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龍江科技大學創始者、名譽校長陳郁同志塑像揭幕儀式在隆重舉行。學校上司、各機關負責人、教師和學生代表參加揭幕儀式。儀式結束後，廣大師生反響熱烈，大家紛紛表示，要追尋陳郁同志的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傳承紅色基因，赓續精神血脈，把幾代人傳承下來的科大精神發揚光大，為建設礦業特色鮮明的高水準應用型大學奮勇前行。
“陳”舟濟千帆 蔥“郁”繡華年，77年前，有一雙睿智又溫情的雙眼，望着廣袤無垠的黑土地，從内心深處勾畫出一個壯美的家園。77年前，有一雙厚重且有力的雙手，捧住一塊發光的煤炭，把驚歎聲化作礦場的熱火朝天。還是77年前，有一副堅實而寬闊的臂膀，肩負着人民的使命，讓黑色金子綻放璀璨，讓遼闊的龍江沃土上，有了一座欣欣向榮的校園。
從嶺南之青到北國之寒，時間的坐标點，歲月的縱貫線，他都是英勇戰鬥的猛士，都是一心為國的才幹。他把青春熱血獻給了祖國，所到的每一處角落都有他為煤炭事業發展的燦爛詩篇，黑龍江科技大學的日新月異、蓬勃發展，早已融進他的初心與宏願。
星移鬥轉、滄桑巨變，這位指揮廣州起義，始終豪情滿懷的熱血中年，雖然早已長眠，但是一代代科大人用“厚德博學、強吾興邦”的信念，赓續精神血脈，完成先輩遺願，開疆拓土、勇往直前。
還是77年後，“陳”穩做事、勵精圖治、全力登攀的科大人，讓事業之林蔥“郁”華年。
追憶陳郁同志：一位臨危不懼的勇士，從槍林彈雨中信步走。一位剛正不阿的猛士，用守初心、擔使命诠釋了真我的情懷。從舊社會到新時代，從嶺南之青翠到北國之潔白，他紮根人國樂土，心系國家命脈。他身先士卒、率隊沖鋒，在歲月的洪流中劈波斬浪，在世紀的風雲裡笑望花開。放眼全局，着力發展、尊師重教、發掘良才，讓墨玉之光閃耀九州，讓一座學校應運而來，讓“煤炭工業的脊梁”永駐風采。鬥轉星移、日新月異、精神永在，以“陳”穩果敢之氣概，鑄就蔥“郁”長青之未來。
陳郁（１９０１－１９７４），廣東寶安縣客家人，１９０１年１１月１１日生于廣東省寶安縣南頭陳屋村。幼名陳旭貴，當勞工時改名陳郁。１９２４年任香港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幹事。１９２５年任香港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副主席，兼任太平洋航線分部主席。同年８月加入中國共産黨。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張太雷主持改組廣東省委，陳郁擔任中共廣東省委常委、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與張太雷、楊殷等人策劃組織廣州起義，陳郁負責組織以罷工糾察隊、海員勞工為骨幹的勞工赤衛隊。１９２８年７月，任中共廣東省委常委、省委組織部部長，兼任中華全國海員總工會主席。１９３０年７月，瞿秋白、周恩來主持黨的六屆三中全會，陳郁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１９３１年１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陳郁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同年６月，陳郁被送往蘇聯列甯學院學習，兼任中共列甯學院中國部黨支部書記。１９５０年任燃料工業部部長時兼任中國礦業學院（現中國礦業大學）院長。後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廣東省人民政府省長。
原香港市委書記陳郁調離中央，任廣東省長。香港書記調廣東，周總理欽點。為表彰那些為國家和人民付出巨大貢獻的開國功臣，新中國成立後，黨中央以封帥授将的方式給予他們榮譽。這些享有殊榮的人，都是非同尋常的傑出人物，他們的貢獻也極其卓越。在這些功臣中，有十多位将帥來自廣東省。
陳郁，一個來自廣東省的傑出人物，他的能力和成就并不遜于任何一位将軍或元帥。他曾經擔任過香港市委書記，并在解放後一直在黨中央任職。
後來，他被派往廣東省擔任省長，這是由于他的卓越才能和上司力被周總理所認可和賞識。周總理曾說：“他們點名要你，沒辦法。”
此外，他還成功組織了香港勞工的罷工，展現了他卓越的上司才能。
早年參加香港海員罷工、省港大罷工和參與策劃組織廣州起義。20世紀30年代，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陳郁因抵制王明“左” 傾冒險主義路線遭到排擠，被送蘇聯學習和當勞工長達10年。
1940年回國後赴延安學習和工作5年；抗戰勝利後派往東北擔任“依勃桦”地區黨委書記、三五九旅政委、東北工業部副部長、部長等職。
在解放戰争中，為恢複東北工業生産，特别是為了恢複雞西、鶴崗等大型煤炭基地的生産，進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陳郁先後擔任過燃料工業部部長、煤炭工業部部長、廣東省委書記兼省長，中共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第六、八、九、十屆中央委員。
陳郁同志在波瀾壯闊的民族解放運動中英勇頑強奮鬥不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不懈努力，居功至偉。
1921年，時年20歲的陳郁到英國“亞洲皇後号”海輪當船員。同年3月，參加了林偉民、蘇兆征組織成立的“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香港海員工會），積極參與了聲勢浩大的香港海員罷工，罷工勝利後被選為“亞洲皇後号”支部負責人。
1925年6月19日，為了反抗英國制造的“五卅慘案”，支援上海勞工運動，20萬香港和廣州勞工在中國共産黨上司下，舉行了震撼世界的省港大罷工，罷工鬥争堅持一年多，至翌年10月結束。在罷工運動中陳郁擔任了罷工委員會幹事局宣傳幹事，積極組織罷工海員參加勞工糾察隊。罷工期間，陳郁參加了中國共産黨，不久擔任全國海員總工會副主席、中共海員工會委員會委員等職務，成長為早期中國勞工運動的一名骨幹。
罷工勞工糾察隊的一次集會。罷工期間，陳郁負責發動群組織海員勞工參加罷工勞工糾察隊。
