：“17年培養的學生絕大多數是革命的嘛，怎麼能說是修正主義苗子呢？辦學校除了要提高學生的思想覺悟外，還要傳授人類長期積累的科學文化知識，不能說一強調文化學習就是說智育第一。”#優質作者榜#
張際春強硬的态度徹底激怒了江青，1966年7月30日，江青決定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萬人大會，批判張際春的“錯誤”。張際春收到開會通知後，首先來到老上司鄧小平那裡，他表示自己要抵制這場批鬥會，鄧小平洞察到這場鬥争的複雜性，勸張際春說：“會還是要去參加，好的壞的都要聽嘛！我是了解你的，真理是壓不倒的！”
張際春聽了鄧小平的話後，按時到了會場，盡管台下不斷有人呼喊“打倒張際春”、“罷張際春的官”等口号，但他還是努力克制自己，巋然不動地坐在台上。會議結束後，張際春回到家對家人說：“江青亂講話，她懂什麼？我就是被開除黨籍也要頂住！”
當時張際春已經60多歲，還經常要擠公共汽車去接受“批鬥”。有一次，張際春從電車上被擠下來摔傷，從此身體一天不如一天。由于得不到及時治療，張際春的病情不斷惡化，最後在1968年9月12日不幸去世，享年68歲。
1979年1月29日，黨中央在全國政協禮堂為張際春舉行了平反昭雪的追悼大會，鄧小平主持追悼會，韋國清緻悼詞。悼詞高度評價了張際春革命的一生：“他長期在軍隊中擔任上司工作，是我黨我軍一位優秀的政治工作上司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