1927年，中國共産黨為挽救中國革命，以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法西斯統治和屠殺政策， 12月11日，張太雷等人上司了廣東革命士兵和工農群衆在廣州舉行了武裝起義。在準備起義前，陳郁擔任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和工委書記職務，負責籌組訓練參與武裝起義的勞工赤衛隊。廣州起義成功後，陳郁擔任了廣州蘇維埃政府人民司法委員職務，并帶領勞工赤衛隊英勇反抗敵人的進攻。起義失敗後，他留在廣州安排參加起義鬥争的工友撤離，轉移到香港，堅持革命鬥争。
由陳郁、周文雍上司的勞工赤衛隊參加廣州武裝起義，配合教導團占領了廣州市警察局。
起義勝利後印發的《紅旗号外》公布了蘇維埃政府職員名單，其中陳郁擔任人民司法委員。
忠誠的無産階級革命戰士。1931年，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陳郁，由于抵制王明左傾路線遭到排擠，被送去蘇聯，與李維漢一起在莫斯科列甯學院學習，任中共列甯學院中國部支部書記。翌年王明以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身份到了蘇聯後，将陳郁打成“右派”，派往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勞動6年。陳郁在工廠積極肯幹，被廠方稱贊為“紅色勞工彼得”(陳郁到蘇聯後改名彼得)。
1938年，任弼時赴莫斯科接替王明任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團團長，發現陳郁蒙冤多年。 1939年11月，周恩來到莫斯科治病時，核實陳郁的申訴資料并會同共産國際監察委員會撤銷強加給陳郁的無理處分。1940年2月，跟随周恩來傳回延安，到中央黨校一部學習，兼任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委員。1942年參加延安整風運動；l943年奉調到陳雲主持的西北财委工作。1945年陳郁參加了黨的“七大”，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産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陳郁參加了黨的“七大”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
解放戰争時期我黨後方基地建設的創造者。1945年12月28日，根據毛主席建立鞏固東北根據地的重要訓示精神，中央派遣大批幹部挺進東北。1947年陳郁跟随聶榮臻到沈陽工作，先後任沈陽市總工會顧問、東北職工總會籌備委員會主任、遼西省委副書記、合江省（存在于1945——1949年，後并入黑龍江省）“依勃桦”地區任黨委書記，在雞西工作期間兼任軍分區政委、三五九旅政委，上司開展剿匪反霸和建立根據地的鬥争。為徹底清除匪患，陳郁指派一名連指導員打入敵人内部，一舉将敵匪殲滅，活捉匪首少将司令謝文東。這段曆史正是《林海雪原》的創作之源。
在擔任東北行政委員會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副部長、部長期間，帶領工作隊進入北滿，恢複和發展雞西等大型煤炭基地的生産，支援解放戰争。組織開辦了被服廠，調運糧食解決勞工及其家屬基本溫飽問題。修複裝置，恢複礦山發電。動員開展民主改革運動，鎮壓廢除封建把頭制度，實作勞工自由，摸索并制定出大量生産管理經驗。
1947年5月1日，在恒山煤礦創辦了全國煤礦第一所勞工學校----“東北勞工學校”，陳郁兼名譽校長培養、發展了大量勞工骨幹和黨員。1947年10月9日，為配合礦山民主改革運動，根據中共中央東北局生産委員會副主任陳郁的建議，成立東北勞工學校文工團（煤炭文工團的前身），積極配合當時的礦山民主改革、恢複生産、支援前線等中心任務，以内容通俗易懂，形式靈活多變的秧歌劇、小話劇、說唱等短小精悍節目，湧現出《廢鐵變成鋼》、《白毛女》等經典劇目，深受勞工群衆的歡迎。在其影響帶動下，雞西礦區各廠礦業餘文工團、業餘劇團紛紛成立。
1946年4月28日，陳郁帶領延安職工大隊和沈陽勞工大隊進入長春市工作。“五一”國際勞動節時召開紀念大會，陳郁在大會上講話。
1946年5月22日，陳郁帶隊到合江省工作，任“依勃桦”地區黨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三五九旅政委，上司打土匪，搞土改，支援前線，建立根據地。
陳郁主持煤礦英模大會。1947年3月，陳郁到雞西恢複大型煤礦基地上司工作。圖為陳郁主持召開雞西區煤礦英模大會，動員克服困難完成生産任務，支援前線。陳郁在長春建立勞工政治大學任校長。陳郁在東北工作期間，十分重視職工教育工作，曾主辦過一系列職工學校。陳郁參加六次“勞大”大會。
新中國成立後，陳郁擔任了第一任中央燃料工業部部長，1955年至1957年任煤炭工業部部長，建立起新中國的燃料工業，是大陸燃料工業的創始者。任職期間，強調燃料工業是一切工業的基礎，克服各種困難，努力改善生産條件，深入井下，與職工們共同戰鬥，從中發現和解決問題，總結經驗，指導全局，把新中國的燃料工業建立起來。
正是陳郁上司下和全國燃料戰線的廣大職工共同努力下，幾年時間，打下了大陸能源工業發展的堅實基礎，為國家的經濟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1950年，陳郁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燃料工業部部長時毛澤東主席給他寫了信。
1952年，在北京陳郁與蘇聯專家研究燃料工業發展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應中國政府請求，蘇聯政府曾派大批專家來大陸協助經濟建設。圖為陳郁部長與蘇聯專家在一起研究工作。
1957年8月，應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的請求，中共中央決定調陳郁回廣東工作，擔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省長職務；1961年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兼廣東省省長)；1968年任廣東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陳郁主政廣東後，根據廣東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迅速改變廣東的落後面貌。一是大力發展輕工業和甘蔗種植；二是抓電力、煤炭、南海和茂名石油基地等能源建設；三是提升鋼鐵、機械、造船等工業生産能力；四是修建東深供水工程，保障香港居民用水，促進香港的繁榮穩定；五是根據中央決定，在廣州創辦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
陳郁同志在生命的最後歲月裡，仍堅持赴全省各地調研，乃至逝世前一個月，還乘坐國産飛彈驅逐艦出航珠江口。
1957年4月25日至5月15日，第一屆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在市區原中蘇友好大廈舉行。從第1屆起至1974年逝世，陳郁一直擔任每年一屆的高交會主任。
陳老、袁大姐無子女，但對身邊從業人員子女關愛有加。
1974年3月，陳郁同志逝世後，故鄉人民懷着對生于斯、長于斯、工作戰鬥于斯的陳郁同志的情懷，将他早年生活的舊居進行了修葺。1984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将陳郁故居公布為第二批文物保護機關。
陳郁，父親是名普通的海員，那個時代的海員生活極為辛苦，卻收入微薄，家庭經濟狀況非常艱難。
就在陳郁還不到一歲的時候，父親不幸因病離世，家庭的困境更是雪上加霜。母親決定咬緊牙關，盡管家中貧困，仍堅持讓九歲的陳郁入學，期望他能夠通過讀書改變家庭的貧困。
然而，家庭經濟狀況實在困難，連溫飽都難以保障，更無餘力支付學費，無奈之下，陳郁隻讀了兩年書便被迫辍學。
12歲的陳郁為了幫助母親養家，進入香港機器廠成為一名童工。兩年後，又轉戰香港汽車公司，從學徒工做起，18歲後成為正式員工，接受了駕駛和汽車修理技術教育訓練。
後來，他被父親的朋友介紹到英國海輪工作，成為一名海員，頻繁航行在太平洋周邊國家。
這艘巨輪裝載着800多名員工，其中不乏來自中國的船員。他們受到外國資本家殘酷的壓榨，特别是對中國船員的欺辱，讓陳郁深感憤怒。
他深知被衆人欺負的痛苦，心中燃燒起了愛國救國的火焰。不久，船員們在原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蘇兆征的上司下，發起了海員大罷工，為争取更好的待遇而戰。
陳郁毫不猶豫地加入了這場運動，為祖國和同胞權益而戰。
船老闆們答應了海員們加薪的要求，但是很快就再次開始克扣剝削，這使得海員們忍無可忍，再次發起了罷工。1925年5月30日，上海和青島等地的紗廠勞工也無法忍受工廠老闆的殘酷壓迫，他們選擇了罷工進行反抗。
這場運動被稱為“五卅運動”，它像一顆星星之火在中國大地上迅速蔓延開來。
船員們積極響應五卅運動，陳郁快速組織太平洋航線的勞工參與罷工，随後其他航線的海員也加入其中。工廠和船隻的汽笛聲此起彼伏，響徹雲霄，街頭擠滿了遊行示威的人群，香港陷入癱瘓。
這次香港聯合大罷工震驚全球。陳郁也是以正式加入黨組織。
面對混亂局勢，英國政府慌忙對香港進行全面戒嚴。由于港内動亂不斷，不少外籍人士紛紛考慮離開香港。戒嚴後，香港街頭和屋頂充斥着手持武器的士兵。
為了對抗英國殖民者對人民的鎮壓和封鎖，香港工團聯合倡議勞工前往廣州。于是，大量香港勞工湧向内地，從香港到廣東深圳的鐵路線上人潮洶湧，熱鬧非凡。
車站、碼頭四處可見準備撤離的勞工群衆。
英國政府試圖提高車票船票的價格以阻止人們回内地，但這并沒有改變人們回歸的決心。香港工團聯合會了解到傳回深圳的勞工們擠滿了大街小巷，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蘇兆征等上司決定在深圳建立香港罷工勞工接待站。
在蘇兆征還未決定派誰去的時候，陳郁主動請纓完成這項任務。因為陳郁是深圳本地人，且一直表現優秀，蘇兆征毫不猶豫地把這個任務交給了他，并任命他為深圳接待站的站長。
陳郁接到任務後，深感責任重大，不敢有絲毫疏忽，全身心投入到接待工作中。他安排人将“罷工勞工接待站”的紅色橫幅挂在深圳火車站售票處，并派三個人分别負責勞工們的餐飲、住宿和轉車事宜。
他想把安置工作做得更細緻，但人手不足。于是，他找到了從香港回來的海員，并将他們組織起來，讓他們參與接待工作。
陳郁的精心安排使香港罷工勞工的接待工作有條不紊地進行，僅用了十多天時間，十多萬勞工就安全送回廣州，這次任務完成得非常出色。
盡管陳郁工作異常繁忙，甚至有時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隻能啃兩塊餅幹充饑。然而，他出色的工作表現赢得了黨組織的高度贊揚，并在幾位共産黨的推薦下，光榮地成為了中國共産黨的一員。
此後，陳郁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且在工作中更加努力。不久後，他被任命為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并最終成為香港市委書記。
在1927年蔣介石發動政變之後，陳郁遵照黨組織的訓示，參與了廣州起義的策劃。他的主要任務是組織勞工們，以建立勞工武裝力量來支援起義。
盡管廣州起義因為敵衆我寡而未能成功，陳郁成功率領部分勞工突圍，但損失慘重。在海員的掩護下，他将幸存的勞工轉移到了香港。
廣州起義的失敗導緻許多共産黨人逃往香港尋求庇護。
國民黨反動派與港府狼狽為奸，對共産黨人窮追猛打。黨組織命他赴港，擔起中共香港市委書記之重任。為使廣東省各地地下黨組織和工會組織盡快恢複正常，陳郁開始與國民黨反動派鬥智鬥勇，在革命的道路上愈戰愈勇。
經過不懈努力，香港市委工作逐漸恢複，中華全國海員總工會整頓後，工作步入正軌。
陳郁在擔任廣東省組織部長期間，為了重建立立受到敵人破壞的黨、團和工會組織，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和心血。雖然他沒有直接參加前線的戰鬥，但他的貢獻并不亞于任何一位将軍。
在恢複煤炭基地生産方面，他傾注了大量的心血，為支援前線做出了巨大貢獻。他的付出和貢獻在建國後仍然被廣泛認可和贊賞。
在新中國成立後，陳郁被調回中央，并被任命為燃料工業部部長。僅僅用了兩個月的時間，他就成功建立了煤炭、電力、石油三個管理總局。
他深知，黨内懂工業生産專業知識的幹部非常稀缺，舊中國的工業也極其落後，如果不加強學習，情況将無法改變。
是以，他以身作則，每周抽出兩三天的時間，晚上去聽專家講課。此外，陳郁非常重視科技的發展，他親自請來一些全國著名的采煤、機電、石油方面的專家，并委以重任。
陳郁是中國能源工業的奠基者，他曾是一名煤礦勞工，意識到煤礦勞工們的文化素質普遍偏低，于是他創辦了一個專業知識教育訓練班。
這個教育訓練班後來發展成為中國礦業學院，陳郁還擔任了學院的院長。在他的上司下，大陸的能源建設取得了快速發展。
由于他對廣東省情有獨鐘，廣東省委多次要求，中共中央經過商議後，任命他為廣東省委書記，繼續推動廣東省的發展。
在上任之前，周總理親切接見了陳郁，并對他表示：“我和黨中央的其他上司人都非常舍不得你調離北京，但是，廣東的同志堅定地請求你去擔任省長，他們認為你擁有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可以有效地開展工作。
經過深思熟慮，中央上司同意了廣東省委的請求。你的燃料工業部工作成績顯赫，我們也不願意讓你離開，但是，廣東省委堅持要求中央派一位在廣東人民中有威望、能力強的同志擔任省長，并且指名要你，毛主席也同意了，是以中央最終做出了調你去廣東的決定”。
陳郁深受感動，他誠懇地表示：“我非常感謝廣東省委和廣東人民對我的信任，我願意服從黨的安排，并且我将全力以赴，把我的餘生貢獻給廣東人民。”
于1958年，陳郁來到了廣東任職，一直工作到1974年去世。他确實踐行了他的承諾，把自己的餘生都奉獻給了廣東人民。
總的來說，陳郁的一生都充滿了對黨和人民的忠誠和奉獻。
陳郁全心全意為祖國和人民，始終勇擔重任，無畏艱難險阻，為黨分憂解難。他艱苦卓絕地與敵人鬥争，直至最後總能成功完成黨交給他的任務，為黨的建設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他又全身心投入到國家建設和發展工作中，尤其是在推動中國能源工業發展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盡管他沒有被封帥授将，但他卻是我們心中永恒的國家功臣。
共産國際也被稱為“第三國際”，是1919年至1943年存在的一個國際聯合組織。共産國際成立後規定了自己的主要任務，那就是團結勞工階級與勞動群衆，推翻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統治，徹底消滅階級，實作共産主義與社會主義。
我黨成立後也得到了共産國際的幫助與指導，當時共産國際曾經安排了好幾位國際人士前往中國援助大陸的革命，比如我們較為熟悉的李德，他就是共産國際派到中國的軍事顧問。同時，大陸也向共産國際安排了駐共産國際代表，比如今天我們要講的陳郁，他就曾擔任過駐共産國際代表。那麼，陳郁身上都有什麼故事呢？他後來又過得怎麼樣呢？
陳郁天資聰穎，雖然是窮苦人家出身，但對待工作卻始終充滿熱情，老闆看他精明能幹，又把他送到廣州汽車學校，讓他學習汽車修理與駕駛技術。畢業之後，陳郁回到公司，成為一名汽車修理工，不久後又成為一名海員，算是子承父業。
1922年，陳郁參加了著名的香港海員大罷工，此後他進入工會工作，逐漸接觸到革命思想，并開始參加勞工運動。1925年，陳郁成為一名正式黨員，他也接受我黨的上司，活躍在廣東等地參加勞工運動，為我黨早期的發展壯大做了很多工作。
大革命失敗後，陳郁繼續留在廣州，他的活動也轉入地下，并成為廣東省委的主要上司人之一。1931年，陳郁因為在工作中與王明有不同看法而遭到王明針對，此後陳郁主動申請前往蘇聯學習。1931年1月，到蘇聯後，陳郁被任命為駐共産國際代表，一邊學習理論知識，一邊負責與國内的聯絡通訊。不過，僅僅1個月後，也就是1931年2月，陳郁就因為王明的原因被停職，此後他進入蘇聯列甯學院學習，畢業後又被下放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做勞工。
陳郁之是以在蘇聯過得這麼落魄也是有原因的，前面我們說了，他在國内與王明有沖突，而王明在1931年成為臨時負責人，後來王明又前往蘇聯，擔任了駐共産國際代表團的團長。在王明的操縱下，陳郁在蘇聯過得極其艱難，好在他意志堅強，熬過了那段時期，于1940年傳回國内。
回國後，陳郁立刻投身抗日救國運動當中。抗日戰争勝利後，陳郁奉命前往東北，在東北做了大量支前參戰工作，為解放東北全境做了很大的貢獻。新中國成立後，陳郁得到重用，陸續擔任了燃料工業部部長、煤炭工業部部長等職務，成為新中國的正部級幹部。
1958年，陳郁回到家鄉廣東，擔任了廣東省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以及廣東省長等職務。值得一提的是，陳郁回到家鄉還是周總理安排的，周總理還給了陳郁一個任務，那就是在廣東尋找煤炭以及石油資源，發展建設廣東的工業。
在這之後，陳郁長期擔任廣東省長的職務，不過，常年的工作已經熬垮了陳郁的身體，他在擔任廣東省長期間患上重病，而且堅持帶病工作，使得身體每況愈下。
初夏的深圳，烈日炎炎。南山區南山村裡人來人往，熙熙攘攘。
而位于村内東巷的一處小小院落略顯安靜。在村内走了幾個來回，如果沒有當地居民的帶領，可能很難找到“陳郁故居”。
上世紀２０年代，就是從這裡，走出了這位大陸勞工運動的先驅者和上司者，走出了新中國首任“能源部長”――陳郁，他也是群衆心目中的“愛民省長”。
陳郁故居，是幾間低矮的磚木結構平瓦房，小小的院落中央立着陳郁的半身銅像，中間的一個房間是陳郁住過的地方，陳列着兩把竹椅和一張簡樸的大頭床。
“這個再簡樸不過的住所已經是翻新過的。”陳郁故居紀念館館長王犁野告訴記者，當年陳郁出生的時候，這裡隻有兩間搖搖欲墜的破屋。陳郁故居是民國初年重建的，後又經過數次整修。
在蘇聯被下放工廠勞動時，曾使用俄文名“彼得”。王犁野向記者還原了陳郁參加革命的曆程：三個月大，父親就因勞累而去世，全家的生活陷入極度困苦中。２０歲那年，陳郁被送到香港打工，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革命的種子在他心中生根發芽。１９２２年，經過父親朋友介紹，陳郁在香港“亞洲皇後”号當起了水手，在船上組織“工餘樂社”，實際上是初期工會組織。１９２３年，他被選為香港海員工會“亞洲皇後”号支部負責人。
１９２５年８月，陳郁加入中國共産黨。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１１日淩晨，廣州起義爆發，陳郁作為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參與了整個過程。他率領勞工赤衛隊攻打國民黨的廣州市警察局，并成功占領警察局和監獄，解救了大批被關在監獄裡的革命者。之後，陳郁被任命為廣州蘇維埃政府人民司法委員。
參加廣州起義之前，陳郁還曾與周文雍一起組織了海員總同盟罷工，并成立地下武裝勞工組織，對反革命政變行為予以反擊。
廣州起義失敗，陳郁也被迫撤退到香港。在這一段革命低潮期，他四處活動，恢複組織，指導工作，曾先後幾次被捕，最終都化險為夷。
與“左”傾鬥争
屢遭打擊遭遇人生低谷
革命低潮期的遭遇，衆多同志被捕殺害，讓陳郁清醒地認識到黨的路線的重要性。“他早已置生死于不顧，随時準備為革命獻身。”王犁野說，之後的幾年，為了和“左”傾路線做鬥争，陳郁幾乎是豁出了身家性命。
１９３１年２月，一份《申明書》擺到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明和共産國際代表米夫的案頭，《申明書》指出，之前四中全會決議中認為前幾年執行的“立三路線”屬于“右傾”的結論不正确，質問“難道還要更左嗎？”
這份《申明書》是陳郁上司下的全國海員總工會黨團發出的。一個月前，陳郁剛剛在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剛剛當選，就公開對中央的路線提出質疑，陳郁的舉動讓王明和米夫大感意外。
為了不讓革命蒙受損失，他毅然主持撰寫了《申明書》。“這次不計個人得失的敢言行為，讓陳郁的人生陷入一個低谷。”王犁野說。
１９３１年６月，陳郁被送往蘇聯列甯學院學習，并擔任中國部黨支部書記。随後，王明到列甯學院組織批判陳郁，宣布撤消陳郁的支部書記職務，并在１９３４年１月的“清黨”中企圖開除陳郁的黨籍，但學院清黨委員會沒有同意。後來陳郁被處以“最後嚴重警告”，下放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勞動，臨走，他們欺騙陳郁“先去報到，随後把組織關系轉去”。結果，陳郁的組織關系一直沒有轉去。事實上沒有做出任何決議，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黨籍就被“取消”了。
陳郁到拖拉機廠後認真學習，很快成為廠裡受尊重的技術勞工，每月都超額５０％以上完成任務，被升為八級技工，不久又成為工長、技師，工友們都稱他“紅色勞工”。
１９３４年到１９３８年的四年間，陳郁先後給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團寫了８次報告要求轉組織關系，寫了４封信要求回國參加抗戰，還親自回莫斯科找過一次，卻如同石沉大海，沒有任何回音。直到１９３８年１０月，任弼時到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團團長，清理王明等人留下的材料，才發現“失蹤”的陳郁原來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看過處分決定以後，認為理由完全站不住腳，于是報告了共産國際幹部部。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周恩來到達莫斯科，聽完任弼時的報告，當即決定和共産國際監委商讨，取消了對陳郁的處分，并送他回國工作，共産國際監委的結論特别指出“他是社會主義的技師和突擊員”。１９４０年２月，陳郁和周恩來、任弼時等一起回國。
擔任燃料工業部長
在全國推廣先進采煤方法
提起陳郁，很多資料将他稱之為新中國首任“能源部長”，這既是因為他的職務，也是因為他為新中國能源事業所作出的貢獻。
在陳郁故居顯眼處，陳列着的《陳郁生平事迹展》清晰地講述了這段曆史。１９４９年，陳郁出任在華北人民政府重工業部基礎上改組而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燃料工業部部長。在這之前，他與燃料能源已經結下不解之緣。１９４７年２月，陳郁調任中共中央東北局生産委員會副主任，上任後第一件事就是抓煤炭，恢複和發展雞西、鶴崗等大型煤炭基地的生産，支援解放戰争。
接手燃料工業部後，能源建設可謂百廢待興。全國解放時，煤炭的年産量隻有１４００多萬噸，石油工業幾乎是一個空白，偌大的中國，隻有一個玉門油礦，年産原油不過１０萬噸。電力工業也非常落後，全國發電裝機總容量隻有１８４萬千瓦，年總發電量８３億度。
陳郁決定從建立機構做起。他以華北公營企業部為基礎，改組了原國民黨資源委員會。王犁野表示，在短短的２個月時間内，陳郁就完成了組建燃料工業部的工作，還成立了煤炭工業總局、電力工業總局和石油工業總局，迅速搭起了三個管理總局的架子。
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個春天，陳郁帶領工作組來到百年老礦――開灤煤礦，這裡沒有一條像樣的街道，勞工住宅都是用破爛材料搭成的棚子，到處都是垃圾糞便。在開灤，陳郁下井與勞工一起勞動，又同礦黨委一起開會，研究進行民主改革，調動礦工積極性。後來，開灤民主改革的經驗在全國推廣，“通過這一改革，确立了黨對礦山的上司，确立了勞工的主人翁地位。”王犁野說。
陳郁抓住改進落後生産技術這個關鍵不放。他主持制定了《國營煤礦全面推廣新生産方法的決定》，廢除了一些落後的生産方法，在全國推廣“分區集中”、“後退長壁式”等先進的采煤方法。他身體力行，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到了許多礦山、電廠和油田生産現場，和職工一起勞動。到１９５２年底，新的先進的采煤方法在全國大部分煤礦得到運用。
王犁野說，陳郁很關心勞工素質問題，他調查發現煤礦勞工中文盲多達８０％以上，于是對職工教育訓練問題做出了很多具體規定。為了解決上司專業知識缺乏的問題，他辦了“老幹部專修班”，這個教育訓練班後來發展成北京礦業學院，陳郁親自擔任院長，還興辦了動力學院、石油學院，以及一大批中專和技工學校，大陸能源方面的教育體系最初就是由陳郁主持建設的。
任職廣東
“愛民省長”深受愛戴
１９５７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代表中央和陳郁談話，派他回廣東擔任廣東省委書記、廣東省省長。
回到廣東後，陳郁堅持發展工業、發展能源，改善人民生活水準的思路。尤其是對于能源這個“老本行”，他先是通過調查駁斥了“廣東無煤論”，并把廣東的煤炭産量從１９５７年的８６萬噸提高到１９７４年的６２６萬噸。
陳郁認為，如果廣東能自己生産石油，将對全省經濟發展産生巨大的推動作用。他先後拜訪了包括李四光在内的很多專家，希望能在南海找到石油。在他的推動下，一場南海石油勘探會戰打響了。
《陳郁》畫冊執行編委彭慶元對這段曆史了如指掌，他說，為了在南海能夠找到石油，陳郁不顧高齡，數十次登上海上鑽井平台，幫助鑽井隊解決各種問題。在他生命最後時刻已經處于昏迷狀态，仍然牽挂着南海石油勘探，醒來時還在叮囑：“一定要在南海找到石油。否則總理要批評的。”
任職廣東期間，廣州市稍微大一點的工廠，都留下了陳郁的足迹，廣州工業在他的調整下，逐漸形成規模，鋼鐵、機械、電力、造船都有了一定的生産能力。而每當這些工廠取得成績，他都親自去祝賀，廣州造船廠生産萬噸輪船、廣州柴油機廠生産萬匹馬力柴油機、廣州發電廠改裝雙水内冷發電機、廣州建設機器廠研制鑽子發動機等剪彩時，陳郁都到了現場。
１９７４年３月２１日，陳郁與世長辭。“斯人已去，他為中國勞工運動、新中國能源事業以及廣東省建設所作的貢獻，将永載史冊。”彭慶元說。
旁邊故事
許多人常來參觀老省長故居
陳郁故居紀念館館長王犁野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作為南山區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每年有許多人前來踏訪這位“愛民省長”的故居，緬懷老省長為廣東立下的功績。
王犁野說，多年來，有許多人來陳郁故居，有的是他的親人，有的是與他共過事的老上司、老同僚，有的是附近的村民。
近年來，來自學校、機關、街道的年輕人也時常組團來看望老省長。附近的南山國小的學生常來，前些時，該校有１００多名師生前來參觀故居。
推動興建深港供水工程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造福香港同胞的深港供水工程，是在陳郁的提議和推動下修建的。
１９６３年，香港大旱，民不聊生，全港幾乎處于癱瘓狀态。香港各界緻信廣東省求助。陳郁彙報中央，希望迅速采取行動，并提出解決香港水荒的根本舉措，必須是建設大型的水利工程。最終周恩來總理拍闆，同意建設供水工程，列入國家計劃，作為援外專項項目。１９６４年４月２２日，這項由國家撥款将近３６００萬、投入一萬多人的水利工程正式動工。
這項工程敲定之前，年過花甲的陳郁率領省水電廳負責人和專家，為工程的勘探、設計、施工日曬雨淋辛勤奔勞，到現場調查研究解決問題。最終決定采用抽水車的原理，建立８個抽水站，将東江水向南逐級提升後流入梧桐山下的深圳水庫，然後輸送香港。
在２００１年陳郁同志百年誕辰系列紀念活動中，文化學者、陳郁研究者彭慶元，受命與陳郁的秘書王景泰同志一起，為編輯《陳郁》畫冊四處采訪、收集資料照片。這位同樣身在南山的學者對老省長有着很深的感情，接受記者采訪時，他多次感慨――“這位親民愛民的好省長是‘廣東一寶’。”
“記得在第一次碰頭會上，省老上司吳南生一提起陳郁同志便淚眼婆娑，對陳老當年勤政為民身體力行的高風亮節深為感佩。省老上司任仲夷、寇慶延、王全國等來南山陳郁故居瞻仰憑吊時，回憶當年陳郁在廣東時工作沒日沒夜，除了緊張的基層走訪調研，有時星期天他還帶着一班人到公園掏污泥，清理周邊環境。當時許多廣州市民都認識這個一身舊衣、态度和藹的老省長。”
彭慶元說，年輕時陳郁在香港積極參加海員工會組織“工餘樂社”，赢得了孫中山、宋慶齡的當面贊許；省港大罷工後，他與張太雷、葉挺、葉劍英等一起發動廣州起義；鬥争中他與周文雍并肩作戰，并見證了周文雍陳鐵軍這對革命情侶“刑場上的婚禮”；“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占統治地位時，他敢與王明當面鬥争；回到延安後，他發明用馬蘭草造紙，利用在蘇聯拖拉機廠做鉗工時學來的技藝造炮彈、子彈；在東北工作時，在白山黑水林海雪原剿匪……
彭慶元說，香港同胞記得，１９６３年華南大旱，香港用水奇缺，是陳郁組織内地向香港供水，同時親自主持了東江――深圳供水工程建設。“那時他經常披着雨衣在風雨中往返踏勘，滿身雨水兩腳泥漿。當滾滾的東江水沿着水渠流入香港時，誰不感念老人那血濃于水情深似海的境界呢？”彭慶元說，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沖擊靠邊站，也義正詞嚴地表白：“是的，我沒有權了，但還有一條老命，有命就要為人民服務到底！”直到病危臨終那一刻，他還在彌留之際牽挂着在廣東尋找石油的使命。
曆史上，第一個提出 "廣州地鐵"夢想的人，是廣東省的老省長陳郁。 而曆史上，廣州地鐵遇到的第一隻攔路虎，便正是廣州城地底下那參差多變的複雜地層。 軌道交通“十”字形線網規劃的雛形形成于1958年，當這個夢想剛剛産生的時候，她便曾被一些專家們憂心忡忡地預言為--一個"天方夜譚"式的空想。 但後來的事實卻無數次地證明：對于廣州城的活力再造和現代化之路來說，對于廣州城日後的高速發展、民生福祉來說，陳省長的這一個夢想，其實，卻正是一個具有何等遠見卓識的遠大理想。是以，講到廣州地鐵，陳省長便應該是最首要的、最不能不提到的第一個人。當時以考慮交通戰備為主，兼顧交通客運的廣州地下電車系統規劃，原則上是暫時可以把市中心區人員往飛鵝嶺、白雲山方向疏散。1965年完成這一規劃 ,即 :南北線 ,北起桂花崗 ,南至文化公園 ,遠期分别延至河南和飛鵝嶺 ; 東西線 ,西起西村西場 ,東至天河機場 (現天河體育中心) 。1960年夏的某日，廣東省地質局的李鳳五局長突然接到通知，帶着水文地質勘察一大隊的工程師吳章聖，乘一輛小車，來到了東山新河浦附近陳郁省長的家。 一進門，陳省長就開門見山地問："北京能搞地鐵，廣州為什麼不能搞？"兩位專家還未及開口，陳省長便已經接着說："人家說廣州被珠江水包圍了，地下水很多，修地鐵很困難。我就不相信，廣州會有這麼多水??" 在客廳牆上一幅巨大的廣州地圖面前，陳省長一揮手，在地圖上"了一個大大的"十"字："今天請你們來，就是想請你們組織力量，以中山路為一條東西向的線，以維新路（即今天的起義路）為一條南北向的線，鑽幾個孔看看，看到底有沒有水。" 沒有客氣的說話，沒有多餘的寒暄，肩負着陳省長親自下達的秘密使命，兩位專家匆匆踏上了歸途。
九号工程
1960年8月，廣州地鐵的第一鑽在市區裡悄悄打響。1960年，在新生的共和國遭受到連續三年空前嚴重的大災荒年代下，31歲的吳章聖，曾跟随大陸著名的地質學家李四光工作多年的年輕人，擔任了廣州地鐵第一份地質勘察報告的項目工程師。他帶領着水文一大隊的幾名精兵強将，在完全沒有撥款、沒有糧草、沒有報酬的困難條件下，頂風冒雨、奮戰了大半年，在廣州市的大地上，打下了6個深深的鑽孔。
這6個鑽孔，分别打在了廣州市的兩級地基上--打在台地上的有鐵路局（今共和路）、東較場（今烈士陵園）、宣東路（今東風路與吉祥路交界）和水産廳（今海珠區南華東路）。而打在沖積平原上的則有維新路（今起義路，屬珠江平原）、泮塘（今中山八路，屬西關平原）。為摸清地下水的發育狀況，當時，這6個鑽孔都鑽得很深--總共進尺是1860米，平均每孔進尺310米，而最深的一個，則達到了498米！鑽探的結果是令人鼓舞的：廣州市的地下水其實并不算太多，而且基岩較高，這種地質條件，雖然複雜，但卻完全可以建地鐵！
陳省長的地鐵夢，終于有了一個堅實可靠的科學基礎。雖然，"地質風險"這一隻攔路虎，在日後的工程中，還經常會出乎意料地向廣州地鐵的建設者們張牙舞爪，但畢竟，堅冰已第一次被打破，廣州人，已看到了地鐵的一線曙光。
幾經嚴謹的、科學的分析論證之後，吳章聖終于在這一份《廣州市地下鐵道工程地質勘察報告》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這份報告誕生的年代，正是年輕的共和國内遭三年嚴重的自然災害、外遇國際形勢急劇變幻的極度困難時期。然而，命運卻早就注定了--地鐵的前景是光明的，但廣州地鐵的前進路上，卻将會是長滿了叢叢的荊棘。由于種種的原因，這份秘密報告在經陳郁省長閱過之後，便在有關部門的鐵皮櫃裡，一放就是很多年，然後就下落不明，不知去向。
事隔四十多年之後，經有關人士多方尋覓、幾經周折，才終于在白雲山下、綠蔭深處，在地質部門的某個檔案室裡，找到了這一份廣州地鐵最早期的地質報告。
在這份被閱得殘破卷邊的報告原件上，記載着的日期是清楚無誤的"1961年7月"，封面的右上角，仍可以清晰地看到當年蓋下的"絕密"二字的印章。而整份報告的内容卻儲存得基本完好。報告的正文之後，還收錄了20多張附圖。這些圖紙，詳細地記錄了當年6個鑽孔的位置、深度、地質、水文等詳盡資料，進而第一次，揭開了廣州城地下岩層的神秘面紗。
目睹着這本陳舊發黃的地質報告，我們的目光，仿佛穿越了四十年的時空，再看到了當年廣州地鐵的先驅者們的音容笑貌，以及，看到了所有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老一輩工程技術人員那一種實事求是、锲而不舍地為人民服務的偉大精神！
一份殘舊發黃的地質報告，一個遙遠的夢，雖然久被歲月塵封，被人遺忘，但它卻是一個不可磨滅的事實。它記載了新中國兒女一段難忘的曆史，也記錄下了，廣州地鐵第一個堅實的足印。
飲水思源，這是廣州人一份寶貴的精神遺産。
1965年，共和國持續了3年的經濟困難時期才剛剛過去，陳省長的地鐵夢便又開始升騰。然而此時的北部灣頭，卻突然硝煙彌漫、戰火紛飛。
這一年的3月，美國悍然擴大了越南戰争。與此同時，美機還頻頻地向大陸在北部灣打漁的兩廣漁船開火。在這種戰争危機一觸即發的形勢下，和平建設，顯然成為了一種奢望。
這真是"昨夜西風凋碧樹"！但，在"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之後，陳郁與陶鑄這兩員南疆大将，卻一起從"危"裡面看出了"機"。他們聯手向中央力陳：要在廣州搶建一條"平戰結合"的隧道--戰時用于疏散群衆、保護人民群衆的生命财産安全，而戰後，則可以用來鋪設地鐵、發展交通。在建議得到中央的首肯之後，陶鑄便随即在中山紀念堂的4000人幹部大會上，第一次，宣布了這個振奮人心的"廣州城要修地鐵"的消息。
就這樣，在"北部灣事件" 的隆隆炮聲中，廣州人的地鐵夢，毅然地踏出了第一步。
1965年春，盡管在一片黑雲壓城的緊張氣氛中，廣州城卻依然是一如往年般那麼美麗。府前路上，那幾株數百年樹齡、三四人才能合抱的大葉榕，枝枝桠桠，黃葉飄盡，吐出了千千萬萬個白玉蘭花苞似的嫩芽。而市政府周圍的數百株紅棉紫荊，也紛紛盛放得粉黃绯白、姹紫嫣紅。但不知在什麼時候，市政府一号樓的五樓，已悄悄地挂出了一塊牌子--"廣州市地下電車工程建設指揮部。"當時，擔任總指揮的是市長曾生，副總指揮是主管城建的副市長林西、省煤炭工業廳廳長張英和市警察局副局長蘇青。而陳郁省長，則是這個指揮部的主管。
當時，指揮部下僅設有一個工程處、三四名技術員。這年秋天，一位年輕的大學生走出了廣東工學院的大門，也來到了這個神秘的指揮部報道。那一年，他才剛剛滿23歲，而他，就是在後來的40年歲月裡，為廣州地鐵屢建奇功、榮獲全國勞模稱号的總工程師--陳韶章。
當年7月，工程處的技術人員就迫不及待地到北京、上海等地進行了第一次考察。說起來，今天的青年人，已完全無法想象當年的中國是多麼的閉塞、資訊資料是多麼的缺乏。7月中旬，他們一行抵達北京時，北京地鐵工地的周圍，是崗警林立，根本就不讓外人靠近。而且，所有的技術資料全都打上了"絕密"的标記，嚴禁外傳。他們唯一的收獲，便隻有一張天才曉得他們從哪裡弄來的"北京地鐵車輛限界"的照片。而在上海，由于當時上海地鐵正處于緊張的籌備階段，一切情況都"無可奉告"、秘而不宣。不過，說來也算是一種奇遇吧：偶然的一次逛街，技術員施金鈴卻在一個舊書攤上，發現了一本二手的蘇聯地鐵教科書。而在以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内，這一張殘舊發黃、帶有坐标資料的老照片，和一本從上海街頭撿回來的舊教科書，就成為了廣州地鐵技術人員資料庫裡的全部家當。
"廣州地鐵，就是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艱難起步。"陳韶章在憶及當年的情形時，話語中，仍流露出了無限的感慨。
據陳韶章的回憶：由于"北部灣事件"的爆發，中美戰争的危機迫在眉睫，這項戰備工程需要高度保密，是以，林西副市長就根據"地下"二字共有9道筆"的緣故，把指揮部改稱為"防空九号工程"。工程動工之時，同樣是出于保密的?因，就連辦公的地點，也在幾經變遷之後，搬到了廣州北郊人煙罕至的清真古墓旁的204大院。
說起來，當時廣州地鐵的線網規劃，從埋深到走向，都是陳老省長親自定的。陳郁省長當時的設想，是要在羊城的地下修一條"十"字形的隧道：縱向的南北線，從南方大廈、人民路、解放北到三元裡，橫向的東西線，則沿着今日的東風路從西場到東山。一旦戰争爆發，廣州城東、南、西三個方向的人群，便可以?着這條地下通道迅速彙聚到解放路，然後再往北行，分别疏散到白雲山、越秀山。盡管後來，那條計劃中的東西線并沒有築成，但這一份藍圖，與30多年後經反複科學論證定下來的一、二号線，卻是驚人的相似。看來這裡面，自始至終，實在是一脈相承地，延續着廣州地鐵建設者們一種"以人為本"的偉大情懷。
當時南北線的施工，從粵北的坪石、江西的安源、東北的阜新、河南的平頂山等地，調來了10多支煤礦的礦工隊伍。他們自帶工具、自帶碗筷，日日夜夜地在羊城的地底下挖洞不止。這裡面的艱危風險，是一言難盡了。由于當時的财力物力都非常匮乏，千方百計，才籌集到1300萬元，當時的曾生市長，曾力倡要按将來能運作地鐵的大斷面來打，但形勢所迫，隧道要以戰備為主，并且一定要限期完成，而因為物資短缺，這麼大一個工程，竟然連混凝土都沒有，是以，不得已求其次，隧道隻能按煤礦的小斷面來設計開挖，挖通以後，在泥地上鋪上磚塊木闆，隻求無軌電車能夠開進開出！
1966年，竣工後的"九号工程"，斷面隻有3米寬、2.85米高，而且隧道處處岩石裸露，處處布滿一根根排骨似的坑木支架，根本就無法運作地鐵，最終，隻能作為一個巨大的防空洞來使用。時至今日，這段長長而漆黑的地下通道，還深深地隐藏在羊城地下的深處，默默地，無言地，向偶然前來的到訪者們，述說着那一段曆史的艱辛！
1966年，"文化大革命"突然爆發。是年秋，陶鑄調京赴任，臨走前，他緊握着陳老的手，隻說了一句話："花了1300萬，搞了8公裡，這個試驗是大了一點??但，廣州，畢竟還是要搞地鐵的！"這時候，兩位老革命的眼睛裡，似乎都泛出了點點的星光！
廣州地鐵的第一次嘗試，就這樣，以一個巨大的遺憾而告終。
1970年，廣州地鐵第二次上馬。
當時，由廣州市革委副主任胡楠卿專門負責分管這件事，他在"九号工程指揮部"下設立了一個"701"辦公室，打算自行開發三台直徑為400CM的聯合掘進機，想用來擴闊"米已成炊"的南北線隧道，以真正實作廣州城的地鐵夢。但當時，由于特種鋼材沒有，外彙沒有，甚至有時連科研經費也沒有，于是，不出一年，第二次上馬便無聲地夭折。
1971年，廣州市政府又再一次扯起了地鐵的大旗。市建委主任李良楓組織了一支廣州市自己的地下工程施工隊伍，在惠福路打了一個豎井和一個斜井，想接通"九号工程"的隧道。但一動工，便知道擴建的難度實在是大得超乎想象，是以，第三次上馬，便"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地再次下馬。
10年來，廣州地鐵已經是三起三落。但陳老省長心中，卻依然是"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這些年裡，已不知道有多少次，他獨自一人隻帶着随身警衛，鑽入到羊城的地層深處，徘徊在"九号工程"那條長長的、黑漆漆的隧道裡，心潮起伏。1973年，他下定決心，一定要擴闊南北線，再挖出一條大斷面的東西線，搞成一條像北京那樣的地鐵隧道，以造福廣大的南粵人民，造福廣州城的未來！ 1974年，經廣州市革委上司班子開會決議："廣州地鐵必須上馬"之後，來自全國各地的工程技術人員，又紛紛雲集廣州，進駐了北郊古墓旁的204大院。
就這樣，廣州地鐵的工程建設之火，便第四次重新熊熊燃起。
當親眼注視着東西線地質勘察的第一鑽打響之後，陳省長才放心地離去，啟程前往西沙視察。?知這一去，在西沙的海上感染風寒，返穗後，陳省長便一病不起。當年年底，這位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懷着一腔未酬的壯志，病逝于廣州的陸軍總醫院，時年73歲。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陳省長病逝之後，廣州地鐵，第四次黯然下馬。千方百計網羅起來的技術力量也紛紛散去。兩年之後，就連"九号工程"的牌子，也被悄悄地合并到了越秀山上的人防辦門前。
在那些艱難的日子裡，"九号工程"的"老九"們，已記不起有多少次仰天長嘯、壯懷激烈--廣州地鐵的路，為什麼這樣坎坷而艱難？
但"老九"的牌子既然還在，"地鐵"的夢想就不能亡！在衆多同僚心灰意冷、各奔前程之際，有一位年輕的老地鐵人卻選擇了在這個空蕩蕩的院子裡堅守，他就是陳韶章。在那些苦悶彷徨的日子裡，他曾不知多少次在心底裡默默地告訴自己--這8公裡長的隧道，不是結局。這8公裡長的隧道，不能結束！
"十年浩劫"過去後，共和國的航船撥亂反正，重上征途。1978年，在楊尚昆任廣州市市長期間，執著的廣州人，又第五次醞釀着地鐵的上馬。當時的市人防辦主任魏軒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想法：把分散使用的人防資金集中起來幹大事、修地鐵！這個想法，很快便得到了省市上司的支援。于是，1979年，廣州地鐵籌建處正式成立，而"九号工程"的那塊牌子，又悄悄地從越秀山上摘下，挂回了204大院的門前。
這一年，籌建處的人馬滿懷激情地傾巢而出，到國内各大城市考察地鐵。他們不僅如饑似渴地跑遍了北京、天津兩地已經建成的地鐵，而且，還走馬觀花地參觀了具有地鐵意識的哈爾濱人防工事、埋深百米的沈陽人防隧道和鄭州市的環形人防隧道。但此行的結果卻多少有點令人失望，由于當時的全國形勢，各地的地下工程都還仍然局限于一種"平戰結合、人防為主"的指導思想，而對地鐵自身的規律和特點，是普遍仍然未有客觀的認識，是以，這一次風塵仆仆的"北地之旅"，廣州地鐵人，是失望的，仍然未能找到可供廣州地鐵借鑒的模式。
不過此行，卻極其意外地收獲了一個重大的驚喜。後來，在走馬京城時，他們偶然在建設部内發現了一本英文版的資料--一套名為《香港集體運輸計劃深入研究報告》的"天書"。這"天書"，後來是一套幾年前香港地鐵籌建時期各種規劃方案、設計方案的綜合報告。報告中，圖文并茂，議論入微，共分為四卷702頁，洋洋灑灑，簡直就好像是一部世界地鐵的百科全書！一·開這本"天書"，展示在他們面前的，竟然是一套套中國地鐵界前所未聞的、全新的概念、全新的技術方法，這正是"老九"們尋覓多年的真經呵！人人都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們馬上把這套資料借到手，一回到廣州，便馬上組織10多名懂英文的技術人員，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夜以繼日、馬不停蹄地，把它全部·譯了出來。
由于譯本的封面是黃色的，是以，廣州地鐵人便戲稱這一本書為"黃皮書"。
而這一部厚厚的"黃皮書"，無論在當時還是日後，對廣州地鐵的命運前途，可說都産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第一，它使廣州地鐵人第一次懂得了，要如何運用交通工程學的理論來指導地鐵的線網規劃。第二，它開始使廣州地鐵人明白了，如何在一個處于熱帶、亞熱帶的地區去建造一條地鐵。第三，它使廣州地鐵人看到了，現代城市，應怎樣去建設一個大容量的公共交通運輸系統。最後，它還使廣州地鐵人知道了，當時全世界地鐵技術的發展潮流和未來的進步方向。